摘要:80年代初,北京街头巷尾都在议论一个女人的名字——遇罗锦。她因为一场离婚官司被推到风口浪尖,报纸上骂她“忘恩负义”,可她只是想从一段没有感情的婚姻里解脱。黄宗英,这位曾经的电影明星、后来的文学大家,在颁奖会上为她仗义执言,抛出一句振聋发聩的话:都到了八十年代,
80年代初,北京街头巷尾都在议论一个女人的名字——遇罗锦。她因为一场离婚官司被推到风口浪尖,报纸上骂她“忘恩负义”,可她只是想从一段没有感情的婚姻里解脱。黄宗英,这位曾经的电影明星、后来的文学大家,在颁奖会上为她仗义执言,抛出一句振聋发聩的话:都到了八十年代,为什么还容不下一个追求自由的遇罗锦?这件事不仅牵扯出两个女性的命运,更折射出一个时代对婚姻、自由和女性选择的复杂态度。
黄宗英,1925年7月13日生于北京,家境优渥,祖上几代都是清朝进士,父亲黄曾铭是留日归国的机电工程师,母亲是个知书达理的大家闺秀。这样的家庭背景让她从小接触文学艺术,9岁丧父后,家道中落,她跟着大哥黄宗江来到上海,16岁就登上戏剧舞台。1941年,她在曹禺的话剧《蜕变》中首次亮相,崭露头角。1942年,她因主演《甜姐儿》被观众记住,甜美的外形加上灵动的表演,让她得了“甜姐儿”的称号。
1946年,她跨入电影圈,主演《追》,随后在《幸福狂想曲》《乌鸦与麻雀》等影片中大放异彩,与赵丹的合作更是成为影坛佳话。50年代,她进入上海电影制片厂,从演员转型为编剧和作家。60年代起,她专注于报告文学,加入中国作协上海分会,创作了《大雁情》《美丽的眼睛》《小木屋》等作品,关注社会底层,笔触真挚,充满人文关怀,三次摘得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
黄宗英的个人生活也颇具戏剧性:1942年与剧团指挥郭元彤结婚,18天后丈夫因病去世;1946年与南北剧社社长程述尧结婚,1948年离婚;同年与赵丹结婚,婚姻持续到1980年赵丹去世;1993年,她与翻译家冯亦代结婚,携手走过晚年。她的作品和人生,都带着一股不向命运低头的劲儿。
遇罗锦,1946年出生于北京,家境也不简单,父亲遇崇基是日本早稻田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的高材生,母亲王秋林留学日本,是位成功的实业家。1957年,父母被划为右派,家庭从此陷入困境。遇罗锦1961年考入北京工艺美术学校,1965年毕业,但因为家庭背景,艺术梦想被现实掐断。1966年,她因日记被指为“反动言论”遭拘留,之后被送往河北茶淀站清河农场劳动教养三年。1970年农场解散,她被下放到河北临西县插队,生活艰难。
为了生存,她远赴黑龙江,与一个陌生农民结婚,生下一个女儿,但婚姻毫无感情,四年后离婚。1978年,她通过媒人介绍,与北京工人蔡钟培结婚,得以将户口迁回北京。1979年5月,她获平反,回到北京玩具六厂工作,同年10月,哥哥遇罗克的冤案也被平反。遇罗锦的经历与时代紧密相连,她的苦难和挣扎成为“伤痕文学”的缩影。1980年,她发表《一个冬天的童话》,记录了自己的苦难岁月和婚姻经历,真挚的文字引发广泛共鸣,也让她成为那个时代备受争议的人物。
1980年,北京朝阳区人民法院受理了一桩离婚案,原告是遇罗锦,被告是她的丈夫蔡钟培。这桩案子之所以引人注目,不仅因为它是新《婚姻法》实施后的首例离婚案,更因为它触动了当时社会对婚姻、女性和自由的敏感神经。1980年9月10日,全国人大通过新《婚姻法》,明确规定“感情破裂,调解无效,准予离婚”。
这条法律为无数困在无爱婚姻中的人打开了一扇门,也让遇罗锦看到了希望。她与蔡钟培的婚姻始于1978年7月,通过媒人介绍,她看中对方的北京户口和一间小房,他看中她的知识分子身份。婚后,蔡钟培为她奔走,促成户口迁移,还为遇罗克的平反四处托关系,生活看似有了保障。但遇罗锦在婚姻中找不到精神共鸣,她喜欢读书、写作,丈夫却只关心日常琐事,两人的世界如同平行线,毫无交集。
1980年5月,遇罗锦向法院递交离婚诉状,以感情破裂为由要求结束婚姻。蔡钟培坚决反对,认为自己为家庭付出良多,离婚是背信弃义。法院一审于1980年9月25日判决准予离婚,理由是婚姻缺乏感情基础。这一判决引发轩然大波,报纸、广播、街头巷尾都在讨论这件事。
有人支持遇罗锦,认为婚姻不应是感情的牢笼;更多人指责她“忘恩负义”,认为她利用丈夫回城后就“过河拆桥”。《人民日报》刊文批评她道德败坏,新华社内参甚至以《一个堕落的女人》为题,称她行为不端。舆论的压力如潮水般涌来,遇罗锦的住所外常有记者和围观者,她的名字成了争议的代名词。
遇罗锦没有被舆论压倒,她将自己的经历写成报告文学《一个冬天的童话》,1980年在《当代》杂志发表。文章记录了她在北大荒的苦难岁月、两次婚姻的挣扎以及对自由的渴望。她的文字真挚坦诚,细腻地刻画了生活的艰辛和内心的孤独,读者读后既感动又震撼。但这篇文章也让争议升级,有人称赞她勇敢,有人指责她暴露隐私,甚至有报纸称她“不知廉耻”。
1981年,《一个冬天的童话》入围全国报告文学奖,却因“道德争议”被取消资格。颁奖会上,黄宗英作为获奖者,公开为遇罗锦发声。她在上海作协的会场,手持一支钢笔,郑重将其赠予遇罗锦,表达支持。黄宗英提到三十年代的上官云珠,指出那个时代尚能包容一个追求自由的女性,为何八十年代对遇罗锦如此苛刻。这句话迅速传开,引发社会对婚姻自由和女性权益的广泛讨论。
蔡钟培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1981年1月19日,二审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重审后,法院依然判决离婚,但措辞严厉,指责遇罗锦“见异思迁”。一审法官党春源因判决被指“草率”受到降职处分。这场官司不仅改变了遇罗锦的人生,也让新《婚姻法》的实施成为社会焦点。当时,知青返城潮引发大量“为回城而结婚”的现象,许多人生活在无爱婚姻中,遇罗锦的案例让人们开始反思:婚姻到底是为了什么?是生存的妥协,还是感情的契合?黄宗英的发声和遇罗锦的坚持,成了这场讨论的催化剂。
离婚案的尘埃落定并未让遇罗锦的生活平静。1981年,她在杂志社担任美术编辑,继续写作,发表了小说《春天的童话》。这篇作品延续了她一贯的真诚风格,虚构了一段与现实相似的感情故事,引发读者共鸣。但争议依然如影随形,《花城》杂志因刊登此文受到批评,主编和副主编被调离,编辑部全体写检讨。遇罗锦的住所外,记者和围观者从未减少,她的每一步都被放大检视。1981年,她与北京钢铁学院教师吴范军结婚,婚礼低调,只在家中摆了几桌酒席。两人起初相处融洽,但婚姻并未持续太久。
1983年,一位德籍华人出版商邀请遇罗锦赴德国访问。她在柏林接触到更开放的文化氛围,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自由。访问结束后,她选择留在德国,靠翻译和写作维持生计。1992年,她与吴范军因长期分居而离婚。1993年,她与德国人海曼·韦伯结婚,在慕尼黑定居,过上低调平静的生活。她的名字渐渐淡出中国公众视野,成为80年代中国人心中的一段记忆,象征着那个时代对自由的艰难探索。
黄宗英则继续她的文学创作与社会活动。1982年,她创作《小木屋》,记录了女科学家徐凤翔的奋斗故事,展现了对知识女性命运的关注。1994年,69岁的她三次入藏,深入牧民家中,记录高原生活,展现了不服老的韧劲。1993年,她与冯亦代结婚,两人在上海的书房中开启了一段温馨的黄昏恋,持续到2005年冯亦代去世。2016年,她出版《黄宗英文集》,总结了一生的文学成就。2020年12月14日,黄宗英在上海华东医院去世,享年95岁。她的挽联写道:“惊涛时代一女性,宽广银河一颗星”,概括了她传奇的一生。
遇罗锦与黄宗英的故事,交织在80年代的思想解放浪潮中。她们的选择与坚持,挑战了传统的婚姻观念,也推动了社会对女性权益的思考。黄宗英的那句质问,如同一盏明灯,照亮了时代对自由的渴望,也让人们重新审视女性的选择权。
遇罗锦的离婚案和黄宗英的仗义执言,像是80年代的一场风暴,掀开了婚姻与自由的讨论。你怎么看遇罗锦的选择?觉得她勇敢还是“忘恩负义”?黄宗英的发声又让你想到什么?快来留言说说你的想法,咱们一起聊聊那个年代的故事!
来源:正义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