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村口那棵歪脖杨听到消息的时候，我和老陈头正在树下喝酒。他说喝的是二锅头，但其实是他自己酿的高粱，辣得眼睛都睁不开。

村口那棵歪脖杨听到消息的时候，我和老陈头正在树下喝酒。他说喝的是二锅头，但其实是他自己酿的高粱，辣得眼睛都睁不开。

“听说了吗，云娃考上北京那个医科大学了。”

老陈头咂咂嘴，把烟灰弹在了自己的裤腿上。他没说话，就那么看着我，眼神里有点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我点点头，努力控制着自己的表情，但嘴角还是不自觉地上扬。我女儿，我那个从小就瘦瘦小小、书包比人还大一圈的闺女，考上了北京的医科大学。这个消息在我心里已经盘旋了一天一夜，我睡不着，也吃不下，就像有一群蜜蜂在胸口嗡嗡作响。

“摆席吗？”老陈头突然问。

我愣了一下。在我们这个不大不小的村子里，有喜事就要摆席，这是规矩。孩子满月摆席，老人过寿摆席，盖新房摆席，哪怕是买了新三轮车，也要请几桌。这些年，我在村里的席面上吃了不知道多少顿饭，也送了不知道多少个红包。

可我家不一样。自从我媳妇走后，我和云娃就过着紧巴巴的日子。我在县城的建筑工地上打零工，一天能挣一百多，遇到雨天就没活干。闺女的学费就够呛，哪有多余的钱摆席？

可是…

“摆。”我突然下定了决心，把酒一饮而尽，“摆大席。”

老陈头盯着我看了半天，然后摇摇头，什么都没说。

我借钱的事儿很快就传遍了整个村子。老李头家开小卖部的儿子，刚高中毕业就去城里开卡车，每月能挣上万。他笑着给我递了两千块钱，说是随份子，让我有困难就开口。

我接过钱，塞进衣服内侧的口袋，那里还装着昨天从信用社借的五千块。

“闺女考上大学，这是头一份喜事，怎么着也得风风光光地办一场。”我对每个问起的人都这么说。其实心里明白，大家心里都有数，我这十几年来到底过得什么日子。

村西头的塑料大棚搭起来的时候，太阳正晒得人睁不开眼。我亲自去县城最大的酒楼订了十桌席面，又买了整整两箱的茅台，不是那种勾兑的，是真货。

云娃站在门口，双手紧紧地攥着自己的衣角，眼睛里全是担忧。“爸，用不着这样的，真的不用。”

我蹲下身子，帮她理了理额前的碎发。她长得像她妈，眉眼间有种特别倔强的神气，安静的时候看起来特别乖，但骨子里比谁都固执。

“闺女，爸爸这辈子没给你妈妈什么好日子过，也没给你买过什么好东西。”我笑了笑，喉咙有些发紧，“但你考上大学这件事，必须得风风光光的。”

她看着我，眼睛红红的，突然扑到我怀里。我感觉肩膀湿了一小块。

“你放心，以后我当大夫了，挣了钱都给你。”她在我耳边小声说。

我点点头，眼前忽然有些模糊。县城的酒楼老板昨天问我要不要配个DJ，搞得热闹点。我大手一挥，说全都要，要最好的。

流水席定在七月十五那天，正好是云娃拿到录取通知书的日子。我起了个大早，穿上了结婚时候买的那套西装，袖口和领子都有些发旧，但好在还算干净。

云娃也穿得特别整齐，一条白色的连衣裙，是她妈在世的时候给她买的。那时候她才七八岁，衣服大了好几号，放在箱底压了这么多年，现在刚好合身。

“爸，你看我漂亮吗？”她转了个圈，裙角像花朵一样舒展开来。

我点点头，觉得喉咙有些发紧，说不出话来。

中午十一点刚过，大棚里的圆桌都摆好了，每张桌上都铺着崭新的红桌布，中间放着一个玻璃转盘。我让云娃站在门口迎客，自己则在里面来回走动，检查着每一个细节。

十一点半，除了帮忙的几个远房亲戚，还没有一个客人来。

十二点，来了两桌人，都是我打工时认识的工友，带着家人，一脸局促地坐在角落里。

十二点半，陆陆续续又来了三桌，大多是娃娃们的同学和老师。

一点钟，十桌席面只坐了不到一半的人。

我的脸上还挂着笑，但心里却凉了半截。村里这么多年的份子钱，这么多年的人情往来，到头来却没几个人来捧场。

有人说是因为那天县城有个展销会，送锅送碗的那种。也有人说是因为天太热，老人家出不了门。还有人说是因为云娃的考试成绩太出人意料，让很多人心里不太舒服。

我不知道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只知道那天我站在大棚门口，看着那些空荡荡的桌子，心里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地刺了一下。

云娃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到了我身边，她的手轻轻握住了我的手。她什么也没说，就那么安静地站着，好像在告诉我，没关系，她明白。

酒过三巡，来的客人都吃饱喝足，陆续散了。我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大棚里，面前放着一瓶开了封的茅台，酒才喝了一小半。

老陈头不知道什么时候走了进来，在我对面坐下，自己倒了一杯酒。

“你这人啊，”他摇摇头，“犟得很。”

我没吭声。

“这年头，谁家娃考上大学不是悄悄地办？”老陈头看着我，“整这么大排场，让人家怎么想？”

我猛地抬起头：“我女儿考上北京医科大学，我骄傲，我自豪，我有什么不能办的？”

老陈头叹了口气：“不是不能办，是你这么办，让别人的孩子怎么想？赵家二丫头也考上大学了，就去了省城的师范，他们家连个鞭炮都没放。你这一下子摆十桌，人家不就脸上挂不住了吗？”

我愣住了。原来如此。

“再说了，”老陈头继续道，“你家娃上大学要花多少钱？这十桌酒席得花多少？你现在风光，以后怎么过？”

我低下头，看着那瓶茅台，心里又酸又涩。

那天晚上，云娃帮我收拾残局到很晚。大棚拆了，桌椅还了，剩下的菜打包了一大堆，放在冰箱里估计得吃一个星期。

她蹲在院子里洗手的时候，突然问我：“爸，你后悔吗？”

我摇摇头：“不后悔。”

“可是，”她咬着嘴唇，“村里人都说咱们家太张扬了。”

我叹了口气，在她身边蹲下：“闺女，你记住，在这个村子里，有人考上高中就了不起，考上大专就是状元，你考上了北京的医科大学，这辈子可能就你一个。爸爸想让所有人都记住这一天，记住我们家出了个了不起的大学生。”

她的眼睛亮亮的，像是星星落在了里面。

“再说了，”我笑了笑，“你这一走，至少四年八年不回来，爸爸想趁你还在家的时候，风风光光地办一场，也是给自己留个念想。”

她突然扑到我怀里，紧紧地抱住我。我感觉肩膀又湿了一块。

送云娃去北京的那天，我特意穿上了那件洗得发白的格子衬衫，就是她妈生前最喜欢我穿的那件。云娃的行李不多，一个大箱子，一个背包，里面装的除了衣服就是书，还有几包家乡的零食。

火车站的站台上挤满了人，有送孩子上大学的，有外出打工的，还有回城探亲的。我站在人群中，感觉自己就像是一棵即将被连根拔起的老树，心里空落落的。

“爸，我走了。”云娃站在车门口，朝我挥手。

“去吧，好好学习。”我点点头，努力控制着自己的声音不要发抖。

火车缓缓启动，云娃趴在窗口，泪水顺着脸颊流下来。我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地看着火车越走越远，直到彻底消失在视线里。

回村的路上，我在县城的银行取了三千块钱，装在信封里，和云娃的录取通知书一起，小心翼翼地锁在了家里的抽屉深处。我想，这点钱总能帮她度过最初的难关。

云娃走后的日子，一天比一天难熬。我依旧在工地上干活，每天早出晚归，偶尔会收到她从北京寄来的信。她的字越写越漂亮，内容却很简单，不外乎是学习忙，生活好，让我不要担心。

有时候我会收到她打来的电话，大多是在周末，讲述她在学校的点点滴滴。听她说话的时候，我总是笑着，即使她看不见。

三年过去了，她的电话越来越少，信也不常寄了。我知道，医学院的课业很重，实习更忙，她能抽时间想起我，已经很不容易了。

村里人都说我家闺女肯定是在北京找了对象，毕业了就不会回来了。我笑笑不说话，心里却有种隐隐的预感，她不会留在北京的。

果然，在她大四那年，她打电话来说，想回老家县医院工作。

“为什么？”我问她，“北京不是有医院想要你吗？”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是她轻轻的声音：“爸，我想回来，想离你近一点。”

我没再说什么，只是重重地”嗯”了一声，挂掉电话后，一个人在院子里抽了一夜的烟。

云娃回来的那天，我去县城的汽车站接她。她比上大学前高了不少，皮肤白了，头发剪短了，整个人看起来特别精神。

她一下车就扑进我怀里，像小时候那样紧紧地抱住我。我拍拍她的背，感觉自己的眼眶有些发热。

“爸，我回来了。”她在我耳边小声说。

县医院离家不远，骑电动车半小时就到。云娃在医院分了一套单身宿舍，虽然不大，但收拾得很干净。她工作很忙，经常加班到很晚，有时候甚至整夜不回来。

村里人都知道了云娃回来当医生的事，有头疼脑热的，都喜欢去找她看病。她从来不嫌麻烦，对每个病人都特别耐心，有时候还会自己掏钱给买药。

慢慢地，她在县里有了名气，不仅是因为她的医术好，更因为她的心好。

真正让我意外的是，在云娃回来的第三个月，村里突然爆发了一场怪病。起初只是几个老人感觉头晕恶心，后来越来越多的人出现同样的症状，甚至有人昏倒在地。

县医院忙得不可开交，医生护士都被调去支援。云娃那段时间几乎没回过家，天天住在医院，连饭都顾不上吃一口热的。

村委会的广播天天响，让大家不要喝井水，不要吃没洗干净的蔬菜。可病人还是越来越多，整个村子笼罩在一种恐慌的气氛中。

第十天的晚上，我在医院门口等到了下班的云娃。她看起来疲惫极了，眼睛红红的，脸色苍白得吓人。

“闺女，回家休息吧。”我心疼地说。

她摇摇头：“爸，我刚拿到化验结果，村里的井水被污染了，里面有重金属。”

我愣住了：“怎么会？”

她咬着嘴唇：“我怀疑是村西头的那个小作坊，他们偷偷排放废水。”

我倒吸一口凉气。那个小作坊是村长的亲戚开的，这几年赚了不少钱，全村人都敬着他们。

“你有证据吗？”我小声问。

她点点头：“我已经把水样送去省城检测了，结果很快就出来。”

第二天一早，云娃就出发去了省城，带着那份检测报告直接去了环保局。三天后，村西头的小作坊被查封了，几个负责人被带走调查。

这件事在村里引起了轩然大波。有人说云娃多管闲事，有人说她不给村里人面子，还有人骂她忘恩负义，不知道是谁当年给她爸介绍的工作。

我担心她会受委屈，特意去医院看她。她正在给一个老奶奶量血压，看到我来了，朝我笑了笑，那笑容特别平静，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闺女，村里人说的那些话，你别往心里去。”我忍不住说。

她摇摇头：“爸，我是大夫，救人是我的本分。那些废水再排下去，不知道要害多少人。”

我看着她坚定的眼神，突然觉得，这个当年瘦瘦小小的女孩，已经长大成人了。

转眼间，云娃回来已经十年了。县医院的内科主任退休后，她接任了这个职务。村里的那口井早就封了，自来水通到了每家每户。当年那场怪病过后，村里人对云娃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从最初的不理解到后来的尊敬和敬畏。

今年春节前，县里突然决定要在村里建一个卫生站，专门服务老人和孩子。云娃主动请缨，每周抽一天时间去坐诊。

卫生站选址的那天，我陪着她一起去看地方。走过村口那棵歪脖杨的时候，老陈头正坐在树下乘凉，看到我们，连忙站起来。

“云丫头回来了？”他笑呵呵地问，眼睛眯成一条缝。

云娃点点头，叫了声”陈爷爷”。

老陈头拉着她的手，絮絮叨叨地说起了家长里短，最后突然问了一句：“丫头，你当年为啥要回来？北京不是挺好的吗？”

云娃看了我一眼，然后笑了：“因为这里是我的家啊。”

老陈头愣了一下，然后突然哈哈大笑起来：“好啊，好啊，难怪你爸当年非要摆那个流水席，原来是早就知道你会回来。”

我摇摇头，没有解释。其实我当年哪里知道她会回来，我只是想给她一个骄傲的理由，让她知道，不管走到哪里，家乡永远是她的骄傲。

而现在，她成了家乡的骄傲。

卫生站落成的那天，全村的人都来了。不像十年前的流水席，这次是真真正正的人山人海。每个人脸上都带着笑，说着各种吉利话。

我站在角落里，看着穿着白大褂的云娃被村民们团团围住，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满足感。

老陈头不知道什么时候凑了过来，塞给我一支烟：“认栽吧，当年你借钱摆席，是真有魄力。”

我笑笑，没接那支烟：“不是魄力，是信心。”

“信心？”老陈头一脸茫然。

“对，”我点点头，“我相信我闺女，不管她去哪里，都会让人刮目相看。”

老陈头看了我半天，然后重重地拍了拍我的肩膀，什么也没说，转身走开了。

我站在那里，望着远处忙碌的云娃，想起了十年前那个穿着白裙子的小姑娘。岁月真是神奇的东西，它带走了一个懵懂的女孩，还给我一个坚强勇敢的女人。

卫生站门口，几个老人正坐在长椅上晒太阳。其中一个是当年没来参加流水席的村长，如今已经满头白发。他远远地朝我招手，脸上带着和善的笑容。

我笑着点点头，突然想起来，十年前借钱给我摆席的那些人，我还一直没还。不过，看着眼前这个场景，我想，他们应该不会在意那些钱了吧？

因为我女儿，已经用她的方式，还给了整个村子。

来源：番茄聊八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