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晚饭后，电视机的音量被调到35。这个数字，不高不低，是妻子小芳和我之间无声的妥协，刚好能盖过她刷碗的哗哗水声，又不至于吵到隔壁房间已经睡下的儿子乐乐。我盯着屏幕上闪烁的广告，心里却像被一团湿棉花堵着，闷得发慌。

晚饭后，电视机的音量被调到35。这个数字，不高不低，是妻子小芳和我之间无声的妥协，刚好能盖过她刷碗的哗哗水声，又不至于吵到隔壁房间已经睡下的儿子乐乐。我盯着屏幕上闪烁的广告，心里却像被一团湿棉花堵着，闷得发慌。

抽屉被拉开的轻微声响传来，我眼角的余光瞥见小芳正摩挲着一本褪色的相册，最终目光停留在我们那张初中毕业照上。我知道她在看谁。

李伟要回来了。

这个消息像一阵风，三天前就在我们这个小小的村庄里刮遍了。开着上百万的豪车，在县城最大的酒店包了三层，衣锦还乡。他是我们村飞出去的第一只金凤凰，也是我曾经最好的兄弟。

村口的王大爷唾沫横飞地描述着那辆他叫不上名字的黑色轿车，“四个圈，锃亮！比乡长的车气派多了！”

我爹坐在院里的老藤椅上，吧嗒吧嗒地抽着旱烟，烟雾缭绕，看不清表情。我问他：“爹，李伟回来了，您知道不？”

他沉默着，只是把烟锅在鞋底上磕了磕，烟灰散了一地。这种反常的沉默，比任何话语都更沉重。

小芳从厨房里探出头，擦着手，小心翼翼地开口：“强子，李伟回来了，咱们……是不是该去看看？毕竟你们以前那么好。”

“看什么看？”我没好气地顶了回去，“人家现在是大老板，哪还认得我们这些穷哈哈。”

“话不能这么说，”小芳走过来，把电视音量调低了两格，“以前你俩穿一条裤子，他小时候掉河里，还是你爹给捞上来的呢。这情分……”

“情分？”我冷笑一声，站起身在客厅里踱步，“情分能值几个钱？人家现在是家产千万，我呢？守着这几亩薄田，一年到头刨不出个响。我去，是去自取其辱吗？”

小芳叹了口气，欲言又止：“强子，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就是觉得，也许……”她最终还是没把话说完，只是默默地收拾着桌上的残羹。

那句没说完的话，像一根细小的刺，扎在我心里。也许什么？也许人家还念旧情？也许人家能拉我一把？这种想法让我感到一阵屈辱的燥热。我，王强，三十好几的人了，难道还要靠别人的施舍过日子？

第二天，李伟的车队真的开进了村。村里像过节一样热闹，鞭炮从村头响到村尾。我躲在自家二楼的窗户后面，像个见不得光的贼。我看见李伟从车上下来，西装革履，头发梳得油光锃亮，和我记忆里那个留着寸头、满身泥巴的少年判若两人。他被村长和一众长辈簇拥着，满面春风地发着烟，说着客套话。

他的目光扫过人群，扫过一排排熟悉的旧房子，甚至在我家门口那棵老槐树上停留了片刻。

然后，他径直从我家门口走了过去，没有丝毫停留。

那一刻，我感觉全身的血液都凝固了。我紧紧攥着窗框，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

接下来的三天，成了我人生中最漫长的三天。李伟在村里大摆筵席，宴请全村老小。他给村小学捐了款，给敬老院送了慰问品，甚至给每家每户都发了米和油。整个村子都沉浸在一种近乎谄媚的狂欢里。

我家的门，他一次也没踏入。

在路上碰到，他会和身边每一个人点头哈腰，热情地打招呼，唯独在看到我时，目光会瞬间移开，仿佛我是一团空气。

小芳劝我：“你主动去说句话能怎么了？低个头不丢人。”

“我不！”我梗着脖子，眼睛发红，“他凭什么这么对我？我王强是偷了还是抢了？他装不认识我，我还非得贴上去？”

争吵在狭小的家里反复上演。儿子乐乐被我们吓得不敢出声，抱着小板凳躲在角落里。我爹的烟抽得更凶了，整天整天的不说话。电视机的音量，被我烦躁地调到40，又被小芳默默地调回35。这个数字，像一道刻度，标记着我们家压抑的氛围。

第四天早上，李伟要走了。我没去送，我丢不起那个人。我把自己关在屋里，听着外面汽车引擎的轰鸣声和人们的告别声，心里五味杂陈。

“强子！强子！”小芳突然在楼下大喊，声音里带着一丝惊慌。

我冲到窗边，看到李伟那辆黑色的轿车，竟然停在了我家门口。车窗缓缓降下，露出李伟那张我既熟悉又陌生的脸。他没有看我，而是隔着车窗，对着院子里的小芳，递出了一个厚厚的牛皮纸信封。

他什么话也没说。

小芳愣在原地，没敢接。

李伟把信封放在了院门口的石墩上，然后深深地看了我们家二楼的窗户一眼。那眼神很复杂，有无奈，有歉意，还有一丝我读不懂的悲伤。

接着，车窗升起，绝尘而去。

只留下那个静静躺在石墩上的信封，和呆若木鸡的我们。

第一章

信封像一块烙铁，烫得我心慌。

小芳把它拿进屋，放在了堂屋的八仙桌上。那是一个最普通不过的牛皮纸信封，甚至边角都有些磨损，但此刻，它却像一个潘多拉魔盒，吸引着全家人的目光，又让每个人都心生畏惧。

“打开看看吧。”小芳的声音很轻，带着试探。

“不看！”我几乎是吼出来的，胸口剧烈起伏着，“他这是什么意思？施舍吗？他以为他是谁？在全村人面前羞辱了我三天，临走给点钱，是想买我的尊严吗？”

我的声音在空荡荡的屋子里回响，震得窗户玻璃都嗡嗡作响。

我爹一直没说话，他站起身，走到桌边，拿起那个信封，用粗糙的手指摩挲着。他浑浊的眼睛盯着信封，看了很久很久，然后又把它放回原处，转身走回自己的房间，关上了门。

这个动作比任何语言都更有分量。我知道，我爹和我一样，心里那道坎过不去。

“强子，你别这么犟。”小芳的眼圈红了，“也许……也许不是你想的那样呢？万一……万一里面是别的东西呢？”

“还能是什么？不是钱是什么？”我自嘲地笑了，“一张旧照片？一封叙旧的信？他李伟现在日理万机，有那个闲工夫？”

那晚，我们又吵架了。或者说，是我单方面的咆哮和小芳无声的流泪。

“咱们家乐乐马上要上小学了，县里的学校哪个不要择校费？你爹的腿，一到阴雨天就疼，医生说要好好看看，钱呢？咱家哪有钱？”小芳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针一样扎在我心上。

“钱钱钱！你就知道钱！”我激动地挥舞着手臂，“没了钱就活不了了吗？我就是去借，去贷款，也不要他这不明不白的钱！”

“借？你找谁借？上次你二叔家盖房子，我们把最后两万块钱都拿出来了，现在好意思开口吗？强子，你醒醒吧！这不是尊严的问题，是活下去的问题！”

“够了！”我打断她，情绪激动时，句子短得像刀子，“别说了！”

屋子里的空气凝固了。乐乐“哇”的一声哭了出来，他从没见过我发这么大的火。小芳赶紧跑过去抱住他，一边拍着他的背，一边用一种近乎绝望的眼神看着我。

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像个彻头彻尾的混蛋。

温情总是在争吵最激烈后不期而至。小芳抱着哭累了睡着的乐乐，轻轻把他放在床上，盖好被子。她走出来，没有再看我，而是倒了一杯温水，放在我手边，然后默默地开始收拾被我激动时碰倒的椅子。

我看着她的背影，喉咙发紧。我知道她说的都对，可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

那个信封，就在桌子上静静地躺了三天。它成了我们家新的禁忌，谁也不提，但谁也无法忽视。电视机的音量依然是35，但再也盖不住家里死一样的寂静。

第四天，乐乐发高烧了。

小脸烧得通红，说胡话，体温计的红线飙升到39度8。村里的卫生所医生看了看，直摇头，说：“快去县医院，别是肺炎，耽误不得！”

我脑子“嗡”的一声，什么尊严，什么面子，瞬间被抛到了九霄云外。我背起乐乐就往外冲，小芳在后面哭着喊：“钱！强子，家里的钱不够！”

我脚步一顿，全身冰凉。

我们家所有的积蓄，上次给二叔应急后，只剩下不到三千块。去县医院，挂号、检查、拿药、如果再要住院……那是个无底洞。

我的目光，不由自主地投向了桌上那个信封。

小芳也看着它，眼神里充满了挣扎和祈求。

我咬着牙，浑身都在颤抖。去拿那个信封，就等于承认了我的失败，承认了我在李伟面前彻底抬不起头。

“爸爸……难受……”背上的乐乐发出了微弱的呻吟。

这声呻吟，像一把重锤，彻底击碎了我那点可怜的自尊。

我冲到桌前，一把抓起信封，手抖得几乎撕不开。小芳过来帮忙，我们俩合力，终于撕开了一道口子。

一沓厚厚的、崭新的人民币，从里面露了出来。红得刺眼。

我把钱胡乱塞进口袋，背着乐乐冲出家门，发动了那辆破旧的三轮车。小芳坐在后面，紧紧抱着孩子。风刮在脸上，像刀子一样。我不知道脸上是风吹出的泪，还是自己不争气的眼泪。

我只知道，从我拿起那个信封开始，我和李伟之间，就再也回不去了。

到了县医院，挂急诊、化验、拍片子，一系列流程走下来，我口袋里的钱像流水一样花了出去。诊断结果是急性肺炎，必须立刻住院。

我拿着缴费单，看着上面那个四位数的金额，手心全是汗。刚刚从信封里拿出的钱，已经去了一半。

小芳抱着乐乐在输液室里，我隔着玻璃看着他们。乐乐的小手扎着针，眼角还挂着泪痕。小芳的脸色苍白，眼神空洞。

我走到医院的楼梯间，点了一根烟。这是我几个月来第一次抽烟。烟雾呛得我直咳嗽，眼泪也跟着流了出来。我恨自己的无能，恨生活的逼迫。

就在这时，我的手机响了。是一个陌生的号码。

我划开接听，声音沙哑地“喂”了一声。

电话那头传来一个熟悉又遥远的声音：“强子，是我，老班长。”

是我们的初中班长，张涛。他毕业后就去了外地，我们十几年没联系了。

“班长？你怎么……”

“我听李伟说你家里的事了。他前两天给我打电话，说你可能会需要帮忙，给了我你的号码。”张涛的声音很诚恳，“强子，你别多想，兄弟们没有别的意思。李伟他……他其实有苦衷。”

苦衷？我冷笑。他能有什么苦衷？

“你儿子怎么样了？李伟说可能要去县医院。钱够不够？我这里给你准备了点。”

我捏着手机，说不出话来。

“强子？你在听吗？”

“……够了。”我从牙缝里挤出两个字。

“那就好。你听我说，李伟他不是你想的那样。他这次回来，其实是……唉，算了，他让我别多说。总之，你别怪他。他心里一直把你当最好的兄弟。”

最好的兄弟？最好的兄弟会当着全村人的面，让我下不来台？

挂了电话，我心里的疑团更大了。李伟到底在搞什么鬼？

第二章

乐乐住院的第一个晚上，我守在病床边，一夜没合眼。小芳白天累坏了，靠在椅子上睡着了。病房里很安静，只有输液瓶里药水滴落的“嘀嗒”声，和乐乐平稳下来的呼吸声。

我看着儿子熟睡的脸，心里一阵后怕，一阵酸楚。如果不是李伟的钱……我不敢想下去。

钱，这个我曾经最不屑于谈论的东西，此刻却成了我唯一的救命稻草。

第二天，我让小芳先回家去看看我爹，顺便带点换洗衣物。她临走时，把那个信封剩下的钱和一张纸条塞给了我。

“这是信封里所有的东西。”

我打开那张对折的纸条。上面是李伟龙飞凤舞的字迹，和上学时一模一样。

纸条上只有一句话：

“强子，这钱是还给你爹的。二十年前，他救了我一命。”

我愣住了。

二十年前？救命？

我的思绪瞬间被拉回到遥远的童年。那年夏天，村里的河水涨得很高。我和李伟，还有几个小伙伴去河边摸鱼。李伟不小心滑进了一个深水涡，一下子就被卷了进去。我们都吓傻了，只有我爹，当时正在河边洗农具，他想也没想就跳了下去，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李伟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李伟的父母当时提着鸡蛋和布料来感谢，被我爹婉拒了。我爹说：“一个村住着，娃儿们的事，说啥谢不谢的。”

这件事，我几乎已经忘了。没想到，李伟还记得。

所以，他不是在施舍我，他是在报恩？

可如果是在报恩，他为什么要做得如此决绝？为什么要在村里对我视而不见，用这种近乎羞辱的方式把钱给我？

我的脑子乱成一团麻。

这时，乐乐醒了，他看着我，小声说：“爸爸，我想回家。”

我摸了摸他的头，鼻头一酸：“乐乐乖，等病好了，爸爸就带你回家。”

他似懂非懂地点点头，然后突然问我：“爸爸，你是不是不喜欢李伟叔叔？”

我愣住了，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乐乐继续说：“幼儿园的老师说，好朋友就是要互相帮助的。李伟叔叔帮助了我们，你为什么还不高兴？”

孩子无意识的话语，像一把锥子，狠狠刺痛了我。是啊，我为什么不高兴？我在意的，究竟是李伟的态度，还是我自己那点可悲的、一文不值的面子？

成年人的世界，沉默有时比耳光更伤人。李伟的沉默像一记重拳打在我脸上，而我，却因为这记重拳，差点耽误了儿子的病。

我深吸一口气，对乐乐说：“爸爸没有不高兴。爸爸只是……只是不知道该怎么谢谢李伟叔叔。”

这是我第一次，对自己承认了我的窘迫和无力。

下午，小芳来了，带来了我爹炖的鸡汤。她的眼睛还是肿的。

“爹他……知道了。”小芳低声说，“我把纸条给他看了。他一个人在院子里坐了半天，一句话没说。”

我心里一沉。

“他还让我给你带了句话。”

“什么？”

“他说，‘人情归人情，道理归道理。钱，该用就用，但这个人情，咱们要想办法还。’”

我爹就是这样的人。一辈子活得硬气，从不肯欠别人分毫。

“我知道了。”我点点头，心里有了决定。

等乐乐的病情稳定下来，我就去找李伟，当面问清楚。我要把剩下的钱还给他，告诉他，他父亲的救命之恩，我们家用别的方式来还。不是用这种居高临下的方式。

然而，计划赶不上变化。

乐乐的病情出现了反复。医生说，细菌感染引起了并发症，需要用一种进口的特效药。那种药，非常贵，而且县医院没有，要去市里的大医院才有。

这个消息，如同晴天霹雳。

小芳当场就哭了。我扶着她，感觉自己的腿也在发软。

“医生，大概……大概需要多少钱？”我颤抖着问。

医生看了我们一眼，叹了口气：“连住院带用药，你们至少要准备五万块。而且越快越好。”

五万。

这个数字像一座大山，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李伟给的信封里，总共是两万块。我们东拼西凑，也就能再拿出几千。剩下的缺口，怎么办？

我再次想到了借钱。我把所有能想到的亲戚朋友都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可是，在这个小小的村庄里，谁家能一下子拿出几万块的闲钱？就算有，我凭什么让人家借给我？

那几天，我像个疯子一样打电话。得到的答复大多是委婉的拒绝和无力的安慰。

“强子啊，不是二叔不帮你，实在是……你弟媳妇刚生了娃，到处都要用钱。”

“哥，我这刚买了房，每个月房贷都压死人了……”

“王强，我们家也困难啊……”

一次次的碰壁，让我心力交瘁。尊严，在现实面前，被碾得粉碎。

小芳看着渐憔悴，默默地拿出她的嫁妆——一个金手镯。那是她母亲留给她的遗物。

“把它当了吧。”她把手镯塞到我手里，别过脸去，肩膀微微颤抖，“总能换点钱。”

我握着那个还带着她体温的手镯，感觉有千斤重。我一个大男人，竟然要靠变卖妻子的嫁妆来救儿子。我用力地吞咽，感觉喉咙里像堵着火。

“不行！”我把手镯还给她，“这是妈留给你唯一的念物，不能当！”

我们俩在医院走廊上拉扯，像两个无助的孩子。

就在我快要绝望的时候，我的手机又响了。还是那个陌生的号码，还是班长张涛。

“强子，我没别的意思，就是问问孩子怎么样了。”

我再也撑不住了，对着电话，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哽咽得说不出话来。

张涛在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然后说：“强子，你听我说。你现在立刻去市里最好的儿童医院，我已经联系好了那里的主任。所有费用，你都不用管。李伟已经全部安排好了。”

“什么？”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李伟他……他早就料到可能会有这一步。他怕你拉不下脸，所以才让我来跟你说。他给你那两万块，是怕直接给太多，你更不会要。他知道你的脾气。”

我的大脑一片空白。

“强子，李伟这次回来，不光是为了衣锦还乡。他……他自己也出事了。”

第三章

“李伟出事了？”我握着电话，声音都在发抖，“他出什么事了？”

“电话里说不清楚。总之，你先顾好孩子。记住，去市里，找儿童医院的刘主任，提我的名字就行。”张涛的语气很严肃，“别再犟了，强子，现在救孩子要紧！”

挂掉电话，我靠在墙上，感觉天旋地转。

李伟，那个在我眼中高高在上、春风得意的李伟，他自己也出事了？他一边处理着自己的麻烦，一边还在为我儿子的病铺路？

小芳走了过来，扶住我：“强C子，怎么了？谁的电话？”

我看着她，嘴唇动了动，却不知道该从何说起。这一切太颠覆我的认知了。我一直以为，这是一场穷兄弟和富豪同学之间的尊严之战。到头来，却可能是一个人在默默地守护另一个人。

我们没有时间犹豫。当天下午，我们就办了转院手续，包了辆车，连夜赶往市里。

坐在颠簸的车里，我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夜景，心里乱如麻。我把张涛的话告诉了小芳，她也震惊得说不出话来。

“他……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小芳喃喃自语，“他明明可以当面跟我们说清楚的。”

是啊，为什么？如果他真的在乎我们这份友情，为什么不肯亲口解释一句？为什么非要用这种会引起巨大误会的方式？

我的脑海里，反复回想着李伟临走时那个复杂的眼神。

到了市儿童医院，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找到了刘主任。没想到，一切都像张涛说的那样顺利。刘主任立刻安排了最好的病房，组织专家会诊。乐乐被送进了一系列检查室。

我和小芳坐在空无一人的病房里，看着窗外陌生的城市灯火，感觉像在做梦。

“强子，”小芳忽然开口，“你说，会不会是我们……误会他了？”

我没有回答。但心里那堵坚硬的墙，已经开始出现裂痕。有些尊严，除了自己，没人看得见，也一文不值。我为了那点可笑的自尊，差点酿成大错。而李伟，他看穿了我的自尊，并用一种笨拙的方式，试图保护它。

第二天，检查结果出来了。情况比想象中要好，虽然感染严重，但还没有伤及根本，只要及时用药，完全可以康复。

我和小芳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一半。

刘主任把我叫到办公室，他递给我一张住院费用清单的预缴单，上面已经盖了“已缴费”的章。

“李先生已经把所有费用都预存了，你们安心给孩子看病就行。”刘主任说。

我看着那张单子，上面的数字让我头晕目眩。

“刘主任，”我鼓起勇气问，“您知道……李伟他，到底出了什么事吗？”

刘主任看了我一眼，犹豫了一下，说：“商业上的事，我们也不太懂。只知道他最近压力很大。他太太上个星期刚在这里做完手术。”

“他太太？”我更惊讶了，“他结婚了？他太太怎么了？”

“具体的病况不方便透露。总之，不是很乐观。”刘主任叹了口气，“他自己公司一堆事，还要照顾爱人，还要操心你们。小伙子，你这个朋友，没得说。”

我走出主任办公室，感觉像是被人迎头打了一闷棍。

我一直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抱怨着自己的不如意，嫉妒着他的风光。我以为他的人生是康庄大道，鲜花着锦。却不知道，他也在自己的泥潭里挣扎，甚至比我更难。

我回到病房，看到小芳正在笨拙地用手机查着什么。

“你在干嘛？”

“我想给你爹打个视频，让他看看乐乐，可这个东西我怎么也弄不明白。”小芳 frustrated地戳着屏幕。

我拿过手机，一步一步地教她。怎么打开微信，怎么找到视频通话，怎么调整摄像头。小芳学得很慢，一个简单的步骤要重复好几遍。我心里烦躁，刚想发火，却突然想起了刘主任的话。

李伟，他面临着那么大的困境，却依然记得我们。而我，连教自己妻子用一下手机的耐心都没有。

我深吸一口气，放缓了语气，耐心地又演示了一遍。

“哦……哦！是这样！”小芳终于学会了，脸上露出了笑容。

视频接通了，我爹那张布满皱纹的脸出现在屏幕上。他看到病床上精神好了很多的乐乐，浑浊的眼睛里泛起了泪光。

“好……好就好……”他反复说着。

挂了视频，小芳看着我，轻声说：“强子，我们给他打个电话吧。”

我知道她说的是谁。

我拿出手机，找到了张涛发给我的那个属于李伟的号码。我的手指在拨号键上悬了很久，却迟迟没有按下去。

我该说什么？说谢谢？说对不起？还是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

就在我犹豫的时候，病房的门被推开了。

一个陌生的女人走了进来。她看起来三十岁左右，面容憔悴，但衣着得体。她的目光在病房里扫了一圈，最后落在我身上。

“请问，你是王强吗？”她开口，声音沙哑而疲惫。

“我是。请问你是？”

“我姓林，是李伟的妻子。”

第四章

李伟的妻子？

我和小芳都愣住了。我们想象过无数种和李伟再次交集的方式，却从没想过会是他的妻子找上门来。

林女士（我不知道她的名字，只能这么称呼）的脸色很苍白，嘴唇没有一丝血色，看得出来，她确实刚经历了一场大病。

“你们好，冒昧来访，请别介意。”她微微颔首，显得很有礼貌，但眉宇间是化不开的疲惫，“我刚做完复查，听说你们也在这家医院，就过来看看孩子。”

她的目光转向病床上的乐乐，眼神变得柔和了许多。

“孩子很可爱。”她轻声说。

“谢谢……谢谢李总和他太太的关心。”小芳赶紧说，有些手足无措。

“叫我林蔓就好。”她苦笑了一下，“也别叫他李总了，他现在……什么都不是了。”

我和小芳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震惊。

林蔓在床边的椅子上坐下，仿佛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她沉默了片刻，似乎在组织语言。

“我知道，你们肯定有很多疑问。关于李伟为什么那么做。”她看着我，眼神很平静，“其实，没有那么复杂。他只是……太笨了。”

接下来，林蔓用一种平静到近乎残酷的语气，为我们揭开了所有的谜团。

原来，李伟的公司，在半年前就出现了致命的危机。因为一个错误的投资决策，资金链断裂，欠下了巨额债务。他一直在苦苦支撑，变卖了名下的房产、豪车，四处求人，但都无济于事。

“他这次回村，开的那辆车是租的，摆的酒席是跟酒店赊的账。他不是回去炫耀，他是回去……告别的。”林蔓的声音里带着一丝颤音。

“告别？”我不解。

“他想在自己彻底倒下之前，再风风光光地回一次家，让村里人觉得他混得很好。他觉得，这样他父母脸上才有光。”

我心头一震。想起了我爹那沉默抽烟的样子。原来，我们这些儿子，在意的都是同样的东西。

“那……他为什么不见我？”这是我最想不通的问题。

林蔓看着我，眼神里流露出一丝歉意：“因为他没脸见你。”

【第三人称视角切换】

三天前，李伟坐在租来的豪车里，看着车窗外熟悉的村庄。司机问他：“李总，下一站去哪？”

李伟的目光，落在了不远处那栋熟悉的二层小楼上。那是王强的家。他几乎是脱口而出：“去……”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他想起了几个月前，他在一次饭局上，偶然听一个同乡说起王强的近况。说他守着几亩地，日子过得紧巴巴，但人很硬气，从不求人。

李伟的心被刺痛了。他想起了小时候，王强是如何像个大哥一样护着他。有好吃的，分他一半；有人欺负他，王强第一个冲上去。王强的父亲，更是他的救命恩人。

他这次回来，最想见的人就是王强。他想拉兄弟一把。可是，怎么拉？

直接给钱？他知道王强的脾气，那比打他一顿还让他难受。投资他做生意？自己现在就是个空壳子，拿什么投资？

他越想越乱，越想越觉得自己没资格去见他。自己已经是个失败者，有什么脸面去见那个曾经仰视自己的兄弟？他怕看到王强同情的眼神，更怕看到他失望的眼神。

所以，他选择了最笨的一种方式：不见。

他想，我用报答救命之恩的名义，给你父亲留一笔钱。这样，就不是施舍，你就能接受。我故意冷落你，让你对我心生怨恨，这样，你就不会因为拿了我的钱而觉得亏欠。

他以为自己想得很周全，却不知道，这种笨拙的“保护”，差点把对方推向深渊。

【视角切回第一人称】

听完林蔓的叙述，我呆立在原地，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原来，那三天的冷落，不是羞辱，而是他自以为是的“成全”。他用伤害我的方式，来维护我可笑的自尊。

人到中年，才发现“没办法”三个字，才是生活的主旋律。李伟有他的没办法，我也有我的没办法。我们都在生活的泥潭里，以为对方在岸上。

“他现在人呢？”我急切地问。

“他去外地了，见最后一个可能帮他的投资人。”林蔓的眼圈红了，“如果这次再失败……我们就要申请破产清算了。”

我看着眼前这个憔悴的女人，又看了看病床上安睡的儿子。一时间，百感交集。

林蔓没有待太久，她自己的身体也很虚弱。临走前，她把一张银行卡放在床头柜上。

“这里面是给孩子后续康复的钱，密码是李伟的生日。你们一定要收下。这是他……最后能为朋友做的一点事了。”

说完，她转身离开了。

我看着那张银行卡，再也控制不住，眼泪夺眶而出。小芳走过来，从背后抱住我，把头靠在我的背上。

我们没有说话。

病房里很安静。窗外的城市依旧喧嚣，但那些都与我们无关。在这一刻，我们只是两个相互依偎、汲取温暖的普通夫妻。

夜深了，小芳已经睡着了。我坐在床边，看着她和乐乐，心里前所未有的平静。

我拿起手机，翻出李伟的号码，给他发了一条短信：

“兄弟，等你回来。我爹说，他泡了新茶。”

第五章

短信发出去后，石沉大海。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李伟没有回复，电话也打不通。我心里很不安，却又无能为力。我只能在心里默默祈祷，希望他能渡过难关。

乐乐的身体一天天好起来，已经可以在病房里下地走动了。林蔓偶尔会过来看他，每次都带一些小玩具。她的话很少，但我们彼此都明白，有一种东西，已经悄然建立起来。

一天，小芳去缴费处查询余额，回来后脸色凝重地告诉我，卡里的钱，又多了十万。

我立刻给林蔓打电话，她也很惊讶，说她并不知情。

我们都猜到了，是李伟。

他人在外地，自己焦头烂额，却还在想办法给我们打钱。

我拿着手机，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这个男人，他到底是有多“笨”？

乐乐出院那天，市里下起了小雨。我们收拾好东西，办完手续。那张卡里，除了医药费，还剩下十几万。我把卡交给林蔓。

“这钱，我们不能要。”我看着她，语气坚定，“李伟帮我们垫付的医药费，我们会想办法还。但这笔钱，是他现在最需要的。”

林蔓看着我，眼眶湿润了。她没有推辞，只是用力地点了点头。

“王强，谢谢你。”

“该说谢谢的是我们。”我顿了顿，说，“告诉李伟，别一个人扛着。我们是兄弟。”

我们用最硬的话伤害最亲的人，却用沉默来表达最深的歉意。我和李伟之间，隔了太多的误会和沉默。但从这一刻起，我知道，那堵墙已经塌了。

我们坐上了回村的班车。车子驶出市区，窗外的景象越来越熟悉。我的心，也越来越平静。

回到家，我爹正坐在院子里，劈着柴。看到我们回来，他放下斧头，脸上露出了难得的笑容。

“回来啦？乐乐，快让爷爷看看。”

我把乐乐放下来，他像只小鸟一样扑进我爹的怀里。

我走进屋，那台老旧的电视机开着，音量不大不小，正好是35。这个曾经让我心烦意乱的数字，此刻听起来，却无比亲切。那是家的声音，是生活恢复正常的信号。

晚上，我把市里发生的一切，都原原本本地告诉了我爹。

我爹听完，沉默了很久，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烟雾弥漫了整个屋子。

最后，他把烟锅在桌上磕了磕，说了一句：“那孩子，像他爹，实诚。”

说完，他起身走进里屋，没多久，拿出来一个用红布包着的小木盒子。

“强子，明天你跑一趟市里，把这个东西，交给李伟媳妇。”

我打开盒子，里面是一块看起来有些年头的玉佩，质地温润，上面刻着一个“安”字。

“这是你奶奶传下来的，说是能保平安。”我爹的声音有些沙哑，“李家有恩于前，我们不能不报。现在他们有难，我们帮不上大忙，就求个心安吧。”

我捧着那个玉佩，感觉沉甸甸的。

第二天，我再次去了市里。在医院里，我把玉佩交给了林蔓。她听完来历，说什么也不肯收。

“叔叔的心意我们领了，但这太贵重了！”

“林蔓，”我看着她，认真地说，“这不是钱的事。这是我们家的一点心意。你和李伟，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平安。收下吧，也让我们家心安。”

林蔓最终还是收下了，她握着玉佩，泪流满面。

从医院出来，我接到了班长张涛的电话。

“强子，我刚跟李伟联系上。”

“他怎么样？”我急忙问。

“不太好。最后的谈判也崩了。他……准备回来了，回来处理破产的事。”张涛的声音很低沉。

我的心，一下子沉到了谷底。

“他什么时候回来？”

“后天。他说，想自己静一静，让我们谁也别去接他。”

挂了电话，我站在市里繁华的街头，看着人来人往，第一次感觉到了巨大的无力感。

我能为他做点什么？

我回到了村里，把李伟的情况告诉了小芳和我爹。

家里又是一阵沉默。

“天无绝人之路。”许久，我爹开口了，“他是个好娃，老天爷不会亏待他的。”

两天后，李伟回来了。

没有车队，没有前呼后拥。他是一个人，坐着长途大巴回来的。在村口下车时，背着一个简单的双肩包，胡子拉碴，满脸疲惫，像个在外打工失意的农民工。

村里人看到他这副模样，都指指点点，议论纷纷。那些曾经谄媚的笑脸，变成了鄙夷和幸灾乐祸。

我站在我家院门口，远远地看着他。

他也看到了我。

四目相对，隔着几十米的距离，隔着十几年的光阴，也隔着一场巨大的误会。

他低下头，似乎想绕路走。

我没有动，就那么站着，看着他。

他最终还是抬起头，迈开脚步，一步一步，朝我家的方向走来。

第六章

李伟走得很慢，每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曾经衣锦还乡的几百米路，此刻成了他的“审判之路”。周围村民的窃窃私语，像无数根针，扎在他身上。

我能想象他此刻的心情。从云端跌落泥潭，最可怕的不是贫穷本身，而是旁人态度的转变。

他走到我家门口，停下脚步，不敢看我，只是低着头，声音沙哑得厉害：“强子……”

“回来啦？”我开口，声音平静得连自己都意外，“我爹泡了茶，进去喝一杯吧。”

李伟猛地抬起头，眼眶瞬间红了。他看着我，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把他拉进了院子。

我爹已经把小桌子和板凳摆在了院子里的老槐树下，桌上是一壶刚沏好的热茶。

“李家娃子，坐。”我爹指了指板凳。

李伟拘谨地坐下，像个做错事的孩子。

我给他倒了杯茶。他端起茶杯，手抖得厉害，茶水都洒了出来。

“李伟，”我看着他，“过去的事，都过去了。人活着，比什么都强。”

李伟再也忍不住，把脸埋在手里，肩膀剧烈地耸动起来。一个在外面承受了巨大压力、从不肯示弱的男人，在这一刻，哭得像个孩子。

我爹没劝他，只是默默地给他续上茶水。我也没有。我知道，他需要发泄。

真正的朋友，不是带你去看世界的繁华，而是陪你走过生活的泥泞。

那一天，李伟在我家待了很久。他断断续续地讲了他的事。从创业初期的意气风发，到后来的盲目扩张，再到资金链断裂后的四处碰壁。他讲得很平静，仿佛在说别人的故事。

“我最对不起的，就是林蔓。她把家里所有的钱都拿出来支持我，自己生了那么重的病，还一直安慰我。”他说到这里，又红了眼眶，“还有你，强子。我……我真混蛋。”

“行了。”我打断他，“别说这些了。现在想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他苦笑，“公司破产，清算债务。然后……然后找个地方打工，慢慢还债吧。”

“你还会东山再起吗？”我问。

他愣了一下，眼神黯淡下去：“哪有那么容易。我已经一无所有了。”

“你不是一无所有。”我爹突然开口，声音不大，但很有力，“你有人品，有脑子，还有朋友。这就够了。”

李伟怔怔地看着我爹，又看看我，若有所思。

晚上，小芳做了一桌子菜。我们三个人，像小时候一样，围坐在桌边。乐乐很喜欢李伟，一个劲地往他怀里钻，叫着“李叔叔”。

饭桌上，我们聊了很多小时候的趣事。聊到我们一起去掏鸟窝，一起去偷西瓜被追着打。李伟的脸上，终于有了一丝笑容，虽然那笑容里，依然带着苦涩。

晚饭后，乐乐吵着要看动画片。小芳打开电视，他一把抢过遥控器，熟练地把音量调到了45，那是他最喜欢的音量。

我看着那个跳动的数字，心里一阵感慨。曾经，那个死板的“35”，是我和妻子之间压抑的妥协。现在，这个充满活力的“45”，是生活重新开始的象征。我们家的氛围，已经彻底改变了。

李伟在我家住了下来。他暂时不想回家面对父母，也不想去见那些看他笑话的亲戚。

第二天，我带他去了我承包的那片山地。我告诉他，我准备搞一个生态农产品合作社，把村里的绿色蔬菜、土鸡蛋，通过网络卖到城里去。

“这是我的计划书，你帮我看看，提提意见。”我把一份写得歪歪扭扭的计划书递给他。

李伟接过计划书，看得非常认真。他毕竟是做过大生意的人，眼光和思路都比我开阔得多。他很快就指出了我计划中的几个漏洞，并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

“你的想法很好，但是销路是个大问题。光靠你自己，很难打开局面。”

“是啊，我也愁这个。”

李"伟沉吟片刻，说：“我认识几个以前做生鲜电商的朋友，虽然我现在这个样子，人走茶凉，但或许……还能说上几句话。我帮你问问。”

看着他重新燃起斗志的样子，我笑了。

接下来的日子，李伟就像变了个人。他不再消沉，而是每天跟着我一起下地干活，考察土壤和水源。晚上，我们就凑在一起，修改那份计划书。他开始频繁地打电话，联系他过去的人脉。虽然很多人都拒绝了他，但还是有几个念旧情的，答应可以聊聊。

他标志性的动作——思考时习惯性地用手指敲击桌面，又回来了。这个动作，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每一次，都伴随着一个新想法的诞生。

小芳看在眼里，对我说：“强子，我觉得，李伟他……快要活过来了。”

我点点头。我知道，那个曾经意气风发的李伟，正在一点点地回来。他需要的不是同情和施舍，而是一个机会，一个重新证明自己的舞台。

而我，愿意把这个舞台，和他一起搭建起来。

第七章

我们的合作社，在一个月后正式成立了，名字很简单，就叫“青山农社”。

启动资金，一部分是我这些年的积蓄，另一部分，是李伟把他那辆早就该还给租赁公司的车，私下卖掉换来的几万块钱。他说，这是他的投名状。

林蔓也从市里过来了。她的身体恢复得不错，气色好了很多。她主动承担了合作社的财务工作，用她专业的知识，把我们的账目理得清清楚楚。

我们三个人，加上村里几个信得过我的叔伯，就成了合作社最早的班底。

过程远比想象中艰难。没有稳定的销路，第一批成熟的蔬菜差点烂在地里。我们开着三轮车，一趟趟地往县城里拉，在菜市场摆摊叫卖。

李伟，那个曾经西装革履的大老板，此刻穿着沾满泥点的解放鞋，站在菜摊后面，用他并不熟练的本地话，向过往的市民推销我们的蔬菜。

“大姐，尝尝我们的黄瓜，自己种的，没打农药，甜得很！”

很多村民在背后指指点点，说他“凤凰变草鸡”。李伟听到了，只是笑笑，不以为意。

有一次，在县城的饭店门口，我们碰到了一个他以前的生意伙伴。那人看到李伟在卖菜，脸上露出夸张的惊讶和鄙夷。

“哟，这不是李总吗？怎么改行卖菜了？这可真是……落地的凤凰不如鸡啊。”

李伟的脸，瞬间涨得通红。我正要发作，他却拉住了我。

他看着那人，平静地说：“是啊，我现在卖菜。但我的菜，干净。不像有些人的钱，不干净。”

那人脸色一变，悻悻地走了。

我看着李伟的侧脸，他紧紧地抿着嘴唇，这是他极度愤怒时的标志性动作。但我知道，他已经不是那个需要靠租豪车来维持脸面的人了。

生活的坎，迈过去是门，迈不过去才是坎。李伟正在用自己的方式，把那道坎，变成一扇门。

转机出现在两个月后。李伟联系上的一个旧友，被他的坚持所打动，答应先少量采购我们的农产品，在他的社区生鲜店里试卖。

因为品质过硬，我们的产品很快就获得了顾客的认可。订单，开始像雪片一样飞来。

合作社的规模，一天天扩大。越来越多的村民加入进来。我们的“青山农社”，成了村里最热闹的地方。

过年的时候，李伟回家了。这一次，他没有开车，也没有带贵重的礼物，只是提了两瓶酒，和一些我们合作社自己产的年货。

他和他父亲，在屋里谈了整整一个下午。出来的时候，两个人的眼睛都是红的。

除夕夜，我们两家人一起过的。电视里放着春晚，热闹非凡。我回头看了一眼电视机屏幕下方，音量显示是38。不知道是谁调的，一个不高不低，却让所有人都感到舒服的数字。

乐乐和李伟的儿子（林蔓把他从市里接了过来）在地上玩耍，小芳和林蔓在厨房里包着饺子，聊着家常。我和李伟、我爹，坐在桌边喝酒。

“强子，”李伟端起酒杯，“哥不矫情了。谢谢。”

“兄弟之间，说这个就见外了。”我碰了碰他的杯子，一饮而尽。

他那句口头禅“我们是兄弟”，在不同的情境下，有了完全不同的分量。最初是衣锦还乡时的客套，后来是电话里的承诺，现在，是酒杯碰撞间的真心。

春天的时候，李伟接到了一个电话。是他以前的一个债主，也是当初把他逼得最紧的一个。

电话那头，对方的语气却出奇地客气。他说，他看好我们“青山农社”的模式，愿意把之前的债务转为股份，对我们进行投资。

放下电话，李伟沉默了很久。

“强子，你说，这是不是个机会？”

“是。”我看着他，“但决定权在你。”

李伟看着窗外，那片我们一起耕耘过的土地，已经冒出了新绿。

“我不想再做那个被资本绑架的李伟了。”他缓缓地说，“我想做‘青山农社’的李伟。”

我笑了。我知道他做出了选择。

又过了一年，我们的合作社已经成了远近闻名的品牌。李伟用赚来的第一笔分红，还清了所有的个人债务。那天，他喝得酩酊大醉，抱着我，又哭又笑。

生活，终于以一种温和的方式，拥抱了这个曾经被它狠狠抛弃的男人。

一个普通的黄昏，我正在院子里整理农具。李伟的电话又来了，他在电话那头兴奋地告诉我，他争取到了一个和大型连锁超市合作的机会，明天就要去省城签约。

我由衷地为他高兴。挂了电话，我看到小芳从屋里走出来，手里拿着一个削好的苹果，默默地递给我。夕阳的余晖洒在她身上，柔和而温暖。

我接过苹果，咬了一口，很甜。我看着她，又看看远处连绵的青山，心里被一种巨大的幸福感填满。

我张开嘴，想对她说点什么。或许是“谢谢你”，或许是“有你真好”，又或许，只是想告诉她，今晚的月色应该会很美。

但最终，我什么也没说。

只是对着她，露出了一个安心的微笑。

【互动引导】

这个故事，让我想起了很多。生活里，我们都可能遇到像王强一样的困境，也可能像李伟一样，用笨拙的方式去守护一份情谊。

大家觉得，如果李伟当初直接向王强坦白自己的困境，故事会怎样发展呢？真正的友情，是应该坦诚相待，还是像李伟这样，默默守护对方的尊严？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来源：小蔚观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