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吃过早饭，我和刘天成来到离界河不远处的高地上，看见一间砖瓦房前有一个兵走动。我们走进了屋子，看见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哀伤地垂头坐在铺着草垫的床上，一个男青年躺在地上嚎啕大哭：“妈——我再也看不见你了，我怎么回去见你呀……” 三个我国军人默不作声地看着他们。我向一

吃过早饭，我和刘天成来到离界河不远处的高地上，看见一间砖瓦房前有一个兵走动。我们走进了屋子，看见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哀伤地垂头坐在铺着草垫的床上，一个男青年躺在地上嚎啕大哭：“妈——我再也看不见你了，我怎么回去见你呀……” 三个我国军人默不作声地看着他们。我向一个军官打听怎么回事，军官说他们是父子俩，是华侨，昨天夜里从越南带回来的。

“他妈怎么了，是不是出了意外？” 我又问那军官。

“没看见他妈。” 那军官很没劲地回答我。

“你们是不是打他了？他多大了？”

“十七岁了呢。我们干嘛打他。”

我怕军官不耐烦了，没有再问。年轻人哭个没完，令人心烦，如果没有这间房子，那边的越南人会听得很清楚。我嘟哝了一句：“这么大小子了，真没出息，拿枪托给他两下就好了！”

当我再次用望远镜注视着河对岸这个随时面临着死亡的小伙子时，心想：“是不是前天的他？思想转变这么快？还成了我军的侦察员，竟然这么勇敢。” 我开始为当时那句不恭的话感到内疚。

那小伙子看见我们仨都注视着他，开始比画起来。他掏出腰间的匕首，狠劲地做了做戳杀的动作，然后伸出两个手指头点了点。侦察兵告诉我们说：“他暴露了，还杀了两个人。”

侦察兵说我们炮兵射击需要精确的时间，上边给我们配发了电子手表，一定要看看才行。我说没有，他不相信，直到让他看了我的机械表才罢休。那会儿，电子表只是听说中的东西，是非常稀奇的。

虽然战争还没有开始，我们的侦察兵已经处在很危险的环境中。他们几乎每天过界侦察，都有被越南人抓住的可能。越南人对待俘虏可是惨无人道的。在美越战争中，美国飞机被击落后，飞行员宁愿让中国人抓住，也不愿意落在越南人手里；因为中国人优待俘虏，越南人会在他们的嘴里灌屎汤子。在这次战争中，我军有一个侦察班长在过界侦察时不幸被越南女兵抓住。她们把他捆在树上，把额头上的肉皮割翻下来一块遮住双眼，把他的下身割下来放在他的嘴里。我军打过去以后，发现了这惨不忍睹的一幕。

由于过界侦察有生命危险，有的侦察兵怯懦到了极点。一个大雨倾盆的傍晚，一个侦察班要渡河执行任务，大家都上了橡皮船，最后一个人就是不上。等班长去拉他的时候，他却瘫软地坐在了地上。后来，他在夜间站岗时还用冲锋枪打断了自己的大脚拇指，想以枪走火自伤为由逃避战斗。

为了得到敌人前沿具体的部署情况，我方也采取了多种侦察手段。当地一个大队党支部书记在越南有亲戚，过去来往很多，对越方地形熟悉。一天夜里，他带两个基干民兵过了河。正当他们在辨别敌方一门火炮的真伪时，被越军发现并向他们开了枪。书记带两个民兵撒腿就往回跑。敌人追过来，他们边跑边背手向后射击，跑出三百多米甩掉敌人后发现，三人手里四支手枪的子弹已全部打光了。

侦察兵们还要抓舌头。他们在越南那边敌人出没的地方设下埋伏，在国内离边界远一点儿的高地上架上大倍率望远镜观察，如果有敌人走近我们的埋伏点时，这边用冲锋枪打一个点射报警。我们埋伏的人就知道有目标接近并做好擒拿准备了。敌人听到枪响先是一愣，看看没事，继续往前走，直到被擒。

越南人也真是逗气。有一次，我和刘天成看到五个越南妇女在他们的高地上一边走一边说笑、还唱着，同时还向我们挥手高喊着什么…… 真不知道她们这诡计行动是啥意思。

我和刘天成几天的侦察，只是在地图上标注了一些山洞、堑壕和机枪掩体，没有任何重要发现。别说我们这些业余侦察，就是专业侦察兵也让首长大失所望。他们每天夜里渡河过境侦察，抓舌头审问，得出的结论是：“边界上没有敌人”。

14军曾在云南驻防十五年。抗美援越期间，14军的参谋长曾担任过越军王牌师——316A师的师长。这次战争，316A师又是云南方向越军主力部队，听说我们军往云南一开，越军就全线后撤了三十多公里, 给我们感觉好像是越军怕14军的一样，其实不然。后来才知道，敌人在边界一线设置的全部是暗堡，我军的侦察根本就没法发现他们。战争打响后，据抓回来的俘虏说：“别说你们侦察兵坐在我们山头上唱歌，就是坐在我枪口上，我都不会开枪。” 可见我们遇到的战争滑头是多么的厉害。

基于“边界上没有敌人”的结论，战争打响前，昆明军区下达命令：“开战第一天，没有军区的命令，100毫米以上口径的火炮不准射击；节省炮弹，准备后边打硬仗。” 40师给我营加强的两个85加农炮兵连下令：“你就是看着我们一片一片地死，不让你开炮你也不能开炮。” 相比之下，41师副师长就显得英明得多、对炮兵也信任得多了。他给我们连的命令是：“只要你们发现敌人，可以自行开炮，但一定要认准，不能打了自己人。” 哈哈，随便招呼，这可能和他曾是炮兵团长出身有关吧。

战争气氛越来越浓。我国总设计师访问美国，在与美国总统会谈时拍桌子表示：一定要狠狠地教训越南。美国也给我国提供卫星情报说，苏联没有动静，让我们可以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布国家主席的声明说，越南政府和军队不要低估中国人民的力量，我们有胆略、有实力进行自卫还击并取得战争的胜利。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

感觉到战争的临近，多数战士又刮了一次光头。上级下发了防破伤风针剂，但不够全连每人一支。连里决定给最危险岗位上的战士用。平时给战士打预防针的时候，可有几个人消极了，拉肚子啦、发烧啦、躲厕所啦，找尽各种理由逃避打针。这会儿可不行了，有的战士开始发牢骚：“老子来打仗，连个针都舍不得给打。哪怕一人打半支呢。” 可笑至极。有的说：“老子来玩儿命，连支枪也不给发，就他妈等死吧！……” （当时，炮兵装备的确不是每人一支枪）。

其实对这些反应我是有同感的，手里有家伙，心里才踏实。有一次夜间，我一个人下山开会，子弹上膛、抠着手枪扳机走在草丛间的小路上。心想，哪怕是敌人拉了我的腿、堵了我的嘴，我至少能打出一发子弹，打着敌人，可能活命，就是死了，战友们也能听到枪声。这些警觉心理不是没有理由的，前天夜里，我国两个工人在我方高地上抽烟，被越南的冷枪打死了一个。

2月13日，我们开始拉炮上山。团里派来两个步兵连协助，民工们也帮助扛炮弹来了。85加农炮，1725公斤。这天夜里下着雨，泥泞的路把炮轮陷下去一半，五十个人挟持着一门火炮。四十个人拽着两条拉炮绳，还有十来个人围在炮的周围，推的推、拉的拉。号子不敢高喊：“1——2——3！” 指挥员的声音像是一股旋风从喉咙里卷出来，大家一股猛力，火炮只能向前挪动几寸或一尺多。一大把粗的尼龙拉炮绳被拉的“嘎嘎”作响，我们就把两根拉炮绳并在一起。我在火炮的左侧，右肩扛着防盾板、两手死死地抓住炮轮狠狠地往前推。“啪嗒”一声，拉炮钩从炮轮中央的挂柱上弹出来，拉炮钩又拉直了，拉绳子的几十个战士全被涌倒在山坡上。

到了“之”字路，我们就像詹天佑的火车上山，来回倒着推拉。人们咬着牙，发狠有劲使不上：“要是炮能拆散了扛，每人平均才二十多斤哪！” 三个多小时才拉到山上去了四门炮。最后两门炮拉到了半山腰，人们觉得实在没办法把它们弄上山去了，考虑时间也不够用了，随后就地安置了阵地。六门炮都安顿好后，人们都躺在地上不动了。没有话语、没有走动、只有人们的喘息声。我们知道对面越南高地上起码有数支枪瞄向我方，烟瘾再大的人也不敢点燃一颗烟，足足休息了半小时，才下山扛炮弹。像蚂蚁搬家，人们抬的抬、扛的扛，在山路上你来我往。民工们毕竟是来帮忙的，不知道他们是气恼还是真的恨透了越南兵，反复告诫我们：“你们一定要把炮弹打完，不然我们可不帮你们往山下搬了，炮也不帮你们往下拉。”

每人又是两三个来回，才完成任务。山顶上，背包还在雨中淋着，我们奔向竹丛，砍回竹竿，用藤条捆架在树上当床，合雨衣而息。

来源：半盏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