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罗萨针对人与社会关系异化的问题提出了“共鸣”这种新型关系模式。在这种关系模式中，人们参与世界，而不妄图支配世界，主体与主体、主体与世界之间建立起了聆听与回应的关系。此种关系模式，往往在成功的政治仪式中有所体现。政治仪式依托一系列固定的象征性行为及对象征物的运用
罗萨针对人与社会关系异化的问题提出了“共鸣”这种新型关系模式。在这种关系模式中，人们参与世界，而不妄图支配世界，主体与主体、主体与世界之间建立起了聆听与回应的关系。此种关系模式，往往在成功的政治仪式中有所体现。政治仪式依托一系列固定的象征性行为及对象征物的运用来构筑仪式情境，情境塑造它们的参与者，使得亲历者们在相互关注和共享情感的过程中达成了政治共鸣。参与者们在共鸣中成就的瞬间共有的现实，也形成了群体团结和群体成员性的符号。
回顾以往有关仪式的经典研究，诸多学者都注意到了这一现象，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仪式中群体关系模式进行了解读。社会学家涂尔干将这一现象命名为“集体欢腾”（collective effervescence），他在书中这样描述：“所有人的内心都向外部的印象充分敞开，想表达的任何情感都可以不受阻拦。每个人都对他人作出回应，同时也被他人所回应。最初的冲动就这样推进、加剧，犹如下落的雪崩一样在不断地增强。”涂尔干针对这种状态展开了描述性分析，指出此种状态下的主体，往往会出离自身，陷入一种极度渴望交流，迫切表达集体情感的状态。专注于微观社会学的柯林斯则在涂尔干的研究基础上，对群体兴奋产生的核心要素及机制进行了规范性总结，提出了“相互关注/情感连带模型”，他认为“互动仪式的核心是一个过程，在该过程中参与者发展出共同的关注焦点，并彼此相应感受到对方身体的微观节奏与情感”。人类学家特纳则对此现象进行了更为系统的概括，将这一过渡时刻称为“阈限”（limen，拉丁文），并提出“交融”的概念对阈限中的关系模式进行深描。阈限期的人都处于交融状态，人与人之间充分经历着另一个人的存在，彼此之间建立起“你”与“我”的关系模式，并从中获取无限的力量。
上述研究已经对成功仪式，或者说有效政治仪式中的群体关系模式进行了探究,但各自的解释框架仍存在有待完善的空间，需对这一关系模式的形成过程和特征进行系统阐释。因此，本文尝试藉由罗萨的共鸣理论，对政治仪式中这一群体关系模式的形成条件、特征及具体的运作方式进行细致的分析，从而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分析路径，进一步对成功政治仪式中独有的群体状态进行深度阐释。
除此以外，为了验证和深化这一理论分析，本文将以开国大典为案例展开研究。虽然这场政治仪式已具有一定历史跨度,但其作为研究对象具有无可替代的典型价值。一方面，开国大典的成功是可验证的，从广泛的史料和亲历者的回忆录中可以窥见其有效性。它不仅完成了权力的宣展，更是在参与者心中建立起了对党和国家的坚实信仰和深刻认同。另一方面，作为新中国成立的标志性仪式，开国大典是当代中国政治象征体系的原初起点,它所创立的众多政治象征，仍是我国重大国家仪式的核心组成部分。深入分析其政治共鸣的生成机制，有助于理解当代中国本土政治认同形成的历史根源和现实演变，总结出影响政治仪式效能的核心要素。
政治仪式中的共鸣世界：概念辨析与理论建构言
“共鸣”这一概念，是罗萨针对人与世界关系异化的问题而提出的一种新型关系模式。在这种关系模式中，人们参与世界，而不妄图支配世界。人们为世界所触动，感到自己被呼唤，继而产生回应世界的冲动，共鸣在此时产生；随着人们开始回应外部世界的刺激，主体与世界就进入了聆听与回应的模式，共鸣就此完整出现。这是一种具有生命活力的人类存在的基本模式，不执着于掌控事物，而是在共鸣中与事物连接，凭借自身能力对问题进行探究。共鸣关系只有在特定的情境中才能得以建构，而政治仪式则通过对仪式要素和过程的精确调控，塑造了特定的政治情境，为共鸣的触发及产生奠定了基础。
（一）从仪式到政治仪式
自涂尔干之后，仪式成为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的重要主题之一。仪式被视为象征性的、表演性的、由文化传统所规定的一整套行为方式，它具有文化沟通、强化秩序及整合社会的功效。随着仪式理论的不断发展，一些学者开始有意识地将社会仪式的一般理论运用到现代政治的分析中，逐步开始了针对“政治仪式”的相关研究。
在既有研究中，学者们将政治仪式与一般仪式的区别放在“政治”这一定语上，认为具有政治意义和内容的仪式，皆可被视为政治仪式。这为我们理解政治仪式概念奠定了基础。事实上，政治仪式作为社会仪式中的一种，赋予了仪式诸多政治意义，更强调“仪式”与“政治和权力”之间的关系。为了进一步阐释仪式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科泽不再将仪式视为一个可分析的实体，而是创造性地将其视为一种分析类型，认为它的核心在于帮助人们处理实践经验，从而建立起对政治世界的认知框架。基于此，可将政治仪式定义为一种政治权力的表达方式，是国家借由仪式手段来传递相应的政治价值和意识形态，并借此影响人们对于政治世界认知的形式化表达。值得注意的是，成功仪式的结构并不在于清晰地传达信息，而是创造出一种氛围，使得仪式中的讯息令人心悦诚服。值得强调的是，政治仪式及其过程皆具有严肃的政治属性。
（二）从共鸣到政治共鸣
在罗萨的理论体系中，“共鸣”是主体与世界相互影响、相互转换的一种世界关系。主体一方面被“世界”（外在于主体的东西）所触动，这时候他们是接收方；另一方面，他们也通过回应世界（此时是主动的）而产生自我效能感和活力。这样的关系可以在仪式实践中形成，例如迪尔凯姆所提出的“集体欢腾”，这就是典型的共鸣事件，在特定的情境下，在场者的注意力和情感汇聚一处，并在彼此沟通和交流的过程中相互强化。
这种关系在政治领域体现为“政治共鸣”，即政治世界中的人们感到自己的声音被听到，感到自己作为政治主体而被感知和承认。在此情境中，人们感到自己与世界产生了发自内心的政治联系，并拥有了改变世界的力量。正如社会哲学家伯纳德·拉德维格指出的，“现代人充满了自我立法者身份的感觉”。他们渴望能够理性地构建(或重建)所在的世界，从而使之成为一个由他们创造并为他们而存在的世界。他们希望能够把现代世界的结构、制度和过程理解为他们意志的体现。
（三）政治仪式与政治共鸣
政治仪式作为政治共鸣发生的载体，为共鸣的产生创造了必要的情境条件。作为一种表达性的、形式化的、具有确定价值和意义的活动，它只有在部分被掌控的情况下才可顺利运行，其存在形式为共鸣的产生提供了必要条件。具体而言，政治仪式通过精心设计的空间安排、时间节奏、符号运用和程序设计，创造了一种半掌控状态，既形成了足够的结构性引导，又为参与者的情感表达和互动留出空间，从而为政治共鸣的触发提供了理想平台。政治仪式的可目见性使抽象权力获得可感知的形式，其可管控性确保了仪式的有序进行，而其可利用性则指向了仪式的政治功能，这三个方面共同构成了政治共鸣产生的前提条件。
与此同时，政治共鸣作为成功政治仪式的核心机制，又决定了仪式的最终效果。成功的政治仪式不仅在于其形式的完整性和程序的庄严性，更在于其能否在参与者中激发政治共鸣。只有当仪式参与者被政治象征所触动，产生情感回应，并在集体互动中完成认同转变时，政治仪式才具有真正的效能。因此，政治共鸣不只是政治仪式的效果，更是衡量政治仪式有效性的根本指标。
政治仪式为政治共鸣提供必要条件，而政治共鸣的实现则验证了政治仪式的有效性。因此，当仪式主办者在设计和实施仪式时，必须审慎考虑共鸣产生的各项要素，包括如何选择恰当的政治象征以触动参与者、如何为参与者的回应创造适当政治空间、如何引导参与者完成从外在接受到内在政治认同的转变。
基于上述理解，本文将借助罗萨的共鸣理论构建分析框架，系统考察开国大典这一政治仪式中的共鸣机制。具体而言，将沿着两条主线展开：一是从政治仪式角度，考察开国大典如何通过可目见、可管控和可利用三个特征维度为政治共鸣的形成创造条件；二是从政治共鸣角度，分析参与者如何在触动、回应和转变三个环节中经历共鸣过程，实现政治认同的内在构建。通过这一双向分析框架，本文旨在揭示政治仪式与政治共鸣之间的内在互动运作机制，深化对政治象征转化为政治认同的理解。
政治共鸣的生成条件：政治仪式情境的构建
罗萨指出，共鸣在根本上不受掌控，与物在原则上的可受掌控，两者本身并不矛盾。因此，共鸣的产生需要一种半掌控状态作为前提条件。他将可受掌控主要剖解为三个方面：可目见、可管控、可利用，只有当这几个面向皆被掌控时，共鸣关系才得以产生。在此理论框架下，将分析开国大典如何在仪式的可目见（符号系统与表达）、可管控（制度化设计与程序）以及可利用（功能定位与效果预期）三个方面，为政治共鸣的生成创造条件，塑造特定的仪式情境。
（一）可目见：仪式的符号象征系统及表达
国家并无实形，只能通过象征被构想出来。开国大典作为新中国成立的标志性政治仪式，通过精心设计的符号系统使新政权的建立变得可见、可感。可目见性作为政治共鸣产生的重要前提条件，使抽象的政治权力获得可感知的形式，从而为主体与政治世界建立联系创造了可能性。开国大典的可目见性主要通过三个层面的象征运用来实现：空间象征、视觉象征和听觉象征，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多维度的感知网络。
天安门广场作为政治仪式空间的精心选择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作为明清皇城的正门，天安门见证了中国近百年的沧桑，而今它被改造为主席台，迎接新中国的诞生。经全面整修，破败不堪的天安门焕然一新，城楼上的两条巨幅标语：“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和“中央人民政府万岁”，更彰显了天安门所蕴含的新的政治含义。这一空间的政治性改造，既诠释了新中国的成立对旧政权的取代，又彰显了伟大革命的最终胜利。
在视觉符号层面，五星红旗的升起是最为核心的步骤，它凝聚着中国人民的民族情感和革命记忆。开国大典摄影师孟昭瑞对这一时刻的亲身感受作了生动记录：“当看到毛主席亲手开动有电线通往广场中央国旗旗杆的电钮，使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上空冉冉升起的时候，……我的血液沸腾了！……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将永远记住这个难忘的时刻：它宣布了旧中国完全灭亡，宣布了新中国的诞生！”
开国大典中的听觉符号更是进一步强化了仪式的庄严氛围。在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时连奏3遍的《东方红》乐曲，毛泽东主席的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首次正式奏响，以及54门礼炮春雷般齐鸣28响，这些声音元素形成了层层递进的听觉刺激。这些听觉象征不仅标志着伟大政治仪式的开展，也通过声音的震撼力唤起参与者的情感反应。
开国大典中的空间、视觉和听觉象征系统相互配合，使抽象的国家理念和政治权力转化为具体可感的形式，使参与者能够通过自身的感官直接体验到新中国的诞生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政治典礼。当人民亲身处于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亲眼看到五星红旗升起，亲耳听到毛主席的庄严宣告、国歌奏响以及礼炮轰鸣，新中国的成立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成为人民群众真实的感官体验。
（二）可管控：仪式运行过程的规制
政治仪式的可管控性体现在其高度制度化的设计和严格的程序安排上。作为新中国成立的正式宣告，开国大典展现出鲜明的制度化特征，这对政治共鸣的形成至关重要。罗萨指出，共鸣的产生需要一种半掌控状态，而开国大典通过对仪式过程和参与者行为的精确规制，创造了半掌控状态所需的平衡。
首先，开国大典的筹备过程体现了对仪式的周密规划。开国大典被精心分为三个主要环节：庆祝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仪式、阅兵典礼和群众游行。每个环节都有详细的程序安排。庆祝仪式包括林伯渠宣布庆典开始、毛泽东宣布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并伴随升国旗鸣礼炮、毛泽东宣读政府文告等程序；阅兵典礼分为“检阅式”和“分列式”，由朱德担任检阅司令员，聂荣臻担任阅兵总指挥；群众游行则由工人、农民、学生等不同阶层组成的队伍依次通过天安门广场。这种详细的程序设计确保了仪式的庄严性和秩序感。
在参与者行为控制方面，受阅部队经严格训练，形成了整齐划一的阵容，升国旗鸣礼炮时部队官兵按规定行礼立正，检阅时按营齐呼口号；群众游行也有严密组织和周密安排，设立了由聂荣臻担任总指挥的群众游行指挥部，下设8个分指挥站，广场地面编号确定队伍位置，参加者须遵守《入场须知》，保证30万人有序参与。这种精确而不失灵活的控制，既确保了仪式的庄严有序，又为参与者提供了表达爱国情感的渠道，实现了从规范化的政治仪式到真实情感共鸣的转变。
然而，开国大典的管控并不僵化，在严格遵守秩序基础上保留了情感表达的空间。当典礼结束时，天安门南侧的群众聚集不愿离去，自发向天安门城楼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情不自禁地回应群众，高呼“同志们万岁”“人民万岁”，城楼上下互相呼应，形成感人的场景。这种“有组织的自发性”为真实共鸣的生发创造了条件。
（三）可利用：仪式具有改造世界的功效
政治仪式在古今生活中无一例外地存在并发挥着政治社会整合的作用。政治仪式联结国家、社会与个人，帮助人们明了自身在国家与社会中所应承担的职责，进而重塑人们的认知并坚定其信念。仪式的重要之处并不在于它能处理超自然的事物，“而在于它们提供了一种人们表达其社会独立性的有力途径”。借由政治仪式，个体的经验和国家力量进行互动，并受到国家力量的形塑。开国大典的成功举办一方面实现了新政权合法性的宣告，另一方面也完成了政治整合。
在政治宣告达成合法性构建层面，开国大典通过仪式性展示使新中国的成立获得了正式的政治确认和公开呈现。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明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这一象征性宣示具有双重政治意义：对内宣布了新中国的成立，对外则是向国际社会发出的政治通告。《人民日报》相关报道显示，参加典礼的有“中国人民政协全体代表和首都各工厂职工、各学校师生、各机关人员、市民、近郊农民和城防部队共三十万人”。这种广泛的社会参与不仅展示了新中国的群众基础，更以集体见证的方式，赋予新中国的成立以公共认可的政治合法性。
在社会整合与政治认同形成层面，开国大典创造了一个共同参与和情感共享的公共空间，促进了不同社会群体对新中国成立的政治认同以及人民大团结。《人民日报》1949年10月2日的报道描述了这一景象：“今天，三十万首都人民汇集到这里，从四面八方流来的五星红旗呵！光芒万道；由东南西北涌来的工人、农民、战士、学生、机关人员，都向着一个方向，向着毛主席。”这种集体情感体验不仅是彼时的群体兴奋，更是国家认同形成的情感基础，它将不同地区、不同阶层的民众整合进同一政治共同体，促进了新的社会联接关系的生成。
然而，开国大典的成功不仅在于其精心的政治设计，更在于它成功处理了仪式利用与共鸣自发性之间的张力。罗萨认为，共鸣需要的是一种“说话”的不受掌控，需要一个可触动的情境，而不是受到（无节制）掌控的世界。虽然开国大典有明确的政治目标，但它并未过分干预参与者的情感体验，而是通过创造仪式情境，让参与者自发产生情感共鸣。正如当时的记录显示，许多参与者在仪式中流下了激动的泪水，这种情感反应既是对仪式本身的回应，更是对长期革命斗争最终胜利的情感释放。这种真实的情感体验使政治信息的传递建立在共鸣的基础上，使开国大典不仅实现了政治目标，更在参与者心中留下了深刻的情感记忆，成为新中国政治认同形成的关键时刻。
综上所述，作为一个影响深远的历史性盛典，开国大典通过其符号系统的可目见性、程序设计的可管控性和功能定位的可利用性，为政治共鸣的产生提供了前提条件。这些条件共同构建了罗萨理论中所强调的半掌控状态，既提供了清晰的政治信息和行为框架，又为参与者的情感表达和自发互动留出了空间，从而成功触发了政治共鸣，实现了政治认同的建构和社会整合的目标。通过对开国大典的系统分析，可更为精确地把握政治仪式中共鸣关系形成的前提条件，为进一步探究政治共鸣的生成机制奠定基础。
政治共鸣的生成机制：触动、回应与转变
前文已分析了开国大典中共鸣关系形成的前提条件，阐明了其符号系统、制度设计和功能定位如何为政治共鸣奠定基础。根据罗萨的共鸣理论，共鸣关系的运行依赖于触动、回应及转变三个环节的同时作用。因此，在由政治权力主导的政治世界中，人们会被特定的政治象征所触动，继而通过政治仪式参与来回应世界，并在回应的过程中获得作为政治主体的强烈政治效能感，逐步从被动参与者转变为积极参与者。笔者将以开国大典为例，深入分析政治共鸣在这三个环节中的具体运作机制。
（一）触动环节：建立“给联系”的可能性
罗萨指出，可触动意指“给联系”的可能性，亦即能建立起一种内在的、很重要的经验联结。同时，仪式中的人感于外物而动，并由此而获取意义。人们身处政治仪式之中，与一个人、一个画面、一个旋律、一个观念产生共鸣，人的内部被外部事物所攥取或搅动，从而感到自己被呼唤。即便仪式中的人、画面、旋律与观念都是经过精确设计的，在这种半掌控的状态中，人们却与世界产生了共鸣。主体被世界激发，感到自己被“世界关注”，从而对身边的世界图景产生某种内在的兴趣。在这一刻，人们脱离了被掌控模式，进入了主体与政治世界的共鸣互动之中。
开国大典中，国旗升起的庄严时刻构成了最具代表性的触动环节。大典亲历者田富达记录道：“典礼开始，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庄严的国歌声和礼炮声中冉冉升起。此时此际大家真是心潮澎湃，百感交集。这红旗，不就是新中国的象征吗？为了你，中国人民曾进行过多么英勇、艰难的斗争，多少同志为你在战场上流血、牺牲，多少进步人士被国民党反动派迫害屠杀！新中国建立起来是多么不容易啊！”
在他的回忆中，可以清晰地窥见个体为世界所触动，并与之建立“联系”的过程。五星红旗作为新中国的政治象征，承载了无数人民的期盼和愿景，当它在开国大典上升起时，瞬间就抓取了所有在场者的注意力，并随之形成一种外部刺激，引发了人们内在的共鸣。国旗为亲历者带来的不仅是视觉和听觉上的刺激，更是记忆和情感的唤起，亲历者与当下的政治情境之间形成了一种内在的、重要的经验联结。
政治象征总是基于实践背景起作用，并以此为前提条件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当人们为仪式中的象征所触动时，象征就指明了它们的存在方式和它们所融入的背景。当我们身处一场政治仪式中，为领袖、国徽、国歌或是一个标语所触动时，就对自己所处的世界产生了技艺性的领会，本能地知道自己处在怎样的情境中、该如何行事。象征物或者说是标志，指明了人们共同的实践获得的背景，指明了共鸣世界。这种领会使个体从被动接受者转为积极参与者，为回应环节奠定基础。
（二）回应环节：在共鸣中产生自我效能感
被仪式触动的人们感受到外界的呼唤后，不自觉地产生回应的冲动，想要迎向触动他们的事物，由此展开应答运动。人们感到外部刺激，并认为自己能够影响世界，从而产生自我效能感。这时，他们与世界进入聆听与回应的互动模式，共鸣关系完整形成。身处共鸣世界的人们捕捉到自我，将自己视为世界的一部分，此时世界中的主体们紧密相连，沉浸在与世界的互动之中。
这样一种关系模式，在开国大典的阅兵仪式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当这些部队在会场中心举行分列式时，群众中涌起了狂热的欢呼，整整两个多小时的阅兵，许多人都站立着，电影机、照相机、几十万双眼睛，一直都凝结在受检阅的部队身上……”“广场上无数群众眼里都含着激动的热泪……”身处天安门广场的人民，在政治共鸣中感受到了莫大的幸福感和归属感，为新中国的诞生而欣喜，为身为新中国的一员而自豪，为新中国的强大的武装力量感到振奋。人们在情绪被点燃的瞬间会感到极致的愉悦和兴奋，体验到这种情感之后，又很想向他人倾诉，共同分享自己的激动。在一次次交流中，人们的情绪被反复激发，情感能量反复累积，随着仪式达到高潮，广场上人们的情绪也同时达到顶峰，此时个体消融于群体之中，所有人共同对世界做出回应。
（三）转变环节：主体与世界双向吸纳转换
当政治仪式中的人们进入与世界的共鸣关系中时，就已经不再停留于自我同一层面了。共鸣关系使得主体之间与主体内部，以及他们身处的世界都在发生变化。主体被触动时，自身的心态已然发生了改变；随着主体被世界所激发，感受到了出于本心的呼唤，更是产生了回应世界的冲动，同世界建立起了聆听与回应的关系。因此，转变环节大致可分为三个层次，主体自身的转变、主体间的转变及主体所在世界的转变。从开国大典当日的诸多报道以及在场者的回忆，可以印证这一变化过程。
第一，主体自身的转变。当主体真正进入开国大典的政治情境中时，就会感受到被世界所呼唤，也感受到迫切地想要去回应外部世界。亲历者田富达说道：“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了。我深深感到作为一个中国人的骄傲，中国从此有‘出头天’了。”在经历了共鸣之后，他的个体认同得到了深化，重新厘定了自身与世界的关系。他将自己视为新中国的一分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员，并为此感到骄傲，实现了个体到人民的政治转变。
第二，主体间的转变。当主体进入仪式情境时，他们就染上了相同的情绪，被彼此间的情感所吸引，进入一种共鸣状态。眼神的交流或对话是产生这种共鸣关系的最简单的情况，交谈着的双方在这种情况下倾听并回应彼此。每个人都对他人做出回应，同时也被他人回应。在阅兵仪式的过程中，虽历时很长，“但是，人们不厌其多，不厌其久；人们互相询问着：‘这是什么炮呀？’‘这是什么人呀！’每个人都把别人当成全知者，想更多地得到对自己部队的知识”。主体间在交流中达成了行为和情感上的协调，从而形成了超越个体的集体认同，构建起政治共同体成员之间的情感纽带。
第三，主体所在世界的转变。当人们开始越来越关注彼此的行动、为了解彼此的所作而感，也更了解彼此的意识时，他们就会更强烈地体验到共享的情感，如同这种情感已经开始主导他们的意识一样。在相互关注和情感共享的过程中，双方的情感能量得到了反复强化，整体的情感状态也变得越来越强烈，主体所在的世界也开始发生转变。“东方的红场，中国人民围绕着它，张灯结彩，火花齐放，欢呼雷动，毛主席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从此，我们中国人再也不受别人欺侮压迫了，在地球的东方屹立起来了，一个出席世界民主青年第二次代表大会归国的中国青年在会场里跳跃着说：‘我们在世界上多么光荣呵！’坐在天安门左侧的观礼台上的国际友人握着记者的手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世界和平的重要支柱。’”
政治仪式中的主体在经历了三重转变之后，在共鸣中与世界共同重塑了新的政治系统形象。政治仪式具有特定的目的，它赋予仪式中的人、物及行为以特定的象征意义，因此仪式中的象征就具有了特定的政治指引性。当仪式中的主体与象征相遇时，即刻就对所处的世界有所领会，本能地知道自己处在何种情境中、该如何行事。不同主体进入仪式所构造的政治空间时，在象征的指引之下，主体开始关注彼此，双方被彼此的情感所吸引，在交流中产生了政治共鸣。主体于共鸣中建立起了情感协调，使得他们越来越融入其中，成为连带的一部分，从而产生强烈的团结感和崇拜感，主动地维护群体正义感，维护集体荣誉。在这种群体道德的驱使之下，主体会对仪式中的政治象征表示出强烈的尊重，继而演变为对政治象征体系的崇拜和尊重，自觉地服从其衍生出的行为和思想准则，政治权力的合法性也因此得到了极大的认可。
政治仪式中共鸣关系的召唤
共鸣是一种即时性的、能赋予人们能量并且重塑人们认知的关系。正如前文所述，一场成功的政治仪式，在于共鸣关系的触发，在于仪式能否使得主体感到自己“被世界关注”，从而对所身处的世界图景产生出某种内在的兴趣。虽然我们无法掌控共鸣的形成，但我们可以尝试为了促进被触动而将配置方面或情境方面的前提安排好。政治仪式主要通过神圣氛围的营造、神圣地点的预备等手段，力图在现实中创造一个特定的仪式情境，使得仪式中的主体可以产生共同关注的焦点，在相互交流中共享情感，从而召唤共鸣世界的出现，实现神圣场景的再现。
（一）营造神圣氛围，调动群体情绪
如图1所示，在前期准备阶段，主办者的目的在于营造神圣氛围，调动在场者的情绪，为共鸣的产生制造媒介，因此，仪式的准备和宣传工作也都围绕着“不断重复共同事件，给予人们强烈的情感刺激”而展开。在政治仪式正式举办之前，主办人员会率先进行宣传，通过举办一些活动引起人们的注意，引导参加者们对即将举行的仪式产生期待，提前与世界建立起内在的情绪联结，强化主体被世界所触动的可能性。“情绪不是伴随现象；相反，它们是现行规定着与他人的共在的那种东西。似乎可以说，在每种情形中总有了一种情绪，它就像一个大气层，我们沉浸于其中，而且我们完全由其规定。”它提供了背景，规定着事物如何对我们显现，也规定着人们的所作所为。在仪式情境下，几乎每一件使用的物品、每一个做出的手势、每一首歌或祷告词，或每一件事和空间的单位，在传统上都代表着除了本身之外的另一件事物，比它看上去更有深刻的含义，而且往往是十分深刻的含义。政治主体通过一系列的媒介手段，将仪式参与者引入特定的情境之中，使得主体沉浸于其中，染上相应的情绪，并完全由其规定。从共鸣理论的角度来看，这一步骤旨在以情感为媒介，创造一种公共的、社会的情绪，为参与者们制造“给联系”的可能性，从而提前建立起一种内在的、很重要的经验联结，为主体被世界触动创造条件。
（二）预备神圣地点，制造时空隔离
在仪式的运行阶段，仪式的重点在于预备神圣地点，制造时空隔离，为召唤共鸣世界而做准备。这一阶段包含着群体聚集、身份认同、共同焦点及情感共享四个关键要素，它们之间相互作用，彼此反馈强化。政治仪式将特定的群体聚集起来，通过一系列的象征来指引群体将注意力集中到特定的对象之上，使得群体拥有共同关注的焦点，在相互交流中实现情感的共享，从而构建出特定的情境，为共鸣的触发创造必要的条件。
政治仪式依托特定的时空展现其内容，在事实上与日常的“凡俗生活”构成一种“时空隔离”，这主要表现在“神圣地点”的预备，也就是政治家们运用一系列政治象征构建现实政治情境的过程。主体构建特定政治情境的过程可视为圣化的过程，主办者通过赋予一般事物以神性，构建现实中的“神圣地点”，将其与世俗生活分割开来，确保身处其中的人们能够进入特定的、具有神圣意义的时空领域。在这个特定的仪式情境中，政治象征对当下情境的实践背景起作用，并以此为前提指引亲历者的注意力。当人们被聚集到某个场所，在各处政治象征的指引下，对自己所处的世界产生了技艺性的领会，本能地知道自己处在怎样的情境中、该如何行事。在仪式所预先设定的背景下，个体通过象征被整合进组织中，并被赋予身份，重塑了自我的身份认同。此后，个体会迅速投入新的忠诚和角色中，将注意力集中到共同的对象或活动之上，共享情感体验，产生共同体心理，促进群体中所有人的情感和思想都朝向同一个方向。
图1 政治共鸣：仪式情境中的一种关系模式
（三）重现神圣场景，形构新的意义体系
即便仪式的诸多环节都可被精心设计，仪式最终的结果仍是不可控的。其中，成功的政治仪式可以召唤政治共鸣，再现神圣场景，从而构筑新的意义体系。政治仪式的一个主要结果就是赋予符号对象以意义性，或者重新赋予这类对象以全新的表示尊崇的思想情感。神圣场景是一切相互关联的体系的总体，在这个总体之内，每种东西都可以作为具有特定意义的东西显现给别人，其再现依托于现实中的神圣地点。“仪式涉及众多的构成要素，如参与者、组织者、仪式道具、话语和固定的行为姿势等等。在这里，意义的各种表述形式——无言的、行为的、语言的——汇集在一起，成为一种综合表述。”场景里的所有象征内在地相互关联，并且形成了意义上相互关联的体系。场景和象征在这里非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场景本身并不是一种事物，也不是各种事物的总和，而是所有的象征通过其本身的结构所指向的意义的总体。
政治共鸣是一种短暂的状态，但当它体现在群体团结的情操、符号或神圣物，以及个体的情感能量之中后，就会继续产生更长久的影响。被提升的相互了解和情感高涨的体验强化了群体象征、群体认同的标志，新的政治象征及意义体系也就此诞生。正如前文所述，当主体进入特定的仪式情境中时，便已然开启了主体与世界间关系的多重转变。他们见到了与日常生活完全不同的景象，在情绪高涨的情况下出离了自身，同时在强烈兴奋感驱使下表达的激情又被外界的激情所强化，于政治仪式所构建的特定时空情境中获取了强烈的自我效能感和快感。此时，主体难以明晰自身的所感所想，便会把这些感受和外在的事物联系起来，他们目之所及的东西都成了特定情境的代表，情感也就自发地附着在这些具体事物之上，就成了政治象征。虽然政治共鸣中所产生的情绪感染难以把控，但由此衍生出的象征却相对简单、确定且易于表现，由此能够促进情感和具体事物的联系，只有如此，主体才能对它们做出解释，才能把握仪式中所诞生的新的意义总体。
成功的政治仪式能够召唤政治共鸣，再现神圣场景，从而构筑新的意义体系。在开国大典中，参与者进入了集体兴奋的状态，在强烈情感驱使下出离自身，将情感附着在政治象征上，使这些象征成为集体情感的载体。这种情感体验不仅是暂时的群体兴奋，更构成了国家认同形成的情感基础，将不同地区、不同阶层的民众整合进同一政治共同体，构建了新的社会连带关系。
结 语
政治仪式中共鸣关系的形成，揭示了权力仪式塑造人的深层机制。共鸣能力不仅对于人类心灵与人类社会具有根本性的意义，而且对纯粹的人类身体而言也是决定性的，它决定着人们以怎样的方式和途径与世界开展交互活动，在其中行动、调节、感受与思考。政治共鸣使得仪式中的个体产生了主体融入感，在仪式过程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促进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建立良性联结，从而维护社会秩序并增强政治制度的稳定性。
运用共鸣理论对开国大典展开深入分析，可以印证政治共鸣形成的完整过程。共鸣产生的前提是“被触动”，意为给予主体“给联系”的可能性，即建立一种内在的、重要的经验联结，使得自我和世界可以在共鸣中以富有意涵的方式回应彼此。在仪式情境的构建中，基于政治仪式可目见、可管控及可利用的特性，仪式中的各个环节都为共鸣的产生创设条件。政治仪式能够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下，通过象征性行为和象征物的运用，来激发参与者对世界产生内在兴趣，让人们感到自己被关注，感到自身作为权力主体得到承认，进而在与政治世界互动的过程中发生多重转变。
通过对政治共鸣的系统分析，展现了政治仪式多维功能得以实现的内在机理，呈现并论证为何某些形式相同的政治仪式有时成功、有时失败。共鸣理论的核心贡献在于，它不仅解释了政治仪式“能够”产生政治效果，更重要的是阐明了这种效果“如何”产生以及“为什么”会产生，同时也揭示了共鸣产生的不确定性如何决定政治仪式有效性。这一理论框架或许能为理解政治仪式的有效性提供一个补充视角。
来源：近代史飙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