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你先别哭，小伙子，跟我回家。＂陌生大伯朝我伸出粗糙的手，晒得黝黑的脸上写满善意。

口袋里的陌生温暖

＂你先别哭，小伙子，跟我回家。＂陌生大伯朝我伸出粗糙的手，晒得黝黑的脸上写满善意。

那是1990年的夏天，我刚满十九岁，揣着打工挣学费的梦想，跟着村里老乡坐着绿皮火车摇摇晃晃来到陕西当麦客。

那年的夏天特别热，阳光像一把火烤着麦田和人，空气里弥漫着麦草的香味和汗水的咸腥。

从冀中平原到陕北高原，三十多个小时的硬座，让我浑身酸痛。一路上，老乡们嗑着瓜子，讲着打工的经验，我却紧张得一宿没合眼，生怕错过站。

我叫张明生，是村里第一个考上大学的孩子。

父亲是木匠，整日里刨木头、打家具，削铅笔一样的手指总是裂着口。

母亲在生产队干活，腰弯得像一把镰刀。

家里还有两个妹妹正在上初中，全家人省吃俭用，才凑够了第一年的学费。

眼看着大二的学费还差一大截，我便瞒着父母，跟着村里的麦客队伍出来打工。

＂明生，你这孩子，书没少读，咋干起活来这么蔫啊？＂老乡王叔笑着拍拍我的肩膀，手掌坚硬如铁，拍得我一个趔趄。

那天是来到陕西的第三天，我从早晨五点一直干到太阳偏西。

衣服早被汗水浸透，粘在背上像一块湿淋淋的抹布。

后背因为长时间弯腰割麦火辣辣地疼，手上的血泡磨破了，火辣辣地疼。

更糟的是，我唯一带来的一件体面点的衬衫被割麦刀刮破了一大口子，露出里面发黄的背心。

眼看着明天要去另一家收麦，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我站在麦场边，一个人偷偷掉眼泪。

村里的娃娃们围着我笑：＂瞧这个外地人，干活把衣服都扯烂了！＂

就在这时，麦场主人李大伯走过来，赶走了起哄的孩子们，看了看我破了的衣服，什么也没说，只是朝我招招手：＂走，回家。＂

＂大伯，我没事，休息一下就好。＂我擦了擦眼泪，强装镇定。

＂娃娃，不要逞强，跟我走。＂李大伯的声音不大，却有一种不容拒绝的力量。

李大伯的家是典型的陕北农家小院，土墙泥地，却收拾得干干净净。

院子里种着几棵石榴树，墙角晾晒着辣椒和苹果，一只花猫懒洋洋地趴在门槛上晒太阳。

他进屋翻箱倒柜，拿出几件叠得整整齐齐的衣服：＂这是我儿子的，他个子跟你差不多，你先穿着。＂

我受宠若惊地接过衣服，是几件从未穿过的新衣服，还带着阳光和肥皂的清香。

穿上后，我习惯性地摸了摸口袋，却意外摸到了一团纸。

掏出来一看，是两张崭新的百元大钞和一张纸条：＂天热多喝水，别硬撑。＂

我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像断了线的珠子。

＂大伯，这太贵重了，我不能要。＂我红着脸，想把钱还给李大伯。

两百块钱啊，在1990年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够我们村一个壮劳力干一个多月的工钱了。

李大伯摆摆手：＂你留着吧，我看你是读书人，为啥来当麦客？＂

他的目光温和却犀利，仿佛能看透我的心思。

我低下头，老实回答：＂家里供不起了，我想挣点学费。＂

李大伯点点头，脸上的皱纹舒展开来，像一本打开的书：＂我儿子明朗当年也想上大学，高考差了二十分，没考上。＂

他叹了口气，眼睛望向远方：＂家里没钱让他复读，他就出去打工了，这一走就是五年。＂

说着，他指了指墙上的一张泛黄的照片，一个和我年纪相仿的小伙子，穿着学生装，笑得灿烂。

照片旁边是一个老式的收音机，上面积了一层薄薄的灰。

＂这收音机是明朗高考那年买的，他每天都要听新闻和英语广播。＂李大伯轻轻擦了擦收音机，像是在抚摸儿子的脸。

＂读书好啊，能改变命运。＂李大伯叹了口气，转身去厨房忙活，我看到他的背影似乎比刚才更佝偻了。

灶台上的铁锅冒着热气，李大伯熟练地和面、揉面，做起了陕北的传统美食——洋芋擦擦。

＂大伯，我来帮忙。＂我卷起袖子，主动走到灶台前。

＂行，你帮我擦土豆。＂李大伯递给我一个铁皮擦子和几个土豆。

我笨手笨脚地擦着，李大伯在一旁笑：＂瞧你这个城里娃，连土豆都不会擦。＂

＂我不是城里人，是农村的。＂我不好意思地笑了，＂只是我在家从来没下过厨。＂

饭桌上，李大伯给我讲起了村里的事。

他是村里的小学老师，教了三十多年书，村里大半的人都是他的学生。

＂我这辈子没啥出息，就教了几个娃娃认字。＂他笑着说，眼中却闪烁着对知识的敬畏和热爱。

我看着桌上简单的饭菜——洋芋擦擦、炒青菜和一碟咸菜，却觉得比大鱼大肉还香。

吃完饭，李大伯拿出一本《诗经》，翻开有些发黄的书页，指着上面的批注：＂这是我教书时做的笔记，你要不要看看？＂

那一晚，我们在煤油灯下谈诗论文，从《诗经》到杜甫，从李白到鲁迅。

李大伯虽然只是个乡村教师，却有着惊人的文学素养和独到的见解。

夜深了，窗外传来蛐蛐的叫声，远处偶尔有狗吠声传来，院子里石榴树的影子映在窗纸上，随风摇曳。

接下来的日子，我跟着麦客队转村收麦。

每次路过李大伯家，我都会去看看他，帮他担水、劈柴，有时还一起下盘象棋。

村里人见了，都笑：＂老李家的＇干儿子＇又来了。＂

我不好意思地挠挠头，心里却暖烘烘的。

那段日子里，我发现李大伯家境并不富裕，厨房角落堆着药瓶，他偶尔会咳嗽得很厉害，却总是笑着说没事。

一天傍晚，我去李大伯家送几个自己做的馍馍，却发现他躺在炕上，脸色苍白。

原来他的老毛病——气管炎犯了。

看到屋里乱糟糟的，我二话没说，挽起袖子开始打扫。

扫地、擦桌子、烧水、熬药，一样一样忙活起来。

＂明生，你这娃娃，咋这么懂事。＂李大伯靠在炕头，看着我忙前忙后，眼里满是欣慰。

＂大伯，我爹总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边整理桌子边说。

在整理桌子时，我无意中看到一本发黄的账本，里面密密麻麻记录着一些名字和金额。

＂这是......＂我疑惑地问。

李大伯艰难地坐起来，喝了口水：＂这些年帮助过的娃娃，都是村里或附近想读书的孩子。＂

我翻开账本，惊讶地发现这些年李大伯资助了不下二十个学生，每个名字后面都写着＂知识改变命运＂几个字。

最小的金额是五块钱，最大的有五百，虽然不多，却是李大伯一笔一笔攒出来的心血。

我的眼前浮现出那两百块钱，心里忽然明白了什么。

＂您儿子知道这些吗？＂我问。

李大伯笑了，那笑容像冬日的阳光，温暖而不刺眼：＂当然知道，那钱就是他寄回来的。＂

他咳嗽了几声，继续说：＂他常说，他没能上成大学，但可以帮别人上。＂

那一刻，我忽然觉得屋子里亮堂了很多。

外面的麦田金黄一片，夕阳的余晖透过窗户洒进来，照在李大伯饱经风霜的脸上，也照在那本记录着善举的账本上。

＂大伯，您休息，我去给您做饭。＂我轻轻合上账本，走向厨房。

那天晚上，我学着李大伯的样子做了洋芋擦擦和鸡蛋汤，虽然卖相不佳，味道却还不错。

＂有模有样的，看来在我这里没少学。＂李大伯尝了一口，满意地点点头。

吃完饭，我帮李大伯收拾好碗筷，坐在他的炕边，听他讲村里的故事。

村里有个叫王根生的孩子，父母双亡，跟着年迈的奶奶生活。

李大伯每个月给他五块钱买本子和笔，还经常接他到家里吃饭。

如今王根生已经考上了师范学院，还寄了一封信和一张照片回来，说要当老师，像李老师一样教书育人。

＂他奶奶来感谢我，我说应该谢谢明朗，是他的钱资助了王根生。＂李大伯说着，眼角湿润了。

收麦季快结束时，李大伯的病情加重了。

我放弃了去其他村庄打工的机会，留下来帮他家收完最后的麦子。

村里人都夸我懂事，我只是笑笑，心里却在想：李大伯待我如亲儿，这点小事算什么？

白天，我顶着烈日在麦田里忙活；晚上，我守在他的炕边，听他讲他教书的故事，讲他儿子明朗小时候的趣事。

＂明朗小时候也像你这么懂事，七岁就会帮我批改学生的作业。＂李大伯眼中满是回忆的神采。

有一次，明朗发高烧，硬是撑着去上学，就因为那天有数学考试。

还有一次，村里闹洪水，明朗冒着危险去救邻居家的老奶奶，自己却差点被冲走。

听着这些故事，我仿佛看到了一个和我很像的少年，坚强、善良、渴望知识。

＂明生啊，你有志气，将来一定有出息。＂李大伯虚弱地说，＂答应我，好好读书，学成后也帮帮别人。＂

我点点头，喉咙哽咽得说不出话来。

离开前一晚，我和李大伯坐在院子里乘凉。

夜空繁星点点，远处的麦田在月光下泛着银光。

＂大伯，等我毕业了，一定回来看您。＂我说。

李大伯笑着拍拍我的肩膀：＂好，我等着你回来。＂

那一刻，时间仿佛静止了，只有夜风轻轻吹动石榴树的叶子，发出沙沙的响声。

离开那天，李大伯坚持送我到村口。

他穿着那件褪了色的蓝布衬衫，裤腿高高挽起，走路有些吃力，却硬是要送我一程。

路上，他不停地叮嘱我：＂路上小心，到了学校好好读书，有困难就写信回来。＂

我点点头，心里酸酸的，像是灌了醋。

村口的老槐树下，李大伯塞给我一个布包：＂这是给你准备的，回去后再打开。＂

我抱了抱他，转身上了拖拉机，不敢回头，怕一回头就哭出来。

拖拉机轰隆隆地启动了，渐渐远离村子，我才敢回头看一眼。

李大伯还站在那里，在朝阳下，他的身影显得那么单薄，却又那么坚毅。

火车上，我打开布包，里面是一本厚厚的笔记本和五百块钱。

五百块钱！这可是当时一个农民大半年的收入啊！

笔记本第一页写着：＂明生同学，愿你学业有成，不忘初心。——李伯＂

后面是他这些年资助过的学生名单，每个人的情况他都记录得清清楚楚，有的已经成了教师，有的成了医生，还有的继续深造。

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窗外是一望无际的麦田，微风吹过，麦浪翻滚，像是在向我告别。

回到学校，我把这段经历写成了一篇文章，发表在校报上，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很多同学被李大伯的事迹感动，纷纷表示要向他学习，以后也要帮助有需要的人。

我给李大伯写了一封长信，把学校的情况，自己的学习和生活都详细地告诉他。

信的末尾，我写道：＂大伯，您给我的钱，我只用了学费部分，剩下的我会像您一样，资助那些需要帮助的同学。＂

很快，李大伯的回信就来了，歪歪扭扭的字里行间满是关心和鼓励。

他说村里的麦子又丰收了，他的身体也好多了，让我不要挂念，安心学习。

信的最后，他写道：＂明生，你是个好娃娃，大伯以你为荣。＂

就这样，我们开始了频繁的通信，几乎每个月都有信件往来。

李大伯的信总是充满着乡村生活的烟火气息，写着村里的变化，谁家盖了新房，谁家娃娃考上了大学。

而我的信则记录着大学里的见闻，新学到的知识，参加的活动，还有对未来的规划。

毕业前夕，我收到了李大伯的一封特别的信。

他说他儿子明朗要回来了，准备在村里建一个图书室，让村里的孩子们有书读，希望我能回去参加开幕式。

我欣然答应，心里已经开始期待与明朗的见面，也期待再见到李大伯那温暖的笑容。

带着李大伯的嘱托和资助，我顺利完成了学业，成为一名乡村教师。

我选择了一所偏远的山村学校，那里的孩子们渴望知识，就像当年的我一样。

每当看到孩子们求知若渴的眼神，我就想起李大伯说过的话：＂知识改变命运。＂

工作第十年，我积攒了一些钱，决定回陕西看看李大伯。

火车还是那趟绿皮车，窗外的风景似乎没什么变化，麦田依旧金黄，只是我已不再是当年那个为学费发愁的少年。

村口多了几栋新房，走了半天才找到李大伯的小院。

院门上挂着＂明朗书屋＂的牌子，屋内书架整齐，十几个孩子正在安静地看书。

一个中年男子迎上来：＂您是？＂

他穿着简朴，眼神却很有神，隐约能看到些李大伯的影子。

＂我叫张明生，十年前在这里当过麦客，认识李老师。＂我有些忐忑地说。

＂张明生？＂中年男子眼中闪过惊喜，一把握住我的手，＂我爹常提起你！我是李明朗。＂

我看着眼前的李明朗，恍惚间还能看到那张泛黄照片上的少年。

＂你爹还好吗？＂我急切地问。

李明朗眼中闪过一丝黯然：＂我爹三年前走了，走得很安详。＂

我的心一沉，眼泪不由自主地涌了出来。

李明朗拍拍我的肩膀：＂别难过，我爹走得很平静，他说他这辈子很满足，教了一辈子书，还帮助了这么多孩子。＂

他告诉我，李大伯生前最挂念的就是我，常说我是他见过最懂事的孩子，一定会有出息。

＂爹临走前，还念叨着你呢，说你一定会回来的。＂李明朗拉着我的手，带我走进里屋，指着墙上的一张照片，＂看，这是爹生前最后一次和资助的学生们的合影。＂

照片上，年迈的李大伯坐在中间，身边站着二十多个不同年龄的人，最小的还是学生，最大的已是教授。

李明朗指着其中一个空位：＂爹说，这个位置是留给你的。＂

我的眼泪夺眶而出。

十年了，我始终记得那个炎热的夏天，那件口袋里藏着钱和纸条的衣服，那个朴实无华却给了我无限温暖的老人。

＂我爹走后，我继承了他的遗愿，回村办了这个图书室。＂李明朗指着满屋的书籍，自豪地说，＂现在村里的孩子都爱看书了，今年还有五个考上了大学。＂

我看着这个书屋，触摸着书架上的书籍，仿佛能感受到李大伯的气息。

＂明朗哥，我也一直做着类似的事。＂我把自己这些年资助学生的事告诉了他，＂都是受你爹的影响。＂

李明朗笑了，那笑容和李大伯如出一辙：＂我爹若知道，一定很欣慰。＂

晚上，我们坐在院子里，喝着陕北的老酒，聊着各自的经历。

明朗告诉我，他这些年在外面做生意，挣了不少钱，但始终惦记着村里，惦记着父亲的教育梦想。

＂我爹虽然供不起我上大学，但他教会了我更重要的东西——善良、正直和助人为乐。＂明朗望着星空，眼中有光。

我点点头，深有同感：＂李大伯影响了很多人，包括我。＂

第二天，我去看望李大伯。

他的坟前简简单单，墓碑上刻着＂李德高，1930-2000，一生育人＂。

我将自己资助的第一个学生送我的锦旗放在墓前。

那个孩子已经考上了大学，就像当年的我一样。

＂大伯，我来看您了。＂我轻声说，仿佛他就站在面前，微笑着看着我。

我告诉他这些年的经历，告诉他我成为了一名乡村教师，告诉他我也在资助那些需要帮助的孩子。

风吹过麦田，带着阵阵麦香。

我知道，李大伯的精神，就像这麦子，从一粒种子生长为金色的麦浪，传递着生生不息的希望和温暖。

离开前，我和明朗约定，每年夏天，都要回来看看，看看这个书屋，看看那些被资助的孩子们。

＂明生，谢谢你。＂临别时，明朗紧紧握住我的手，＂谢谢你记得我爹，记得那个夏天。＂

我笑着摇摇头：＂应该是我谢谢你们全家，是你们给了我希望和力量。＂

回去的路上，我摸了摸口袋，那里放着一张我写给下一个需要帮助的孩子的纸条：＂天热多喝水，别硬撑。＂

这是李大伯教会我的，也是我要传递下去的。

口袋里的陌生温暖，已经变成了我生命中最熟悉的力量。

每一次把资助的钱和纸条放进一个孩子的口袋，我都能感受到李大伯的存在，仿佛他从未离开，仿佛那个炎热的夏天从未结束。

而我，也在这传递的过程中，收获着无尽的温暖和感动。

这，或许就是生命的意义所在。

来源：天涯旧时光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