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写作这本书让我不断质疑大量的陈词滥调——关于成年、关于青春期男女的差异、关于离开童年的年轻人和他们长辈之间的关系，更不用说关于“抵抗运动”的定义了。我有时不得不揉揉眼睛，再来一杯梅多克葡萄酒。

文｜罗纳德·C.罗斯伯顿（Ronald C. Rosbottom）

来源 | 《突如其来的勇气：法国青少年与德军的对抗1940—1945 》

写作这本书让我不断质疑大量的陈词滥调——关于成年、关于青春期男女的差异、关于离开童年的年轻人和他们长辈之间的关系，更不用说关于“抵抗运动”的定义了。我有时不得不揉揉眼睛，再来一杯梅多克葡萄酒。

这段悲剧的插曲很短，不到5年的时间里，四个不同的人群彼此之间爆发激烈的对抗：德国占领者、维希官僚及其支持者、抵抗运动成员和那些只想过好自己日子的人们。最后一个群体是人们所竭力争夺的，三个群体都极力想要争取他们的支持，或至少使他们在战争中保持中立。对任何人而言，这段时光都不轻松。但少数抵抗者的任务——无论是暴力的还是非暴力的——都是最艰难的。再次援引迈克尔·沃尔泽关于战争的道德要求与期望那复杂但极有帮助的研究，游击行动（这个术语从本质上定义了各种形式的抵抗行动）在本质上具有欺骗性和道德上的腐蚀性。但战败者并没有太多选择的余地去以其他形式进行反抗。“游击战在一开始进攻的时候，只需要动员一小部分国民——非常小的一部分。他们依靠敌人的反击来动员其他人……他们试图将滥杀无辜的战争罪行推给敌方军队。”

[美] 罗纳德·C.罗斯伯顿 著

焦静姝 译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25年1月

尽管法国年轻人对德国占领者的骚扰在军事上没有决定性的意义，但这些年轻人确实在情绪上、心理上以及自尊心上，影响了那些在法国只想坐等好结果的人。阿利亚·阿格朗认为，“抵抗运动”更像是为了填补战败和胜利之间的空隙而存在的。抵抗的过程和结果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保持高昂的士气，提醒犯糊涂的公民他们是罪行的受害者，并让大家对更美好的未来保持一点乐观，这是这种带有明显政治色彩的准军事运动最显著的益处。

勇气让法国人突然做出反抗不公的决定。也许是我们太轻易使用“勇气”这个词，来描述个人可能带来羞辱、伤害、驱逐或死亡等一切具有惩罚性质的行为，让这个词变得烂俗。但这本书中描述的大多数年轻人，所展现出的“突如其来的勇气”，却是一种罕见的品质，眼前发生的事件迫使他们快速做出决定，且无暇考虑可能的后果。

在法国被占领期间，有数百万年轻人没有加入任何抵抗组织。我们看到，有一些人用不那么危险的方式，表达了对德国占领者的厌恶。但也不要忘记，还有数不清的年轻人曾出于各种原因，抵抗“抵抗运动”本身：因为他们父母的信仰，因为他们屈从于无处不在的武力，因为他们觉得参与抵抗的同龄人是在炫耀自己，或者因为他们被复兴的第三帝国迷住了。最后这群人，在 1942 年法国反布尔什维主义志愿军团成立，或者 1943 年法兰西民兵成立时，立刻就报名加入了。这些男性青年在意识形态上并不成熟（老实说，许多支持戴高乐或共产党的年轻人也一样），但他们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本能，认为维持现状，或建立“新”欧洲的工作很重要。因此他们愿意响应唯一被承认的法国政府——法兰西国的号召，应征入伍。他们也有自己的故事，但他们不是我讨论的对象。

还有一些人，明白自己的生活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却不知如何应对。年轻的米舍利娜·布德就是这样的青少年。在她日记的最后一章，她总结了自己在那段日子的感受，从14 岁到 18 岁，她一边成长，一边等待，试图从令人窒息的纳粹灰绿色制服之外寻求一丝解脱。

共和国能幸存吗？尽管普通的法国公民没有太深的政治信仰，只想保全自己的性命，但他们渴望一个可预见的未来。

这种持续的迷茫导致了在战争的最后10 个月中（1944 年8 月到 1945 年 5 月），越来越多年轻人被迫在成长中做出选择。他们改变身份的行为堪称一出喜剧。最近的档案揭露了，年轻的法兰西民兵——反戴高乐主义者、反共产主义者，以及一部分狂热的维希支持者——设法让自己在每个阵营里都占有一席之地：他们身上既有德国身份证，甚至是刚抵达法国的自由法国军队伪造的身份证，也有地下组织成员的身份证明。有些人还会去寻找并加入游击队，万一风向变了，与自己先前的预测不同——这种趋势也越来越明显，他们好以此表明自己的诚意。隐秘的英国特别行动执行局甚至会尝试招募年轻的法兰西民兵作为法国内地军（FFI）的武装成员。英国特别行动执行局会给这些年轻的无业游民一些除了德国通行证之外的其他身份证件，方便他们自由行动；一些人则会冒充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他们随时准备加入似乎要胜利的任意一方。历史学家马克·贝利埃（Marc Berlière）在研究战争末期这段绝望时光时，写道：“国民中有一大群人手里握着好多张牌，玩着双重甚至三重的欺骗游戏……尽管是为了自己……他们同时伺候着不同的主子和靠山：德国安全部门、法兰西民兵，还有抵抗运动组织。”

此外我还提到，有另一种关于法国青少年对抗占领的叙事是值得被关注的。历史学家瓦莱丽·迪肯（Valerie Deacon）指出，那些最初极力反对莱昂·布鲁姆的人民阵线和左翼思想浪潮，并支持贝当元帅的极右翼分子，后来在反对维希政府的时候也是最激进的。很多这样在政治上立场不一的“重生”青少年，确实曾短暂地做过抵抗者。

这些（极右主义）青少年在抵抗运动中的参与……说明了几件事……在重大危机到来的时候，根本无法预知人们会采取怎样的行动。人们只有回过头来思考才能确认，谁会或谁不会加入抵抗运动……这是一个不能用简单的概括来回应的问题。

抵抗运动的社会学研究表明……年轻人更倾向于加入秘密的国内抵抗组织（也许他们觉得这样才能有更多的行动自由），而年长一些的人们更倾向于参与外部抵抗运动（戴高乐的自由法国）……但这些研究永远无法表明，战争中的行动就是由这些因素决定的。

当然，这本书里被拿来举例的年轻人，都不是那么精于算计，也不太自私，他们值得被热爱政治自由的人们仰慕。但我们不要忘记，尽管戴高乐坚持不懈，并和他的助手让·穆兰付出了努力，却从未出现过官方牵头的铁板一块的抵抗运动。抵抗者始终是少数，即使在今天，我们已经解密了主要档案，也有很多口头和书写的见证，但许多抵抗者的动机和身份依然不为人所知。他们分散在法国各地，极其独立，对类似的其他组织持怀疑态度，时常受意识形态鼓舞，尽管如此，年轻的抵抗者们还是坚持着一个共同使命：削弱德军的军事力量，威胁维希政府这个恶劣的合作者。

青少年参与抵抗运动的历史——正如支持另一方的青少年，或那些只想观望的青少年一样——都是被事件驱动的，比如突然发生的军事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将对青少年产生微妙的影响。若说参与反抗的年轻人不像我们以为的那样成功，那就是忽视了德国占领期间相当一部分法国青少年的勇气，这种勇气有时很盲目，但通常充满激情。他们参与抵抗的原因也许千差万别，似乎缺乏目的性，但他们的判断确实导致他们采取了相关的行动。每个事件都能打开一扇通往未来的大门，而在那之前，这扇门是被阴云笼罩的。有些人只是受够了，想结束逃难回到家里；有些人想趁还来得及，赶紧加入；有些人则是因为别无选择，特别是犹太人。那个时代的法国年轻人有许多理由加入抵抗运动对抗两个残暴的政权。他们都是地下行动者，但他们的勇气昭然于天下。

集体和组织的记忆塑造了一种强烈的幻觉，即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个以善胜恶的鲜明例子，是美国20 世纪乃至 21 世纪最后一场真正的胜利。在某个道德秩序中，这种强烈的骄傲维系着我们的个人和社会自信。然而，我们内心深处都知道，这不过是一种幻觉，一种集体的安慰，因为任何一场人类冲突，都没有一方是完全善良而另一方是完全邪恶的。为了打败轴心国和他们可憎的意识形态，同盟国都做了什么？我们的行为就正当合理吗？到底什么是“战争罪行”？只有敌人的恶行才算“战争罪行”吗？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明确无误是“正义的战争”吗？这样的问题会一直有人提出，而问题的答案也会一直被寻求。

大多数美国和欧洲公民都想要建立、维护一个理性、公平和公正的社会及政府表现模板。但正如我所写的，“第一世界”的许多国家，试图强行向世人灌输关于国家意识、宗教确信或种族纯洁的定义，结果导致数百万人再次被卷入曾主导了 20 世纪上半叶的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庞大试验中。倘若我们在 20 世纪后半叶成功解除了上述威胁，或至少对其加以遏制，那为什么它们会再次出现呢？这次又有什么不同呢？如果意大利、德国或美国的普通民众对于移民问题感到忧虑，我们如何能够缓解这种忧虑而不至于重走法西斯主义的老路呢？过去的解药能医治现在的弊病吗？历史还能作数吗？我们为什么不能记住历史，或者学会回顾历史呢？

另一个被不断提出的问题就是，如果没有青少年的积极参与，法国还会形成对专制政权的有效抵抗吗？事实上，早期抵抗运动的许多领袖和牺牲者都是成年人，年纪在 30—50 岁，甚至更年长。

他们中的一些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一些人在商界和政府的名望及人脉关系，给早期抵抗组织提供了巨大的优势。我并没有过多强调这一事实，因为其他人已经做过充分的论述了。此外，每个抵抗组织就像一支军队，都需要步兵。青少年在情感和心理上具有很强的可塑性，他们寻求认可，并随时准备张开才刚刚可以伸展的翅膀。他们当中最优秀的都不是随大流者。在危机时刻，许多年轻人看到改变自己未来的机会，因此偏离了长辈为他们规划的道路。

他们被抵抗运动和任何有威胁性的意识形态所吸引，而无所谓其来源；他们也急于挑战那些破坏他们正在形成的信仰的人。对于青少年来说，在十几岁或20 岁出头的年纪做决定，要比10 年之后容易得多——虽然都不容易。青少年与同龄人的连接更紧密，无论在外表上还是内心深处，都与父母的经验和判断脱节。他们的道德世界更加清晰——这种“道德确定性”（moral certainty）是一种特质，而非偏差。

毋庸置疑，20 世纪 40 年代上半期在法国发生的事情是独一无二的。但各年龄层的人对历史事件的反应却是可以预测的。年纪稍长一些的人在挑战权威时也许有明确的原则，但可能会失去很多，如家庭、事业和好名声。因此，他们往往缺乏精力或内心的力量来改变既有的习惯。年轻人就没有那么多社会和道德上的困扰。通常他们都依赖于家庭或导师的支持，并期盼长辈的支持在他们对规则感到失望时也能保护他们。有些人的父母会支持他们，有些人的父母则不会。即使是最胆小的青少年也能找到一些勇气以穿过这个由义务和欲望组成的迷宫。

我在研究和交流的过程中发现，许多在20 世纪 40 年代初参与抵抗德国占领的法国年轻人，都有一个压倒性的特质，那就是道德确定性。的确，那些没有对德国人感到愤怒或拿起武器抵抗的人，可能也十分确定自己的道德选择。但如果我们从这种表面的信念向下深挖一层，就会发现大量缘由证实了这些青少年事实上都在问一个哲学上及意识形态上的问题：我要怎么过自己的生活？我要怎么保护我的家人？我要成为什么样的公民呢？我只需要考虑自己的幸福吗？

我在书中呈现的这些青少年，当时势让他们为一个更好的未来而献身时，他们自己也倍感惊讶。他们意识到还有比族群和家族感情更重要的价值，他们中有一些人甚至超脱了民族主义的限制，为一个更广阔的理念——在政治和社会上获得自由——而奔走。在这些黑暗岁月里，他们全身心投入这些事件中，试图对当下产生一些影响，以迎接一个更明朗的未来。但他们也许并不明白，自己在危险的公共领域里采取行动的决定，会影响到未来的年轻一代，这些未来的年轻人回过头来会问：我当时会怎么做？我能有多勇敢？

认为未来会更美好的想法并不新颖，也不局限于“激进分子”或“反动分子”，它更像是每个公民的梦想，尽管这个梦想已经被当权者的偏见所扭曲。我们当中许多人都是如此，无论当下有多么要紧的事，都像爱尔兰人说的，始终抱有一种对未来的期许。而对于过去，我们努力拒绝被选择性粉饰过的记忆。

这种反对暴力、傀儡政治和邪恶种族主义的激情，并没有随着第三帝国的覆灭和维希政府的瓦解而从法国消失。一个很好的例子可以解释这点：二战结束后的40 年中，阿道弗·卡明斯基继续为那些抵抗殖民主义、独裁统治或受到不公正迫害的人们伪造证件。

他的名声响彻全球——在南美、非洲、中东，甚至在美国，他帮助那些试图逃避越战征兵的人。他从没有暴露身份，也没有被捕。但最终，他担心自己的运气用尽，也希望能过上正常的生活。阿道弗于20 世纪 70 年代放下了自己的伪造工具，开始了作为天才摄影师的全新职业生涯。从黑暗到暗室，他与世界互动，重现人们的记忆。

在危险和艰难时期的年轻人很少考虑到他们的行为能造成的最深远影响。我要行动，因为行动在召唤。我要行动，因为我深信某件事或物。我要行动，以确立我的身份和信仰。我要行动，以改变世界。他们很少会想得再远一点，比如我要行动，尽管这会让我丧命，或者我要行动，尽管会让我的家人处于危险中。在为高尚行为所付出的个人代价面前逞能，这是年轻人冒险的最大特点，就像今天的年轻人一样。青少年确实会违反规则，一些人会安然接受惩罚，有些人则会因这个不公平的世界没有考虑到个体的特殊性而愤怒。但当整座道德大厦出现裂痕甚至倾覆时，当青少年看到他们的长辈在不断变化的规则面前愤怒、彷徨或恐惧时，他们会觉得没有把握，因为他们一直都受到这些规则制定者的保护。不过他们也很兴奋——他们尝到了自由的味道，一种可以不按规矩行事的自由的味道。这就是1940—1945年的法国。

安妮·克里格尔认为，她和她的组织在黑暗岁月里所做的事，不能与年轻人为了让政府难堪而走上街头违反法规的行为相提并论。她说，无论战后的学生们在对抗警察的殴打、催泪弹和短暂的逮捕时多么勇敢，他们都不必冒着生命危险（当然，在一些社会里，直言不讳的年轻人确实可能遭受严重的伤害）。安妮与同时代的共产主义者和犹太同伴们，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被迫起身反抗。对他们而言，没有任何保护，不行动就只能躲藏，年龄和性别都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要为这个国家已然失落的价值，为自己的价值，献出自己的生命。安妮有一个观点：起身反抗一个专制的、暴力的、极端不安全的国家，与只是批评一个国家顽固不化、冷酷无情，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行为。她和她的同伴们向自己的家人撒了谎，他们迅速建立又迅速终止彼此的亲密关系，并时刻处在警觉中：

我们被危险和恐惧包围……当夜幕降临，伸手不见五指时，我会不断想到它——这种恐惧，它是从我被中断的童年中催生出来的。请理解我：勇气不是在一切都预示着危险时感受不到恐惧；勇气是冷静地去做必须要做的事，以确保（每一次成功），并且为同伴做同样的事。勇气迫使你重复地做出有制约性的行动……勇气是自制力，在讽刺和幽默的作用下它会变得令人愉悦，就像蓬松的蛋奶酥。

关于勇气，我不知道是否还有比这些年轻人自己所描述的更好、的定义。恐惧总是会存在——害怕警察，当然还害怕失败，害怕让同伴失望，害怕无意中泄露情报，害怕辜负信任。比起被朋友发现你的粗心大意或被吓得失去行动能力，被警察跟踪并没有那么可怕。

那我们是否可以得出结论，即我们永远都需要，甚至要指望，年轻人的激情（通常是因为他们没有负担的天真）来促使那些不再年轻的人更加勇敢？这本书中有很多内容都提醒老练的读者们，从童年到成年的过渡是一个灰色地带，而生理上的标志只能解释这种过渡的一部分。每个青少年长大的方式都不一样，这取决于他或她的社会阶层、家庭结构、居住环境、宗教和政治背景等。成长不但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也几乎无法用任何方式去精准地解释。关于青少年如何在混乱、灾难或暴力环境下长大成熟的研究表明，一些我们常常赋予他们的特征，比如喜怒无常、粗鲁无礼、对隐私的高度需求、情绪混乱等，与他们在做出决定性行动时的责任感形成鲜明对比。正如有人曾说过，作为一名青少年，就意味着你不知道自己不该做或不能做什么。当然你曾经被告知规则是什么，但这些规则必须要经过检验，否则你可能会消失在一片森林里，成为其中一棵隐形的树。

……

我在开始写作这本书的时候意识到，法国很难细数在德国占领期间，其境内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不是判断，而是事实。同样，法国在过去几十年中变得越来越透明和坦诚，这也是事实。我询问克劳德·魏尔，战后他是否因为与德国人两年多的斗争得到法国政府的嘉奖。他看上去十分惊讶，回答说：“没有，为什么要嘉奖我呢？”

他显然不认为自己是英雄，而是认为自己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齿轮，参与了一场为自由而战的斗争并最终取得了胜利。战后，他回到巴黎，继承了父亲的产业，事业成功。

我们都羡慕这些年轻人无私的勇气——以及他们拒绝认为自己超凡脱俗的谦逊，这种勇气是对他们的生活结构中预想不到的眼泪和意料之外的事件突然迸发的回应，无论他们是非法移民还是处境舒适的美国人。在我执教的几十年中，我见过还是青少年就参与投票的选民，也一直惊叹于他们的热情、好奇和正派。我问自己：

他们长大后还会保持同样的道德热忱吗？当我们寻求社会和政治安定时，我们的民主制度在本质上，是以磨灭政治热情来维持稳定的吗？如果是这样，当愤怒的派系和不道德的领导人开始威胁我们最引以为傲的价值时，我们应当怎么办？谁能抵挡住诱惑，不至于默许让社会彻底退回到那个贫瘠又残酷无情的时代呢？只有孩子们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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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学人scholar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