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上海刚迎来解放的曙光，市长陈毅便接到了老战友李克农发来的一封急电，电报中李克农饱含恳切之情，希望老战友能够协助寻找失踪的李静安，即代号李白同志的下落。

谈及解放之初，大上海惊心动魄的“反特”故事，有一个不得不说的具象背景······

上海刚迎来解放的曙光，市长陈毅便接到了老战友李克农发来的一封急电，电报中李克农饱含恳切之情，希望老战友能够协助寻找失踪的李静安，即代号李白同志的下落。

接到这封电报，社会各界迅速行动起来。很快，在上海杨思区祁家庙后面的一块洼地里，发掘出十二具革命烈士的遗骸，他们均被残忍地五花大绑，遗骸上布满了触目惊心的弹痕，而刽子手就是那些丧心病狂的国民党特务。

在这十二具遗骸中，经过仔细甄别，其中一具遗骸确定是李克农苦苦找寻的李静安，也就是李白烈士。李白烈士是经典影片《永不消逝的电波》中的原型，他在黎明来临之前的牺牲，不仅是一曲壮烈的革命悲歌，更是对万恶的国民党特务最有力的控诉。

为烈士报仇，是当时“反特”英雄们的共同心声。

大上海，特务活动历来猖獗。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特务机关在这里布置了大量的潜伏特务，其中隶属于（军统）保密局的特务机关就有84个，特务总人数超过6000人，仅组长以上的特务头目，就有1600多人。

经过“秋风扫残叶”式的大规模镇压反革命，潜伏在上海的一大批特务纷纷落网，华东公安部、上海市公安局通缉的保密局特务骨干，多数都已归案销案，但是保密局上海站站长刘葆珊的照片，却依然在案。这就意味着以刘葆珊为首的一批国民党特务，依旧暗藏在上海的各个角落，不将他们彻底地挖出来，铲除掉，就如同革命的红布上始终爬行着长着凶恶獠牙的毒虫。

当时，在上海领导这场“反特”斗争的都是传奇人物，上有市长陈毅，中有副市长潘汉年，下有市公安局局长杨帆。

在上海市公安局的直接领导下，有关部门抓住上海潜伏特务最鲜明的一个特点——水陆两栖活动，成立了特别行动组，以肖阳为组长，专门侦破刘案。

专案组成立时，杨帆对肖阳说，“只要扼住这批匪特的咽喉，上海再大，他们再狡猾，也是藏不住的。”

肖阳领会杨帆的意图之后，撒出去一批情报员。

1950年2月末的一天，肖阳接到一个电话。特别行动组一个乔装成渔民打入渔船的情报员秘密报告，有一股特务约八九个人劫持了他所在的这艘渔船，目前渔船已在太仓浏河口登陆，特务威胁船家不得告密，三天后他们要在吴淞口载一批货物出海。现在，渔船上只有一名特务监守，其他特务已经上岸，请特别行动组立即布控。

得到情报，肖阳立即组织跟踪侦察，发现上岸的八名特务在采购大米、香烟、肉、盐、蔬菜等物资，其中四名特务住在邑庙区的一家旅社内，登记簿上有一个名叫瞿金卫的人，身份是船主，其余为船员；另外四名特务则分散居住在闸北的两处人家。

这股特务上岸之后，行动迅速，一天之内采购了大量物资。侦察小组与海关联系，得到确切消息，这艘被劫持的渔船已经报关，随时可能驶离吴淞出关。

种种迹象表明，这股特务极可能向海上逃窜，要么是执行秘密任务，要么是逃向国民党占据的岛屿。

肖阳认为，这股特务是否与刘葆珊有联系，不得而知，但看它的行动规模，感觉级别不低，甚至可能扎根很深，为了防止放虎出山，线索中断，肖阳建议立即行动，对这股特务连夜跟踪追捕。

杨帆批准了肖阳的建议。

傍晚时分，肖阳派出一艘炮艇驶往吴淞口，逼近被劫持的渔船后，迅速登船逮捕了守船的特务。

与此同时，另外三个行动小组密切监视着岸上的八名特务。

夜里11点，见八名特务都已回到各自巢穴，肖阳一声令下，三个行动小组如三支利剑，直扑邑庙那家旅社以及闸北的两户人家。

直奔邑庙旅社的行动小组，由肖阳亲自带队，两名侦察员把守旅社后门，其余的由分局治安科的民警带领，以查对旅客为名，突袭目标房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四名特务一举擒获。

在这四名特务中，竟然有一名是肖阳老家的贴邻。

这名特务被捕后，认出了带队的是肖阳，连忙套近乎说道，“肖阳兄，我是许经纬，你老家的贴邻啊，两三年前我们还见过面呢。”

肖阳认出这名特务后，将计就计地说：“既然是老相识，那就更应该说老实话了，你先回答我，谁是瞿金卫？”

许经纬说，“瞿金卫是我的化名，帮帮忙，肖阳兄，我一定好好地谈。”

肖阳说，“看来你是头目没错了，一会儿到里面详谈吧，武器都藏哪里了，赶快交出来？”

许经纬没有耍花招，当场交出了四支美式左轮手枪。

肖阳拿起其中一支，问许经纬，“用的都是美国高级货，看来你们级别不低呀！”

许经纬一个劲地说，“混口饭吃！混口饭吃！”

九名特务集体落网之后，在市局审讯室，肖阳利用特务头目许经纬套近乎的心理，趁热打铁，很快叫他吐了个干净。

肖阳问，“你的活动范围在哪里？”

许经纬说，“在吴淞口，浏河到长江口近海一带。”

肖阳问，“活动面很广啊，有没有暗线挂在上海？”

许经纬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而是跟肖阳攀起了交情，许经纬说，“老兄，你参加共产党地下工作，那年被捕押到吴江，我真为你担心。那时部门不相统属，我想帮忙，可是力不从心，但我还是专门到你家去，慰问过伯父的。”

肖阳说，“过去你想关照我，我承情了。现在我想关照你，你得说实话，不能避实就虚。我再问你，有没有暗线挂在上海？”

许经纬听了，埋头沉思了片刻，而后抬起头来，颇为忧虑地说，“我可以交代，不知道你们能否把事情办好，如果办不好，即使你老兄关照我，放了我，我也是性命难保啊！”

肖阳说，“听你这意思，你挂的暗线很厉害呀！我告诉你，老许，不要错观了形势，国民党八百万军队都让我们给收拾了，你上面的人，再厉害，也只剩阴沟里蹦跶两下，要想保命，你得认清形势，从贼船上下来，争取戴罪立功。”

许经纬见肖阳说得真切，终于做了坦白。

据许经纬供述，1948年保密局上海站在宝山建立情报组，组员五人，许经纬为组长。这个小组直属上海站站长刘葆珊领导。

上海解放前夕，刘葆珊召见许经纬，命令他以原组员为基础，发展队伍，组建“海上反共游击队”，劫夺苏北商船和渔船作为活动工具，核心任务是抢劫支前物资和在上海采购货物资助舟山。

许经纬遵命行事，发展建立了一支20余人的“海上游击队”。

舟山解放后，许经纬潜回上海请示刘葆珊，要求把他的游击队编入大陈岛国民党部队。刘葆珊不同意，“鼓励”许说，他手里掌握着好几条线，海上有一条，农村有一条，上海还有一条，不要担忧，前途光明，大有作为。

向许经纬透了底之后，刘葆珊仍命令他在长江口一带活动，待命反攻大陆。

但是，不久之后，许经纬的这个小队即在长江口外与海匪遭遇，结果损失惨重，只剩下现在被捕的这九个人。

肖阳问，“你每次跟刘葆珊怎么接头？”

许经纬说，“每月农历十五日到十七日，三天中任何一天下午六点，在闸北棚户区的一个交叉路口秘密会面，时间不超过十分钟。有时刘葆珊亲自来，有时派别人来，有时没人来，没有规律，捉摸不定，他这个人非常狡诈，稍有不对劲，你连他的影子也寻不到。”

针对许经纬的审讯一结束，肖阳立即向杨帆局长汇报情况——刘葆珊的线索出现了，但怎么牵住这条线，有待商量。

杨帆问肖阳，“你想怎么牵这条线？”

肖阳说，“我们研究了两个方案：一是用许犯作诱饵，钓出刘葆珊，但这个方案比较冒险，我们这次抓捕许经纬这九个特务，是半公开行动，万一刘葆珊在这三个窝点有眼线，那许经纬被捕的消息多半就已经漏了，另外刘葆珊狡诈成性，像他这样的大特务，接头的气味稍有不对，他立刻就能感觉到，所以冒然用许犯来钓刘葆珊，很可能扑空之后打草惊蛇；

二是用最笨的‘沙里淘金’的办法，对接头地点附近的几条街道秘密进行户口排查，我们认为刘葆珊很有可能就隐藏在街头地点附近，只有这样他才能做到应付自如。只要我们肯下死功夫，深入到接头附近地区，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笨办法就是好手段。”

杨帆很赞成肖阳“笨办法就是好手段”这个说法，他说，“拙诚压巧鬼！就用第二套方案，沙里淘金。”

肖阳的判断没有错，“笨办法就是好手段”。

几天后，据闸北棚户区一里弄的干部反映，沿街一所二层小楼里非常可疑。这所二层小楼的户主已另居他处，他把房子租给了两个卖敲白糖的小贩。可疑的是，这所二层小楼里，除了这两个小贩，还住着一个自称有病，很少出门的老头。

肖阳得到这个情报，决定化装侦察，一探究竟。

这一天，肖阳化装成工商局干部，以催小贩去登记领取摊贩证的名义，敲开了这所二层小楼的房门。进屋之后，肖阳注意到躺在床上的老头，有50多岁，衣衫褴褛，满脸胡须，同户口登记上的照片看上去不像同一个人。

肖阳问其中一个敲白糖的小贩，“床上躺着的是你什么人？”

敲白糖的小贩回答，“是我的叔伯。”

肖阳走到床边，问老头，“大爷，腿脚现在怎么样？”

老头被迫转过脸来，回了一句，“不是阴天，能下床。”

肖阳走到床前问话，目的就是想看清老头的样子，这一看不得了，这老头的眉心竟有一颗黑痣，这可是大特务刘葆珊最明显的特征。

肖阳不动声色，客客气气地提醒敲白糖的小贩过两天别忘了去领摊贩证，然后就告辞了。

一个小时之后，这所二层小楼就被特别行动组监视了起来。

通过这次化装侦查，肖阳有一个判断，如果卧床的老头就是刘葆珊的话，他一定会有所行动，原因很简单，他跟那两个敲白糖的小贩同处一室，他手里最重要的一条线不可能放出去，一定是利用他们打掩护，自己握着。

果不其然，当天夜里，毒蛇就出洞了。

负责跟踪的侦察员发现，夜半时分，刘葆珊用破帽遮掩，从闸北穿过繁华的市区，走到邑庙区，然后拐进了小弄中的一户人家。

半个小时后，他又沿着原路回到了闸北棚户区。

第二天，肖阳通过当地派出所调查刘葆珊深夜造访的这户人家。派出所报告说，这户人家住着一个中年寡妇，常年以给人帮佣洗衣为生。

看着派出所提供的一张这个中年寡妇的照片，肖阳有个直观感觉，这个中年寡妇跟刘葆珊像极了兄妹。

其他侦察员看了两人的照片后，也有同感。

为了顺藤摸瓜，肖阳很沉得住气，同样没有动这个中年寡妇。

按照反特的经验，如果这个中年寡妇是刘葆珊线上的人，刘葆珊造访之后，她肯定会有所行动，要么接头，要么传达指令。

第二天，在侦察员的跟踪下，中年寡妇离开邑庙区，走走停停地踱到新成区一条幽静的弄堂，见后面无人快速闪进了一座小洋房里。

经查，这座小洋楼的户主叫刘斌，是经营五金器材的资本家，有一个妻子同住。

一条线，三个点，肖阳认为由刘葆珊掌握的这条线可以动了。

将这一情报汇报给局长杨帆后，肖阳谈了自己的看法，“刘葆珊这条线，现在已经串起来了，应该可以动了。另外，也到了非动不可的时候，因为许经纬与刘葆珊约定的接头时间马上就到了，如果许经纬到期不见，或者见面出了问题，那么刘葆珊肯定就惊着了，由他掌握的这条线，也就有了被掐断的风险。”

杨帆说，“如果确定眉心有痣的老头就是刘葆珊的话，那就动。”

这次抓捕大特务刘葆珊，统一的行动时间是凌晨4点。抓捕行动，分为三组，一组赴邑庙，抓捕中年寡妇；一组赴新成，抓捕刘斌夫妇；一组由肖阳亲率，赴闸北棚户区，抓捕刘葆珊。

凌晨3点，肖阳率领八名侦察员组成的抓捕小组分乘吉普车、小轿车，悄悄地逼近目标，然后把车子隐蔽好。抓捕小组下车之后，迅速包围了这所二层小楼，然后两人警戒后门，其余的埋伏在前门周围。

凌晨4点，倒马桶车来了。

清洁工人高喊：“马桶拎出来！马桶拎出来！”

听到喊声，一个敲白糖的小贩拎着马桶，走到门外，还未反应过来，就被戴上了手铐。见状，抓捕小组四名成员迅速冲进屋里，直奔二楼，用手枪逼住了眉心有痣的老头。他身边的另一个敲白糖的小贩刚伸手到枕下企图摸枪，旋即被抓捕小组成员猛击一拳，打翻在地，束手就擒。

三名特务被擒获后，搜捕小组对全屋进行了搜查，除了两支美式左轮枪，并无他物。

眉心有痣的老头被押上轿车之后，肖阳对他说，“刘葆珊，名字我没喊错吧？”

刘葆珊没有否认，阴笑着讥讽道，“一夜没睡，你辛苦了！”

肖阳说，“事先没有招呼，你受惊了！”

刘葆珊故作镇定，哼起了京剧。

不一会儿，刘葆珊苦笑着开了一句并不愿承认失败的玩笑，“你知道吗？我两年多没有坐小轿车了。”

肖阳当即回敬道，“态度不好，不老实，今后你还有机会坐大汽车呢。”

刘葆珊被押进审讯室后，并不好对付，他聊以解嘲地要吸香烟。肖阳把香烟点燃后，塞在他的嘴里，他却再也不作声了。

下午再次提审刘葆珊。刘葆珊对过去的职务供认不讳，但对于解放后的活动以及他掌握的潜伏特务名单，却守口无凭，不吐一字。

为此，肖阳向杨帆请示办法。

杨帆说，“敌人不是铁板一块。暂时不要跟刘葆珊纠缠，我看刘葆珊的妹妹是个薄弱点，从她那里切入，争取打开突破口。”

刘葆珊的妹妹，也就是那个中年寡妇，被捕之后，她已经承认自己的身份。提审她时，肖阳说，“刘葆珊罪孽深重，死有余辜，被捕之后竟敢抗拒交代，仅凭这一点就可以判他死刑。作为妹妹，你能坐视自己亲哥哥自取灭亡吗？如果你能彻底坦白，就可以减轻你哥哥的罪恶，对你也可以从宽论处，甚至释放。”

听到肖阳的这番话，刘葆珊的妹妹动摇了，最终做了交代。

据她供述，刘葆珊手里有三条线，通过许经纬控制“海上游击队”，通过冯大疤控制嘉兴的“地下游击队”，他自己掌握上海一条线，那两个装成敲糖小贩的特务是他的警卫，她是与刘斌单线联系的联络员，刘斌则是他与香港上线汇报工作、接受指示、领取经费、武器与电讯密码的联络员，解放之后，刘葆珊曾两次派刘斌去香港，接受使命，领取经费。

肖阳问，“上海这一条线，你还知道多少？”

刘葆珊的妹妹说，“潜伏名单掌握在刘葆珊手里，其他人不掌握。”

肖阳又问，“嘉兴地下游击队这条线，你还知道什么？”

刘葆珊的妹妹说，“我只知道冯大疤在松江亭林开着一家茶馆。”

为了尽快将冯大疤及其“地下游击队”一网打尽，3月初，肖阳率领沈、韩两位侦察员赶到松江亭林，在亭林分局公安人员的配合下，最终查到了冯大疤在镇上开的那家茶馆。

中午时分，肖阳化装成茶客，来到茶馆。

茶馆里茶客寥寥，冯大疤警惕性非常高，肖阳几人虽然是分头进来的，但茶馆里突然进来了三四个陌生面孔，冯大疤还是察觉到了不对，只见他警觉地朝来人怀疑地一瞥，一边吩咐老婆倒茶，一边却急步跨入内房。

见冯大疤有异动，肖阳带人连忙跟进，只见冯大疤在内房慌慌张张地打开箱子，正在取什么东西。

侦察员迅猛上前，将冯大疤铐牢，然后快速搜查了那个箱子。箱子里除了衣物外，只有用旧纸层层包裹着的一本旧日记本。

肖阳问，“这日记本裹得这么严实，里面都记了什么？”

冯大疤说，“这些年的账目。”

肖阳问，“什么账目？”

冯大疤说，“家里的生活账目。”

肖阳打开日记本，见里面记载的都是历年家用开支的账目，仅有两页除外，一页记的是全家老小的出生年月日，另一页记的是他父亲的丧葬费用。

见日记本上没有其他内容，肖阳没有继续在此处纠缠，进而开始追问嘉兴“地下游击队”的具体情况。

冯大疤说，“我是刘葆珊的联络员，负责联系嘉兴乡下的‘地下游击队’，我愿意带你们去捉领头的。”

肖阳见冯大疤态度挺好，有些大意了，他不应该完全相信冯大疤，而是应该继续深挖嘉兴“地下游击队”的线索，一来，可以防止冯大疤途中耍花招；二来，可以判断冯大疤带路捉人是真是假。

肖阳没想到眼前的这个特务，竟有一些“义”的勇气。

第二天，肖阳一行押着冯大疤乘车到松江，然后再搭乘火车到嘉兴。到达松江的时候，因乘火车尚早，侦察组便找了一家餐馆，吃早饭。

冯大疤身高约有两米，态度并不紧张凶恶，一路上谈笑自如，在这家餐馆吃早饭，他一口气连吃了两碗爆鱼面。

然而，整个侦察组都没有想到，冯大疤的这些举动竟是他释放的烟雾弹。

杭州方向的列车开始进站后，侦察组押着冯大疤在站台上候车，在进站火车离侦察组百米距离时，冯大疤突然摆脱控制，迅猛一跃，跳下站台，冲到第二道铁轨，随即躺下。

肖阳身边的两个侦察员，右侧的小沈情绪激动，正要跳下站台去控制冯大疤；左侧的小韩已拔出手枪，准备开枪。

说时迟，那时快。

就在这时，进站列车隆隆驶来，从冯大疤的身上碾过，车底下“扑”的一声响，血光四溅，现场惨不忍睹。

火车紧急刹车，刚刚停下，那司机直奔过来，一把揪住肖阳，怒气冲冲地说：“我安全行车20万公里，就要夺红旗了，现在出了人命事故，我也不开车了，你也跑不了！”

要犯畏罪自杀，追捕线索中断，肖阳在站长室决定，沈、韩两位侦察员留下来处理尸体，他赶回上海，向领导汇报事故过程，负荆请罪。

杨帆得知事情经过，告诫肖阳，“细处决定成败！接下来，要把断了的线接上，努力侦查破案，将功补过，吸取教训。”

在连夜搭车向嘉兴回赶的路上，肖阳一直在想，如何才能把断了线重新接上。

到了嘉兴，沈、韩两位侦察员汇报说，站上听说死者是国民党特务，没有一个人肯帮忙收尸，没办法，他们只得花10万元，雇了一个工人，又买了两只“大英牌”纸烟木箱，好不容易才把尸体塞进去，敲敲打打，扛到野外埋掉。

随后，追捕小组同嘉兴县公安局详细排查敌情，嘉兴的同志认为在辖区内没有发现特务活动的迹象，如果要调查谁与松江亭林茶馆有往来的话，势必面广人多，要拖延时间。

回到招待所，肖阳独自沉思，仔细复盘抓捕冯大疤的每一个细节。

“细处决定成败！”

想着杨帆局长的告诫，肖阳忽然想到了一个不同寻常的细节，冯大疤一见我们就冲进内房急忙开箱，而箱内并无贵重物品和可疑之物，他那一本记旧账的日记本，难道隐藏着什么重要的秘密？

一个人不可能在紧要关头，去找一个无关紧要的东西。

这个细节是个破绽。

想到这里，肖阳重新打开那本64开的陈旧日记本，整本日记字数很多，再仔细、反复地从各种角度横看竖看、推敲揣摩，仍没有发现疑点。

由于几乎两夜未睡，十分疲劳，眼疼人乏，肖阳不由自主地打起了瞌睡。迷迷糊糊中，他猛地想起了“背水一战”的启迪，灵感一动，惊醒过来，立即开灯，给冯大疤的这本旧日记做起了“外科手术”。

他专心地把日记本顺序编上号码，剪断中间的装订线，然后一页一页摊开仔细查看。

原来，秘密藏在这本旧日记的页缝里。

肖阳发现，每隔几页，这本旧日记的页缝里都藏着一个蝇头小字，将这些字拼凑起来，一共10个字：“嘉兴县斗门镇柴爿行李”。

这10个字意味着此前断掉的线索又重新接上了。

第二天，肖阳率领追捕小组，兴冲冲地赶到嘉兴县公安局，一查地图，公安局的同志说斗门镇原属嘉兴，现在已经划归桐乡县。

于是追捕小组又匆匆上路，赶到桐乡县公安局。

据桐乡县公安局的同志介绍，斗门镇是个小镇，属嘉兴、桐乡两县交界，地处荒僻，情况复杂，镇反不彻底，很可能还藏有潜伏特务。为了避免口音不同而打草惊蛇，他们决定先派员下去侦察。

很快，桐乡县的侦察员将线索摸了上来。斗门镇的确有家柴爿行，行主叫李平良，曾几次装运柴爿去松江亭林卖给一家茶馆，那个茶馆老板是个高个子，也曾来过斗门镇。

情况完全符合，追捕小组决定立即逮捕李平良。

第二天，侦察员雇了一条小船，装运柴爿，桐乡县公安局配合行动小组，隐藏在船上。夜深人静时，船抵斗门镇一靠岸，就迅速包围了柴爿行。两名侦察员翻越后墙，打开大门，其余人员猛扑进去，李平良束手就擒。

随后，侦察员搜查了李平良住家，在冷灶膛内缴获驳壳枪一支，子弹两梭。

李平良不像冯大疤狡猾、死硬，刚一进入关门审讯环节，尤其是得知刘葆珊和冯大疤已全部落网后，他马上就全招了。

据李平良供述，他与冯大疤都是“青帮”兄弟。解放前，冯大疤介绍他认识了刘葆珊，后来受刘葆珊指挥，在浙北沪杭铁路一带建立“反共游击队”，以待国民党反攻大陆，论功行赏。

平常，他以柴爿行打掩护，与冯大疤单线联系，隔些日子便与冯大疤接头，曾领取过三支驳壳枪、一支长枪及活动经费。拿着这几支枪和经费，他先后发展了14个散兵残匪。“双十指示”发布后，他们中间有三个被镇压，但没有供出其他人，因此他这一伙匪徒全都隐蔽下来。

供述完反革命经历，李平良随即开出一张名单，名单上注明了其余匪徒的姓名、住址、有否武器等。

审讯完毕，天还没有亮。

吸取上次教训，肖阳特别细心，他命令李平良写了一张“外出经商，暂停营业”的纸条，贴在门上，然后把李平良的老婆、儿子一起悄悄押到当地区政府，暂时看押了起来。

天亮之后，县公安局侦察员配合区武装民兵，到斗门镇周围村庄进行大搜捕，李平良这伙匪徒旋即被一网打尽。

海上的线被掐了，农村的线也被掐了。

现在就剩下刘葆珊手里的这条线了。

肖阳将冯大疤、李平良这些匪徒相继落网的照片摆在刘葆珊面前，刘葆珊有些颓废了。

肖阳正告刘葆珊，“刘葆珊，你手里再攥着那几个人，已经毫无意义。选择坦白从宽，你至少还能获得体面。”

刘葆珊挑眼看了一眼肖阳，哀怨地说，“没剩几个了，我的脑子坏了，记性不好，也不大记得起来了。”

说完，刘葆珊要来纸笔，写下了两个潜伏特务的名字。

肖阳问，“在上海潜伏的就这两个？”

刘葆珊说，“现在我只能想起这两个，要是还有，我想起来了，再给你写。”

刘葆珊选择“挤牙膏”式的招供，再次体现了他狡诈的一面，如果你逼的紧了，他可以选择闭嘴；如果你不紧逼，他至少可以轻松地再苟活一些日子。

肖阳请示杨帆，该怎么对付刘葆珊？

杨帆说，“先让他这样，这样他以为自己心理占了优势，其实不然，只要他牙膏桶挤瘪了，他的心理优势也就没有了，到那时候，他会吐干净的。但是我们不能被动地等他吐，我们要有新的办法，来挖掘他已招供潜伏特务名单背后的价值。”

肖阳有些不明白。

杨帆说，“我给你一个新办法，已经到案的匪特，不要一个一个去审，识字，有文化的，让他们先写一份《个人自传》。我给你打个比方，一个水龙头，你用手硬扣，是扣不出来水的，只要你把水龙头的开关打开，水就会自动地哗哗地流，我给你的这个新办法，就是开水龙头。”

这一席话，说的肖阳醍醐灌顶。

到案匪特开始写《个人自传》后，刘葆珊供出的一个名叫姜深义的潜伏特务，在交代自己过往履历时，不经意间提到了陈亦川这个名字。

姜深义在《个人自传》中说，1940年他参加军统，按照军统的审查制度，需要有两个军统上尉以上军衔的特务做担保人，签字画押才行。他的两个担保人，有一个就是陈亦川，但他对陈亦川的下落并不清楚。

陈亦川，戴笠手下的著名杀手，在军统内部有“冷血阎王”的绰号，戴笠曾给他16个字的评语：“干练沉稳，脑子灵活，行动力强，杀伐果断。”

陈亦川曾参与过军统多次暗杀，且每一次都充当暗杀“后手”。

何为暗杀“后手”？

当前一次暗杀行动失败后，作为后手的陈亦川，会突然杀出，完成致命一击。

在军统的暗杀史上，戴笠千里追杀“民国暗杀大王”王亚樵，可谓惊心动魄，一波三折，而最终完成这次高难度暗杀，并剥下王亚樵面皮的正是陈亦川。

种种迹象表明，陈亦川目前极可能潜伏在南京、上海，他应该是刘葆珊手中紧紧攥着，并没有供出的一枚关键棋子。

现在，肖阳开匪特的“水龙头”，这个杀害革命志士的大特务就露了出来。

在审讯室，肖阳问姜深义，“陈亦川的情况，你还知道哪些？”

姜深义说，“我听说陈亦川跟保密局一个女报务员关系要好，两人在南京还借房子同居过。”

肖阳问，“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姜深义说，“我是去年三月下旬听说的，毛人凤为此还发了火，说陈亦川乱来会惹出事情来，但因为陈亦川资格老，戴笠生前很器重他，连蒋介石都表彰过他，毛人凤拿他也没有办法。”

肖阳问，“你知道这个女报务员的情况吗？”

姜深义说，“好像叫申少珍。”

肖阳问，“讲讲她的情况？”

姜深义说，“这女人原来是南京邮电局的职员，抗战时期调入的军统局，在电讯处当报务员。这女人举止有些风骚，加上跟陈亦川那档子事，毛人凤不喜欢她这样的妖精，大概是不会带她去台湾的。”

审讯完姜深义，肖阳立即带队赶往南京，查摸申少珍的具体情况。

经查，敌伪档案中确实有申少珍其人，她是保密局电讯处的报务员，1949年1月刚晋升少尉。

综合这些线索，肖阳认为申少珍极有可能还藏匿在南京城里。

为此，肖阳找到了南京市邮电局的保卫部门。在对方的协助下，肖阳找到了五位申少珍原先的同事。其中一个同事说，前不久她曾经见过申少珍，她现在在一个戏班子唱戏，具体哪个戏班子，她讲不上来。

肖阳根据这条线索，迅速排查了南京本地的戏班子，结果在一个名叫“吴家班”的绍兴戏班子的花名册上，发现了申少珍的名字。

当晚，“吴家班”正好在秦淮河有演出，肖阳决定去接触申少珍。

这个军统女特务嗅觉非常灵敏，候场的时候，她似乎察觉到了什么，等到肖阳再来找她的时候，她已经逃之夭夭了。

这一逃，让肖阳意识到了申少珍的身上肯定藏有秘密。

经过多方追踪，很快，南京公安在江宁发现了申少珍的踪迹。这个女人为了“上岸”，正准备嫁给当地的一个资本家做“填房”。

就在举行婚礼的前夜，申少珍被南京公安戴上了手铐。

然而，让肖阳失望的是，自1949年4月断绝关系后，申少珍再也没有见过陈亦川，更不知道他的下落。

陈亦川到底藏匿在哪里呢？

为了这个疑问，肖阳再次提审了刘葆珊。

当肖阳提到陈亦川时，刘葆珊并没有遮掩什么，反倒很痛快地说，“不是我不肯交代，是我根本不知道他的下落，他已经断线了，我能交代的只有一条，这个人应该还在上海，他没有去台湾。”

为此，肖阳以上海市公安局的名义向全市各公安分局下发了《敌情通报》。在通报中，肖阳列出了陈亦川的名字和罪行，并特别强调，杀害王亚樵的案发几乎全部落网，只有陈亦川在逃。

然后，偌大的一个上海，被全市公安翻了一个底朝天，还是没有任何陈亦川的线索。

难道陈亦川不在上海？

就在肖阳苦苦追踪陈亦川的时候，这个国民党大特务竟然跟肖阳玩了一个“灯下黑”。

解放前夕，陈亦川在榆林一带活动，并且是断线状态。

上海解放后，见大镇反声势吓人，他认为硬藏肯定是藏不住了，于是化名徐庆楚，为自己编造了一份履历，并在履历中故意露出了一些小破绽。

上海公安机关在审查他的履历时，发现了这些破绽，于是在1950年4月中旬将他“请”进了公安局。

这是陈亦川精心设计的一环。

在审讯室，他很快承认自己是一名小特务，当初为了生计，被迫参加了保密局的外围组织，现在愿意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就这样，他如愿被投进了看守所，玩成了“灯下黑”。

但是，陈亦川千算万算，忽略了一点，他只想到了“天下黑”，却忘了看守所里也极容易遇到昔日的熟人。

果不其然，一天，看守所放风，陈亦川被刚抓进来的一个小特务认了出来。

原来，“灯下黑”遭遇人间正道，并不是那么好玩的。

随着陈亦川的落网，以及“水龙头持续放水”，保密局上海站被连根拔起，一网打尽。

1951年4月29日，上海市在逸园举行了市、区各界人民代表扩大联席会议，公审九名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

这一天，是大上海红色记忆中无法抹去的时刻——

台上向革命群众发问：“像刘葆珊这样的大特务，怎么办？”

革命群众在台下一致高呼：“杀！杀！杀！”

来源：黑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