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直以来，对于各类违法犯罪问题，影响到了整个社会的繁荣稳定，群众无不对其咬牙切齿、恨之入骨。然而，随着山东潍坊公安部门铲除邪教组织“一贯道”的消息传出，一时间，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对此，警方表示，对于利用封建迷信蛊惑人心，危害社会大局和谐稳定的邪恶势力将绝不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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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声天下9月9日潍坊快讯 一直以来，对于各类违法犯罪问题，影响到了整个社会的繁荣稳定，群众无不对其咬牙切齿、恨之入骨。然而，随着山东潍坊公安部门铲除邪教组织“一贯道”的消息传出，一时间，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对此，警方表示，对于利用封建迷信蛊惑人心，危害社会大局和谐稳定的邪恶势力将绝不姑息。

“民声君”今天（9日）从安丘警方获悉，该市成功侦破一起“一贯道”复辟案件。经查明，该“一贯道”组织利用会道门歪理邪说蛊惑、诈骗群众，2022年至2024年初，迅速裹挟成员600余人，其中未成年人竟达30余人。尤为恶劣的是，该组织鼓吹“发展成员年龄越小，功德越大”，严重扭曲未成年人的价值观，危害社会安全稳定。

据警方介绍，该案中，“一贯道”通过鼓吹“世界末日”即将来临，对成员进行心理恐吓，并向新成员发放《点亮智慧的心灯》等洗脑材料，大肆宣扬“三期末劫”“末世论”等邪说，谎称“求道”能使人“逢凶化吉、开启智慧、身心安宁、祛病消灾”等，以此进行诱导。更有甚者，该组织强迫成员在加入之初便立下“十条大愿”，承诺永不脱离组织，还以“脱离即遭天谴厄运”相要挟。

公安机关调查发现，该组织成员被“一贯道”伺机利用时大多处于人生低谷——或事业受挫，或家庭变故，或身患疾病。“一贯道”正是精准抓住这些心理弱点，大肆鼓吹其所谓“三宝”是“逆天改命”的秘诀，甚至欺骗称健康顺遂者加入也能“避祸消灾”。在这种精心设计的谎言蛊惑下，许多受害者抱着“求平安”“祛病痛”“转运势”的幻想，最终误入泥潭。

另据专案组介绍，董某华（该涉案组织某“佛坛坛主”）的遭遇极具典型性：离异、身患顽固皮肤病、家境贫寒、儿子远赴新疆工作，她在病痛折磨、亲情缺失、家境窘迫的多重困境下，被“一贯道”所宣扬的“加入‘一贯道’可以躲灾避难、遇难呈祥”等邪说蛊惑。为了给自己治病、替孩子祈福，从普通成员一步步成为“佛坛坛主”，最终深陷其中难以自拔，不仅耽搁了自身疾病的治疗，更对家庭造成极大影响。

调查显示，该“一贯道”组织层级森严、架构严密，下设“点传师—坛主—普通成员”等多个层级。其活动范围不仅覆盖山东省济南、烟台、潍坊、德州、聊城、日照、泰安、枣庄及济宁等9个地市，更辐射全国多地，呈现出跨区域传播的特点。

该“一贯道”组织通过系统化的精神控制手段，对成员实施“洗脑”：一方面强制参加所谓“学习班”接受单一思想灌输，另一方面通过授予职务、分配任务等方式，逐步将普通成员纳入组织运作体系，使其在不知觉中沦为开展活动和非法传播的工具。

该“一贯道”组织通过熟人网络渗透扩张，以亲属、同乡、邻里、同事等社会关系为纽带发展成员。为强化精神控制，组织频繁以各类名义开展线下聚会，并借助微信、ZOOM等平台建立网络课堂，逐步构建封闭的群体生态。通过强制要求成员遵守其制定的学习计划、考核制度和生活规范，慢慢切断他们与正常社会的联系，最终彻底沦为被“一贯道”奴役的傀儡。

该组织通过要求成员缴纳“功德费”、向成员售卖“一贯道”书籍等方式敛财，宣称成员缴纳的“功德费”越多，功德越大，以此实施精神绑架和财产掠夺。更令人愤慨的是，该组织竟将罪恶的黑手伸向了未成年人群体。据安丘市公安局办案民警披露，该组织不仅强制要求成员“全家入道”，更散布“发展成员年龄越小，发展人功德越大”的荒谬邪说，蓄意诱导成员将未成年人拉入泥潭，其行径之恶劣令人发指。

本案主犯刘某涛是一名小学语文教师，2015年，在广州经人介绍加入“一贯道”后，通过聚会学习逐渐痴迷，不仅将自己的工资作为“功德费”无偿捐献，还发展家人成为“一贯道”成员，甚至利用在职教师的身份，诱骗发展20余名在校小学生加入“一贯道”。平日里除了上班，刘某涛全身心扑在“一贯道”的事务上，每日花费六七个小时进行所谓的“打坐修行”，还强制他人一起参与。这种走火入魔的状态致使其工作荒废、家庭破碎，更对未成年人身心健康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害。

警方表示，“一贯道”一贯害人，难逃恢恢法网。本案主犯刘某涛、苑某民、董某华等人利用会道门破坏法律实施的行为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有关规定，被判处拘役六个月到三年不等，以及罚金六千到两万元不等。

值得注意的是，回溯“一贯道”的发展脉络不难发现，新中国新中国成立初期，大陆上还残留着二百多万国民党残余势力，包括政治土匪、潜伏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分子以及反动道会门。他们不甘心反动统治政权的丧失，与台湾国民党遥相呼应，采取爆炸、破坏、暗杀、投毒、武装暴动等手段，妄图颠覆新生人民政权，其反革命活动十分猖獗。一些反动道会门头子也趁势煽动群众入道，发展组织，制造散布谣言，进行反党、反人民政府的活动。特别是其中的“一贯道”，在全国各地发展道徒近千万，制造谣言，破坏社会治安，扰乱人心。一贯道在山西的反革命活动表现得尤为猖獗,居于全国之首。

“一贯道”的名字很多，有“先天大道”、“孟孔圣道”、“中央大道”、“白阳教”、“性理大道”、“明理道”、“明一道”、“老母道”、“真天道”等等。

追根溯源，“一贯道”是近代社会的产物，由于各地创立时间不同，大体上出现于清咸丰、同治、光绪时期。当时的满清王朝由于疲于应付外患，对内忧无暇顾及，这就为各种道会门的活动和发展提供了机会。清光绪三年（1877年），山东青州人王觉一创立了东震堂，他承袭了先天大道的一套戒规，著书立说，为“一贯道”作了理论上的准备。光绪十二年（1886年），由王觉一的徒弟刘清虚执掌东震堂，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正式改名为“一贯道”，后来经过路中一、张光壁、孙素贞的接力发展，到民国年间，已由原来只在鲁、豫、苏交界处的农村活动，一跃成为流传全国的第一大道会门，当年有信徒一千五百多万，占全国三百多个秘密道会门道徒总数的一半以上。

清王朝被推翻后，国内军阀混战，“一贯道”活动加剧，大规模扩展势力，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一贯道”首领张光壁（又名张天然）卖身投敌，充当汉奸，乘机以“道劫并降”、“入道可以躲灾避难”为号召，破坏抗战，愚弄群众，扩展组织。受其蛊惑的一批商人、小知识分子为避战乱，成为传道中坚，致使“一贯道”组织迅速发展，队伍不断膨胀，并很快蔓延到全国各地的城镇乡村，此时的“一贯道”进入其历史上的鼎盛时期。受其影响，一批批汉奸头目纷纷入道，他们在道坛中大肆宣扬“祖师不久主持三期收园，要坐朝听政了”，狂妄地叫嚣“各地道首将来都是朝廷的官员”，要积极“开荒”，“开荒一县当县长，开荒一省当省长”，从此由思想传播向政治实践过渡，提出了夺取政权的政治纲领，加快了以道权夺政权的步伐。抗日战争胜利后，“一贯道”又同国民党官吏相勾结，千方百计洗涮自己的汉奸罪名，并为国民党反动派所利用。

“一贯道”最早来山西传道的是路中一，在他传道初期，曾在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四省交界处活动，但规模不大。后其弟子郝宝山（汾阳人）于1919年奉师命回汾阳传道。1930年在孝义县马庄营村建坛传道，之后，在晋西地区进行大规模活动。“一贯道”在山西的广泛传播主要是在抗日战争时期。1938年，介休人古广生和李玉生开辟道场，进行传道。1939年2月，薛洪受一贯道尊师张光壁派遣，为山西总领道务，从此，“一贯道”在山西开始了大规模的传播，并逐渐形成拥有庞大组织的独立系统。

据新中国成立初期统计，山西境内的“一贯道”组织庞杂，派系繁多，主要有六大派系。一是薛洪的暗线系，是一贯道的自成系，为山西实力最强大的一派，道徒人数在一百万以上。他们设立柜坊组织，总柜设有“四贤”、“八俊”、“十明”三个柜坊，各柜坊组织又下设仁、义、礼、智、信五大常柜。该系以阳泉、崞县（现原平市崞阳镇）、代县、太原等地为基地；二是明线系，即古广生系，道徒三十万左右，分别在介休、运城、新降等地区活动，规模仅次于薛洪系；三是郝宝山系，道徒有五万左右，分布在孝义、介休、汾阳、平遥及晋南的河津等十余县；四是周炳文系，道徒有一万多人，分布在新降、乡宁、河津等地；五是绥远的张衍派，有道徒六万四千多人，其中道首就有两千八百多人，主要传至大同、雁北十三县。同时还有北平支系张范卿系，亦分布在雁同地区各县。至此，山西成为全国“一贯道”组织最庞大的基地。

“一贯道”组织的扩大泛滥，在政治上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对刚刚建立的人民政权造成极大威胁，给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和社会治安秩序带来了极度的混乱和恐慌，他们组织道徒四处散布谣言，制造恐怖消息。时逢朝鲜战争爆发，“一贯道”趁机散布谣言说：“第三次世界大战开始了，美国侵略军要血染鸭绿江，东北要大杀三阵，尸横遍野。”“父在子丧，父丧子亡。”“身穿海潮兰，九女缠一男”（预言青壮年男子都将死于战争，会出现九女抢一男的现象）。

山西“一贯道”总头子薛洪还提出“以道治国，以道化党”的狂妄主张。他说：“‘一贯道’十八子出世坐天下（指道会总领李文斯），万道归一。”山西另一道首古广生说：“共产党的天下只有三年六个月，到1953年就完了。”“今年是牛八当道，要死好多人。”（1949年是牛年，牛八合为朱字，影射朱德总司令）说什么“今年刀兵大灾，瘟疫流行，饥馑旱涝，蝗虫水灾遍地，种种灾难即将降临，要刮七七四十九天天罡风，血雨腥风，飞机不能起飞，大炮打不响，闹到天崩地裂”。种种妖言惑语的传播，一时闹得人心惶惶，不可终日。

在“一贯道”的谣言中，最为恐惧的是1950年春季在华北地区传播的“割蛋”谣言，说什么“中央派人下乡割蛋（男子睾丸），取女子乳房、小儿的肠子送给苏联制造原子弹”。谣言一时传得沸沸扬扬，从察哈尔传到绥远、山西、河北、京津等地。一些道首还把猪羊肠子挂在树枝上，把豆腐染成红色丢弃在路上，以此来恐吓群众。凡谣言殃及到的地方，群众惶恐不安，无心生产，社会秩序动荡混乱。特别是到了夜晚，乡下群众不敢入室睡觉，男人都睡在房顶上，站岗放哨，轮流休息，女人孩子们则集中住在一起。在寂静漆黑的夜晚，“一贯道”还用抓来的麻雀、老鼠浇上煤油燃放，恐吓群众。有的道徒用红布包住手电筒沿大路乱跑，吹着口哨制造恐怖气氛。每逢此时，村里的男女老少都吓得息声屏气，紧紧挤到一起，生怕灾难降在自己头上。

在“割蛋”谣言大面积传播泛滥的过程中，一些坏分子为了强化渲染恐怖气氛，夜间趁人们熟睡之机，施放硫磺，往屋里吹毒气，敲门打窗，装神弄鬼学怪兽嗥叫，搞得人人自危，户户提防，惶惶不可终日。那时正值盛夏，下地劳动的人们太阳还未落山就得回家关门闭户不敢出门。很快村与村之间互传谣言，这个村说那个村张某人被骟了蛋，那个村说这个村李某家媳妇被割了乳房。还有些人煞有介事地编造谣言说：“我在某村亲眼看到有两筐被割下来的蛋和乳房放在村口处，血淋淋地十分瘆人。”

谣言传播之处，民众高度恐慌，从各地调查的资料来看，其表现形式基本一样：男人晚上站岗，妇女儿童并房睡觉，结伴合伙下地劳动，路上行人不敢单独走路。同时，人们心理上的恐慌也造成了视觉上的草木皆兵，狗叫猫跑耗子闹也疑为是割蛋的人来了，对操外地口音的过往行人严加盘查，不敢放过。

鉴于“一贯道”的严重危害，1950年10月10日，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12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坚决取缔一贯道》的社论，社论指出：“一贯道是被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匪帮所掌握与利用的反革命工具，是反动的封建迷信组织，是欺骗与陷害落后群众的组织。其首要分子多是汉奸、特务、流氓头子、反动地主、恶霸之流。他们利用这一组织欺骗勒诈道徒，敛聚财物，以供自己挥霍；有不少道首奸污入道妇女，使不少受骗道徒人死财空。更主要的是他们进行反革命的政治破坏活动，甚至策动胁迫落后群众参加武装叛乱。基于一贯道的这种反革命性质，人民政府确定了严厉取缔的政策，借以镇压少数首恶分子，并挽救受骗道徒。”

随后，各地人民政府先后发出布告，正式开始取缔“一贯道”。1950年冬天，山西全省统一部署，市县级政府发布布告，分区分片发动群众，大张旗鼓取缔“一贯道”。全省在第一次行动中就发现“一贯道”地道密室九十三处，没收“一贯道”商店作坊八十九处，黄金九十两，银元一万一千四百四十九元，白银四千六百九十两，粮食二百五十八万石。在取缔工作中，政府一面宣传党的政策，一面揭露“一贯道”的反动本质和所犯下的罪行，对一般道徒进行登记，组织其参加集训反省，使其真正认清一贯道的反革命性质，悔过自新，退出“一贯道”。

1951年2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使镇压反革命有了法律武器和量刑标准，（责编/翔宇）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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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民声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