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国货大王”方液仙绑架案

摘要：方液仙（1893-1940），原名方傅沆，字液仙，祖籍浙江省镇海县，出生于上海。方家世代经商，产业规模一度十分庞大。但是到了方液仙父亲方选青这代，由于不善经商，家道逐渐中落。方液仙早年接受旧式教育，后就读于美国教会办的上海中西学院，开始接受西学的熏陶。他拜德国

方液仙（1893-1940），原名方傅沆，字液仙，祖籍浙江省镇海县，出生于上海。方家世代经商，产业规模一度十分庞大。但是到了方液仙父亲方选青这代，由于不善经商，家道逐渐中落。方液仙早年接受旧式教育，后就读于美国教会办的上海中西学院，开始接受西学的熏陶。他拜德国人窦伯烈为师，逐渐对化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常常前往江南制造局，在德国技师杜勃等人开办的讲习班中进修化学。同时，他还在圆明园路安仁里的住所设立了化学实验室，悉心钻研。有了一定的基础之后，他又和友人合资开办了鼎丰珐琅厂、龙华制革厂等等，但最终都因经营不善、销路滞塞而倒闭。

中国化学工业社

当时的中国正遭遇着列强的巧取豪夺，对此方液仙无比痛心。他下定决心，一定要竭尽所能振兴民族工业。1911年，年仅19岁的他不顾父亲的反对，依靠母亲的1万元私蓄，在上海独资创办了中国化学工业社，小批量生产三星牌牙粉、雪花膏、生发油、花露水等日用化学品。每天上午生产，下午由工人挑担外出叫卖，小作坊式的生产和销售方式，自然无法与外国资本竞争，致其产品严重滞销，连年亏损，很快入不敷出，被迫歇业。

中国化学工业社工厂

接连的失败并没有让方液仙丧失信心。1915年，方液仙说动舅父李云书等人投资，共集资5万元，在重庆路租了三间厂房，重启了中国化学工业社，展开了规模化的生产经营。方液仙仍以三星牌为商标，除生产之前的老产品外，还增加了蚊香皮鞋油、果子露等新品种，同时还设立了专人负责销售。虽然情况较之以前有所好转，但在外国资本的倾销下，依然是连年亏损。1919年初，中国化学工业社再度面临困境。很快转机出现了，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在“抵制洋货、提倡国货”运动的浪潮中，中国的民族工业开始焕发生机，中国化学工业社也因此绝境逢生。在其四叔方季扬的大力支持下，方液仙再度集资，并吸取前两次失败的经验教训，重新进行规划，不断地改进企业管理办法，提高产品质量。后他又在河南路设总公司，的方季扬任董事长，自己任总经理；在广东路设发行所，专门负责产品的推广与经销：在槟榔路设第一厂房，生产化妆品及三星牌牙膏。

此后，中国化学工业社迅速发展壮大。方液仙看准时机，把有限的资金全部用于扩大再生产，1923年在新加坡路设第二厂房，1928年在槟榔路设第三厂房，后又在第一厂房附近设第四厂房。中国化学工业社依靠蚊香、牙膏、调味粉、肥皂四大核心产品，逐渐在市场竞争中站稳了脚跟，并且还挤走了多个长期占领中国市场的外国品牌。比如三星牌蚊香挤走了日本的野猪牌蚊香，三星牌牙膏挤走了美国的丝带牌牙膏，观音粉牌调味粉挤走了日本的味之素牌调味粉，箭刀牌肥皂挤走了英国的洋茂牌肥皂。

中国化学工业社在这一时期的成功，得益于“抵制洋货、提倡国货”运动的蓬勃发展。大多数中国人积极响应号召，使用国货成了一种自觉的行为，但同时也和方液仙所付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一方面，方液仙充分认识到原料自给的重要性。生产初期，考虑到产品销路，中国化学工业社不得不依赖于外商供货。但他心里清楚，只有摆脱这种依赖才能求得企业的长远发展，因此他适时创办了一系列附属工厂，如生产玻璃的晶明玻璃厂、生产牙膏软管的中国软管厂等等；另一方面，他十分注重产品的宣传。他按月提取3%的营业额作为广告费，采用丰富多样的广告形式，如报纸、墙栏、广播、冤虹灯牌，甚至铁路沿线的路牌广告。此外，他还培养了一大批专职的销售人员，在全国各地设立专门的发行所。正因为这样，才促使了中国化学工业社的迅速发展。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1932年，“一·二八”事变接踵而至。为了更好地抵制日货、维护国货，1932年，方液仙联合美亚丝绸厂、五和织造厂等9家企业，举办“九厂国货临时联合卖场”，在九一八事变的周年纪念日开幕，进行了为期八中国社会各天的售卖。这场售卖活动意在唤醒民众，毋忘国耻，迎合了民众的爱国热忱，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反响。同时在方液仙的提议下，九厂一致同意把5%的营业额拿出来捐献于公益事业，如慰劳前线抗日将士、创办伤兵医院、赈济难民等等，充分展现了国货企业的社会责任感。

九厂国货临时卖场的热度，使方液仙产生了创办永久国货卖场的想法。1933年，经过多方奔走洽谈，方液仙联合中国化学工业社、美亚丝绸厂、五和织造厂、鸿新布厂、华生电器厂、中国珐琅厂等众多国货厂家，筹集资本10万元，在南京东路大陆卖场正式创办了中国国货公司，方液仙出任董事长兼总经理。由于中国国货公司商品丰富，服务周到，又采取了薄利多销、商品寄售等多种经营方式，加之人心向往抗日救国，因此公司生意十分兴隆。方液仙乘胜前进，又成立国货介绍所全国联合办事处，旨在全国各大城市筹备创办中国国货公司。中国国货公司以各种形式扩大影响，并喊出了“爱用国货，生产救国”的口号，从而得到了全国各地人民的积极响应。至1935年，郑州、长沙、镇江、温州、济南、徐州、福州、重庆、广州、西安、昆明共11个城市相继成立了中国国货公司。国货运动也因此得以从上海推广至全国各地，方液仙也被社会各界誉为“国货化工业旗手”。

中国国货公司

方液仙除了在商业上和外国资本竞争，同时也为对日抗战作出了突出贡献。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他就在中国化学工业社内设立了一所伤兵医院，救护了许多坚持淞沪抗战的第19路军的伤兵。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中国军队在上海奋起抗战。方液仙在胶州路再次设立一所规模更大的伤兵医院，聘请了著名外科医生倪葆春等人，同时还抽调了一部分员工专门负责联系和护送伤兵的工作。在这一时期，他还担任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建立的群众团体“益友社”的名誉董事，为该社的活动提供了诸多便利和有力支持。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后，方液仙的企业遭遇了许多麻烦，有地痞流氓的惹是生非，有汪伪特务的猖獗活动，更有日本军人的威逼利诱。方液仙为了保护民族产业，由于当时美日特殊关系，通过向美国政府注册，吸收美国商人投资，将中国化学工业社改为了美商美联实业公司，各厂均悬挂美国国旗，并增补美国人为董事，以此来应对日伪的刁难。同时，他继续提倡抵制日货，丝毫不屈服于日本人。

1939年，南京汪伪政府成立。汉奸陈公博多次派伪上海市长傅筱庵以乡谊身份，前去游说方液仙出任伪政府实业部部长。方液仙一方面以自己不懂政治只会做生意为由、坚决拒绝：另一方面又对傅筱庵晓以民族大义，劝他保持晚节，不要和日本人同流合污。傅筱庵回去后如实报告，于是日伪不断对方液仙施加压力，甚至进行威胁和恫吓。方夫人曾劝他去国外避避风头，但他没有采纳，认为只要深居简出就行。

汪伪76号总部

1940年7月25日，方液仙由于居家多日，心里十分挂念自己的企业。于是他带上手枪自卫，在保缥陈甫生的护卫下，打算前往中国化学工业社办公。不料汽车刚开出大门驶上马路，就遭到了四名匪徒的拦截。保镖陈甫生中弹身亡，方液仙也受了枪伤。匪徒将他架上预先停在路旁的车子，疾驰离去。起初方液仙家属以为是土匪绑架，四处托人设法营救，准备用巨款将其赎回，但一直杳无音信。后来才知道绑架方液仙的匪徒头目叫顾宝林，是汪伪76号特工总部特务吴四宝手下的得力干将，显然这是日伪策划的一起政治谋杀。

方液仙被特务绑架后，遭到了吴四宝的连夜审讯，要其交出巨额财产或出任伪职，但其宁折不弯。本已受枪伤的他又遭到特务毒打，几番昏死后，这位忠贞爱国、坚决不与日伪合作的民族企业家，几天后便伤重不幸去世，年仅47岁。汪伪76号特工总部在收到方家大量赎金后，才将方液仙尸体归还方家，此事导致上海舆论一片哗然，工商界人士愤懑不平和人人自危，对日本和汪伪政府纷纷采取不合作态度。引发日本政府对汪伪政府及76号特工总部的严重不满，对其展开整肃，汪伪76号特工总部领导李士群被日本秘密毒杀，其手下吴四宝及若干人也被日本秘密处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