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将科技发展与国家安全之间的关系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探究两者关系的现状及未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分析了全球科技发展与主权国家安全关系出现的新趋势，认为科技发展催生出的全球安全治理新博弈领域、新发展矛盾及新争霸工具，对我国国家安

本文刊载于《中国科学院院刊》2025年第3期“战略与决策研究”

梁昊光1* 吴林满2 刘竹君1 张耀军2

1 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

2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中国“一带一路”研究院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将科技发展与国家安全之间的关系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探究两者关系的现状及未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分析了全球科技发展与主权国家安全关系出现的新趋势，认为科技发展催生出的全球安全治理新博弈领域、新发展矛盾及新争霸工具，对我国国家安全的实践路径构建极具时代启示意义。从维护我国总体国家安全来看，应制定统筹科技发展与国家安全的大战略规划，构建更加完备的安全防护体系；从推进全球共同安全来看，应在全球科技潮流中探索中国科技实践路径，体现中国智慧与大国担当，致力构建普遍安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科学研究向极宏观拓展、向极微观深入、向极端条件迈进、向极综合交叉发力，不断突破人类认知边界。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密集活跃期，其研发、应用与迭代加速催生未来产业，掀起具有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和绿色化特征的科技革命浪潮。国际社会原有的生产运行模式、要素资源分布、地缘经济结构和政治博弈方式正处于新一轮调整期，既有的国际安全秩序频受冲击，全球安全形势面临新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国际社会对未来预期的不安心理显著增加，国际失序状态日益加重。

1 科技新浪潮下的全球安全治理新趋势

当前，高技术领域成为国际竞争最前沿和主战场，深刻重塑全球秩序和发展格局。科技是各国提升生产力、竞争力和维护国家安全的核心战略工具，具有整合各方资源、统筹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领域的作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现已成为影响全球变局和大国兴衰的重要变量，科技发展与国家安全互为依托与保障的紧密性愈益明显，推动全球安全治理呈现以下三大转变趋势。

博弈新领域：从传统地缘安全转向新兴数字安全

在数字技术发展势如破竹的当下，国际安全正日益从过去的地缘安全向数字安全转变，迅速演化为数字地缘安全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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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工智能为主的数字经济红利促使各国竞相争夺数字领导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这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具有溢出带动性很强的“头雁”效应。当前，生成式人工智能正在成为引发生产力变革的引擎；发展以人工智能为支柱产业的数字经济，成为各国应对全球性经济衰退的战略选择；数字领域已成为科技发展与全球安全的焦点领域。在此背景下，数字资源成为国家安全的战略资源和核心资产，世界各国围绕数字领导权展开的国际互动日益频繁，引发数字安全这一新的全球治理议题。由于国际领导权是大国衡量自身国际威望、引领国际事务走向、构建国际治理规则的重要参考。因此，霸权国家有意打破传统地缘政治边界，将地缘政治竞争转移至不受时空限制的数字领域，以试图主导全球数字治理格局。与此同时，大批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呈现出与传统霸权国家不同的利益诉求，各方数字需求的差异性难以调和，“数字地缘政治”逐渐成为国际关系实践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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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主权竞争激烈，构建全球数字治理机制的紧迫性突出

为争夺更大的数字领导权，国际关系行为体通过发展核心技术赢取新一轮治理赋权，通过规则制定规避安全风险、保障利益分配、提高国际话语权。数字主权成为继边防、海防、空防之后大国博弈的新空间。美国、欧盟和中国占据数字市场、技术和规则优势，持续巩固全球数字经济三极格局，在全球数字治理上拥有较大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当前全球数字治理呈现三方分野：美式治理以联盟霸权模式构建区域性数字规则，通过“集团化”路径巩固技术优势并排斥中国参与；欧式治理以数字主权为核心，在维护多边框架与强化地缘利益间寻求平衡，虽具保护主义特征但保持相对开放性；中式治理立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多边主义、安全发展、公平正义三原则凝聚发展中国家共识，倡导通过国际协同实现普惠治理。将三者对比可知，当前全球数字治理存在分歧的根本原因在于治理理念与价值观的冲突，广大新兴国家的国际诉求没有获得尊重和倾听。

发展新矛盾：科技发展的全球化动力与国家安全主权化的自闭趋向

科技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双边及多边合作框架下的科研活动、技术贸易和人员流动日趋全球化，深化了世界整体全球化进程。而与科技全球化趋势相悖的是国家安全主权化、围栏化驱动下的“技术有国界”，将技术流动限制在国家领土和国家利益的边界内。当前，科技全球化与国家安全主权化两者之间的张力日益加大，矛盾愈发凸显。

一方面，科技全球化具有冲破国家边界的内在动力。数字技术作为科技全球化内生动力的代表，是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和动力来源。积极参与科技全球化进程的国家能有效提升其创新力、生产力和竞争力。科技巨头逐渐成为国家对外进行国际科技竞争的必要工具；国家通过科技公司促进经济增长、取得技术进步，以提高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地缘政治地位。

另一方面，与科技发展趋势相矛盾的是，国家安全再主权化将上述科技全球化内生动力遏制在主权边界内部。新冠疫情催生新一轮“逆全球化”，经济民族主义、政治保守主义、社会民粹主义、文化排外主义、外交孤立主义使得科技发展政治化，这一趋势延续至后疫情时代，成为常态化现象。数字网络作为新型权力争夺场域呈现“再主权化”趋势，“制网权”与传统的制陆权、制空权和制海权处于同样重要的战略地位。国家对内需要将网络空间的行为主体纳入主权范围，对外则发展网络空间攻防、制定网络安全战略，争夺利己资源，扩大空间影响力，这些对国家安全过度保护的主权化倾向呈现与科技全球化背离的自闭趋向。

在这一过程中，代表科技全球化的大型私企与代表安全主权化的国家政府之间的矛盾逐渐凸显。全球数字治理呈现科技私企与主权国家间的治理权博弈：美国科技巨头通过控制关键领域获得准国家地缘影响力，各国在借力科技竞争时警惕其数字霸权，防范技术断供及数据垄断威胁国家安全；西方反垄断监管升级正重塑科技权力格局，巨头面临结构性风险。

霸权新工具：经济战、话语战和联盟战支撑下的国家安全绝对化

安全的本质是一个防御性概念，是一种相对而非绝对的状态。根据安全化理论，安全问题关乎国家生死存亡，国家安全事务拥有国内政治最高优先权。当前世界范围内的安全问题呈现跨时空、跨领域、跨主体的交织发展态势，全球安全的传统边界受到挑战，全球安全治理面临更为复杂和多样的议题。发达国家在国际安全领域的优势地位不断受到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挑战，经济战、话语战和联盟战成为发达国家维护国家安全绝对化的霸权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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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安全化

在西方国家的安全观念中，任何程度的经济依存都需要为国家安全让步，过度紧密的经济关系甚至会增加国家安全的脆弱性。经济互惠转化为经济对抗，美西方武器化的科技打压将加剧经济风险的隐蔽性、突发性、广泛性和系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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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安全化

目前国际价值共识面临意识形态驱动的科技政治化困境：美西方通过泛安全化叙事构建认知战体系，官方层面以"科技安全化"语境拓展利益边界（诬指中国智能军事化），将"去风险"包装新型遏华策略；非官方层面依托社交媒体算法操控，将国家安全议题具象化为民众感知危机。其双重路径本质是通过解构中国发展正当性维持技术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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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盟式的国际安全模式再度泛起

国家在明确预知现实威胁的情况下无法独自维持安全，只能以结盟形式相互支持。美国呼吁世界上的“技术民主国家”(techno-democracies) 进行更密切的合作，以对抗中国和其他“技术独裁国家”(techno-autocracies) 日益增长的影响力。这是技术领先大国对技术追赶大国在新兴技术发展能力方面的战略性遏制，通过主动瓦解双方传统的科技产品与技术共享，进而使国家间进入更加激烈的技术博弈状态。

2 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科技实践路径

2014年，习近平主席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对内重发展、对外重合作。2022年，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首次提出全球安全倡议，这为后疫情时代全球发展和安全治理提供又一重要国际公共产品。构建安全领域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每一个国家的安全都能够得到尊重和保障，即实现世界各国的共同安全。针对美西方国家对我国的科技“围堵”，要站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高度，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全球安全观”，以战略前瞻性、发展协调性、框架稳定性和安全可持续性的思路构筑并开展统筹科技发展与国家安全的大战略规划。

做好内功：加强自主创新，对内构筑以科技促国安的自主防御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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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固树立以我为主的理念意识，统筹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

1. 协同宏观调控与市场机制，推进制度、战略创新，集中攻关基础性、前沿性关键技术；

2. 合理利用外资技术转移，平衡自主/联合/引进创新路径，培育全球竞争力企业；

3. 加强知识产权制度建设，健全技术标准体系，构建专利攻防矩阵提升产权运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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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刻保持对高新科技的敏感性，推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引导数字化转型安全发展

1. 发挥我国制度优势，利用规模巨大的国内市场来支撑自主创新能力，加速国产智造规模化替代。

2. 以供需匹配为动态导向，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以民生保障为根本目标，注重把握潜在商业机遇，捕获数字经济长期增长点。驱动传统产业智转数改，布局绿色、健康、就业新增长极。

3. 加强科技伦理治理。完善数字经济安全立法，搭建跨域数据共享平台，护航数据要素安全合规流通。

4. 注重培养智能产品使用者的国家安全意识。提供产品使用建议或风险指南引导个人行为，增设审查机制和监督机制，避免安全风险扩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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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破解国家原始创新能力不足、关键技术受制于人的难题

1. 协调好发展与监管的关系，在经济收益和有效监管之间寻求安全政策实施的平衡点。

2. 健全良好的科技人才培育环境，妥善发挥当前的科技人口红利带来的显著优势。

3. 建立并完善数字安全预警制度。以科技预见掌握数字安全的主动权，完善数字安全预警与科技创新的衔接机制。

国际合作：肩负大国科技责任，推动构建普遍安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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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开展中国特色大国科技外交，破解美西方“科技武器化”

1. 理性看待中美竞争，不刻意强调“脱钩”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严重性。治理的关键功能是在利益竞争中实现合作。利用有限契机积极寻求《中美科技合作协定》续签等合作机会，同时全力争取数字科技竞争主动权，避免数据主权受到侵犯，维护核心利益。

2. 认清美国可能长期把科技优势“武器化”的现状。做好长期准备，加快中国工业与科技创新知识生产体系的内向整合。

3. 在数字安全博弈中，深刻理解全球数字治理发展进程。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原则，汇集全球资源要素，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构筑有益于全球的数字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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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球安全观的视角统筹科技发展与全球共同安全，处理好科技全球化和国家安全主权化的矛盾

1. 坚持国际视野，深化重点领域国际技术合作。积极搭建合作交流、共促发展的平台，将国际体系旁观者或科技合作逆行者转化为全球安全治理建设者，携手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国际公共产品。

2. 以更加开放的态度参与全球科技议题的国际协调。努力推进国际互利合作网络和多元合作平台的形成。

3. 扩大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推行政经分离式民间科技外交，以人才认同驱动知识产权跨境布局，以民间友好交流的力量促进政府间科技合作的顺利开展。

4. 支持联合国作为全球安全治理机构的多边协调作用。就各项关乎人类未来的科技议题提前做好预案，加强与世界创新强国、有关国际组织达成国际共识、促进国际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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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国际话语应对科技冲突的力量

1. 以提升制度性话语权为应对思路，积极参与国际安全领域规则制定。破除信任危机，增强全球安全互信，为国际科技合作设定良好基调。

2. 重视网络舆情对国家形象的维护作用。妥善运用当前社交媒体的多元化发展和大数据推送机制，尤其重视青年群体的网络力量，在与西方的舆论战中寻求突破口。

3. 针对国际上形形色色的安全议题，警惕落入“泛安全化”的陷阱。不因话语诱导而脱离现实利益，厘清并评估其中的关联及风险，以科学态度合理应对解决国家安全领域的新威胁。

从科技发展视角观察全球安全治理趋势是国家安全领域的一项长期课题。科技迭代更新的速度越快，国家及全球安全治理面临的挑战也会越多，也更为复杂。在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的指引下，中国推动全球科技合作的实践路径以加强本国高精尖科技的研发为基础，不仅是为全力参与国际科技竞争、保护本国利益奠定基础，也为深入参与并持续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更是为与世界各国共建普遍安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科技力量。

梁昊光 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主要研究领域：西方经济学、“一带一路”、现代化理论。

文章源自：梁昊光, 吴林满, 刘竹君, 等 . 科技革命视角下全球安全治理新趋势及中国应对方略 . 中国科学院院刊, 2025, 40(3): 483-493.

DOI:10.16418/j.issn.1000-3045.20240510002.

来源：科学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