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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6月，山西太原。一场迟到十年的审判拉开帷幕。

9名日本战犯被押上被告席，面对受害者的指控，这几名战犯的表现却各不相同，有的在跪在地上磕头道歉，有的却不断地为自己辩解……

面对屠杀的指控，一个日本战犯低头说：“我只是撕开了扣子，并没有撕开他们的衣服进行屠杀…”

战争有规矩，但侵略者没有底线。

1940年前后，山西太原落入日军之手后，成了“杀人工厂”。最残忍的一幕，发生在太原赛马场。

这本来是个奔马看表演的地方，可在日军手里，成了活人练刀的场地。

据原始档案记载，日军会定期从监狱押送几十名中国平民，年龄、性别不限，只要“站得住、动不了”。他们被剥掉上衣，反绑双手，排成两列，被新兵轮流“刺杀练习”。

不是假刺，不是恐吓，是实刀真枪，直到被刺死。一个人不行，就两个；两个不够，就十个八个一起。“刺中要害”“多角度练习”，这不是军事训练，这是杀戮游戏。

据原山西宪兵队中队长相乐圭二的初审供词，光是这类“练习”，他就主持过不止一次，累计致死人数340人。

这些人，有的因为长得像八路被抓，有的只是村口晒太阳时被怀疑“监视日军动向”。他们连刀都没见过，就成了“练兵道具”。

1956年，太原法庭，检方一条一条列出死者名单、现场照片、证人证词。铁证如山，可相乐圭二只是轻声说：

“我只是撕开了他们的扣子。”

他不否认有人被杀，也不否认人在场，只是将自己的角色缩小到“协助脱衣”，对于他杀害无辜百姓的数量，也屡屡进行辩驳。

庭审记录记下了审判长当时的话：“你只是撕开了扣子，那刀是谁给的？命是谁收的？”

真正的回答，埋在了山西那座赛马场的血土之中。

但这，还不是那天最让人落泪的控诉。

6月17日那天，一位老母亲走进了法庭。

她叫党翠娥，60多岁，家在晋中。走上证人席时，她穿的是旧粗布衣，发髻一丝不乱，唯独眼圈红得发黑。

她没有律政术语，也没有条理逻辑。她只有哭，和说。

“我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两个侄女，都让你们烧死了。”

“你们把门从外头锁上，倒汽油，点火……火烧到天上去了！我站在门外，听着他们在喊我。‘娘救我’……我救不了啊！”

“我丈夫当晚就气死了。”

她一边说，一边用颤抖的手指着被告席：“你害得我好苦啊！我一家人都让你们害死了！”

那一刻，法庭里再没有人能坐得住。

书记员把钢笔攥断了，审判长低头不语，连检察官也在擦眼泪。

被她指着的那个人，叫永富博之。他当时是日军山西驻屯军的情报军官，参与策划并执行了多起“烧村肃清”行动。

此案中，他承认在1942年春，对数个村落下达“清扫命令”，其中就包括党翠娥所在村。

她说完这番话，坐下了。全场静默十几秒。然后，永富博之突然站起，扑通一声跪在地上，连磕四个头。

他趴在地上，哭喊：“我对不起她……我活着都是罪。”

据庭审记录，当时有多位旁听群众当场痛哭，整个会场陷入崩溃。

可这种痛哭，来的太晚，也太轻。他跪下了，那被烧死的一家人还能站起来吗？

而就在同一个法庭上，有人哭，有人跪，也有人继续嘴硬。

富永顺太郎，日军陆军大佐，是审判中的最高级别被告。

最初他矢口否认，说“只是负责战略计划”，“没参与具体执行”。可控方很快拿出一封署有他名字的命令。

面对铁证，他终于低头：“我执行了错误的命令，我接受惩罚。”

住冈义一在供词中承认，他指挥了对壶关三王头村的放火行动。火烧死的，除了老人，还有5名儿童。法庭问他是否忏悔，他说：“我记得那孩子的哭声。”

城野宏则起初回避责任，说“只是技术军官”。但证人指出，他曾用刺刀刺杀一名村妇，并现场指导新兵“如何一刀毙命”。他最后认罪：“我害怕面对中国人，但他们记得的，我不敢忘。”

而相乐圭二，从头到尾都死守那句“我只是撕开了扣子”。但他的初审供词中，记载清楚：“我曾指挥新兵轮流刺杀中国人，含儿童、老人，约340人。”

他见到这些证据时，沉默，发抖，却还是没说“对不起”。

最终，九名战犯全部被判刑。相乐圭二、永富博之、富永顺太郎等，被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到二十年不等。

有人悔了，有人哭了，但340条命，不会因为几个眼泪就能回头。

太原法庭不是为了报复，而是为了让这个民族，看着一个一个坐在被告席上的人，知道他们干了什么，承认他们干了什么，记录他们干了什么。

这才是审判的意义。

参考资料：
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太原审判日记”.最高人民法院网.2017-08-29

耗時4年搜集萬余份証據 太原審判日本戰犯全過程紀實。法制日报.2015-08-26

来源：伩蕊说史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