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洛杉矶的盛夏，陶哲轩却感到一阵寒意。这位被《纽约时报》誉为“数学界莫扎特”的天才，如今每天都在为钱发愁——不是买房，不是投资，而是为了让世界上最聪明的一群大脑继续思考。

在洛杉矶的盛夏，陶哲轩却感到一阵寒意。这位被《纽约时报》誉为“数学界莫扎特”的天才，如今每天都在为钱发愁——不是买房，不是投资，而是为了让世界上最聪明的一群大脑继续思考。

自7月下旬起，陶哲轩的日常从研究“素数间隙”变成了研究“资金缺口”。他和同事们所在的纯数学与应用数学研究所（IPAM）被卷入了一场始料未及的风暴：美国联邦政府以UCLA“未能解决反犹主义问题”为由，冻结了全校5.84亿美元联邦经费。尽管法院在8月12日已下令解冻，但IPAM的账户依旧空空如也。此前储备的运营资金已耗尽，下个月的博士后工资、下学期的学术会议、甚至打印纸的预算，都成了未知数。

“我们像被按下了暂停键。”陶哲轩在Zoom里对澎湃新闻记者说。镜头里，他身后的白板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公式，却盖不住眉宇间的焦虑。过去30年，他从未为经费操过心——NSF的支票像加州的阳光一样准时，让他可以心无旁骛地追逐那些抽象却闪耀的真理。如今，这位49岁的菲尔兹奖得主第一次学会了“众筹”这个词，也第一次体会到“可能不得不离开”的滋味。

1975年生于澳大利亚，16岁赴美，20岁拿下普林斯顿博士并直接成为UCLA教授，24岁发表里程碑式的“格林-陶定理”——陶哲轩的人生像一条被上帝亲手拉直的指数曲线。2016年，他站上菲尔兹奖的领奖台，颁奖词称赞他“将解析数论、调和分析、组合数学与偏微分方程编织成一幅前所未有的画卷”。那时他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会为了2万美元的会议差旅，在社交媒体上发出“求转发”。

“ NSF每年给IPAM的拨款约250万美元，只占UCLA被冻结总额的0.4%，却养活了12位博士后、30位访问学者，以及每年超过1000名来自全球的参会者。”陶哲轩用他标志性的平静语调算了一笔账：平均到每位学者，每天的成本是9.3美元，“比星巴克一杯拿铁还便宜”。但正是这杯“拿铁”，让数学家们在黎曼猜想、Navier-Stokes方程、量子计算纠错码的边缘不断试探人类智力的天花板。

8月的一个深夜，陶哲轩在博客写下《当纯数学遭遇政治寒风》。文章发出后，短短48小时阅读量突破50万，捐款邮件涌入邮箱：有硅谷工程师捐出1万美元，备注“感谢你们在2019年对我RSA加密算法的启发”；一位北京的中学生把压岁钱拆成500美元，留言“陶教授，请您一定留在美国，我的梦想是成为您的学生”；更让他眼眶发热的是，一位匿名前NSF评审人在附言里写：“对不起，我们搞砸了。”

陶哲轩的遭遇并非孤例。过去两年，美国已有超过20所高校因“校园言论”“多元化政策”等问题被部分冻结联邦经费。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最新报告指出，2023财年因“合规争议”被搁置的科研资金高达18亿美元，波及从人工智能到天体物理的近千个项目。报告警告：当政治审查取代同行评议，最先窒息的往往是“无用之学”——纯数学、理论物理、古典文学，那些无法在下季度财报里体现却关乎文明底色的领域。

“如果IPAM关门，损失的不是几篇论文，而是一种生态。”陶哲轩举例，今年秋天原计划举办的“机器学习与数论交叉研讨会”已收到来自中、法、以、伊朗四国学者的申请，“其中有两位数学家曾在2018年合作，用拓扑方法把椭圆曲线的秩问题往前推了一大步”。如今，会议官网挂着红字“待定”，而伊朗籍博士后穆森已经订好的机票被迫退票——他担心下次再拿到美国签证，不知是何时。

更深远的影响藏在人才流向里。IPAM的历年名单里，至少有3位未来菲尔兹奖得主、1位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曾以博士后或访问学者身份在此起步。陶哲轩透露，过去一个月，他已收到欧洲三所大学的“橄榄枝”，其中包括母校剑桥的牛顿研究所。“他们开出的条件很诱人：双倍年薪、独立大楼、永久经费——只要我愿意搬家。”说到这里，他停顿了一下，“可我的三个孩子都在洛杉矶上学，我的合作者、我的学生、我30年的学术根系，都在这里。”

9月2日，UCLA理学院宣布启动“紧急学术自由基金”，首笔注资500万美元，其中100万定向用于IPAM。校长布洛克在声明中强调：“大学的核心使命是创造与传播知识，任何外部压力都不应成为阻碍。”但陶哲轩清楚，这只是“止血”，远未“愈合”。他正与同事们起草一份更长期的“数学基础设施倡议”，计划通过企业冠名、私人基金会、校友捐赠等多元渠道，用三年时间把IPAM的预算结构从“90%联邦”降到“50%以下”。

“我们也在反思，是否过去太依赖政府了。”陶哲轩说。8月底，他飞去纽约，与谷歌研究院、Meta基础AI团队会面，探讨“工业界如何可持续支持纯数学”。对方提出的条件是：开放部分课题的优先访问权，以及在专利署名上增加“IPAM”字样。“这像一场婚姻，”他苦笑，“我们得学会和资本约会，同时守住学术的贞操。”

与此同时，大洋彼岸的中国也传来声音。上海数学与交叉学科研究院（SIMIS）向陶哲轩发出邀请，承诺“匹配一切所需资源”，并强调“不受任何政治风向影响”。面对记者“是否考虑回国（或回华人世界）”的提问，陶哲轩没有正面回答：“数学是人类的共同语言，但数学家是有国籍、有乡愁的。如果有一天我真的离开，那不是因为更好的offer，而是因为这里不再欢迎‘无用的知识’。”

采访结束前，陶哲轩给记者看了一封邮件：9岁的澳大利亚女孩索菲娅用稚嫩的英文问他，“陶教授，如果因为没钱，人们就不再研究质数，那下一个哥德巴赫猜想会不会永远没人发现？”他回复：“亲爱的索菲娅，质数不会消失，只是等待的人可能会换一批。我会尽力让灯亮得久一点，但更需要你长大后来接班。”

灯，指的是IPAM三楼那间24小时不熄的研讨室。过去20年，那里诞生过Wigner的随机矩阵新证明，也见证过张益唐在孪生素数突破前的孤独深夜。此刻，灯依旧亮着，只是电费账单还躺在陶哲轩的收件箱，状态“未支付”。

走出UCLA数学科学楼时，夕阳把洛杉矶的天空染成橘红。陶哲轩抬头看了看，轻声说：“多美的颜色，它可以用傅里叶级数展开，也可以用政治术语描述——但愿下次我们讨论它时，不必先讨论预算。”

远处，几位学生正在黑板上推导公式，粉笔灰在光束里飞舞，像一场无声的雪。雪会化，但总有人继续写下下一行证明。至少今晚，灯还亮着——而亮灯的人，还在为那杯“9.3美元的拿铁”四处奔忙。

来源：大卫行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