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王大姐，您就是当年给黄继光整理遗体的王清珍？”颁奖大厅里，一位年轻记者压低声音发问。老人摘下老花镜，轻轻点头，算是回答。她的动作极慢，似乎怕惊动那些早已远去的呼啸炮火。

【1997年5月，北京】“王大姐，您就是当年给黄继光整理遗体的王清珍？”颁奖大厅里，一位年轻记者压低声音发问。老人摘下老花镜，轻轻点头，算是回答。她的动作极慢，似乎怕惊动那些早已远去的呼啸炮火。

那天，民政部和总政治部把“全国先进军队退休干部”奖章挂在她胸前。掌声热烈，很快又被医务兵特有的克制冲淡。人们期待听到传奇，王清珍却只强调“救死扶伤是本分”。一句平淡的话，却让许多在场的老兵红了眼眶——他们记得，这位瘦小的女兵曾在上甘岭连续三昼夜不合眼，把二十多名重伤员硬是从死人堆里拖了回来。

时针往回拨，1950年秋，贵州刚解放。十三岁的王清珍被父亲带到45师后勤部医院。医院领导嫌她年纪太小。父亲急了，直言“再不带走孩子就被山匪抢去做小老婆”。一句话，改变了 girl‘s 一生。那年冬天，她学会包扎、输液，甚至背着比自己还重的药箱往返山路。同行老兵说：“这丫头不简单，夜里一声炮响都不眨眼。”

1951年3月，14岁的她踏上鸭绿江浮桥。北风凛冽，桥下冰排撞击，发出沉闷声。同行队伍里也有女孩，王清珍最小，却背的包最沉。有人打趣“贵州辣妹”，她只笑，从行军灶掏出红薯分给大家。原本漫长的行军，因为这点烟火气，多了一丝暖意。

1952年10月，上甘岭炮声震天。零点刚过，45师134团、135团冲锋，战线一旦被压缩，战壕里就躺满断臂断腿的青年。另一头，十七岁的王清珍蹲在半塌坑道，用尽办法维系二十几条命。最棘手的是曹排长，腹部中弹，泌尿道被炸碎。腹胀如鼓，再不导尿随时休克。可在男人面前，他死活不肯开口。战友急得直翻身，“要不谁能用嘴吸一口？”话音刚落，王清珍拿起导尿管，俯身操作。冰冷的铜管、腥甜的气味，她没皱眉，只说了一句：“先救人。”排长腹部顿时塌下去，疼得直冒汗，却笑了出来。那天夜里，坑道外炮火依旧，坑道里静得能听见心跳。

传奇不止于此。10月20日，黄继光舍身堵枪眼，134团6连仅余十余人。高举手臂定格的遗体被抢回后，抬进收容所旁一处小松林。烈士胸膛被火烤得漆黑，双臂僵直。王清珍和两名女卫生员、三名男兵接下整理任务。衣服与焦肉黏连，她们用热水一点点浸透，再慢慢揭开。夜里松枝烧尽，水温不够，大家轮流把洗脸盆抱在怀里取暖，防止水结冰。连续三天，双臂终于放下，干净军装穿好，棺木就位。抬棺那一刻，无人说话，只闻松针落地的细碎声。

朝鲜战火尚未熄灭，爱情却悄悄萌芽。主治医生刘焕杰比王清珍大十岁，常被战友戏称“老中医”。他一次给伤员缝合时，看见王清珍端药穿梭，油灯映得她一脸倦意又倔强。张政委察觉两人心思，主动牵线。志愿军条令不准随意结婚，两人写了份结婚报告，领导批示：“战地姻缘，也是凝聚士气。”1953年10月25日，全师官兵帮他们办了场不花钱的婚礼：礼堂挂着缴获的美军降落伞，口琴充当乐队，礼炮用旧炮弹壳灌火药。新婚之夜，两条军毯、一盏马灯，对新郎新娘已经是奢侈。

回国后，军队号召女兵复员。1958年，王清珍换上工装，进北京一家机械厂，当起普通车工。白班黑班切换，她照样拿满勤。工友好奇：“老兵身份，何必这么拼？”她只是摆手，压低嗓门：“和平来之不易，咱可别懈怠。”1965年部队重返边境，她再次请缨归队，从科室干到卫生处副处长，一干到1982年离休。

岁月把锋芒磨平，却带不走责任感。退休后，她常自费坐公交去探望病重老战友，帮换药、量血压。有位高位截瘫的老通信兵回忆：“人家都是探视，她是一住一周，夜里守在床边，不让护士值班受累。”类似场景屡见不鲜，只是当事人从不对外张扬。

老兵聚会时，话题总绕不开上甘岭。有意思的是，每到整理黄继光遗体一节，大家都沉默。袁文英教导员曾感叹：“如果那件血衣能留下，该让多少年轻人懂得牺牲。”王清珍却摇头，“烈士的衣服，有多少留得住？记住他做过什么，比留一块布更重要。”

如今，85岁的她住在离职干部休养所。每天六点起床，自己叠被、练一次八段锦。偶尔电视里播《上甘岭》，邻居拄拐来敲门：“王姐，你看了吗？那不是说你吗？”她笑着把音量调小：“电影是艺术夸张，战场可没那么浪漫。”说完，抬头望了一眼窗外国旗，无声良久。

历史的纸面上，姓名密密麻麻，很多人仅出现一次便再无踪迹。王清珍没有惊天动地的头衔，却用一件件小事撑起“白衣战士”四个字的分量。无论战火还是岁月，守护生命从未改变。

来源：浔阳咸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