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这份来自紫禁城的指令,与三天后慈禧颁布的《宣战诏书》形成呼应——当这位晚清实际统治者宣称"民心不可违"时,义和团运动,已经被慈禧深深和清廷捆绑在了一起。
1900年6月,直隶总督裕禄收到一封密电:"着即拨付义和团火药七万六千斤。"
这份来自紫禁城的指令,与三天后慈禧颁布的《宣战诏书》形成呼应——当这位晚清实际统治者宣称"民心不可违"时,义和团运动,已经被慈禧深深和清廷捆绑在了一起。
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湾的炮声,惊醒了华北平原的宁静。一时间,民间对洋人的不满情绪持续发酵,自发组织的爱国运动每天都在清廷的各个地方发生。
而早已对晚清虎视眈眈的诸国列强,自然不会放弃这难能可贵的机会。
时任山东巡抚李秉衡在当时上报给朝廷的奏折中痛陈这一现象:"教堂收纳奸民,包揽词讼,民教相仇之案层见叠出。"
外国传教士的特权膨胀,使地方治理陷入瘫痪。
而义和团对这些人的态度只有很坚决的一个字。
打。
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在《中国乡村生活》中记载道:“当第一个村庄设立神坛时,农民们用土地庙的香炉焚烧洋布,这种行为迅速沿中国的运河蔓延。”
义和团运动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应运而生。他们最初以"反清复明"为口号,1898年,赵三多在冠县竖起"助清灭洋"大旗,标着义和团运动已从秘密会社演变为公开的群众运动。
说到义和团,首先令人啧啧称奇的就是他们的刀枪不入的“神拳”仪式。
义和团的"神拳"仪式源自华北民间传统。据《拳乱纪闻》记载,团民通过吞符、念咒、请神附体等仪式进入某种状态,这种状态能抵御枪炮。
这种"刀枪不入"的法术,实际上是朴素爱国主义的体现——他们在作战前服用朱砂、黄酒混合的"神水",用黄纸贴满全身,相信通过这种方式能获得神明护体,扶清灭洋。
法国传教士保罗·克拉拉在回忆录中描述:"高举火把的清朝人脸上交织着虔诚与疯狂,当火焰吞噬英国洋布时,围观人群爆发出'刀枪不入'的呐喊,甚至感染了清军士兵——有个士兵当场解下腰刀将其投入火堆。"
这种狂热的情感,使义和团在短短三个月内建立起北至张家口、南抵黄河的影响范围,声势浩大。
而民间力量的野蛮生长,迫使清廷必须作出战略抉择。是武力镇压还是政治利用,紫禁城给出的答案,在1900年春天的政令中渐露端倪。
晚清的义和团
1900年1月,慈禧发布上谕:"各省乡民设团自卫,守卫里闾,如能真能奋勉御敌,应准其奏奖。"鼓励包括义和团在内的民间团体自发抵御国际势力。
这一看似支持民团的措辞,实则暗藏分化意图,这在直隶总督裕禄的执行策略里得到印证——他默许静海县义和团攻打独流镇教堂,却将天津租界周边划为"严禁滋事区",这种空间管控暴露出清廷"以民制洋,独善其身"的计谋。
慈禧像
慈禧把这一切想得有些过于简单,各国列强谁也不是傻子,近期各地异常的排外运动,背后一定有某个势力在支撑他们运作,而从受益方想,这个势力一定会是清廷。
作为回应,八国将舰队集结在大沽口地区,准备打破这场危险的默契游戏。
6月13日,慈禧特谕开放西苑三海,允许义和团大师兄设坛焚表,而距此三百步的军机处,正草拟着要求各省"速筹兵饷"的紧急廷寄。
这种既要利用民气又要防范失控的权谋,在遭遇列强军事威胁时立即显露出致命缺陷——清廷对局势的误判,正在将整个帝国拖入战争漩涡。
时局图
1900年5月,大沽口外的各军舰从5艘激增至24艘。时任俄国陆军中将的利涅维奇在日记中写道:"我们必须在铁路沿线建立安全区,必要时可以武装教民。"
列强对清廷的这种军事渗透,一时间在国内激起轩然大波,义和团民众云集响应,誓要将这些嚣张的外国佬赶出华夏的土地。
与义和团拼死到底的精神不同,此时的慈禧,在听说列强已经登陆大沽后,竟已经开始在心里打起了退堂鼓!
6月10日西摩尔联军向北京推进时,清军聂士成部在廊坊的"阻击"颇具象征意义。据《庚子中外战纪》记载,聂军"先施放空枪三排,待洋兵逼近方实弹射击"。
当时的八国联军参谋长约翰·沃特斯上校在作战地图上标注:"聂军故意放弃杨村铁路枢纽,却死守毫无战略价值的北仓粮仓。"
而后来缴获的密档显示,聂士成在阻击联军前,曾收到慈禧的心腹权臣荣禄手谕:"洋兵过处可遗米麦若干"。
这种既要制造抵抗假象又要确保洋兵不至饿毙的精妙算计,直到7月9日聂士成中炮身亡才被戳穿——他的尸体被德军剥去官服时,内衬竟缝着德国勋章的绶带。
前线的荒诞剧码,与后方的权力崩塌形成残酷对照。当北京城防在虚假抵抗中瓦解时,早已对清廷失望透顶南方封疆大吏们开始构建起新的秩序。
八国联军登陆大沽
与举棋不定的清廷相比,另一边的义和团,早已真枪实弹地和洋人干了起来。
6月18日,曹福田率数千团民与清军马玉昆部猛攻老龙头火车站,用抬枪和土炮压制联军火力。据英国随军记者记载,义和团"以血肉之躯冲击钢铁防线,前仆后继竟使俄军第七连弃守月台"。
三日后,张德成率"天下第一团"在紫竹林租界外埋设地雷,将日军工兵部队诱入雷区,当场炸死少佐以下官兵57人。这些局部胜利虽未能扭转战局,却让八国联军付出了日均伤亡百人的代价。
义和团的抵抗,虽然极大挫败了八国联军的锐气,打乱了他们蚕食中国的计划,可由于清廷的软弱无能与慈禧弃京城而向西逃命,无心抵抗的态度,八国联军还是进犯到了京城。
1900年8月14日凌晨,日军第九师团在朝阳门遭遇义和团敢死队,据《日本近卫师团作战报告》记载:"手持长矛的拳民如潮水般涌来,其前仆后继之状令久经沙场的士兵亦为之胆寒。"
但当俄军炸开东直门时,城墙上的清军早已改换白旗,这种戏剧性的反差在《瓦德西拳乱笔记》中被形容为"东方帝国最荒诞的谢幕"。
城破次日,联军司令部在紫禁城建起炮台,法军士兵在乾清宫龙椅上拍摄的照片震惊世界。更残酷的是,各国军队以"搜捕拳民"为名展开屠城,德国远征军实施"格杀勿论"政策,京城内尸体枕藉,护城河漂满浮尸。
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在《北京之围》中记载:"当我们的士兵将义和团俘虏吊死在城墙上时,围观的百姓竟为他们唱起送魂歌谣。"
曾号称"刀枪不入"的义和团民众们,经历了殊死抵抗扔无法战胜,此刻正在烧毁的粮仓灰烬中仓皇易装。
美国随军记者克特曼目睹:"有个头目将沾血的令旗塞进死婴襁褓,对着冲锋的哥萨克骑兵哭喊'此乃洋种',却在下一秒被马刀劈成两半。"
慈禧的软弱惜命加速了晚清的衰亡。在八国联军进犯京城的混乱期间,张之洞在致盛宣怀电文中强调:"北事已不可为,东南互保非叛,实为存社稷计。"
清廷已无力维持对江南的统治,南方督抚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机会,通过扣押漕粮、截留关税,构建起独立财政体系,形成了历史上的“东南互保”。
英国外交文件显示,1900年7-9月,汇丰银行经手了230万两地方自主外债,这标志着清廷中央财政体系的瓦解。
另一边,逃亡路上的慈禧展现出了她懦弱的求生欲。在山西徐沟县,她亲手烤制榆钱饼赏赐护驾的甘肃马队。当地方官进呈《东南督抚阻漕奏折》时,她蘸着炉灰批复:"着将湖北漕粮改道汉水北运。"
这份沾着食物油渍和煤灰的朱批现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边缘处依稀可辨"袁世凯不可轻信"的涂抹痕迹。
这种中央与地方的信任裂痕,在《辛丑条约》的谈判桌上被彻底撕开。当列强发现可以绕过清廷直接与地方交易时,晚清的政治权威已如溃堤之水。
随着《辛丑条约》签订,清廷终于撕下"联拳抗洋"的伪装。条约第二款明确要求"永禁或设或入与诸国仇敌之会",慈禧在回銮途中发布上谕:"此案初起,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
直隶总督袁世凯借机展开血腥清剿,据山东巡抚衙门档案记载,1901年春在德州处决的义和团俘虏达1783人,刑场周围三里内腥风不散。
侥幸存活的团民命运更加悲惨。静海县义和团首领曹福田流亡东北,靠给俄军当马夫苟活;"天下第一团"大师兄张德成在直隶深州被地方团练捕获,绑在木桩上浇油焚死。
这些曾经让列强闻风丧胆的民间英雄,最终成了清廷向洋人邀功的祭品。
《辛丑条约》谈判期间,李鸿章发现列强更愿与地方实力派直接接触。他在奏折中哀叹:"各省分摊赔款,实则形成定制,户部再难统筹。"
这种财政上的分权导致清廷的统治力持续下降,并直接催生了1903年的中央练兵处改革,袁世凯借此将北洋新军扩张至六镇。
1904年日军对清廷的军事侦察报告,则揭示了北洋新军更危险的蜕变:袁世凯为新建陆军第三镇采购的德制克虏伯火炮,实际接收者却是张之洞的湖北新军,晚清中央此刻连军权都已经无法握在自己手里。
1906年保定军校毕业演习中,身穿德式军装的北洋系与日式装备的南洋系,用不同方言传递着彼此听不懂的号令。
时任法国军事观察员皮埃尔·洛蒂,在完成在中国的军事顾问任务后预言:"当中国军队说着外语操作外国武器时,这个帝国的命运早已不在北京。"
清廷接连丧失作为中央的财政,政治,军事大全,慈禧的政治赌局,已经让晚清走入了最后的时日。
当袁世凯在河间秋操展示他的德式装备时,观礼的各国武官都明白,这支军队效忠的将不再是紫禁城。
1911年武昌起义的枪声,为这场精心策划的政治赌局画上了句号,慈禧的最后一次豪赌随着她的撒手人寰惨败告终,而义和团,这个被清廷利用又抛弃的群体,最终成为历史长河中一个充满争议的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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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生活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