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庚子事变手札》，一函四册，原件藏内蒙古巴彦淖尔市图书馆，馆藏著录说明来自张亨嘉藏札。张亨嘉（1847-1911 )，字燮钧，福建侯官（今福州）人，光绪九年（1883）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长期在翰林院、南书房供职，曾出任湖南、浙江学政，京师大学堂首任总监督

拳民在天津。立体照片，用特制的眼镜观看，会有三维立体效果。

《庚子事变手札》，一函四册，原件藏内蒙古巴彦淖尔市图书馆，馆藏著录说明来自张亨嘉藏札。张亨嘉（1847-1911 )，字燮钧，福建侯官（今福州）人，光绪九年（1883）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长期在翰林院、南书房供职，曾出任湖南、浙江学政，京师大学堂首任总监督，晚年官至兵部、礼部侍郎。册内存札百余通，作者多数为张亨嘉同僚、门生故旧和亲族，其中包括徐琪、徐郙、恽毓鼎、陈璧、绍昌、松寿、李希圣、曾广銮等近代史上的有名人物，也有少量张亨嘉的复函。关于这批珍贵资料的渊源与流传情况，已不易厘清，简而言之，“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文革’混乱时期，经由某种特殊机缘，从故宫博物院随其他资料一起调拨到当时的巴彦淖尔盟图书馆的。自此以后，便如泥牛入海，杳无声息。”（《庚子事变手札（整理）》，北京燕山出版社2021年12月，“前言”）直至2021年，经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张永江教授整理团队的校释，《庚子事变手札整理》以全部原件影印，加排印释文的形式出版，书后附录“人名（含别名字号）资料索引”，颇便利用，善莫大焉。

左为《庚子事变手札》原件，一函四册，内蒙古巴彦淖尔市图书馆藏。右为张永江校释《庚子事变手札（整理）》，北京燕山出版社2021年。

张亨嘉信札。

据整理者细致识辨，这批信札一共有113通，包括重复件和附件，大部分信札（87通）产生的时间和背景是在庚子事变和辛丑年间（1900-1901 )，内容也多与庚子事变有关，1903年以后的也有26通。其中“数量最多，也是最有研究价值的部分”，是庚子事变前后的往返书信，每多议论通报朝局时政，数量有七十多通。

事实上，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邵循正先生带领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中国近现代史方向的青年教师，组织编辑《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时，就已注意到这批信札，从中选录了集中反映八国联军抢劫与和议史实的10通书信，加以标点和简单注释，题名《徐琪等与张亨嘉书》。据“编者案”：“《徐琪等与张亨嘉书》原件，北京图书馆藏。原题作《庚子事变手札》。册中粘贴徐琪、恽毓鼎、李希圣等与张亨嘉信札一百五十余件，我们只选录了十件。这些信件大部分写于北京沦陷以后，其中有洋兵抢掠与和议的史料。”（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编：《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一辑，中华书局1964年5月，第144页）这一信息，不仅提示了《庚子事变手札》的史料价值，也说明当时这部信札已经是现有装裱形态，而且，“在入藏故宫博物院之前，它是北京图书馆的藏品”。（ 《庚子事变手札（整理）·前言》）

《徐琪等与张亨嘉书》，《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一辑，中华书局1964年。

从现存手札来看，庚子事变中与张亨嘉通信者，以徐琪所作数量最多，包含史料信息也最丰富。徐琪（1849—1918），字花农，浙江杭州府仁和县人，光绪六年（1880）进士，翰林院编修，时任礼部左春坊左庶子。庚子年，徐琪与张亨嘉均兼南书房行走，二人交谊深切，而通信频仍，随写随寄，现存庚子五月至十月间徐琪致张亨嘉函约50通，“从义和团庚子五月进京，设坛活动、清廷态度、用人行政、京师混乱、官员出逃避难、维持治安、各地反应、攻打教堂使馆、大沽天津失守，直到调兵勤王，遣散义和团都有涉及”，至李鸿章到京后具体的议和过程，这些信札中都有透露，可以说“既是当时朝局混乱的实况，也反映了大难之下中下层官员的心态情感”。（《庚子事变手札（整理）·前言》）不过，这些信札所涉话题虽然广泛，但语极简略，许多便条随手记在“名刺”之上，函末多无落款，或只署以“云泥两浑”“两浑”“两知”“两照”“侍名心顿首”“名心叩”“小弟一得顿首”云云。这好似钱锺书所指一个社会、一个时代乃至各行各业、一家一户也都有它的“语言天地”，譬如乡亲叙旧、老友谈往、两口子讲体己、同业公议、专家讨论等等，圈外人或外行人听来，往往不甚了了，此所谓“此中人语”。（《中国诗与中国画》）今人在面对这种谈话里充斥的术语、私房话以至“黑话”时，如果不能体贴入微、去蔽还原，则很可能“说外行话”，曲解附会。在近代史研究中，书信作为数量庞大且十分重要的一种史料，多可供研究发覆者，然所记杂糅隐讳，多有非笺释不易解者，有鉴于此，利用者实有必要理解“明清以来，日常书信逐渐形成与社会习俗紧密结合的固定形制，其中也折射出各种文化、礼制的因素”。（马忠文《近人书信程式与文化蕴含》）

当时邵循正在整理《徐琪等与张亨嘉书》时，对一些人名、专名如“居停”（光绪帝）、“老太太”（慈禧）、“东海”（徐桐）、“卯金刀”（刘廷琛）等已有简单注释。《庚子事变手札》的整理者在这方面也付出极大努力，先期指导学生，为信札整理编制了资料长编，在整理过程中还得到刘宗汉、马忠文等学者帮助，克服“三难”（“文字识读难”、“内容理解难”、“考订作者、时间难”），在全盘识读释文基础上，详加注释，编制人名资料索引，可以说为学界提供了一个精善的本子。他们对于书信中“隐语”解读致力颇深，亦多有心得：

书简虽短，但信息庞杂。很多是即时见闻，点到即止，在当时书信往还者之间是心领神会，在今天读者则往往一头雾水，不明就里。有些信函涉及朝政机密，有意使用隐语表达或古人报号代指，如“十二诸侯”“卯金刀”“速成学士”之类，要明其所指，须多方查证，颇费心神。（后记，238—239页）

以上所举三例，分见于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日、二十二日、七月初八日徐琪致张亨嘉信札的注释。“十二诸侯”（第62页），即六月二十一日联衔发电奏请“明降谕旨，保护各省洋商教士”的东南七省十二督抚：李鸿章、善联、许应骙、刘坤一、张之洞、奎俊、丁振铎、袁世凯、王之春、松寿、刘树棠、德寿；“晋学卯金刀”（第90页），即山西学政刘廷琛；“速成学士竟至秋曹”（第38页），书中注出“指翰林院侍读学士黄思永被囚禁事”，然未解释其故。

按，黄思永（1842—1914），光绪六年（1880）庚辰科状元，戊戌变法时为侍读学士，支持变法图强，上“奏筹款试办速成学堂折”（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七日），内称“大学堂事属创举，开办不易”，其中“小学堂收效尚缓”，提出“请自行筹款，设立速成学堂，以期收效”。光绪帝朱批：“用意殊属可嘉，著即准如所请，筹款试办，以为之倡，果有成效，再行扩充，并当予以奖励，著俟开办后察看情形，随时具奏。”（《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四二五）后变法夭折，仅京师大学堂硕果仅存，而黄思永以请设“速成学堂”一举为世人所晓，至庚子事变作，其人为义和团民所攻击，旋送刑部，遭革职监禁，京城中人乃以“速成学士”代其名，可谓其来有自。

徐琪致张亨嘉信札，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初八日，内有“速成学士”字样。

所谓百密一疏，《庚子事变手札》之校释，亦有稍嫌含混、未达一间之小失。此处以“膺”“服膺”的解释为例。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徐琪致函张亨嘉（作于“何乃莹”名片上），内云：

闻膺攻西什库已两日，伤者甚多，而仍系相国督队，此何谓也？尊处今日何所闻，仍求示悉。

函中“膺”字，注曰：“此处省略‘义和团民’。”（第14页）

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日，致函云：

今日弟归途赴崇公宅道喜。已迁去，不知所之，而其第变作膺坛矣。督办军务者，仍不能自庇其家，真是咄咄怪事。阁下如探有新事，仍乞示悉。

“膺坛”，注曰：“即义和团法坛。”（第56页）

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二日，致函（作于“吴士鉴”名片上）云：

今早又有炮声，岂东西两处又开战耶？尊处如有所闻，乞示悉。服膺肯听调否？

末句注曰：“指义和团能否遵从清廷停攻使馆命令。”（第64页）

按，庚子五月十九日起，军机大臣刚毅率义和团、虎神营等合攻西什库教堂，同月二十一日函所谓“相国督队”即指此。六月十八日谕旨：“京师现办军务，著派徐桐、崇绮与奕劻、载漪并军机大臣，会商一切事宜。”（《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上，604页）同月二十日函，记崇绮新授户部尚书，徐琪前往“道喜”，而其宅已变为义和团法坛，故以“督办军务者”而“不能自庇其家”，诧为“咄咄怪事”。六月二十二日，清廷有旨保护教堂、教士，除战事外，其杀毙洋人及焚毁防务什物，均俟查明办理，并调派京师义和团民“前往通州、天津一带扼要驻剿，勿任敌兵北犯”（《光绪朝上谕档》第二十六册，第208页）然在当时人眼中，“彼族（指使馆区内洋人——引者注）能否就范，团民如何遣散，恐未易措手也”。（《恽毓鼎庚子日记》，庚子六月二十二日）徐琪对于义和团能否遵从清廷停攻使馆谕令亦抱有怀疑，故向张亨嘉函询“肯听调否”。由上观之，整理者释“膺”为“义和团民”，释“膺坛”为“义和团法坛”，于理可通，只是未能解释典出何处。

徐琪致张亨嘉信札，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六月二十日、六月二十二日，信内各有“膺”“膺坛”“服膺”等语。

又，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三十日徐琪致张亨嘉函，复见“服膺”一词，内云：

示悉。仪叟二十日又有六百里一折，仍在济南拜发。接连三折，未知何事。奎顺奉命出差，副都统派溥顾署理。奎系前西宁大臣，岂前驱耶？服膺之梗命系意中事，未知作何变症？东、西两处，究竟是否开战？仍乞详示。（第130页）

“仪叟”，两广总督李鸿章，庚子事变发生后奉旨北上，一度滞留于上海，七月十九日申刻、戌刻连发三电，“寄东抚（山东巡抚袁世凯）飞递军机处、译署（总理衙门）”，奏请护使、议和等事宜。（《李鸿章全集·电报七》第27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186—187页）函内“接连三折”指此。七月二十八日上谕：“芬车著随扈当差，察哈尔都统著奎顺补授。”（《光绪朝上谕档》第二十六册，第275页），其时奎顺因“奉命出差”，察哈尔都统暂由副都统派溥顾署理。西北方向，防范俄国。整理者注曰：“此处‘服膺’，或即指奎顺。因奎未离察哈尔都统之职，溥顾亦未接任，故云‘梗命’，谓不服从调动也。”（第130页）则《庚子事变手札整理》中有关“膺”或“服膺”字样，一则释为义和团民，一则释为具体官员人名（奎顺），同字而异义，且两相割裂，似不可解。

以我理解，此处用典，化自“拳拳服膺”一语。《礼记·中庸》云：

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拳拳服膺”原指颜回为人处世，能择中庸之道，但凡了解一样好的道理后，便将其紧抱于胸，形容其人态度诚恳真挚，心悦诚服的牢记不忘。此处以“膺”“服膺”指代“拳”字，然非形容词，而是名词。“拳”即义和拳，也即整理者注出的“义和团民”，只是“膺”与“团民”之间非“省略”关系，而是用典使然。七月三十日函内“服膺”一词，也是指京师义和团，在清廷战局不利，改变态度，调派出京，团民却不服从调动，故谓“服膺之梗命”云云。

徐琪致张亨嘉信札，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三十日，内有“服膺之梗命”等语。

另岔开去说一句，将“拳拳服膺”之“拳”作名词解者，历代不乏其人。当代意拳始创人王芗斋先生便言：“夫拳者乃拳拳服膺之谓拳。”他主张“拳拳服膺”一语，要分开“拳拳”和“服膺”两部分来解释，所谓“拳拳”，不是盛意拳拳、诚恳殷切的意思，而是指“每一拳”之意，作拳时的每一下动作，均遵守拳术的原理和规律，并且能够“心领神会，体认操存”，体现“功夫与精神合作之巧妙”，即动作和心意两者的高度相契，合乎所谓“拳道”。（伍智恒《何谓拳拳服膺？》，香港拳学研究会，2020年11月29日）我又想起“五四”以前，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批评说：“近来很有许多人，在那里竭力提倡打拳。记得先前也曾有过一回，但那时提倡的，是满清王公大臣，现在却是民国的教育家，位分略有不同。至于他们的宗旨，是一是二，局外人便不得而知。”（《随感录三十七》，1918年11月15日）此时既非彼时，此“拳”亦非彼“拳”，而却有一而二、二而一的微妙联动，历史脉络与现实回响中潜伏的“隐秘逻辑”，其实都包含有形而上与形而下两层，有待有心的“局外人”探赜索隐。（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戴海斌

责编 刘小磊

来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