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位是德国人李德，另一个是据说是美国血统的美国医生，叫马海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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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识了在延安居住的两个外国共产党人。

一位是德国人李德，另一个是据说是美国血统的美国医生，叫马海德。

李德约四十岁，中等个子，脸上刮得很干净。

他戴深度眼镜，有时急躁。

他的历史很神秘，从未公开，不过他显然是有过军事经历的，据说，由于他的共产主义的倾向不受欢迎而逃离了家乡。

一九三三年他潜入江西的苏区，成了红军的军事顾问，同红军一起长征。

现在他在这里的军事学院教书。

琼·尤恩把我介绍给他，他马上粗鲁地指责我是间谍。

我向他保证我不是，我到过山西之后那里的部队並没遭受什么破坏，这个事实足以证明。

逐渐地我们终于成了好朋友，他对军事问题的渊博知识使我们有了相交的共同点。

他保存着大量的经过精选的藏书。

我们军队的哈里·B·毕晓普少将写的一本流行的关于野战炮兵的书，被他仔细地但並不很赞赏地评注过。

他阴沉地说道，“如果这本书是写出了它采取的方法，美国军队的炮兵恐怕是相当不妙的。”

我告诉他，这本书不反映现在我们的炮兵采用的战术和技术。

他生活得很单调，读书过量，他的锻炼只是在山谷的平道上跑一跑一匹蒙古种小马。

李德的窑洞旁边住着马海德大夫，他在医药方面作顾问。

他的历史也未公开过。

我不想查问这两个人的私事。

马矮个子，皮色不白，是个永远乐观的人。

他那欢快的热心的方式，以及他已经学会了讲不坏的中国话，使他在军队里非常有名气。

在山西时就有人热情地向我打听:“你认识马海德吗？ 他的中国话说得跟我们一样好。"

一天傍晚我在村子里碰上他，约他去吃晚饭。

我们去一个以八宝饭出名的馆子。

一路上许多人不断地向他打招呼，有学生，店员，有男人，有妇女。

他对每个人都说，“来，跟我们一道去吃饭吧。”

我们走到饭馆时，后面跟随了十几个年轻的男女，他们笑着、闹着，完全沉浸在聚餐的快乐中。

有一天，王同志问我愿不愿去见洛甫，当然我要去的。

我听说过党的书记的效率，他很少接见外国人。

我们去到镇北三英里外洛甫独自住的窑洞。

在阳光充足的四周是英、俄、中各种文字的书架的窑洞里，我见到一位矮个子，长得挺让人喜欢的人，大约将近四十岁，一副眼镜增添了他脸上学者的特征。

他以有魅力的毫不做作的方式招呼我。

在谈论了广泛的题目之后，他涉及了国共两党关系。

他相信可以拟定某种方式使两党在战后继续合作。

他认为，必须制止侵略，世界和平才有希望。

他强调，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是为东亚的民主而战的。

谈话接近结束时，他对我讲了英语，虽然他讲得结结巴巴，但他懂英语。

一九二0年，他曾在美国呆过一年半，上过西部的一所大学。

洛甫的一个古怪之处是拒绝拍照。

我拍了其他领导人的照片，可是他坚持不肯照。

我没有拍成。

回到招待所，有五位青年在等待我。

他们带着毛泽东的短笺，要陪伴我去旅行。

我想到得对五个小伙子负责——他们没有紧紧尾随部队的经验，势必如此，就颇有些困惑。

我建议只来两个三个。

可是，不行，他们是一个文化小组，不能拆散。

或者都去，或者一个也不去。

他们都是漂亮小伙子，大概二十一——二十七岁。

欧阳是搞戏剧的。

刘，写小说的，金是新闻工作者，林山是诗人是最年轻的，汪洋是摄影师。

他们之中，有的在鲁迅艺术学院学习过，这是以一九三六年逝世的著名的自由主义作家的名字命名的文化学校。

我喜欢他们的精神，他们青春的热情，他们要为祖国出力的真挚愿望。

他们的目标是在旅途中搜集以后有用的材料，每人以自己的专长用来激励人民。

我越想到他们的目标，越觉得应给他们以鼓励。

另外，有这批有智慧的年轻人同行，会是极有趣的，他们还可以告诉我很多关于中国的进步运动的情况。

“好”，我说，“我们一块儿走。”

他们高兴极了。

我们兴奋地设想到达内蒙之后可能走的路线，然后到一个饭馆去吃八宝饭庆祝我们的协定。

欧阳在上海的中学里学过英文，讲得颇流利。

他说，“刘同志是我们的组长。我们是跟随你走的，希望你纠正我们的缺点。”

这种态度使人联想到八路军。

欧阳说他估计毛泽东会派一辆卡车送我们到榆林。

这就省得我们走一百五十英里路， 可以加速我们的行程。

2

翌日，我又见到毛泽东，他肯定了将派卡车。

路被雨水冲坏，正在修整，大致两天内可以修好。

这天下午肖劲光来访。

肖是八路军后方梯队的司令，是负责保卫黄河防线的。

肖是热情的喧闹的大个子，走路时身子总是向前倾，似乎是他那颀长，有劲儿的双腿还不能走得象他希望的那末快似的。

他在莫斯科的红军学院呆过几年，被认为是一位有能力的战术家。

他说，任何部队想从山西侵入陕西，黄河本身就是难以克服的障碍，河的西岸有好几个旅驻守着。

日本军队始终没能渡河，即使他们成功地渡了河，陕西的黄土高原适合有效的游击活动，入侵的一方要有压倒的优势兵力才能承受住。

肖同志的态度是充满信心的。

出发的日子临近了。

我重新检点行装，丢掉那些不是绝对必要的东西。

我到山西旅行带的睡袋不大适用，特别是驮行李的牲口经过很狭的小道的时候。

我把被褥减到只剩两条毯子(蒙古还是冷的)，把它们用油布裹着防潮。

洗换的衣服和鞋子和几本书都装在一只大口袋里。

第三个袋子装上脸盆、茶壶和饭碗。

我自己随身带着一个行李袋，装着照相器材(已照过和尚未用过的胶卷)，笔记本，日记和地图。

这些东西我要确保它们不落入日本人之手，万一发生这种情况， 将使我的主人们陷入严重的难堪中。

我自己被俘的可能性极小，只要我把自己托付给中国人。

最后，我腰间有一个特制的带子，能带一个茶杯，照像机套，指南针，杂用的刀。

筷子插在衬衣的口袋里。

冬天那次旅行我穿的是皮外衣，这次穿黄卡叽布的衬衣和上衣，戴一顶软太阳帽。

那双高筒的有带子和合成鞋跟的靴子仍然是我爱穿的，走路舒服，合成跟走在石子上不滑， 比皮跟好，又同样耐穿。

为了替换，我带了前面肥宽的鞋和绑腿。

冬季旅行时我只带了四种读物:我多年的伴侣埃默森的《论文》,两本英国三便士图书——《地理概述》和《法律基本知识》，一本一九三七年九月的《读者文摘》。

在汉口我又增加了三种。

在山西我看到八路军和人民实行的学说同基督的教义是那样地相像，深有印象。

这回在准备旅行时，我挑了一部袖珍本的新约圣经，打算系统地读一读四福音书，以便把基督的教义同我见到的周围人们实行的学说作对比。

此外，我还带了《亨利·亚当斯的教育》，和《名诗一百零一首》。

五月十五日，我们在招待所集合，把简单的行李装上卡车。

有一大群学生来给五个小伙子送行。

琼·尤恩要到去榆林路上的清涧的医院去，将与我们同行。

有一队士兵护送我们。

这些就我们一行的全部人马了。

热切的诚实的学生们似乎代表了这个地方的精神——那给古老的文化遗产输入了新的生命的自由主义精神。

他们即将出发，沉湎在这些道德原则中。

这些原则对建设一个健全的公正的社会秩序是不可或缺的。

他们将献身于祖国的人民，也许他们将携带的最重要的经验就是自我牺牲。

“走吧，”卡车司机招呼着。

这个熟悉的短句催我们爬上卡车。

马达开动了，学生们喊着最后的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我们上路了。

3

终于要去蒙古了！

我们不走通常的路线从北平乘火车，而是从旁门进入这片广阔的土地真令人兴奋。

此外，自从日军十月份占领了绥远铁路的终点——包头，从而完全控制了绥远的铁路以来，中国军队在西北终端一翼的军事活动，一直笼罩着神秘的色彩。

在这片广阔的荒漠上，最著名，最生动的抗日将领是马占山，一位勇敢骠悍的东北人。

他首次成为世界新闻人物是他于一九三一——一九三二年，反对日军对满洲的侵略，并在诺敏河沿岸坚持抵抗。

据说现在他指挥的一支骑兵部队正给绥远的敌人制造极大的麻烦。

我们的卡车艰难地行驶在延安北边的公路上，五个小伙子在谈论着马将军。

在抗日战争开始以前，中国对日本采取姑息退让政策的那几年里，马将军抗击日寇的勇气和智慧使他成了一个传奇人物。

小伙子们渴望见到这位勇士的心情不亚于我。

我已开始分辨几个小伙子性格上的特点。

他们的品德都是优秀的，尽管其个性不同。

说也奇怪，他们之中当领导的并不是年龄最大的。

刘是河北人，曾在北平上学，他瘦高个，文静，总是带着并非矫揉造作的平静的尊严。

可能是他善于自我约束，因而被选为领导，在我们相处的五个月中，我从未见他失去自我控制。

当需要他作决定时，他总是沉着地审度问题的各个方面，然后才下决心。

任何涉及整个小组的行动都经过大家一起讨论。

每天的行程结束时，刘总是找点时间把他们召集到一边开会，会上每人讲自己观察到的东西，也做自我批评。

他们要使自己的行为完美，要陶冶品性，增长知识，开拓对生活的理解。

这样一个小组的领导必须是冷静、沉着、有特殊耐心的人。

欧阳是小组中最多才多艺的。

他二十三岁，湖南人，在上海长大。

他从当演员的父亲那里，继承了戏剧、歌咏的才能，嗓音低而浑厚。

他很懂得中国的舞台，有过演戏和写剧本的经验。

无需准备，他就能用古人赞美备至的假嗓子演唱中国古典剧作的选段，也会唱所有流行的战争歌曲。

也许是因为他能讲英语，我们俩十分亲密。

诗人林山出生在广东，大部分时间生活在暹罗。

他二十七岁，是小组中最年长的。

他不大会讲旁人都说的普通话， 时常遭到大家好意的戏谑。

大家开玩笑说，我比他更象中国人，因为我的普通话比他好。

林山总是笑着对我做鬼脸，点头表示同意。

照我看，他那忧伤、富于幻想、常常独自出神深思的性格正象个诗人。

后来，每当我们行军经过特别吸引人的地方时，总有人会说:“林山，这儿景色多罗曼谛克，你写首诗吧！”

对这种文雅的玩笑，林山就会反驳道:“这样的景色可能会使旧诗人发诗兴，现代诗人得到前线去寻找灵感。”

新闻记者金，细长个，脸盘有棱角，他质朴的幽默和丰富的知识使我想起美国东海岸的新英格兰人。

虽然他才二十五岁，但从一九三一年家乡被日寇侵占以后，他一直在东北义勇军与日寇作战。

艰苦的生活锻炼了他的体魄，也磨炼了他的意志。

他有一颗女人般温柔的心，用大量时间和农民谈心，特别是同那些年老的，满脸皱纹，手上长满老茧，经历过生活困苦的农民。

金具有实际地解决紧迫问题的能力。

在我学习汉字时，正是他在夜晚苦苦地帮助我。

汪洋那压抑不住的乐观情绪使我们大家轻松愉快，即使是在缺乏食物又离吃饭时间尚远的时候。

汪洋二十一岁，在小组里最年轻。

他原籍浙江，但大部分时间是在上海度过的。

几个月前，他还是一个无忧无虑，脑子里没有政治的电影摄影师，后来他爱上了一个革命者姑娘。

他们的爱情不是夜晚外出幽会的那一种，而是深挚而专注的激情，几乎一夜之间就使他趋于成熟了。

他放弃了以前轻松放荡的生活方式，随着他的心上人来到延安，进了政治训练学校。

他的自我约束能力不如其他人，这次旅行对他也是适应环境的过程。

让人不喜欢他是不可能的，即使当他因冲动而行动轻率时，你也不忍心去责备他，因为他坦率而活泼的微笑是那样地感人，他想把事情做好的愿望是那样的真挚。

他常说的一个英语单词是“漂亮”，不管我指的是迷人的景色还是一只尖脊背的猪，他脸上都会掠过一丝诱人的微笑，喊道:“漂亮。”

与这样的同伴一起旅行，生活毫不沉闷。

离开延安后，一路上的景象与我们去延安路上见到的一样:光秃秃的黄土山，陡峭的山坡，难以行走的石头很多的河床。

卡车上没有帆布车篷挡土，很快我们个个都成“土猴”了。

第一晚我们宿在满是尘土的李寨清村。

小伙子们煮的鸡蛋面条显示了他们的烹饪技术。

第二天早六点，我们又上路了。

赶在晚饭以前，到达了筑有城墙的清涧城。

这儿石头开始多起来了，在圆形小山的顶上，有着图画般的庙宇。

琼·尤恩在清涧和我们分手，她是到当地八路军医院去工作的。

尽管她将是这个地区唯一的外国人，她却毫不在乎，告别时带着快活的微笑，挥手致意让我们放心。

有工作使命的人，想着眼前的工作，分手告别时总是这样的。

清涧往北二十五英里，我们爬上了一座山脉的顶峰，饱览周围山峦的壮丽景色，它们很象暴风雨中大海的波涛。

村庄附近出现了梨树——中国特有的一种硬得象砖球似的梨，非常香甜。

树，石头，田野，不再显得那么险恶了。

再向北行驶二十五英里，到了绥德。

这是一座建有城墙和许多庙宇的城市，它建在山麓上，俯视着两条河谷汇合的地方。

郁郁葱葱的河岸引起了小伙子们欢悦的赞叹。

绥德位于黄河西三十英里，有八路军驻守。

在此我们作了短暂的停留，军事长官坚持要招待我们用饭。

经过一座新的漂亮的十九拱桥，踏上无定河东岸，我们沿着葱绿、肥沃的无定河谷继续向北，目的地是八路军另一个部队的司令部所在地——米脂。

米脂已靠近沙漠的南部边缘。

休息了一夜，我们又乘车经过流沙形成的沙丘，踏上去榆林的五十英里路程。

这段路冗长乏味，卡车常常陷入沙丘的斜坡，有一次用了两小时才将车子从一个沙坑里开出来。

太阳落山时，我们到达了榆林。

这是个在沙漠绿洲上建起来的城市，从这儿向北五英里就是无定河穿过万里长城的地方。

来源：烟雨江南花又开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