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叫李卫东，四十八岁，在一家半死不活的机械厂当个小组长，眯一会儿的工夫，比什么都金贵。

引子

手机在床头柜上“嗡”地一声，震醒了我的午觉。

我叫李卫东，四十八岁，在一家半死不活的机械厂当个小组长，眯一会儿的工夫，比什么都金贵。

我揉着眼划开屏幕，一条银行短信跳了出来。

“【建设银行】您尾号XXXX的储蓄卡账户6月15日14:02完成一笔跨行转入交易，人民币50,000.00元，活期余额58,341.27元。”

五万。

我一个激灵，瞌睡虫全跑光了。

我把那串数字又数了一遍，没错，四个零，五万块。我这辈子除了单位发工资，还没见过这么大一笔钱，直接砸进我卡里。

谁打的？诈骗？

我老婆陈静端着一盘切好的西瓜走进来，看我瞪着手机，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

“怎么了？一副见了鬼的样子。”她把牙签插进一块最红的瓜心，递到我嘴边。

我没接，把手机杵到她面前：“你看看，这是什么情况？”

陈静扶了扶老花镜，凑近了看，嘴巴慢慢张成了个“O”形。

“五万？老李，你发财了？还是……你背着我干什么了？”她的眼神瞬间变得锐利起来，像两把手术刀，要把我从里到外剖开。

“我能干什么！”我心里发虚，声音却不由自主地高了八度，“我一天到晚厂里家里两点一线，你又不是不知道！”

“那这钱哪来的？天上掉下来的？”陈静把西瓜盘“啪”地一声放在桌上，瓜汁溅出来几滴，像她此刻的火气。

我赶紧点开银行APP，查交易明细。付款人那一栏，只写了两个字：石头。

石头？

我脑子里飞快地过了一遍，亲戚朋友、同事邻居，没有一个叫“石头”的。

“石头是谁？”陈静追问，语气里满是怀疑。

我摇摇头，心里一团乱麻。这感觉，就像在自己熟悉的房间里，突然发现多了一件不属于这里的家具，怎么看怎么别扭，甚至有点发毛。

突然，一个模糊的影子从我记忆的角落里闪过。

半个月前，我开着那辆快散架的二手捷达，带刚放暑假的儿子小兵去了一趟河北张家口，说是让他采风，其实就是爷俩出去散散心。

在坝上草原一个叫“石头村”的地方，车胎扎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手机信号时有时无。就在我们快绝望的时候，一个开着三轮蹦子的老大爷路过，把我们拉到了他的修车铺。

那个老大爷，话不多，手上的老茧像核桃皮一样又干又硬。他好像就姓石，村里人都喊他“老石”，他的小孙子，一个虎头虎脑的娃，名字里好像就带个“石”字。

难道是他？

可我跟他非亲非故，他凭什么给我打五万块钱？我当时补胎加工时费，硬塞给他一百，他找了我五十，说啥也不肯多要。这样一个倔老头，会平白无故给我这么一大笔钱？

我把这事跟陈静一说，她眉头拧得更紧了。

“李卫东，你是不是傻？一个陌生人，给你打五万？这不明摆着是圈套吗？不是洗钱就是放高利贷，你等着吧，过两天就有电话打上门了！”

她的话像一盆冰水，从我头顶浇下来。

是啊，这年头，哪有这种好事。人心隔肚皮，平白无故的善意，比彩票中奖还稀罕。

我心里乱糟糟的，像塞了一团蘸了水的棉花，堵得慌。这五万块钱，不像馅饼，倒像一块烧红的烙铁，烫得我手足无措。

我看着窗外，天阴沉沉的，跟我的心一样。那趟张家口之行，本来挺舒心的，现在却因为这笔来路不明的钱，在我心里投下了一大片阴影。

我隐隐觉得，那个叫“石头”的人，和这五万块钱背后，藏着一个我完全没想到的故事。

第一章 那个倔老头

“爸，我那相机，好像……好像落在张家口了。”

晚饭桌上，儿子小兵扒拉着碗里的米饭，头垂得快要埋进碗里，声音小得像蚊子哼哼。

我和陈静的筷子都停在了半空中。

“什么？”陈静先炸了，“你那宝贝相机？你不是说比你命都重要吗？上万块的东西，你说丢就丢了？”

小兵的头埋得更低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那趟张家口之行，所有的细节瞬间在我脑子里过了一遍电影。

那天，在石头村，我的二手捷达右后轮瘪得像张没发起来的饼。手机举得胳膊都酸了，才找到一格信号。地图上显示，最近的县城还有三十多公里。

正当我准备冒险换备胎时，一辆蓝色的三轮蹦子“突突突”地从土路上开了过来。开车的是个老大爷，六十多岁，皮肤被太阳晒得像老树皮，黝黑干裂。他停下车，只是瞥了一眼我的车胎，就言简意赅地说了两个字：“上车。”

他的修车铺就在村口，一个用石棉瓦搭起来的棚子，墙上挂满了各种叫不上名字的工具，每一件都泛着油腻的黑光。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机油和橡胶混合的独特气味。

老大爷姓石，我们都叫他石大爷。他干活的时候不说话，眼神专注得像个外科医生。扒胎、找漏点、上胶、打磨，一套动作行云流水，没有半点多余。他的手，关节粗大，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黑油，但那双手摆弄起工具来，却异常灵活。

我看着他额头上沁出的细密汗珠，心里挺过意不去，想递根烟过去，他摆摆手，眼睛都没离开轮胎。

小兵当时正摆弄他那台宝贝单反，对着石大爷的修车铺一通猛拍。他大概是觉得这种原生态的场景特别有“故事感”。

我记得，石大爷的小孙子，一个大概七八岁的小男孩，一直好奇地跟在小兵屁股后面，看他那个高级的“玩具”。小兵还挺得意地给他看了几张拍好的照片。

“爸，我好像就是那时候，把相机放在他那个工具台上了，后来走得急，就给忘了。”小兵的声音带着哭腔。

陈静一听，更来气了：“忘了？我看你是魂都忘了！现在怎么办？找谁要去？”

我心里也急，但更多的是疑惑。如果真是为了相机，那五万块钱也太多了。那相机是小兵拿奖学金买的，二手货，也就值个万把块。

难道是石大爷把相机卖了，把钱寄给了我们？可他怎么知道我的银行卡号？

我猛地想起来，那天付钱的时候，我图省事，问他能不能手机支付。他说他没有，只有一张存折。我说我现金不够，能不能先欠着，回头给他打过来。

他当时看了我一眼，眼神很平淡，说：“不用，给个三十就行。”

我过意不去，翻遍了钱包，凑了五十块钱给他。他找了我二十，我说什么也不要，他却把钱硬塞回我手里，态度很坚决，就像焊死的铁块，不容商量。

最后，我没办法，只好把我的身份证号和银行卡号抄在了一张烟盒纸上，跟他说，万一以后有啥需要帮忙的，尽管找我。现在想来，我当时就是客气一下，压根没想过他会真的联系我。

他接过那张纸，看都没看，就随手夹在了一本满是油污的零件手册里。

现在看来，他就是通过这个，找到了我的账户。

“这事儿不对劲。”我放下筷子，对陈静说，“一个相机，不值五万。而且，他要是想还相机，直接给我们打电话就行，干嘛要打钱？”

我的手机号也写在那张烟盒纸上了。

陈静冷静了一些，但疑心更重了：“这不就更说明有问题了吗？说不定，他把你那破车上的什么东西给换了，或者你儿子在那拍了什么不该拍的东西，人家这是封口费！”

她越说越离谱，简直可以去写剧本了。

我心里烦躁得很，这五万块钱，现在真成了个烫手的山芋。它打破了我家平静的生活，让夫妻之间充满了猜忌，也让那趟本来挺美好的旅程，蒙上了一层说不清道不明的诡异色彩。

内心独白一：

这叫什么事儿啊。我李卫东活了快五十年，自认本分老实，没占过谁便宜，也没想过发横财。这五万块钱，就像一块大石头，突然扔进了我这潭死水里，砸得我晕头转向。陈静的怀疑像针一样，一下下扎在我心上。是啊，连我都不信有这种好事，何况是她。我们这种普通人家，最怕的就是这种意料之外的“惊喜”，因为后面跟着的，往往是惊吓。

我决定给石大爷打个电话，问个清楚。我翻出手机，找到了那天从小兵手机里存下的修车铺招牌照片，上面有一串模糊的座机号码。

电话拨过去，响了很久，就在我以为没人接，准备挂断的时候，一个沙哑的、带着浓重鼻音的女声接了起来。

“喂，你找谁？”

“你好，我找一下石大...石师傅。”我差点把“石大爷”说出口。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然后，我听到了一声压抑的、低低的抽泣。

我的心，猛地沉了下去。

第二章 哭声里的秘密

“他……他走了。”电话那头的女声，带着一种被泪水浸泡过的沙哑，每个字都像从水里捞出来一样，沉重又无力。

“走了？去哪了？”我心里一紧，但还抱着一丝侥幸。

“人没了，上个礼拜，突发心梗，没抢救过来。”

我的脑子“嗡”地一下，像是被人打了一闷棍。那个在夏日午后，光着膀子，满身油污，眼神却异常专注的倔老头，就这么没了？

生命这东西，有时候真的比纸还薄。

我半天说不出话来，电话两头，只有女人压抑的哭声和电流的“滋滋”声。

“那……那钱是怎么回事？”我艰难地开口，感觉自己的声音也变得干涩起来，“他账上给我转了五万块钱，是不是搞错了？”

“没错，是我爸让转的。”女人吸了吸鼻子，声音稍微平稳了一些，“他临走前，神志还清楚，特意嘱咐我的。他说，这钱，必须给你。”

“为什么？”我脱口而出，“我跟他素不相识，就补了一次胎，他凭什么给我这么多钱？”

电话那头又是一阵沉默，良久，她才幽幽地说：“我也不知道。我爸那个人，犟了一辈子，他决定的事，谁也改变不了。他只说，你是好人，是个讲情义的人，这钱，是你该得的。”

好人？讲情义？

就因为我补胎多给了二十块钱？就因为我留下了联系方式？这理由，别说我，说给三岁小孩听，他都得摇头。

这事儿太蹊奇了，就像一团乱麻，越理越乱。一个临终的老人，为什么要把自己不多的积蓄，转给一个只有一面之缘的陌生人？

内心独白二：

挂了电话，我呆坐在沙发上，手脚冰凉。石大爷去世的消息，比那五万块钱更让我震惊。我脑子里反复回放着他修车时的样子，那双粗糙的手，那张沉默的脸。他不像是个会做这种冲动事情的人。他说的“情义”，到底是什么意思？难道在我不知道的时候，发生了什么我忽略掉的事情？这钱，现在已经不只是烫手了，它沉甸甸的，压着我的良心。

陈静看我脸色不对，凑过来问：“怎么了？电话里说什么了？”

我把石大爷去世和他女儿的话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

陈静听完，也愣住了，脸上的刻薄和怀疑，慢慢被一种复杂的神情取代，有惊讶，有同情，但更多的是不解。

“人没了？”她喃喃自语，“那这钱就更不能要了。这肯定是人家的救命钱、养老钱。”

这一点，我跟她想到一块儿去了。我们家虽然不富裕，但还没到要拿一个逝者积蓄的地步。

“必须把钱还回去。”我站起身，在客厅里来回踱步，“明天，不，我今晚就去买票，我得亲自去一趟，把钱还给人家，顺便……也去给大爷上柱香。”

“我跟你一起去。”陈静说，语气不容置疑。

小兵也从房间里探出头来：“爸，妈，我也去。相机是我的，这事儿因我而起，我得去给人家道个歉。”

我看着他们娘俩，心里那团乱麻，似乎被理出了一点头绪。这五万块钱，像个试金石，试出了我们一家人心里最朴素的底线。

去张家口的火车票不好买，我们最后买了连夜出发的绿皮车，硬座。

车厢里人挤人，混杂着泡面、汗水和各种食物的味道。陈静靠在我肩膀上，很快就睡着了，发出了轻微的鼾声。小兵戴着耳机，看着窗外飞速掠过的夜色，不知道在想什么。

我却一点睡意都没有。

火车“咣当咣当”地响着，像是在叩问我的内心。

我想起了石大爷的修车铺，那个简陋却整洁的棚子。工具虽然旧，但都分门别类，摆放得整整齐齐。地上没有乱扔的废零件，只有一小滩无法避免的油污。

一个能把工作环境收拾得这么利索的人，心思一定很缜密。他不会无缘无故做一件没有逻辑的事情。

那所谓的“情义”，到底藏着什么秘密？

是小兵的相机里拍到了什么，让他觉得必须感谢？我让小兵把相机里的照片都调出来看，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除了几张修车铺的特写，和几张石大爷工作的背影，再没有别的了。都很正常，没有什么特别的。

还是说，在我跟石大爷闲聊的时候，无意中说漏了什么？

我想起来了，等待补胎的时候，我确实跟他聊了几句。为了拉近关系，我说了自己的工作单位，说了自己年轻时也是个技术工种，跟他算半个同行。

“我在红星机械厂。”我记得我当时是这么说的。

“红星……”他当时重复了一遍这个名字，手里的活儿顿了一下，抬起头看了我一眼。那眼神，很复杂，一闪而过，快得让我以为是错觉。

现在想来，那个眼神里，似乎有惊讶，有探寻，还有一丝……悲伤？

难道问题出在“红星机械厂”这几个字上？

我的心跳，没来由地快了起来。

一个已经破产重组，在地图上都快找不到名字的老国企，怎么会跟一个远在河北农村的修车师傅，扯上关系？

第三章 石头村的暮色

再次踏上石头村的土地，心情和半个月前截然不同。

上次来，是夏日炎炎，蓝天白云，我们是游客，带着几分猎奇和悠闲。这次来，是傍晚时分，天色灰蒙蒙的，像是蒙上了一层纱，空气里都透着一股萧瑟。

村子很安静，只有几户人家的烟囱里冒着炊烟。我们按照上次的记忆，找到了村口那个石棉瓦搭的修车铺。

铺子锁着门，门口那块写着“专业补胎”的木牌，被风吹得轻轻摇晃，发出“吱呀吱呀”的声响，在寂静的村庄里显得格外刺耳。

石大爷的女儿叫石秀娟，我们在村里一打听，就找到了她家。一栋半旧的砖瓦房，院子里晒着玉米，一只老母鸡带着几只小鸡在悠闲地啄食。

石秀娟比电话里听起来要憔悴得多，四十岁出头的年纪，眼角的皱纹却很深，眼睛红肿着，显然是哭得太久了。

看到我们一家三口，她显得有些意外。

“你们是……城里来的？”她用围裙擦了擦手，有些局促地把我们往屋里让。

屋里的陈设很简单，一张八仙桌，几条长板凳，墙上贴着一张褪了色的年画。最显眼的位置，挂着一张黑白遗照。

照片上的石大爷，比我见到的要年轻一些，穿着一身蓝色的工装，嘴角微微上扬，眼神明亮而坚毅。

我们一家人，对着遗像，恭恭敬敬地鞠了三个躬。

“大叔，我们是来还钱的。”陈静从包里拿出一个厚厚的信封，放在桌上，“您父亲的这份情，我们心领了，但这钱，我们说什么也不能要。”

石秀娟看着那个信封，眼圈又红了，她摆着手，一个劲儿地往回推。

“不行，这不行。这是我爸的遗愿，我要是收回来，我在他老人家面前没法交代。”她哽咽着说，“我爸说了，你们是好人，是替我哥来看他的。”

哥？

我和陈静对视了一眼，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巨大的疑惑。

“你哥？”我小心翼翼地问，“我们不认识你哥哥啊。”

石秀娟愣住了，她抬起头，仔细地打量着我，眼神里充满了不解：“你……你不是红星机械厂的吗？我爸说，你就是从那厂里来的。”

“我是红星机械厂的没错，但这跟你哥哥有什么关系？”我的心跳得越来越快，那个在火车上冒出来的念头，此刻变得无比清晰。

“我哥，石磊，小名就叫石头。”石秀娟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滚落下来，“他二十年前，就在你们红星机械厂上班，后来……后来厂里出事故，人就没了。”

石头！

付款人那两个字，像两道闪电，瞬间劈开了我脑中的所有迷雾。

原来，此“石头”，非彼“石头”。

我感觉喉咙发干，一股寒意从脚底板升起，瞬间传遍全身。我终于明白，石大爷那天看我的眼神，为什么那么复杂了。

他不是把我当成一个普通的、需要补胎的游客。

他把我当成了他儿子二十年前的工友，一个来自“红星机械厂”的故人。

内心独白三：

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像个无耻的骗子。虽然我什么都没做，但命运的阴差阳错，让我冒领了一份不属于我的、沉重得让我无法呼吸的“情义”。石大爷临终前，心里想的，恐怕是儿子的单位终于有人记起他了，派人来看望他这个孤苦伶仃的老父亲了。他给我的那五万块钱，不是酬谢，不是封口费，而是一个父亲，用他最后的力量，对他想象中的“儿子的情义”做出的回报。我何德何能，敢承受这样一份寄托了人命和二十年思念的馈赠？

“这……这是个误会。”我艰难地解释，“大姐，我进厂才十几年，二十年前，我根本不在红星。你哥哥的事，我一点都不知道。”

石秀娟呆住了，她脸上的血色一点点褪去，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来。

这个残酷的真相，对她，对我们，都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原来，支撑着那位倔强老人走完最后一程的，竟然是一个美丽的、令人心碎的误会。

“那……那我爸他……”石秀娟的声音抖得厉害。

我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

屋子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窗外，暮色越来越浓，把整个村庄都笼罩在一片悲伤的寂静之中。

小兵默默地从背包里拿出那个单反相机，放在桌子上，推到石秀娟面前。

“阿姨，对不起，这个相机，是我的。那天忘在您父亲的店里了。这事儿，都怪我。”他低着头，声音里满是愧疚。

石秀娟看着那台相机，又看了看我们，眼神里的光，一点点黯淡下去。

她终于明白了，我们不是什么“故人”，我们只是一群偶然路过，并且因为自己的疏忽，搅乱了她父亲最后宁静的陌生人。

第四章 二十年前的旧伤疤

“都进来坐吧，天黑了。”石秀娟抹了把脸，像是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把我们让进了里屋。

晚饭很简单，小米粥，自家烙的饼，还有一盘炒土豆丝。

饭桌上，谁都没说话，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

吃完饭，石秀娟把碗筷收拾了，给我们倒了热水，才缓缓开口，讲述了那段尘封了二十年的往事。

她的哥哥石磊，是他们村里第一个走出去的大学生，学的是机械制造，毕业后被分配到了我们市的红星机械厂，是全家人的骄傲。

石磊聪明、肯干，很快就成了车间的技术骨干。他每个月都给家里寄钱，信里总是说厂里效益好，领导器重，让家里人别担心。

然而，二十年前的一个夏天，一封电报，打碎了这个家庭所有的幸福。

石磊在一次夜班操作中，因为设备老化，一个零件突然脱落，被卷进了机器里，当场就没了。

那一年，他才二十四岁。

“我爸妈去厂里处理后事，厂里赔了一笔钱，说是十万。”石秀娟说到这里，声音又哽咽了，“可那笔钱，我爸妈一分都没拿到。”

“怎么会？”陈静忍不住问。

“当时负责处理这事儿的，是厂里的一个姓马的科长。他说手续复杂，钱要分批给，先给了五千块办丧事。剩下的，他说要走流程，让我们先回家等消息。”

“然后呢？”我追问，心里已经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然后就没然后了。”石秀娟苦笑了一下，那笑容比哭还难看，“我们等了半年，一点消息都没有。我爸不放心，自己跑到城里去找那个马科长。结果，人家说厂里改制，领导换了，账目也乱了，那笔钱，找不到了。”

“找不到了？十万块钱，说没就没了？”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我爸不信，他觉得是那个马科长把钱给吞了。他在城里待了一个多月，天天去厂里要说法，可人家都说他是胡搅蛮缠。最后，钱没要回来，人还被保安给打了出来。”

说到这里，石秀娟的拳头紧紧地攥了起来，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

“从那以后，我爸就变了个人。他话越来越少，脾气越来越犟。他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了他的修车铺上，好像要把对儿子的思念，都敲进那些冰冷的零件里。他总说，磊子是技术工，手艺人，不能丢了手艺人的脸。”

我终于明白了。

石大爷不是不悲伤，他是把所有的悲伤和不甘，都压在了心底，用一种近乎偏执的工匠精神，来纪念他枉死的儿子。

“那天，你来了。”石秀娟看着我，眼神很复杂，“你说你叫李卫东，是红星机械厂的。我爸当时没说啥，可你走了之后，他一个人在铺子里坐了很久很久。晚上回来，他跟我说，‘娟子，磊子单位来人了，他们还记着磊子’。”

“他那天特别高兴，晚饭都多吃了一碗。他说，‘我就知道，公道早晚会回来的’。”

“他以为你是厂里派来调查当年的事，或者是来补偿我们家的。他觉得，等了二十年，终于等来了一个说法。”

“他给你打那五万块钱，是他存了一辈子的积蓄。他说，不能让人家白跑一趟，不能让人家觉得我们山里人不懂情义。他说，厂里还记着我儿子，这份情，比钱重。”

石秀娟的话，像一把重锤，一下一下地砸在我的心上。

我无地自容。

我那句无心的自我介绍，竟然被一个思念儿子成疾的老父亲，解读成了迟到了二十年的“公道”。

而我，还有我的家人，在收到那笔钱的时候，想到的却是诈骗、是圈套、是各种不堪的阴谋。

我们用城市里那套冰冷的、充满戒备的逻辑，去揣度一份如此纯粹、如此沉重的父爱。

内心独得四：

羞愧，无尽的羞愧。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我们总以为自己见过世面，懂得人情世故，可在一个普普通通的山村老人面前，我们显得那么渺小和猥琐。他的世界里，情义大过天，一个承诺，一份念想，值得他用一生的积蓄去回报。而我们的世界里，充斥着怀疑和算计。这五万块钱，它不是钱，它是一个父亲的尊严，是他为儿子讨回的最后一点公道。

“对不起。”我站起身，深深地鞠了一躬，“大姐，这件事，是个彻头彻尾的误会，但我们……我们有责任。”

陈静和小兵也站了起来，跟着我一起鞠躬。

窗外，夜色如墨，几颗疏星在天边闪烁，像是石大爷在天上，默默地注视着我们。

第五章 一张泛黄的旧照片

第二天一早，天刚蒙蒙亮，我们就起来了。

石秀娟坚持要退我们昨晚住店的钱，我们说什么也没要。

吃早饭的时候，气氛不再像昨晚那么沉重。误会虽然让人心碎，但也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我们和石秀娟之间的心结。

“大姐，那个马科长，你还记得他叫什么名字吗？”我一边喝着粥，一边问。

“马卫国。”石秀娟想了想，很肯定地说，“我爸当年把这个名字刻在了心上，他说，就算变成灰，也认得他。”

马卫国。

这个名字我有点耳熟，但一时想不起来在哪听过。红星厂那么大，几十年下来，人来人往，同名同姓的也不少。

“他长什么样，有什么特征吗？”

“我没见过，但我爸说过，是个胖子，戴眼镜，说话官腔很重，笑起来像个弥勒佛。”

这个描述，让我想起了一个人。厂里后勤处的一个退休主任，也叫马卫国，体貌特征跟石秀娟说的很像。但他已经退休好几年了，现在在哪，我也不清楚。

“爸，我这有我哥的照片。”石秀娟像是想起了什么，起身走进里屋，不一会儿，拿出来一个用布包着的小木盒子。

她小心翼翼地打开布包，从盒子里取出一张已经泛黄的黑白照片。

照片上，是一个英气勃勃的年轻人，穿着工装，站在一台巨大的车床前，笑得一脸灿烂。他的眉眼，和石大爷有七分相似，但更多了几分年轻人的朝气和对未来的憧憬。

他就是石磊，“石头”。

照片的背面，用钢笔写着一行隽秀的小字：一九九八年，于红星机械厂二车间。

我看着这张照片，心里五味杂陈。一个鲜活的生命，一个家庭的希望，就这样定格在了二十四岁。

“阿姨，我能……拍一下这张照片吗？”小兵轻声问。

石秀娟点点头。

小兵拿出手机，认真地把照片翻拍了下来。

“大姐，这钱，我们不能拿走。”我把那个装着五万块钱的信封，再次推到石秀娟面前，“但是，你哥哥的事，我们不能不管。”

“我们？”石秀娟疑惑地看着我。

“对，我们。”我看了看陈静和小兵，他们都向我投来支持的目光。

“我虽然不认识你哥哥，但我也是红星厂的工人。红星厂的职工，不能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没了，家属的抚恤金，也不能就这么不清不楚地没了。这事，关乎一个工人的尊严。”

我的话，掷地有声。

这已经不仅仅是石家一家的事了。这是我们这些在工厂里干了一辈子的普通工人的事。我们流血流汗，甚至付出生命，我们不求大富大贵，但求一个公道，一份尊重。

石磊的遭遇，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普通劳动者最深的隐忧。

石秀娟的眼眶湿润了，她看着我，嘴唇动了动，却什么也没说，只是用力地点了点头。

临走前，我们去了石大爷和石磊的坟前。

两座孤零零的土坟，并排立在山坡上，面朝着家乡的方向。

没有墓碑，只有两块石头。

我们把带来的水果和点心摆上，恭恭敬敬地点了三支香，插在坟前。

青烟袅袅，飘向远方。

我看着那两块沉默的石头，在心里默默地说：

“石大爷，石头兄弟，你们放心，这事，我李卫东管定了。”

回去的路上，车里的气氛和来时完全不同。

来的时候，我们心里装的是疑惑和戒备。回去的时候，装的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爸，回去我把石磊叔叔的照片发到网上，看看能不能找到他当年的工友，或者知情的人。”小兵说。

“嗯，这是个办法。”我点点头。

陈静一直没说话，只是看着窗外。快到市区的时候，她突然转过头来，对我说：“老李，那五万块钱，咱们不能动。就当是石大爷委托咱们办事的经费。如果不够，把家里那张定期存单也取出来。”

我看着她，她眼神里的坚定，是我从未见过的。

我突然觉得，这趟张家口，我们没有白来。它像一场洗礼，把我们一家人心里那些因为生活琐碎而蒙上的灰尘，都冲刷干净了。

我们找回了一些比钱更重要的东西。

第六章 寻找马卫国

回到家，我们立刻行动起来。

小兵把他翻拍的石磊的照片，配上一段简单的文字，发在了本地的论坛和一些社交媒体上。文字写得很克制，只说寻找二十年前红星机械厂二车间的工友，想了解一位叫石磊的故人当年的情况。

我则开始在厂里打听那个叫马卫国的人。

红星厂虽然破败了，但“厂区”还在，留守的老职工也不少。我找到厂里管档案的王姐，想查一下二十年前的人事资料。

王姐一脸为难：“卫东啊，不是姐不帮你。二十年前的档案，早就乱成一锅粥了。改制，搬迁，好多东西都弄丢了。你找那个马卫国，我有点印象，好像是后勤的，后来不知道是退休了还是调走了，早就没影了。”

线索，就这么断了。

我心里憋着一股火，却没地方发。二十年的时间，足以让很多痕迹消失得无影无踪。

晚上回家，我把情况跟陈静和小兵一说，家里又陷入了沉默。

“爸，你别急。”小兵安慰我，“网上已经有一些回复了，虽然大部分都没什么用，但有人提供了一个线索。”

他说着，把手机递给我。

屏幕上，一个叫“老扳手”的网友回复道：“石磊？这个名字我记得。很精神的一个小伙子，技术好，话不多。可惜了。当年他出事，我们车间都挺难过的。至于那个马卫国，我印象更深，就是个笑面虎，厂里的人背地里都叫他‘马扒皮’。听说他后来靠着厂里改制，捞了不少钱，早就搬到市里最好的小区享福去了。”

“哪个小区？”我急忙问。

“他没说，但他留了个联系方式，说可以聊聊。”

我心里重新燃起了希望，立刻让小兵联系那个“老扳手”。

第二天，我请了假，约了“老扳手”在公园见面。

“老扳手”姓张，是个退休的老钳工，跟石磊当年在一个车间。他头发花白，但精神很好，说起当年的事，记忆依然很清晰。

“小石那孩子，可惜了。”张师傅叹了口气，“他是我们车间学历最高的，本来前途无量。出事那天，就是因为那台旧车床的防护罩早就坏了，打了好几次报告，马卫国就是压着不批，说没钱。结果就出事了。”

“那抚恤金的事呢？”我问到了最关键的问题。

“别提了。”张师傅一脸鄙夷，“人一走，茶就凉。小石家里人来的时候，就是马卫国接待的。他当着我们的面，说得比唱得还好听，说什么一定不会亏待英雄的家属。可背地里，谁知道他干了什么勾当。没过多久，他就换了新车，还在外面买了房。厂里当时就有人怀疑，是他把小石的抚恤金给黑了，但谁也没证据。”

“你知道他现在住哪吗？”

张师傅摇摇头：“这我就不清楚了。不过，我听说他儿子叫马小胖，开了个装修公司，好像叫‘鸿运装饰’，在市里还挺有名的。你可以从他儿子那打听打untold。”

这真是一个关键的线索。

我和张师傅道了谢，立刻就用手机搜索“鸿运装饰”。果然，公司地址、联系电话，一应俱全。

我没有直接去找马小胖，那样太打草惊蛇了。

我让陈静假装成要装修的客户，给鸿运公司打了个电话，说是要找老板亲自谈，有个大项目。

马小胖果然上钩了，约了第二天在他们公司见面。

第二天，我穿上了自己最好的一件夹克，陈静也换了身得体的衣服。我们俩，像两个要去谈生意的老板，走进了鸿运装饰气派的办公室。

马小胖，跟他外号一样，长得白白胖胖，一脸精明相。

我们跟他东拉西扯，聊了半天户型和材料，然后，我假装不经意地问了一句：

“马总，听您这口音，也是我们本地人啊。您父亲，以前是不是在红星厂工作过？”

马小胖愣了一下，眼神里闪过一丝警惕：“你问这个干什么？”

“嗨，没什么。”我笑了笑，装作很自然的样子，“我以前也在红星厂待过，就随口一问。我记得厂里有个马科长，跟你父亲年纪差不多。”

“哦，我爸是叫马卫国，以前是厂里的科长。”马小胖放松了警惕，甚至有几分得意，“不过他早就退休了，现在在家养花弄鸟，不问世事了。”

“那敢情好啊，老爷子身体好吧？改天我得去拜访拜访他老人家。”我顺势说道。

“好说好说。”马小胖客气着，但并没有要透露地址的意思。

看来，只能用最后一招了。

我从包里，慢慢地拿出了那张翻拍的石磊的照片，放在了桌子上。

“马总，那你还记不记得，二十年前，你父亲处理过一个叫石磊的年轻工人的事故？”

马小胖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了。

他死死地盯着那张照片，脸色由红变白，再由白变青。

我知道，我找对人了。

第七章 迟到的公道

“你……你们是谁？你们想干什么？”马小胖的声音有些发颤，他下意识地想把那张照片收起来，手伸到一半，又缩了回去。

“我们是谁不重要。”我身体前倾，盯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重要的是，二十年前，石磊的十万块抚恤金，去了哪里？”

马小胖的额头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他抓起桌上的水杯，猛灌了一口，却呛得连连咳嗽。

“我……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什么抚恤金？我爸都退休多少年了，当年的事，我怎么会知道！”他嘴上还在狡辩，但眼神已经开始躲闪。

“你不知道？”我冷笑一声，“马卫国当年黑了这笔钱，给你买了房，给你开了这家公司，让你从一个厂矿子弟，变成了现在的大老板。你会不知道？”

这些话，有一半是我的猜测，但显然，我猜对了。

马小胖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他瘫坐在椅子上，面如死灰。

“那笔钱……早就花完了。”他喃喃地说，“你们现在来找我，有什么用？人都死了二十年了。”

“钱可以花完，但良心债，一辈子都还不完。”陈静在一旁开口了，她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钉子一样，扎在马小胖心上，“那是人家拿命换来的钱，你们花得就那么心安理得吗？”

马小胖低着头，一言不发。

“我们今天来，不是来敲诈勒索的。”我把装着五万块钱的信封，和石秀娟家的地址，一起放在桌上，“这里有五万块钱，是石磊的父亲，一个修了一辈子车的倔老头，留下的。他到死都以为，红星厂没有忘记他的儿子。”

“我们不要你的钱。我们只要你，还有你父亲，去石家坟前，去给人家磕个头，认个错。然后，把当年欠下的，连本带利，还给人家。”

“这是你们唯一能为自己赎罪的机会。”

说完，我们站起身，离开了办公室。

我们不知道马小胖最后会怎么选择。

但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做了我们能做的一切。

回去的路上，我和陈静都沉默着。夕阳的余晖透过车窗，洒在我们身上，暖洋洋的。

我的手机响了，是石秀娟打来的。

“李大哥，钱……我收到了。”她的声音里带着哭腔，但更多的是一种如释重负的激动，“不是五万，是二十万。那个人……他今天来了，跪在我爸我哥的坟前，磕了三个头。”

我的眼眶，一下子就湿了。

迟到了二十年的公道，虽然来得晚了些，但终究还是来了。

挂了电话，我把车停在路边，看着车窗外来来往往的人群，心里感慨万千。

这趟张家口之行，像一场梦。

它从一个悬念开始，牵出了一段尘封的往事，也考验了我们一家人的良知和底线。

我明白了，那个倔强的石大爷，和那些像他一样的张家口人，他们跟别的地方的人，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他们不一样的地方，不在于口音，不在于习惯，而在于他们骨子里，还保留着一种我们这些城里人快要丢失的东西。

那种东西，叫“情义”，叫“规矩”，叫“公道”。

他们相信，人活一辈子，不能只认钱，还得认理。欠了别人的，就得还，哪怕那个人已经不在了。别人对你好，你就得加倍地还回去，哪怕对方只是一个萍水相逢的陌生人。

这种近乎“一根筋”的朴素价值观，在今天这个精明算计的社会里，显得那么“不合时宜”，却又那么珍贵。

内心独白五：

回到家，陈静什么也没说，默默地走进厨房，给我们下了一锅热腾腾的面条。小兵也把自己的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我们一家人，围坐在饭桌前，吃着最简单的家常便饭，心里却无比的踏实和安宁。我看着他们，突然觉得，所谓的家庭，不就是这样吗？我们可能会因为钱而争吵，会因为琐事而烦恼，但当我们面对大是大非的时候，我们总能站在一起，守住心里那份最干净的东西。这份理解和支持，比什么都重要。

我端起碗，喝了一口热汤，从胃里暖到心里。

我想，我以后会经常想起那个叫石头村的地方，想起那个倔强的老人，和他那间充满了机油味的修车铺。

他用他的一生，给我这个中年男人，上了一堂最深刻的课。

这堂课的名字，叫“尊严”。

来源：执着的饼干Ag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