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92岁了，还天天背着一书包资料往南京跑，就为告诉日本孩子们“我们欠的命债没还”。

92岁了，还天天背着一书包资料往南京跑，就为告诉日本孩子们“我们欠的命债没还”。

可日本政府，正忙着把“侵略”俩字从课本里扣掉——这就是今天早上刷出的新闻，田中宏老爷子又气到咳嗽，我心里却咯噔一下：到底谁在帮日本保住最后一点良心？

他出生在卢沟桥那一年，小时候吃米饭前要默祷“前线必胜”。14岁那年，父亲从战场回来，一句“我们在南京干了没人性的事”就把家里饭碗砸碎。

那画面他一直记到现在：饭粒撒一地，母亲跪在地上捡，他爸直接抽自己耳光。

从那天起，他学会先问“我们到底杀了多少人”，再谈哪颗子弹该飞。

四十多年在大学教书，每次讲到南京大屠杀，教室后排总有学生冷笑“支那夸大”。

老爷子的办法简单粗暴：把受害者请到现场。

张秀红老太太第一次来东京，开口第一句：“那年我才十岁，看到妈妈肚子被拉开，我用手把肠子往回塞。

”全场安静得能听见秒针走。

后来这个班的学生有人做了高中老师，把录音放给自己学生听，就这样一节节传下去。

可官方不这么想。2014年教科书审订会，文部省老头子在会上说，“如果写得太具体，孩子们会讨厌自己的国家。

”一句盖了章，数字被抹成“大量”，照片被抽走，连“屠杀”都变成“混乱”。

田中去抗议，工作人员递给他一张表格：想改，先填理由，再跑八个部门盖章。

他就蹲在门口拿泡面填，写了二十页，结果教材出来还是删得干干净净。

另一边，右翼却在狂飙。

去年横滨一所高中搞了个“慰灵展”，展览板上列了一串“中国军人袭击日本平民”的段子，末了放一台VR眼镜，让孩子们戴上“体验当年侨民被围攻的恐惧”。

我去了现场，问一个扎马尾的姑娘看完啥感觉，她说：好可怕，以后要保护国家。

再问南京，她摇头：好像有争议，老师没细说。

那一瞬间，我明白教科书删减不是简单的纸面功夫，它在下一代脑子里重新写代码。

安倍那次70周年谈话，我正好在东京电视台做连线。

屏幕里他说“不能让和战争无关的后代继续谢罪”，现场响起掌声。

导播切广告时，一个年轻灯光师小声问我：那我们以后是不是别道歉了？

我还没答，耳机里导演喊开工，他回头就把灯打亮，像什么都没问。

我后来把这事告诉田中，他苦笑：灯光师的灯再亮，也照不到他们心里的黑。

可就在这样的缝隙里，民间死磕得吓人。

一个妈妈拉着初中生儿子，周末跑到南京去数弹孔，回来把照片贴满教室布告栏，被校长警告也照样贴。

一个前自卫队飞行员辞职后开了家拉面馆，墙上挂着“花冈和平基金”捐款二维码，每一碗面抽100日元。

有人骂他叛徒，他回：老子飞F-4那会儿就见过美军扔的橙剂，不想再让下一代看见谁再扔什么。

我也跟着田中去南京三次。

第三次，张秀红老太太坐在轮椅上，说想看一眼新街口。

我们推着轮椅，她指着一处说，“这下面原来是个坑，堆满了尸体。

”司机大哥靠边停车，抽了根烟：“我家老人也讲过。

”说完从手套箱掏出一张泛黄的车票，1965年，南京——东京，备注：返遣日俘。

那天我们三个在车上沉默到红绿灯跳了三回。

回程飞机上，田中把那张车票要了去，小心夹在笔记本里。

我问他收着干嘛，他说：提醒自己，我们也有活着回来的人，得替那些回不来的人说话。

所以，当今天看到新闻说课本里连“侵略”都要换成“自卫”，我忽然想起那张旧车票的背面有一行铅笔字：希望永远别打仗。

老爷子能不能再撑到下一次教科书审订？

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那行字还在笔记本里，车票再黄，也黄不过遗忘的速度。

日本能躲过战争赔偿，但躲不过下一代的追问：你们留下的烂账打算怎么算？

来源：活泼柳叶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