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三秦大地是中华民族生息、繁衍和华夏文明诞生、发展的重要地区之一，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周、秦、汉、唐等十三个王朝曾在这里建都。陕西历史博物馆汇聚了来自不同文明的文化，建构出了陕西独有的醇厚博大。不管何种族群，不管来自何方，不管血脉如何，不管信仰差异，只要你踏上了

三秦大地是中华民族生息、繁衍和华夏文明诞生、发展的重要地区之一，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周、秦、汉、唐等十三个王朝曾在这里建都。陕西历史博物馆汇聚了来自不同文明的文化，建构出了陕西独有的醇厚博大。不管何种族群，不管来自何方，不管血脉如何，不管信仰差异，只要你踏上了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就自然而然会被她所感染，成为她身体肌肤中的一分子。无数铃声遥过碛、天马又衔苜蓿花，而我们正跟随着那匹身驮白练的骏马，走在或将要走在奔赴长安的路上，相信那里一定有一个浪漫唯美的故事在等待着我们的到来。

三彩载乐骆驼俑中的骆驼站在一长方形踏板上，引颈翘首，张口长嘶；驼背上铺一椭圆形蓝色毯子作鞍，两个驼峰之上架一木质平台，平台上铺着色彩斑斓、菱格纹图案的毛毯；毛毯上有八名乐人，其中一位女子居中站立，左手前举，右臂后拂，似正和着乐曲，引吭高歌；其周围七名男乐手面朝外盘腿而坐，手中分别捧拿着笙、响板、横笛、琵琶、筚篥、排箫、竖箜篌等不同乐器，摇头晃脑，似正忘情演奏。这件三彩载乐骆驼是唐代出土的乐舞陶俑中最为典型的一件，是研究唐代音乐舞蹈最为形象而珍贵的资料之一。

三彩载乐骆驼俑

唐（618-907）高58厘米，长41厘米

1959年陕西省西安市西郊中堡村唐墓出土

这件陶俑色彩明快华丽，蓝、绿、褐、白等多彩并施，系唐三彩俑中的代表之作。唐三彩，是唐代独特的一种低温釉陶工艺，其烧制采用的是二次烧成法。它以细腻的白色黏土作胎料，器物成型、晾干后，首先放入窑内经1000℃的温度烧制。待冷却后，上釉挂彩，再入窑焙烧至800℃即可。由于所施铅釉流动性强，在烧制的过程中釉面向四周扩散流淌，使得以含铜、铁、钴等元素的金属氧化物为着色剂所呈现出来的黄、绿、蓝、白、紫、褐等多种色彩互相浸润交融，从而形成了一种自然而又斑驳绚丽的色彩。三彩也并非专指哪三种色彩而言，一般而言，以黄、绿、蓝三彩最为普遍。但有的器物上也只有单彩，或者两种色彩，更多的器物上则具有较复杂的多种颜色。唐三彩主要发现于长安和洛阳的两京地区，主要流行于唐高宗至唐玄宗时期。这件三彩载乐骆驼俑系分塑合成，骆驼和乐舞俑独立塑成，然后组装，整体造型纷繁而不显杂乱，严谨而不失灵动，实为中国古代陶俑艺术中的极品。2013年，被国家文物局列入禁止出境文物名单。

驼背上所载的八位乐人，从面貌上看都是汉人，着装也均为汉族衣冠，但七位乐手手中所执的乐器却既有中原的乐器，也有从西域传来的乐器。其中，笙、响板、排箫是中原的乐器，横笛、琵琶、筚篥、竖箜篌则是从西域传来的乐器。

笛子是一种非常古老的中国乐器，也是中国乐器中最具代表性、最有民族特色的吹奏乐器。早在距今八九千年的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已经发现了目前中国最早的骨笛，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也出土过两支竹笛，但这些笛子都是竖吹的，因此有学者认为它们应属于洞箫类乐器，而三彩载乐骆驼俑中乐人横吹的笛子则是从西域传来的，更接近于现代意义上的“笛子”。所以，在隋唐时期，史书对这两种笛子的记载就有非常明确的区分。《隋书·音乐志》记载：“西凉乐……其乐器有：钟、磬、弹筝、搊筝、卧箜篌、竖箜篌、琵琶、五弦、笙、箫、大筚篥、长笛、小筚篥、横笛、腰鼓等十九种。”其中，长笛指的就是传统的竖吹笛，以区别于从西域传来的横笛。到了唐代，由于在宫廷音乐中广罗博采少数民族的音乐文化，在不同乐种的乐队里既有竖笛，也有横笛。为了区别，横吹笛前常缀以“横”字，称“横笛”；而竖笛则直接称“笛”。到了宋代，许多人已搞不清唐代以前的长笛、笛与宋代横笛的区别，以至于宋代的大学者如沈括、朱熹等都花了很大力气去解释它们。朱熹在《朱子语类》里这样澄清道：“今之箫管乃古之笛，云箫方是古之箫。云箫者，排箫也。”

琵琶，是中国传统的一种民族乐器，大约出现于秦、汉时期，其形制为直柄圆形共鸣箱的直项琵琶，竖抱用手弹奏。南北朝时，曲项琵琶由波斯经今新疆传入中原，当时称作“胡琵琶”，其形状为曲颈，梨形音箱，用拨子演奏，大约在北魏时期出现了手指弹奏琵琶的方法。自魏晋南北朝以后，琵琶样式虽然已趋向定型，但称谓逐渐混乱，直到唐代，琵琶之名才开始固定，圆形的称为“阮”或“阮咸”，因晋代名士阮咸善奏此乐器，故以其名相称；梨形的称为琵琶，并逐渐发展演变为现代的琵琶。

从北齐到唐代，是琵琶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原籍曹国（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东北一带）的曹氏家族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如北齐至隋代的曹妙达，因善琵琶在北齐时即被封王，入隋后又被任命为宫中乐官，于太乐教习琵琶技艺。在隋唐九部乐、十部乐中，曲项琵琶已成为主要乐器，对盛唐歌舞艺术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在唐代，善于弹琵琶的人非常多。唐诗中提及的琵琶高手有曹刚、冯小怜、李管儿等。曹刚生于音乐世家，他与祖父曹保、父亲曹善才祖孙三代都是唐代著名的琵琶大师。《乐府杂录》中记载：“曹刚善运拨，若云雨，而不事扣弦，兴奴长于拢捻，不拨稍软。时人谓：‘曹刚有右手，兴奴有左手。’”因此，白居易在《听曹刚弹琵琶兼示重莲》中写道：“谁能截得曹刚手，插向重莲衣袖中。”刘禹锡也在《曹刚》一诗中写道：“一听曹刚弹薄媚，人生不和出京城。”这些都是对曹刚出神入化的琵琶演奏技巧的直接赞誉。元稹《琵琶歌》一诗中提到众多的琵琶演奏名家，像贺怀智、段善本、康昆仑、曹善才等，诗人在赞美了以上几位琵琶演奏家的技艺后说道：“段势弟子数十人，李家管儿称上足。”足可见元稹对李管儿琵琶演奏技巧的肯定。白居易在其著名诗篇《琵琶行》中描述了一位虽名不见经传，但却技艺高超的伎女演奏琵琶的情景：“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难。冰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暂歇。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曲终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这更成为琵琶在唐代流行且高手辈出的最绝妙明证。

筚篥，也作“觱篥”，还称悲篥、笳管、头管、管子，是由古代龟兹（今新疆库车）人发明创造的一种簧管乐器，其名称就是从古龟兹语音译而来。在新疆的许多石窟中都有筚篥的描绘，它是龟兹乐中的固有乐器。筚篥同胡笳、角笛一样，都是竖吹，也经历了由羊骨、羊角、牛角、鸟骨制作，后改用竹子制作这样一个发展过程。不过比起笳和角，筚篥的构造则相对比较复杂，它是在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筚篥不仅有簧，而且还吸收了笛的指孔。只是从外形上看，筚篥与笳比较近似，所以人们把筚篥又叫作笳管。

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原的另外一件重要的乐器就是竖箜篌。箜篌大约在汉代由西域传入，并逐渐成为主要乐器之一。范晔的《后汉书·五行志》中记载：“灵帝好胡服……胡箜篌、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隋书·音乐志》记载：“今曲颈琵琶、竖箜篌之徒，并出自西域，非华夏旧器。”唐代杜佑《通典》曰：“竖箜篌，胡乐也，汉灵帝好之，体曲而长，二十二弦，用两手齐奏，俗谓之劈箜篌。”箜篌的演奏方法与现在欧洲弹竖琴的方法大致相同，即竖立怀中，用手拨弹。汉灵帝刘宏在位的年代为公元168年至公元188年，据此，竖箜篌传入中原至少有近两千年的历史了。中国境内已知较早的竖箜篌，是1996年在新疆且末县扎滚鲁克一号和二号墓出土的，共出土三件，时代大约属于公元前5世纪前后。竖箜篌在隋唐两代宫廷的九部乐、十部乐里，用于西凉、龟兹、疏勒、高昌、高丽乐中，唐俗乐里也用它。竖箜篌还东传到日本，在奈良东大寺的正仓院中，至今还珍藏着唐代制作的一架漆箜篌和两架螺钿槽箜篌残品。

虽然三彩载乐骆驼俑背上乐手们的乐器基本与胡乐相同，但演奏及演唱者均为盛唐时汉人的面貌特点，且均着汉族衣冠，因此，有学者认为这应该是有别于纯粹胡乐而流行于开元、天宝年间的“胡部新声”。所谓“胡部新声”，就是指在唐代新疆地区的少数民族乐舞传至河西地区，经河西汉族人民改造，并融合了汉族乐舞的特点而创造出来的一种新的乐舞形式。关于胡部新声使用的乐器，段安节在《乐府杂录》胡部记载：“乐有琵琶、五弦（琵琶）、筝、箜篌、觱篥、笛、方响、拍板，合曲时补击小鼓、钹子合曲后立唱歌。”“胡部新声”以胡乐为主体，但又具有河西和内地汉族乐舞的一些特点，传入长安后，立即受到人们的喜爱。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升胡部于堂上”，正式列入宴飨音乐之内。之后，又专门下诏，令“道调、法曲与胡部新声合作”。胡汉文化的交融使“胡部新声”获得了更广阔和更深厚的基础，大大促进了自身的发展，也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古代华夏音乐文化。

三彩载乐骆驼俑背上的小小乐队，正是唐代兼容并蓄、开放向上时代精神的一个缩影。乐手们演奏着胡汉音乐交融的“胡部新声”，谱写着中西文化交流的精彩篇章。

本文收录于《盛世文化的半壁江山——陕西历史博物馆》，作者：庞雅妮、梁勉。

来源：陕西历史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