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ICU的门口，医生压低声音，说他脑干反射几乎没有，建议家属考虑撤掉呼吸机，别再拖了。

ICU的门口，医生压低声音，说他脑干反射几乎没有，建议家属考虑撤掉呼吸机，别再拖了。

我看着那女人怀里怯怯缩着的男孩，冷笑了一声，一字一顿：“不拔。”

我是周岚，三十三岁，婚龄十二年，有个上小学的女儿。

我老公叫赵建军，他躺在里面，身上插满管子，像个被拔了根的青菜。

意外发生在一个细雨的夜里。

电话响起的时候，我正在给面馆收摊，锅边还冒着白雾，女儿在角落写作业，铅笔一点一点戳纸。

“你家属是吧，车祸，赶紧来县人民医院。”一个冷冷的男声。

我腿一软，锅铲掉地，叮当作响。

到医院的时候，他已经被推进手术室，门外灯红得像剜人的眼睛。

婆婆抖抖索索坐在长椅上，胸口呼哧呼哧地起伏，嘴里念叨着祖宗保佑。

她身边，站着一个穿白裙的女人，眼尾勾得高，怀里抱着一个三岁左右的男孩，男孩手腕上戴着红线的小铃铛。

“阿姨，我是建军的……朋友，孩子小虎，建军的儿子。”女人眼角挂着泪，声音软得能滴出蜜。

我盯着她看，喉咙里像卡了根刺。

婆婆眼神躲闪了一下，又立刻抬了抬下巴：“别看了，既成事实，小虎总归是我们赵家的血脉。”

我慢慢坐下来，手心冷得像冰。

灯灭了，手术室的门开了，医生摘下口罩，眉心皱着，声音不紧不慢：“颅内大出血，已经清理，暂时保住了命，后面要看情况，家属做好心理准备。”

他说的“心理准备”，我听成了“钱”。

果然，护士递来住院单和押金条：“先交五万，后续可能还得准备。”

我掏出卡，卡在桌上轻微抖了一下，输密码的时候手指打结。

夜越深，走廊里的灯越冷。

婆婆拄着拐杖，忽然抓住我的胳膊：“岚啊，咱没那个命，他要真是醒不过来，别折腾，钱像水一样往外流。”

白裙女人的眼神亮了一下：“我知道建军不愿意受罪，他之前跟我说过，生不如死，他怕拖累你们。”

我盯着她的嘴，弧线漂亮得让人恨。

“你说他说过，他说过你就信？”我问。

她愣了一下，马上从包里掏出手机，打开一段语音，男人的声音带着酒气，呢喃似的：“要是有一天我躺床上不行了，给我拔了吧，别折腾了。”

婆婆“哎呀”一声，眼圈红得发亮：“建军说的，岚啊，得听他的。”

我笑了，笑得牙齿打战：“他喝醉酒说的话，你当遗嘱呢。”

医生走过来，拿着病历，言辞平静：“我们不是强迫家属，我们只是给出专业建议，他现在情况不乐观，昏迷评分三分，脑干反射微弱，长时间机械通气，风险、花费都很大。”

我抬头看他：“医生，请你把所有能做的救治方案、风险、预估费用，就医路径都写下来，白纸黑字，我签字，我承担，我是他的配偶。”

白裙女人哽咽一声，抱紧小虎，抬眼看了我一眼，眼里有恨，有不屑。

小虎缩在她怀里，怯怯地看我，眼睛黑黑的，睫毛很长。

我深吸一口气，背直了起来。

“不拔。”我说。

话说出口，像一块石头落地，砸得人心里一震。

这一刻之前，我已经在心里走了很久很久的路。

我和赵建军是同村，青梅竹马也算不上，就是邻院长大的泥孩儿。

他家穷，父亲早年扛活弄坏了腰，母亲能干利落，嘴也硬，村里谁都怕她三分。

我家也穷，不过我爸会木匠手艺，嘴不厉害，人和气。

初中毕业，我们都不念了，去镇上给人打工，他去砖场搬砖，我在小饭馆端盘。

后来我们一起去了县城，在一家面馆学手艺，老板娘刁，手把手教，打骂都有。

我手快，学会了揉面、熬汤、煎卤蛋。

他力气大，一锅五斤面的馍，他能一只手端起来，脸不红心不跳。

那时候我们每天从早忙到晚，晚上走路回出租屋，脚底板像火燎，路灯把影子拉得长长的。

有一天他忽然拉住我，笨拙地从口袋里摸出一枚戒指，镀金的，戴在我指头上松松的。

“跟我过吧。”他说，“我一定让你吃白面。”

我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婚礼简单，几桌酒，村里的亲戚朋友来凑热闹。

婆婆站在台上，笑得合不拢嘴：“早生贵子啊。”

我怀了朵朵，是个女儿，婆婆脸色不太好看，转头又笑着给人夹菜：“女儿也好，贴心。”

朵朵出生那年，我们攒了几万块，租了一个店面，自己开面馆，门口摆两张小桌，排着两只红灯笼。

刚开始，生意不怎么样，我们夫妻俩互相打气，笑着跟客人说“下次再来啊”。

一年又一年，我们就这样把日子往前推。

后来生意稳了，认识了更多的人，有些搞运输的、做建材的、开五金店的。

赵建军也不甘心只在店里，他跟着朋友学开车，拿了A照，开始跑车，白天我守店，晚上他跑夜路。

刚开始他还会给我发定位，到哪儿了，什么时候回，路上碰上什么事儿。

渐渐地，他定位不发了，电话也少了，回来身上有香水味，衣服上沾着细碎的亮片。

那时候我觉得心里痒痒的，像有只小虫在咬。

我不是没问他，他笑着说朋友生日去唱KTV，女生喷香水，凑近了唱歌，沾了点。

我翻他的手机，他烦躁：“你猜疑。”

我把手机丢回去，眼泪有点烫。

第二天他买了生日礼物给朵朵，粉红色的洋裙，小女孩看见就笑得像花。

我想，是不是我多心了。

直到有一天，我在衣柜底下找到一条红色的小绑带，细细的，系着小铃铛，铃铛里有一缕黑发。

我拿在手里，铃铛叮叮当当，声声扎心。

回头看床头柜上，零零碎碎多了几样东西，有个绿瓶小熊润肤露，有个带兔耳朵的小发卡。

我盯着他：“这是啥。”

他沉默，抬眼的时候眼神有点躲。

他承认了，说有了一个人，比我们小十来岁，唱歌的，说自己动了心。

我说：“她名字叫什么。”

他低头：“孟娜。”

那天他跪下了，抓着我的手，磕得头都青了，说都是他的错，要改。

婆婆知道后，先是骂我：“你这当媳妇的怎么管的，男人在外边跑，多少诱惑，你看招呼招呼就行了。”

然后又背地里打听那个女生长得怎么样，嘴上说“”，眼睛里却有说不清的亮。

我给了他一次机会，甚至跟他一起搬了家，换了另一个小区，想着换个环境，人也能换。

他也乖了几个月，每天回家，帮我打下手，给朵朵送书包。

后来还是露了馅。

他手机里多了个“同事”阿悠，聊天记录删得干干净净，微信转账倒是有几笔，“买奶粉”“房租我先垫”。

那天我看着“奶粉”两个字，胸口闷得难受，像被石头压住。

他又跪了，婆婆又骂我，说我太强势，说“男人在外头别那么拎得太紧”。

我没有闹，我去咨询了律师。

律师是我们店常客，姓黄，女的，三十多，短发，眼神清亮。

“岚姐，不管你离不离，财产问题先厘清，证据先留好。”她说，“另一个女人那边，孩子有没有，是不是他的，不要口头，做鉴定，别被情绪冲昏了头。”

我把店铺合同上加了我的名字，把店里的流水账本留了两份，把他在运输公司上班的合同复印了一套。

我在心里打草稿，告诉自己：不闹，不吵，留证据，留底线。

我没想到意外来得这么快，像一阵风把桌子掀翻了。

那天晚上下雨，雨丝密密麻麻，他去市里送货，说晚上回，后来电话没接，定位停在医院。

交通队先打来的，说撞在了三环口，货车剐蹭，车头挤扁，气囊都出来了。

好些亲戚赶来医院，走廊上人头攒动，一片嘈杂，我像在闹市中央，却听不见任何声音，耳朵里只有自己的心跳。

婆婆看见孟娜，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却不赶人：“孩子要紧。”

她甚至凑过去，看男孩的脸，抖着手摸了摸头发，眼里是发自骨子里的满足：“像建军小时候。”

孟娜眼泪滴在男孩手背上，男孩不哭不闹，眼神怯怯地看四周。

我忽然觉得自己很可笑，我守了十二年的家成了笑话，站在这个灯光冷白的走廊里，明明是合法的妻子，却像一个外人。

医生说了第一次的预后，婆婆就开始嘀咕：“救是救了，万一醒不过来……”

我看着她，脖子上的筋一跳一跳。

“岚啊，咱家又不是大富大贵，这…这就是烧钱，再说他要是清醒不了，你说留着有什么意思。”她说，“抽了吧，给他个痛快。”

说这话的时候，她眼睛往孟娜那里瞟了一眼，像在试探，又像在交代。

我笑了，笑容像一张纸撕得哗啦响。

“拔不拔，我说了算。”我说。

“你这是害人！”婆婆一拍大腿，嗓子拉高，像在骂街，“你是要钱，不是要人！”

“妈，”我看着她，声音低下来，“现在不是情绪的时候，这是医院，不是村口。”

孟娜立刻接口，声音柔柔的：“岚姐，我们不是为钱，我们是心疼他，一个大男人，躺着受罪。”

我抬了抬眼尾：“心疼他，你让他少喝一杯，让他别开夜车。”

她怔了一秒，脸上那层柔媚像被风掀起，露出下面那一层尖锐。

“嘴巴倒厉害。”她冷哼。

医生又来找我们谈，说按流程，建议我们家属沟通一下，做一个医学上的决定。

我问：“现在是不是可以请伦理会诊？让医院的伦理委员会出个意见，写在病历里。”

医生看了我一眼，那一眼里明显地闪过一点惊讶：“可以。”

他又说：“你们有任何分歧，都别在走廊吵，影响其他病人。”

我点头：“我知道。”

我打电话给黄律师，讲了情况，她叹口气：“你先稳住，第一件事，确立你是第一顺序的医疗决定人，配偶优先，没有争议，第二，通知交通队和对方保险公司介入赔偿谈判，你要保全证据，第三，记住，不要签任何模糊不清的单子，特别是放弃治疗、终止治疗的，除非是你自己的决定。”

我把每一句话记在脑子里。

第二天，警察来找我做笔录，说对方货车超载，赵建军闯黄灯，两方都有责任，调监控还在提取。

我点头，说我配合。

孟娜趁我离开的时候，去护士站打听，说要见建军，说是他“爱人”。

护士笑着说：“家属登记上是周岚。”

她转头来看我，眼里有一瞬的怨毒。

婆婆拉着她在我面前哭：“岚啊，小虎还是你家血脉，你别那么狠，多少钱都算婶的。”

我看着婆婆那张熟悉的脸，忽然感觉非常陌生。

“妈，”我说，“你总骂我心硬，可你问过自己吗，你心软对谁。”

她愣了一下，眼神飘开，不看我看地砖的缝。

两天两夜，我睡在长椅上，腰像断了，眼睛里红丝一条条。

何护士长来给我送泡面，递给我一个热水袋，她看了看我，又看了看婆婆和孟娜，叹气：“少吵点，病人能听见。”

第三天上午，医生请我们家属一起去会议室，说的是伦理会诊结果。

医生平静地说：“结合患者目前情况，治疗价值有限，如果家属坚持，我们不反对继续治疗，但希望家属考虑患者预后和经济情况。”

婆婆嘴里咕哝：“说了那么多，不就是让我们拔吗。”

孟娜眼圈红红，握着小虎的手，娇声说：“建军知道我们的，他这个人最要强，不会愿意这样。”

我看了她一眼，顿了顿，拿出手机，点开我们去年办的保险的电子保单。

“这是他在公司办的意外险和雇主责任险。”我说，“无论死活，这个赔偿都得走程序。”

我把屏幕放在她眼前，页面上的字体黑白分明：“发生意外身故或者伤残，赔付标准清楚，但需要认定书、病历、票据，所有东西归档，需要时间。”

孟娜的脸微微变色。

我又看向婆婆：“还有，民法典里规定，配偶是第一顺位的医疗决定人，这是我的权利和义务。”

“你拿法律吓唬人？”婆婆杵着拐杖，眼睛眯了一下。

我摇头：“我不吓唬谁，我只是按规矩办事。”

我把话说得慢，像是要每一个字都落在她的耳朵上：“建军活着，他的公司、债务、合同都还在，我是他的配偶，我来承担，我来照看，他死了，他的财产先分夫妻共同财产，再继承，婚内外的孩子继承权一样，没人会少该得的那份，但一切都得依法，不是谁哭得大声就算谁的。”

孟娜沉默了几秒，低声说：“你不怕他醒不过来吗。”

“我怕。”我承认，“我怕他醒不过来，我怕他开不了口，我怕他再也不能叫我一声‘岚儿’。”

我停了一下，看向她怀里的小虎：“我也怕这个孩子一辈子都不知道他爸爸是什么样的人。”

我喉咙里像飘着棉花，话说出来像从伤口里挤出来的血：“所以，不拔。”

会议室安静了一瞬，连空调的风声都听得见。

医生点了点头，写了意见，盖章。

婆婆气得脸发白，指着我骂：“你就是要折腾，要钱。”

我看着她，反问：“妈，真要钱的不是我。”

她一下子哑了，脸上飞快掠过一丝慌乱。

那天下午，我带着律师黄去见了交通队，拿到了第一轮事故认定书；我跑到他公司，找老板签了工伤申请；我去银行，把他那张工资卡挂失，把我们的共同账户冻结了一半，怕莫名其妙被人转走。

银行柜员看了我的证件，抬眼问：“你有他的授权吗。”

我把结婚证递过去：“我有婚姻关系，法律规定有权申请临时止付，异议冻结。”

柜员看了看，又打了个电话，最后同意了：“临时冻结七十二小时。”

我坐在银行的椅子上，手心全是汗。

黄律师说：“你动作快，也对，这几天她肯定动手。”

果然，当天晚上，孟娜去物业换了我们小区的门禁卡，说是“赵先生同意”的，物业打电话给我确认，我笑了：“他躺在ICU里，怎么同意。”

我让物业调了小区门口的监控，留了底。

我回家的时候，天刚擦黑，楼道里的灯一闪一闪，像生病。

家里乱得像被风刮过，婆婆下午来收拾过，说要给建军拿衣服，我找遍每个角落，才发现床头那个小抽屉里少了一张银行卡，卡上有几万块，是我们给朵朵留的学费。

我喘了几口气，拨通婆婆的电话。

“妈，卡你拿走了？”我问。

“拿走了，我去给你哥看病借了一点，你自己这么厉害，还跟妈计较。”她不耐烦，“反正是家里的钱。”

“那是朵朵的学费。”我说。

电话那头一片沉默，接着是“啪”的一声挂断。

我手里握着手机，冰凉。

第二天我换上一件干净的T恤，站在ICU门口，伸手轻轻靠在玻璃上，玻璃里反出我的脸，憔悴、青白。

我对着里面那张躺着的脸说话，声音低低的：“赵建军，你听着，是我，不是她们。”

我讲了我们怎么认识的，讲了朵朵第一次喊他“爸爸”的时候他笑得像个傻子，讲了我一遍遍在油烟里抬头看他回来的那一刻，讲了他第一次加班回家拿着一束花笑着说“给你”。

讲着讲着，我鼻子发酸，眼泪滴在玻璃上，摊开成一朵花。

“你欠我一个交代。”我说，“你欠朵朵的童年，你欠你自己一个重新做人。”

我把额头靠在玻璃上，凉凉的。

背后有人轻轻咳了一声，我回头，是孟娜。

她今天穿了件黑色的短袖，头发扎起来，脸上的妆淡了很多，显得有点苍白。

“周岚。”她叫我的名字，声音很轻，“你很厉害。”

我不说话。

她抿了抿嘴，苦笑了一下：“我从来也没想过要这么厉害，我就是遇见他的时候，他跟我说他婚姻不幸福，说你强势，说他很孤独。”

我笑了一下。

她也笑，苦涩：“你别笑，我那时候就觉得，他可是见过世面的男人，他做事有担当。”

她抱紧小虎，小虎的脸贴在她胸口，睫毛轻轻垂着。

“后来我怀孕，他说他没有儿子，他说他妈就盼着孙子，他说他要给这个孩子一个家。”她说，“我就信了。”

她停下来，看了看我。

“是不是很傻。”她问。

我摇头：“每个人都会信自己想信的。”

她自嘲地笑：“你骂我也可以。”

我看着她，心里一阵复杂，怒，有，恨，有，还有一点地，疲惫。

“你知道他借了钱给你吗。”我问。

她愣了一下。

“他给你转的那些钱，是拆东墙补西墙。”我说，“他每个月回家的钱越来越少，我问，他说公司拖欠，他又去小贷平台借，利滚利。”

她眼神一乱，像忽然看见一条她从来没注意过的缝。

“我不是不心疼他。”我说，“我只是一直在收拾他留下的烂摊子。”

她抱紧孩子，低声说：“那现在呢。”

“现在他躺在那儿，活着，不活着，这一切都轮不到你我嘴上说说。”我说，“你既然要为你的孩子争，你就堂堂正正争，我不会拦你，但别在病房门口怂恿医生让我签拔管。”

她抬头看我，眼睛里带着一丝复杂的东西，也许是羞，也许是恼。

“好。”她终于说，“我不说了。”

她转身走了几步，又回头：“周岚，如果他醒不过来，你会怎么做。”

我抿紧嘴唇，答得很慢：“能活就养，活一天算一天，他所有的债我慢慢还，他欠谁的我先记着，我活着一天就不让他就这么被掐死。”

她看着我，眼神像看陌生人。

她走后，我坐在走廊的长椅上，手里握着手机，打开黄律师的微信。

“交通事故对方公司愿意先垫付一部分医药费。”她发过来，“但要你签一份收据。”

我回她：“你过来，我们一起看。”

她发了一句：“好。”

夜里十一点，医生过来，声音紧一点：“我们给他做了试探性撤镇静，他有点反射，但不强。”

我听懂了这句话的意思：不完全绝望。

那一夜我在走廊的角落里闭了闭眼，梦里全是水，水里有人伸手来抓，我抓不住。

第二天早晨，婆婆在护士站发火，说我们拖着她儿子受罪，说我要钱不要命，声音尖锐，吸引了一堆人围观。

我站过去，伸手按住她的胳膊，轻声说：“妈，这是医院，别闹。”

她甩开我的手：“我闹，我闹怎么了，你能把我怎么样！”

孟娜站在一旁，低着头不说话，显出一种委屈的姿态，让人心软。

我看着周围那些看热闹的人，一瞬间觉得无力。

“你要闹，我们去外面闹，别在走廊闹。”我说。

我们在医院门口的台阶上对峙，天上密密的云压下来，空气闷得像渣滓。

“你别以为有了几个钱，就能把我们娘俩踩死。”婆婆指着我鼻子，“你别指望我们出钱，你是媳妇，这是你的义务。”

我笑：“行，我出钱，我出力，等他醒来，他欠我的一笔一笔记账，他欠你的孝，我替他先尽，我也写在账上。”

婆婆愣住，手指僵在半空。

我收了收笑：“只是以后你要记得，我们没欠谁，谁欠我们。”

她脸色突然变了，像被戳到疼处，呛了一句：“你这个嘴！”

孟娜轻轻拉了拉她：“阿姨，别说了，让她去忙吧。”

那一刻，我突然看见孟娜眼里的一丝清明，她不是完全不懂，她只是站在她的位置上。

事情到了第五天，交通队的认定书出来了，赵建军负主要责任，对方辅责。

保险公司的人找我谈，说可以先垫医疗，后续再结算，要求我提供病历、票据、银行卡。

我问：“他个人买的那份意外险？”

保险公司的女员工看了一眼电脑：“有，但受益人是母亲。”

我抬头盯着她：“他的母亲。”

“是。”她答。

我笑了一下：“行。”

那天傍晚，孟娜发来一段视频，是公证处的录像，赵建军在两个月前做了一个遗嘱，遗嘱里说，将他名下的一套小产权房留给儿子小虎，遗嘱上有两个不认识的见证人。

视频里，他穿着衬衫，表情沉着，声音清晰：“自愿。”

我的手发冷。

黄律师看完，点点头：“形式上看，遗嘱是有效的，但那套小产权房产权本身就不稳，而且它是不是婚后共同财产，要另说，另外，小产权不能上市交易，法律风险很多，谁的名字，谁出的钱，合同谁签的，都要查。”

我点头：“你查。”

黄律师看着我：“岚，你自己有准备吗。”

我沉默了一下：“我没打算装可怜，我也不装大度，该我的一分都不要少，不该我的是一分不要。”

她笑：“这就是对的。”

第六天，中午，医生对我说：“我们今天再给他做一次反射测试。”

我站在床边，看他被固定的手指微微动了一下，像一条细线被风吹了一下。

何护士长说：“他在努力。”

我鼻子一酸，点了点头。

我把这个消息发给了婆婆和孟娜。

婆婆回了一句：“胡扯。”

孟娜没回。

下午两点，医院的小会议室里，保险公司、对方货车公司、我们这边坐成一圈。

对方公司的代表是个胖胖的中年人，嘴甜，叫我“嫂子”，说他们也不容易，让我们体谅。

保险公司的女员工冷静地列条：“医疗费先垫十万，后续按票据实报实销，护理费另算。”

对方说：“后续能不能打个折，我们公司资金紧张。”

黄律师笑了：“有裁量，但不能打太多，你们有错在先，按规定走。”

我坐在那里，想着赵建军躺在那张病床上，想到朵朵的学费，想到店里被我一个人撑着的锅碗瓢盆，我忽然觉得自己像拉扯一张大网的人，每一边都有人拽着，手心早被磨出了血泡。

会还没开完，我的手机震了一下，是一个陌生的号码。

我接起来，对方声音客气：“周女士，我是建军的朋友赵磊。”

赵磊是他堂弟，赌性大，没少来借钱，借了就赖的那种。

“有事？”我冷淡。

“嫂子，我是想问，你那边多少钱，还差多少，我这边能借点。”他把“借”咬得很重。

我笑了：“你借给谁。”

“借给你啊。”他立刻说。

“我记账。”我说。

他猝不及防，笑容卡了一下，干笑两声：“嫂子你真是开玩笑。”

我挂了电话。

晚上八点，我回到医院，走廊里空空，窗外的灯光打在白墙上，冷。

ICU门口站着两个人，婆婆和孟娜。

婆婆手里提着水果篮，水果的颜色艳得刺眼。

她看见我，眼神一闪，随即板起脸：“我们来看建军。”

“今天还不是探视时间，明天上午。”我说。

她嘟噥：“你以为你一个人说了算。”

“是的。”我说，“在这个事情上，是我说了算。”

孟娜没说话，她低着头，手指轻轻摩挲着小虎的发旋，小虎睡得沉，呼吸均匀。

“你别仗着有法律。”婆婆嗓音尖尖的，“你别在法律后面躲。”

我看着她，心里一阵疲倦。

“妈，”我轻轻叹一口气，“我不是躲在法律后面，我是躲在规矩里，没人能伸手从规矩里把我抓出来。”

她被我的话噎了一下，怒火在眼里翻滚。

她忽然低头，从水果篮里摸出一把钥匙，扔给我：“你房间的钥匙，我拿了，今天还你。”

我接住，心里一紧。

她冷笑：“你以为你藏得严，我们看不出来？”

我看着那个钥匙链，上面挂着一个小铃铛，铃铛里又是一缕黑发。

我抬起头，揪住她的目光：“你什么时候去过。”

她眼珠子一转，哼：“下午。”

我胸口一紧，迈开步子往楼上跑。

推开门，厨房的抽屉被翻过，储物间里原本放着的一箱米不见了，床头柜里的那本账本散在地上，几页被撕掉。

我蹲下来，一页页捡，指腹粗糙摩擦着纸边，心里火烧火燎。

我忽然笑了一声，笑自己。

我电话拨出去，黄律师很快接了：“怎么了。”

“他们拿了账本撕了几页。”我说，“不过我还有备份。”

“你不是没备份吧？”她提醒。

我长出一口气：“没有，他们以为有。”

我把那几页撕掉的角在垃圾桶里找到，沾水拼起来，模糊的字一行一行露出来。

那是几张转账的凭证，是赵建军给一个名字叫“姜春梅”的银行卡汇的钱，一笔一笔有备注“房租”“产检”。

我拍了照发给黄律师。

她回：“这个名字是谁。”

“孟娜的母亲。”我回。

她想了想：“你这个证据很关键。”

我忽然有点恶心，翻出那个抽屉里藏着的一个蓝色小本，我打开，是一份笔记，里面写着我们这几年每一个大开销，女儿的学费，店里的炉子，婆婆的手术费，他堂弟的欠条。

每一条后面都有一个小勾。

“我没有把你们撕掉的那几页做多严重。”我对自己说，“我不上你的当。”

我回到医院，婆婆已经走了，孟娜还在，她站在走廊尽头的窗边，风吹得她的马尾轻轻晃。

“你还在。”我说。

她回头，脸上没了平时的娇媚，只有一种困乏。

“我妈说，你总是在她眼里是坏的。”她淡淡，“我也觉得你很坏。”

我笑：“谢谢。”

她也笑了一下：“但是你很清醒。”

我们就那样站着，一阵尴尬的风吹过，玻璃微微响。

她忽然说：“你知道今天医生找我说什么吗。”

我看她。

“他说建军的脑压不稳定，大概率……大概率就是那样。”她说，“他说让我别抱希望。”

我沉默了一会儿：“我没有抱太大的希望，我只是不给他死的机会。”

她看着我，眼里一丝不易察觉的光掠过，像是一个人站在悬崖边往下看，往回走了一步。

我们在那一刻竟然有了一点点奇怪的相互。

第七天早晨，女儿朵朵来医院看了看，站在玻璃外，她看里面那个像机器一样呼吸的爸爸，眼睛红红的，嘴唇紧紧抿着。

“妈妈，爸爸会醒吗。”她问。

我蹲下来抱抱她：“会。”

她看了看我，我知道她不相信，但她点了点头：“我会写信给他，让他快点醒。”

她拿出手里的一个小册子，那是她的小日记，第一页写着：“爸爸今天睡觉。”

她用一个圆珠笔写字，球头刻在纸上，一笔一划。

写到一半，她忽然问：“那个小弟弟是谁。”

我沉了一下：“他是……爸爸的朋友的孩子。”

她点头，又写了几个字，忽然停下来：“妈妈，你是不是在撒谎。”

我抱紧她，鼻酸到想哭：“对不起。”

朵朵没有哭，她摸了摸我的脸：“妈妈不要哭，妈妈很厉害。”

她小小的手很热，贴在我的皮肤上，我忽然觉得自己有了力气。

下午，保险公司的女员工带着一个人来到医院，他穿着西装，戴着眼镜，笑容温和，一看就是谈判的。

“周女士，我们复核了一下建军先生的保单。”他说，“他在一周前又加了一个附加险。”

我的心跳漏了一拍：“受益人是谁。”

“写的是‘赵小虎’。”他淡淡地说，“法定监护人为孟娜。”

我看了他一眼，心口疼了一下，像被针扎。

“周女士，我们不是不给付，但这些要等事故调查清楚，”他温声，“另外，受益人虽然有指定，但保险的性质、合法性、投保时的健康告知都要核查，有很多问题。”

黄律师笑了：“你们核查你们的，我们走我们的。”

他点头：“是。”

他转身走的时候停了一下，回头对我说：“周女士，你可以在这件事上坚持你的意见，不是谁哭大声谁说了算。”

我笑了一下：“谢谢。”

晚上八点，ICU里忽然响起急促的报警，护士小跑进去，医生也进去，我心里一下子提起来。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

我站在门口，手心全是汗，背上冒冷气。

医生出来，短促地喘了一口，眼神看向我：“刚才有点心律失常，已经纠正。”

我腿一软，扶住墙。

孟娜站在旁边，捂住嘴，小虎醒了，迷迷糊糊，眼睛因为惊吓闪着泪。

婆婆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拿着一包纸巾递给我，嘴里还不饶人：“哭什么，不是你说不拔吗。”

我抬头看她一眼，没有接，转身向电梯走。

电梯里只有我一个人，镜子里反出我的脸，眼圈黑，嘴唇淡。

我在电梯里给自己数数，从一数到一百。

天开始下细雨，医院楼下的树叶上挂着小小的水珠，灯光照着，像一串串亮晶晶的珠子。

我坐在医院门口的长椅上，给黄律师发了一条消息：“预案启动。”

我看着雨线，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平静下来。

第二天，医生说可以安排一次家属探视，我穿上消毒服，戴上帽子，手套，进去的时候，机器“滴滴”的声音清晰，每一滴都像落在我的心上。

我站在床边，看他的眼皮，轻轻地哆了一下。

我低头凑近他的耳朵，声音尽量稳：“赵建军，你听着，你如果醒不过来，你放心，我会把每一笔账都算清楚。”

我停了一下，手指轻轻碰他手背，皮肤凉得让我心里一缩。

“如果你醒过来，砸烂了所有的旧账，重新做人。”我说，“你不欠谁，你只欠我和朵朵。”

我说完这些，像是把心里的话狠狠地甩在他身上。

我退出去的时候，医生对我说：“今天他的反射稍微强了一点。”

我点头：“谢谢。”

走廊里，孟娜靠在墙上，闭着眼睛，像睡着了。

我走到她面前，她睁眼，眼里有一瞬的惊慌，随即镇定下来。

“我刚在里面说的是，我会依法办事。”我说，“包括这个孩子。”

她眉尖动了一下。

“如果确实是建军的孩子，做鉴定，认定，抚养费、继承权，一样不少。”我说，“但前提是，你不要再来医院门口刺激我，别在医生面前说让我拔管。”

她忽然笑了，笑得有点苦：“你像是在跟我谈生意。”

“人生就是一场生意。”我说，“每个人都得付出代价。”

她眼睛里有水光闪了一下，她低头：“好。”

她背对着我，抱紧了小虎，小虎用手去抓她的马尾，她把头低得更低。

那一刻，我忽然不那么恨她了。

第十天，交通队打来电话，让我去拿完整的事故认定，另外说有一段行车记录仪的视频，事故前几分钟，赵建军的车里有通话，通话记录显示是孟娜。

我去看了视频，画面里看不清脸，只能看到方向盘，前风挡上雨刮在刷，男人的声音压着，像在忍耐：“我在路上，等我。”

电话挂断，几分钟后，事故。

我看着屏幕，一动不动。

黄律师低声问：“你要不要把这个作为证据，证明他的精神状态。”

我沉默，眼里有细细的针刺的痛。

“先留着。”我说。

我回到医院，婆婆把我拉到角落，压低声音：“岚，小虎做了户口了，他是赵家的血。”

我看着她：“我没说他不是。”

她的眼神闪了一下。

“不过妈，我现在只想说一件事，”我说，“别在这个时候把村里的人都叫来围观，不然我真会报警。”

她哼了一声：“你敢。”

我抬眼盯住她：“试试。”

她噎住，嘴张了张，没说出来话。

夜晚，医院的保安巡逻的脚步声一顿一顿，我靠在椅子上，小睡一会儿，梦里又是水，水里有一个人冷冷地看我，像赵建军，又不像。

半夜两点，何护士长轻轻推醒我，眸子里带着喜悦：“他手指动得更明显了一点。”

我蹭地站起来，心跳加速，手指开始发抖。

“是不是要醒了。”我问。

她摇头：“别太早高兴，脑功能恢复不是一天两天。”

我咽了咽口水，点了点头。

清晨，光从走廊尽头洒进来，墙上的白变暖，空气里都有股淡淡的温。

我给朵朵打电话，她说她在学校打了一个三分球，语气里带着自豪，我跟她鼓掌，她在电话那头笑咯咯的。

挂了电话，我觉得自己像站在两个世界的门槛，一个是油盐酱醋，一个是机器监护。

黄律师发来消息：“对方保险公司同意先打十万到医院账户，你去签一下。”

我去签字的时候，保险公司的男员工递给我一份纸，让我确认我的身份、银行卡、用途。

我签了名，笔锋尖锐。

签完出来，孟娜拦住我，眼里有决心：“我们做亲子鉴定吧。”

我愣了一秒，点头：“好。”

她咬了咬牙：“我不怕。”

我说：“你应该不怕。”

语气淡淡，却像是一把刀轻轻划过去。

第十二天，医生说他有微弱的自主呼吸了，但还不稳定，撤机遥遥无期。

婆婆让我去听她的决定，她说她要把祠堂里的牌位搬出来，让祖宗给她儿子指条路。

我回她：“妈，你不信科学你也别塞给我这些。”

她骂我“无孝”，我不接她的刺。

午后，孟娜的母亲姜春梅来医院，穿着大红色的上衣，嘴里唠叨，好像在赶集。

她扯着嗓门说：“我们孩子也是正经的，你别欺负人。”

我笑：“我什么时候欺负人了。”

她把腰一扭，挥手指着我的鼻子：“你别仗着你是正室就欺负我们。”

她说“正室”两个字的时候，像演戏。

我快速抓她的手腕，往下一按，压低声音：“这是医院。”

她被我按得动不了，两眼一翻：“你敢动我。”

我松开手，抚了抚衣袖，语气不紧不慢：“我不动你，你也别在这动嘴，一会儿保安来请你出去，就丢人了。”

孟娜在旁边尴尬地扯她的衣袖：“妈，别说了。”

她妈“切”了一声，转身就走，嘴里还碎碎念：“一个女人抠抠搜搜，男人不在家就知道占着位置。”

我扭头看了她一眼，笑笑，不接话。

晚上，何护士长过来说：“他今天看起来好一点，你准备一下，明天可以再进去一会儿。”

我点头，心里像被轻轻按了一下，又像有人悄悄打开了一扇窗。

夜里，我把店里的账本打开，一笔一笔记，医院的票据夹好，保单复印，事故认定复印，亲子鉴定申请表填好。

我把每一件事分成一条一条，写了数字，写了人名，写了日期。

我把每一个名字旁边都画了一条小横线，像是给他们每个人都画了一根绳。

我便不至于掉进黑洞里，看不见光。

第十五天，天气忽然热起来，院子里树的叶子绿得刺眼，太阳晒得地面发烫。

我在ICU门口排队换衣服，轮到我时，护士递给我手套，她漂亮的眼睛里露出一点笑：“今天你别紧张。”

我笑回：“我会尽量不紧张。”

我走进去，机器的声音还是那样，空气还是那样，只是我听见自己的心跳，砰，砰，砰。

我站在床边，握住他的手，低声：“赵建军。”

他的眼皮轻轻动了一下。

我又说：“赵建军。”

他眼皮又动了一下，像风吹动卧在水面的一个蜻蜓的翅膀。

我屏住呼吸，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护士在旁边提醒：“别太激动。”

我点头，我知道，我不能让自己被希望冲昏。

我凑近他的耳朵，重复：“不拔。”

突然，他的喉头动了一下，发出一点点声音，像是风从草丛里过，细碎又轻。

我眼睛一酸，差点哭出来。

我退出的时候，孟娜站在门口，抬眼看我。

我走到她面前，低声：“有希望。”

她嘴唇动了动，没说出话，眼睛里蓄满了水。

婆婆在一边，瞪我：“你别骗我。”

我看她：“你儿子在里头，你自己去看。”

护士冷冷地看她们一眼：“非探视时间，不能进去。”

婆婆啧了一声，背过身，肩膀抖了一下。

傍晚，黄律师打电话，说她去查了那套小产权房，是建军去年买的，首付是她妈名下卡付的，贷款是他自己付的，但合同写的是一个第三人的名字，算是那种灰色地带的房子，风险极高。

“你放心，有很多可以做文章的地方。”她说。

我笑：“好。”

她又压低声音：“还有一个消息，保险公司内部的人说，那份给小虎的附加险，有问题，健康告知不实，存在被拒赔的风险，他们在复核。”

我“嗯”了一声，心里沉默了一下，忽然觉得这个世界像一个混乱到极点的针线筐，线头绑着线头，打了不少死结。

我往窗外看，夕阳落在对面楼的玻璃上，碎碎的光像屑粉。

就在这个时候，我的手机震了一下，是一个陌生的号码发来的短信。

短信只有六个字：“别信孟娜，危险。”

我盯着那六个字，脑子里“嗡”了一下。

“谁，”我回了过去，“你是谁。”

对方没有回。

我看着屏幕上的字体，忽然生出一种凉意从后背蔓延上来，像一条蛇慢慢拱着身体爬过我的骨头。

我抬头，看到走廊尽头的角落里，婆婆和孟娜低声说着什么，孟娜的母亲拎着一个塑料袋从楼梯间上来，袋子里隐隐约约露出一截银亮的东西，不知道是什么。

我的心一下提到嗓子眼。

我站起来，走过去，声音冷冷：“你们拿的是什么。”

姜春梅吓了一跳，握紧袋子，笑：“水果刀，削苹果的。”

“医院不让带刀具。”我伸手去拿，“给我。”

她挣了一下，袋子里“哗啦”响，我目光一沉，一把抓住袋口，果然是一把不小的水果刀，锋利，包在报纸里。

我的掌心冷得发抖。

孟娜脸色一变，低声骂：“妈！”

婆婆也愣了，眼里掠过一丝慌乱。

我把刀塞进袋子里，系紧，递给保安，冷冷说：“医院不让带刀具，一楼寄存。”

保安接过，点头：“是。”

我转身看着三个人，声音很轻，很慢：“这是医院。”

婆婆张了张嘴，没说出话。

孟娜低头不敢看我。

姜春梅“啧”了一声，悻悻，把手放在腰上。

那条短信像一个影子，阴影在我的心里晃。

当晚，医生说要给赵建军做一次CT复查，我签了字，等待。

他被推出去，床在走廊上滑过，轮子“吱呀”的声音像磨牙。

我跟着走，脑子里乱糟糟的。

一阵风从走廊尽头吹过来，吹动了窗帘，也吹动了我的头发。

灯光下，我忽然看到赵建军的眼角，滑出一滴泪。

那滴泪很慢，很真，很烫。

我站住，背上“唰”地一下冒出冷汗。

我的心里有一行字，一行像刀刻出的字，慢慢浮出来：“他知道。”

我不敢再想下去。

手机又震了一下，是黄律师的消息：“明天上午十点，去公证处，我带你做一个保全。”

我回她：“好。”

我抬头，看着玻璃上倒映出的自己，那张脸苍白，却突然有了一点亮光。

我知道，这一场仗，才刚刚开始。

来源：在田野驱赶飞鸟的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