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旧海关资料在统计中国对外贸易时，将中国分为东北、华北、华中、华南四大区域，其中华中区域相当于本文中的“长江流域”。长江流域因为庞大的贸易量，早被西方人认为是世界上最富饶的内河流域。英国商人社会一直渴望长江的自由通航,使中英商业关系获得彻底的发展。因此1858年

旧海关资料在统计中国对外贸易时，将中国分为东北、华北、华中、华南四大区域，其中华中区域相当于本文中的“长江流域”。长江流域因为庞大的贸易量，早被西方人认为是世界上最富饶的内河流域。英国商人社会一直渴望长江的自由通航,使中英商业关系获得彻底的发展。因此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约定长江流域开放，英国驻上海领事罗伯逊（Robertson）就欣喜地说，《天津条约》开始一个新时代，体现出上海所在长江流域重要性的增加，上海又是中外贸易天然出入港口。长江流域也是近代日资最早进入的中国区域之一，在1846年至1861年的15年内，日本与上海之间贸易从占两国贸易总额的16%上升到50 %。在1870至1930年间，上海对外进出口贸易平均占中国进口总额的55%和出口总额的45%左右。上海显然也是列强对华贸易的中心枢纽地。与其它三块区域相比，长江流域长期是列强在中国竞争最为激烈的区域市场。

近代以来，棉制品（本文主要论述棉纱、棉布）长期是中国主要的进口商品。目前学术界对于近代中国棉制品市场研究成果丰富，有学者进行了归纳，但是对各种棉制品竞争情况的分析成果较少，对长江流域棉制品市场竞争情况进行专题研究成果更是不足。本文在借鉴学界已有成果基础之上，将全面抗战之前近代长江区域市场与全球棉纺织业的情况联系起来，从宏观的国际视野，分析棉制品竞争情况，以求有所创新，就教于方家指正。

一、长江流域市场英印日棉纱竞争

鸦片战争之后，英国供给中国市场多为30支以上的细纱，中国人生活水平低下，英国棉纱不能充当中国普通织布原料，只能用于制花边、草帽带及其他各种装饰品之用，在华市场份额有限。中国市场主要为英国殖民地印度粗纱占据。1840年代，为了阻止美国对世界棉花市场的垄断，英国已大肆扶持印度种植棉花，英国资本控制下的印度棉商获得了高额利润，开始投资机纱业，大肆向中国推销。如据海关资料统计，在1882—1891年间，由于印度廉价棉纱的输入，中国进口棉纱数量增加六倍以上，中国传统织布多以印纱为原料，土纱不能同其竞争。

具体就长江流域口岸而言：在1882—1891年的宜昌，棉纱跃居进口洋货价值首位，因为四川北部盛行用印纱织造土布，云南、贵州对这种土布需求量较大；宜昌进口英国细纱却未见增长，因为以细纱纺织的布匹不适合西部百姓的需求。在汉口，1891年外国棉纱的进口总量达到7万担，其中超过5万担来自印度。在九江，据1887年海关报告，最需要的是16支、20支的印纱。在上海，印纱进口贸易值从1885年的100万海关两增长到1891年1000万海关两，再由内地市场吸收。中印之间低廉的运费，印纱适合于手工织布，价格较低，以及1890年代之前中印都是银本位制国家，方便汇兑结算，都是印纱比英纱在中国更受欢迎的原因。美国驻上海领事也指出，印纱不仅在中国市场越来越受欢迎，而且是以英纱为代价来获取利益。1887年中国海关总署以及各地海关的报告都指出：孟买棉纱正在取代曼彻斯特棉纱，棉纱经销商普遍认为，孟买棉纱在编织布料时比曼彻斯特棉纱编织的布料更适用于中国人穿着。

但是，1893年之后，印纱日益受到日纱的激烈竞争。1894年印度殖民政府对印产棉货开始征收关税，以及技术固化，都是印纱在中国市场逐渐衰落的重要原因。例如，在1860年代印度现代纺织业起步时，骡子纺锤也成为印度最受欢迎的纺纱工具。这种工具能最大限度地利用低质量棉花纺纱。与美棉相比，印棉纤维较短，印度机器棉纺业选择骡子纺锤无疑是理性选择。1870年代，美国发明了环形主轴纺锤，这种工具适用于高质量棉花纺纱，对于工人无需有丰富的经验和技术要求，普通工人也可以从事连续的纺纱工作，效率较高。在印度宗主国英国，由于自工业革命以来，积累了具有丰富经验、掌握灵活技术的纺织人力资源，也具有广阔的殖民地市场，仍然可以使用骡子纺锤，选择劣质棉花纺纱织布，有利于英国棉纺织品在世界低收入地区的市场拓展，以实现盈利最大化的目的。显然，印度现代棉纺织业并不具有英国的这种发展环境，但是作为殖民地，却对宗主国存在着严重的技术依赖，很少有印度生产商注意到这种环形纺锤新型纺纱工具。与其相比，在环形纺锤出现之后，日本在短短两年的时间里，环形纺锤的比例从占纺锤总数的13%跃升到57%，到1890年，日本工厂90%以上的纺锤都是采用环形。此外，印度也没有像日本一样开发出混合纺纱技术。1860年代美国南北内战造成世界棉花供应危机，日本工厂迅速开发技术，将印棉与美棉混合纺织，不仅降低成本，而且棉纱质量得到保障。其结果是，在1880年代初，印度还是东亚棉纱市场的最主要供应商，但到1890年代开始经受日本的竞争，到1914年其地位被日本取代。

日本粗纱竞争力在长江流域得到明显体现。1894—1899年，长江流域各口岸进口日纱由27481担增至118277担，日纱是日本输华贸易价值增长最快的商品。笔者根据该年海关统计表统计得出的结果。具体就各口岸而言，在1910年代，汉口输入的棉纱中，日纱已占十分之八以上，输入又以16支为最多，20支其次。在九江，自1895年开始大量进口日纱，从3328担增长到1899年的 51881担，印度和日本棉纱已经完全取代了英纱。在上海，1914年从国外和香港进口的日纱数量已经超过印纱，两者分别为581589和533094担。

洋纱大肆输入，加剧中国贸易入超。为了阻碍利漏，民族纺织厂开始兴起。1890年代张謇创办大生纱厂，以南通本地棉花纺制粗纱，推动南通手工织布业发展。这种本土化的战略实施，使得大生纱厂成为一战前最为成功的华资纱厂。一战期间，欧洲资本无暇东顾，民族纺织厂纷纷设立。其中无锡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创立了申新企业，到1931年底发展到9个工厂，全部设在长江流域，发展成为近代中国最大的民族纺织企业集团。申新各厂始终坚持生产低支棉纱的策略。例如设在上海的申新一厂、八厂场地相邻，可以看作一个工厂，是申新系统中规模最大的工厂。晚至1934年，生产32支以上棉纱的比例仍为0%，而以16—20支粗纱为主，占其棉纱生产量的53.7%。随着20世纪30年代中国东北的沦陷以及国内外环境恶化的叠加影响，大生和申新纱厂相继衰落。

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签署之后，外资纷纷在华直接投资设厂。例如，1895年美国人在上海设立鸿源公司，1897年英国老公茂洋行和怡和洋行分别在上海设立老公茂纱厂及怡和纱厂，经营状况不佳。1918年鸿源公司出售给日商，意味着美国在长江流域棉纺织业已无直接投资。1925年英国老公茂纱厂出售给日商，1930年代英国在上海纱厂只剩下由怡和纱厂发展而来的怡和纺织公司。在华直接投资中，日资占据明显优势。20世纪初，日本在上海设立上海纺织株式会社，是在华自立纺织公司之始，其后又有内外棉等公司的设立。1918年中国政府增加粗纱进口税率；加上日本国内市场已经饱和，利润率下降，日本纷纷在华设厂。日本国内有基础巩固之总公司，皆伸张势力于中国，实执中国纺织业界之牛耳。1921—1922年，日商已在上海设有大康、丰田、东华、公大、同兴、裕丰、内外棉等公司。

中外纱厂投资过度，引发花贵纱贱，导致1923年起长江流域粗纱市场出现结构性萧条，日本转向加强对中国细纱市场的垄断投资。例如，1930年代日本内外棉纺织公司已发展成为在华资本最为雄厚的棉纺织集团。1911年在华设立第一家工厂之始，内外棉主要生产14、16支粗纱。其生产的“水月牌”棉纱，成为在中国销路最广的棉纱。一战之后，随着市场需求的变化，内外棉在主要生产基地——上海的各厂，加大棉产品向高附加值化迈进。公司董事长武居绫藏1924年7月在给儿子的信中写道：生产16支、20支的低支棉纱，即使在中国，也没有了前途。生产32、42支中支棉纱可能能够存活，但不会太长。在1931年9月28日召开的内外棉股东大会上，武居绫藏再次强调，他们应该努力逐步发展细纱业务，以适应中国人提高的生活水平。据公司产量报表统计：一战后，内外棉开始生产一些中等支数的棉纱，但在1923年仍有95％的棉纱为粗纱。而到1929年上半年，全部棉纱产量的95％以上都是42支加捻纱，40支、32支中细纱和32支加捻纱。到1929年下半年，所有棉纱均为中高支纱。1931年，上海第四工厂更是生产80支高级细纱。其他日资在华纺织企业也是如此，如据日本学者量化统计，在1934年1—12月，日本在上海的大康、同兴纺、公大、内外棉、日华纺等集团，20、32、40、42支纱销售量最好，其中内外棉公司完全从事32支以上的棉纱销售，以42支双股纱销售量最大。

此外，在1930年代经济危机造成产能过剩情况下，日本政府放弃金本位制，实施货币贬值。在这种汇兑倾销政策的支持下，日本国内工厂和在华纱厂均加大倾销力度，日货中以棉货倾销数额最巨。如据1933年成立的中国倾销货物审查委员会调查指出，在华销售的日纱、日布，成本无从探究，但售价低于成本可以断言。1934年，长江流域第二重要口岸的汉口，每日成交棉纱、棉布，日纱已占4/5，日布更占90%以上。显然，在日本政府行政权力支持下，日本已经垄断中国细纱市场。

二、长江流域市场美英日棉布竞争

恩格斯在1845年写道，美国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建立了工业，在粗棉纺织品方面，已经开始和英国竞争，在中国，美国货也和英国货一样地畅销。19世纪50年代棉布已成为美国对华最重要的出口商品，1850—1853年，其对华出口数量占美国布料出口的1/3强。美国驻华全权专员麦莲也叫嚣，只要整个中国内地开放，中国就是美国棉纺织品最有价值的市场。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欧洲大陆列国禁止进口英国棉制品或征收重税，英国纱布加大向中国销售，与美国展开争夺。

为了加强商品营销，美英资本纷纷在长江流域直接设立洋行。以经营鸦片起家的怡和、旗昌、琼记等，开始推销棉纺织品；公易、义记等洋行更是以经营纺织品为主。洋行极力接近各种权力圈，以增加竞争力优势。例如，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美在华洋行大班都努力同本国在华军官、外交官保持密切接触。旗昌和琼记是美国在华实力最强的两家洋行，成为美国在华官方人士聚会的中心。在鸦片战争结束甚至到19世纪末，英美长期未向中国全面派遣正式专职领事，驻华领事职务往往由洋行大班兼任，这些商人领事是收集中国市场商业信息的主角，有着商业私利，走私作弊，包庇不法，中国受害匪浅。此外，由于语言、风俗、商业习惯、货币制度的不同，英美洋行通过雇佣中国买办，联络口岸棉布字号以及内地各类商贩，建立对华贸易商业剥削网。

1840—50年代，美国棉布在长江流域市场具有强大竞争力。1846年英国驻华领事报告说：美国本色斜纹布特别适合中国人需要，美国比英国制造商拥有原料低廉等优越条件，以致英国输入的同样布匹，敌不过美国。1861年美国内战爆发，英国出现棉花供应不足恐慌，为了降低成本，工厂主普遍采取欺诈的方式给棉布浸入许多浆料，使棉布达到通常的重量，因此工厂主吹嘘他们发财致富，是因为他们的布卖得比布所含纱的价值还便宜，这绝不是撒谎。英国的劣质布匹，满足了中国人的低价愿望。到19世纪80年代初，中国进口棉布中，6/7是英国货，美国货不足1/12。英国驻华领事们也极力宣传：中国人购买力有限，只能买得起廉价的英国劣质布；美国人永远不可能在中国赢得贸易，除非他们也选择制造廉价劣质布出售。美国驻华领事们极力进行反驳，坚持主张：美国制造商在中国只有一种可能赢得贸易的机会，就是保持棉布的高质量，同时努力降低价格。

在美国棉布的竞争之下，英国劣质棉布容易稀释的缺点愈觉严重。1885年后，宁波、上海市场上美国斜纹布已逐渐超过英国斜纹布数量，原因在于美国工厂普遍采用自动织机技术，使得美国斜纹布更加坚实耐用，尽管价格高出很多,但仍然畅销。美国粗布在华价格也不断降低。如据在华美商詹姆斯·S.费伦（James S.Fearon）1898年报告：美国南方各州生产的粗布，诸如斜纹布、被单布，在华销售价格如此便宜，以至兰开夏布无法与之竞争。1900年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古德诺（Goodnow）报告：美国棉布已在中国北方市场占据主导地位，在长江流域也具有挑战的竞争力。1905年美国商务部统计局报告：1880年美国出口到中国的平纹布、漂白布、未染色布共达4360842码，价值332393美元；同年，英国出口到中国的同类产品数量达258834000码，价值13627000美元，可见差距巨大。但到1903年，英国对华出口以上三类棉布262767500码，价值12825495美元；而同年美国对华出口该三类棉布257795380码，价值12822984美元，仅比英国出口少497120码，2511美元。在单价方面，1880年英国对华出口以上棉布平均每码5.26美分，1903年为4.88美分；1880年美国对华出口以上棉布平均每码8.48美分，下降到1903年4.89美分，与英国棉布价格基本持平。可见，美国棉布特别是粗布在中国市场取得了成功。

但是，1906年后，美国粗布也迅速失去中国市场。首先在于日本的竞争。日本粗布抢占东北进而占据整个中国市场。其次在于美国企业对华市场关注不如日本企业。如据1908年美国驻南京领事报告：美国生产商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参与中国的贸易，他们似乎只是满足于把货物运往中国，留在当地商店的货架上，而不做广告，只是被动地等待着寻找货物的人的光顾。再次在于一战之前美国国际银行业、航运业不发达。例如，1911年美国商务部调查指出：英国完善的银行体系是扩大英国棉织品对华远期出口贸易最重要因素。由于美国尚未建立海外银行体系，美国工厂对这种贸易不感兴趣。随着美国南北战争结束，美国国内市场得以统一和拓展，美国在华航运企业转投美国国内市场，中美直航能力下降，也约束了棉制品贸易的规模。为了追逐高昂的利润率，美国在华洋行也纷纷转投国内，在华琼记、旗昌洋行分别于1874年、1891年收歇。因而，在1902年之前，中国进口粗布数量80—90%来源于美国，1906年日本棉布输出组合形成之后，日本粗布输华数量占中国进口粗布的40—70%。1919年后，中国市场对于美国棉布更是变得无足轻重，如1914年美国棉布出口到中国（包括香港）的价值占美国棉布出口总价值的12.59%，下降到1919年占3.04%，1928年0.49%，1929年0.41%，1930年0.42%，1931年0.62%，1932年0.80%。

至于日本棉纺织业，19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在日本政府支持下，逐渐形成系列横纵一体化的棉制品资本集团，中国市场对于日本工业产品的扩张具有生命线意义。在一战前，日本输入中国的棉布以粗布为大宗。日本生产的棉纱、棉布皆荟萃于大阪、神户两埠，依靠日本本国银行和驻日外资银行的资金通融周转，得到大阪棉纱取引所交易平台的支持，又有航海各会社与著名工厂组织团体极力推广，在长江流域市场，足与各国相对峙。1890年代日本洋行纷纷在华设立。与欧美在华洋行相比，日本洋行人员多通晓中国语言，有些更是日本政府在上海创办的东亚同文书院的学生，因而日本洋行一般不雇佣中国买办，而是直接雇佣跑街或高级职员，采取这种更经济、易于指挥的方法，强化了营销能力。例如，在日本财团中，三井财团对棉纺织业投资最多，对中国经济扩张也最为活跃。三井在华扩张主要是通过三井物产设在中国各地的分公司和事务所来完成。三井物产特别重视人才的选拔和培养，派往中国考察和锻炼，并从1891年起专门制定了清国商业见习生制度，要求在中国的人员必须用中文进行会话、阅读和作文，并熟知中国各方面的情况和商业习惯等。因此三井物产几乎人人都是中国通。到1914年，日本已将美国赶出了中国粗布市场。美国学者也指出：美国棉织品在中国市场受挫，是因为美国棉纺织业在中国市场没有采取合作措施，也不愿意从事直接销售行动，而日本则不是如此。

在机制粗布生产领域，中国民族棉布厂竞争力微弱。1890年代初，上海出现如上海机器织布局、上海华新纺织新局、上海华盛纺织总厂等洋务企业，但内部衙门作风严重，约束了生产能力。上海海关1912—1921年报告指出，中国织布厂寥寥，产品限于粗平布、斜纹布。1930年代荣家申新集团发展成为中国机制纺织业的代表，但申新集团所属工厂制造粗布的时间较晚，规模有限，主要业务在于纺纱。至于常州大成织布厂的崛起，则是30年代后的事情。

日本在长江流域粗布市场击败美国之后，又与英国在细布领域展开激烈竞争。

与粗布相比，细布属于奢侈品，种类也多。19世纪中期，英国商人也注意对于华人习尚的观察，加以广告宣传，销售畅旺。1875年英国驻上海领事麦华陀记录，中国细布市场向为英国独占。1905年美国商务部统计局也指出：1903年美国染色布对华出口为19876120码，价值866926美元，相比较1880年的168780码，这已是很大的增长，但与1903年英国对华出口染色布116732500码、价值9002781美元相比，还差得很远。1914年之前，以精细棉织品而论，英国在华的优势地位仍没有一国能与之竞争。

一战后，中国机制粗布市场已为日本独占，日本乃进一步输入漂白布、染色布和印花布等成品细布与英货竞争。如1927年英国《曼彻斯特卫报》报道：对于英国棉布而言，中国曾是仅次于印度的进口市场，中上层阶级和城镇居民，对于细布的需求增加。兰开夏郡以前在中国市场上的统治地位尤其受到了来自日本的打击。一战前，日本的竞争实际上局限于灰色斜纹布和床单布方面。但现在日本越来越多的注意力转向了漂白布，中国进口的棉缎也受到日本工业的推动。据统计，1929年在中国进口棉布的类型中，其中属于细布的加工棉布至少约占75％（染色布约占38％，印花布约占17％，漂白布约占19％），而低级布匹的平纹布为21％、杂布为4.0％。

日本在华纺织企业也加强对细布的生产。例如，日本内外棉纺织公司董事长武居绫藏1924年7月在给儿子的信中就写道，从现在开始，他们绝对应该在中国生产漂白布、染色布、印花布。据公司每半年的产量报表统计，1927年上半年，内外棉上海工厂的粗布产量尚且超过布匹产量的80%，但从下半年开始，细布产量急剧上升到棉布总量的50%，到1929年上半年，细布更占棉布总量的100%。

在日本棉布竞争之下，英国棉布对华贸易下降极为明显，特别是1925—1930年跌落更速。例如1909—1913年，英国对中国和香港输出棉布年均为5亿8700万码，1929年减为2亿1000万码，1930年仅为6900万码，1913年英国输华棉布数量尚是日本输入数量的4倍，1930年则为日本的1/6。

进入20世纪30年代，英日资本竞争趋势进入白热化。世界经济大危机爆发造成棉纺织品产能过剩，英日作为棉纺织工业发达国家，国内市场规模均较有限，对中国市场的争夺更为激烈。如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中国仍然进口日本棉布达6523.8万元，占比71.1%；进口英国棉布1301.3万元，占比14.2%。1932年，日本棉布输入我国（不包括东北）3819.5万元，占比61.8%，英国棉布输入2011.9万元，占比32.6%。英国棉布在中国市场明显不敌日本棉布。

在细布市场，中国民族资本力量则明显不足，例如，申新集团直到1930年代，才有新建的申新九厂开始试织20支纱为原料的12磅细布和32支纱以上的印花布。

三、长江流域市场列国棉制品消长与对华贸易政策

世界工业国，首推英国为巨擘，美国及日本亦在屈指之列，均以棉纺织业为工业基础。各国棉制品在华市场竞争力消长的原因众多，其政府对华贸易政策无疑是重要的逻辑分析视角。

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英国在国内市场上实行保护关税制度，在国外市场实行自由贸易作为补充，英国成为一切最重要工业部门的世界贸易实际垄断者。由于商人和制造商积累了大量国家仰赖的资源，因此资本家具备政治影响力，棉纺织品资本家可以在议院为他们的产业全球利益进行游说。在棉纺织工业中心曼彻斯特、利物浦等城市都组建有棉纺织商会，在鸦片战争之前，这些棉纺织利益集团不满于中国采取一口通商与行商制度对英商活动范围的限制，他们向政府不断施加影响，积极呼吁政府对华采取政治、军事侵略行动。在棉纺织和鸦片利益集团的鼓动下，英国发动了鸦片战争，迫使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正如恩格斯所说，在近代不平等的国际贸易体系中，贸易和掠夺一样，是以强权为基础的，殖民者只要认为哪些条约最有利，他们就甚至会昧着良心使用诡计或暴力强行订立这些通商条约。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进口商品中的棉纱、白洋布、斜纹布等五种棉纺织品的平均税率由战前的19.88%降到6.01%。为了进一步突破中国内地市场的限制，英国棉纺织集团继续呼吁英国政府“教训”中国人，迫使中国于1858年修订进口税则，使得进口英国斜纹布的税率由1843年的7.89%降到1858年的5.05%，印花布由14.25%降到4.98%，棉纱由6.94%降到4.86%。英国迫使中国修订的棉制品平均进口税率为世界最低之一，大大地刺激了英国及其殖民地印度棉制品在华自由销售，确立了在华现代棉制品市场的优势地位，进而推行自由贸易政策，目的在于维护英国利益。马克思说，在中英自由贸易的表象之下，几乎可以处处看到，它的 “自由” 的基础就是垄断。中国长期是英国棉纺织品在海外除印度之外的第二大消费市场。

但是随着《马关条约》的签署，日本棉制品在华竞争力增强，1925年中国已下降为英国棉制品的第七位消费市场。对于这种情况，英国没有采取相应的措施，例如曼彻斯特商会一直不愿意承认日本在这一局势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直到1932年底，曼彻斯特商会才设法将不同的生产商和商业利益集团聚集在一起，成立了一个应对日本棉纺织品竞争的特别委员会。然而委员们陷入相互误解和猜疑，困扰着该委员会的功能发挥。1934年，英国联邦调查局也承认：日本政府从战略层面发展棉纺织业，不仅是经济政策，也是政治政策。因此，英国政府即使付诸实施竞争计划，仍将很难赢得一场价格战。显然，英国政府部门奉行自由贸易政策，已然接受了日本的竞争力优势，无意采取应对措施，是英国棉制品竞争力下降的重要原因。

与英国一样，美国崛起为工业强国离不开对内关税保护政策，使得它的工业达到任何一个竞争者的水平。美国拓展在华市场同样依托武力推行形式上的对外自由贸易政策。中英《南京条约》破坏了中国传统贸易体系，西方国家纷纷企图侵入中国市场，在英国之外，第一个采取行动的就是美国，美国渴望它的船只和商人可以分享战争为英国人取得的那些便利和保护。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授予了美国在华更大的条约利益，签订该条约的美国专使顾盛就说:美国及其他国家要感谢英国，因为《南京条约》开放了中国国门，但现在英国及其他国家要感谢美国， 因为美国将中国门户开放得更宽阔。为了占据在华市场，早在1848年5月，美国海军事务委员会的巴特勒·金在众议院提出报告，建议增辟从美国到中国的航线来促进中美之间规模宏大的贸易。但美国南北内战之后，国内市场统一，投资利润丰厚，美国在华商业机构纷纷撤离，美国棉制品在华市场力量减弱。1899年美国提出对华门户开放政策，这实际上是力量处于劣势的反应。对于棉纺织品在中国市场的销售情况，美国政府同样采取相对自由贸易政策，在日本强力的组织竞争之下，市场份额缩小。

与英美相比，日本作为后发资本主义国家，棉纺织业发展更需要国家权力支持，才能实现后来居上。明治维新之初，日本政府已悉力提倡发展棉制业，以达富国裕民目标，实行贸易保护，排斥外国资本对日本市场侵略，并于1894年废除棉纱出口税，1896年废除棉花进口税，大大提高了在中国市场的竞争能力。日本棉纺织业在华扩张更是离不开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三次战争所赐予的机会。日本通过甲午战争从中国获得巨额赔款，进一步扶持国内棉纺织业发展，而且获得了片面最惠国待遇以及在华投资设厂的权益。日俄战争之后，日本主要纺织会社组织成立日本棉布输出组合，销售市场由中国东北向全国扩张，棉布以价格较廉之故乃取美货而代之。第一次世界大战进一步刺激了日本工业的发展，战后在中国市场，根深蒂固之英国细布，亦渐被日货所蚕食。同时，在华投资的日厂，1925年在上海设立“在华日本纺织同业会”，是日本在华纺织企业的统制机构。日本在华纺织企业资本主要来源于江州财阀、三菱财阀、满洲财阀和三井财阀。这些财阀影响日本对华政治、军事、外交政策，鼓动政府极力拓展棉制品在华市场。1930年日本政府迫使中国与其签署《中日关税协定》，日本棉货在华市场获得3年的关税优待，有利于其低价倾销。1933年关税协定期满，中国屡次要求提高棉制品进口关税的努力都因日本政府反对而无效。日本政府也并不满足于中国政府的妥协，鼓励日货向中国走私出口已成为日本国家政策之一种工具。

与英美日不同，近代中国既没有能力开拓国外市场，也无力保护国内市场。与棉纺织业有关的国家政策，只是体现在关税政策的长期努力方面。但是直到1930年代，世界各国对于进口棉纱、布征收税率几乎无不高于我国，外货大肆输华。至于列强在中国直接投资设立的棉纺织工厂，也没有华厂所承担的中国政府的募债、杂税等负担，造成华厂无法与其竞争。在非政府组织方面，1918年3月华商纱厂联合会成立于上海，但是纱联会不仅无法对外国在华棉纺织厂进行约束，而且对于民族棉纺织厂的约束作用也有限，纱联会内部机会主义盛行，且制约力不足，集体行为效果不彰，无法扭转民族资本的困境。随着19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在国内外纺织业激烈竞争之下，中国民族资本集团纷纷走向衰败，国家对于民族企业缺乏扶持对此负有重要责任。

结语

近代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棉制品销售市场，各国资本特别在长江流域市场展开了长期的群体竞争，进行着商品资本间接投资和货币资本直接投资。因为竞争是资本的内在本性，是资本彼此间相互作用而表现出来并得到实现的资本的本质规定。列强资本为了追逐利润率，需要摧毁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征服整个世界作为它的市场，实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范围内的统治地位。

在资本的逐利驱使下，长江流域棉制品市场竞争主体众多，存在着多国资本博弈。凭借国家政治、经济、军事权力的支持，推动发挥行业组织功能，扶持企业创新技术，采取适应中国市场的灵活营销策略，日本资本先后在现代机纱布市场击败奉行相对自由贸易政策的英国及其殖民地印度资本以及美国资本，在长江流域市场占据明显优势。

在外国资本输出的压力与刺激之下，自甲午战争之后，中国民族棉纺织业进行着进口替代生产，棉纺织工业逐渐成为中国民族资本实力最为雄厚的行业，有着显著的发展。但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由于国家主权丧失和官府的私利考量，即使在本国市场，国家依然没有能力采取战略措施保护核心产业棉纺织业的发展，中国现代棉纺织工业缺乏先天优势和后天扶持，不断陷入危机，无法充分发展。

显然，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全球扩张中，近代中国市场是为外国资本扩张服务并受其约束的。外国资本通过各种贸易形式，实施对中国市场统治的自由，在这种不平等的贸易秩序下，近代中国难以推行工业化。

来源：近代史飙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