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与中东路事件的缘起（王海晨胡玉海）

摘要：1929年发生的中东路事件，是以张学良下令武力强行收回中东路管理权引起的；事发后，苏方武力侵犯我边界导致军事冲突；在军事冲突中东北军失利，张学良又不顾蒋介石反对与苏方进行和谈。当时就有人批评张学良是“无端挑衅，又无端投降”[1]。恰值中东路事件80周年之际，重

1929年发生的中东路事件，是以张学良下令武力强行收回中东路管理权引起的；事发后，苏方武力侵犯我边界导致军事冲突；在军事冲突中东北军失利，张学良又不顾蒋介石反对与苏方进行和谈。当时就有人批评张学良是“无端挑衅，又无端投降”[1]。恰值中东路事件80周年之际，重评张学良与中东路事件缘起，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东路交涉源流与本质

中东铁路，在中俄两国通过《中俄密约》共同修建时，称东清铁路。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改称中东铁路。中东路所辖线路分为三段：哈尔滨至绥芬河一段为东线；哈尔滨至满洲里一段为西线；哈尔滨至长春一段为南线。全路是横贯东北的交通动脉，具有极其重要的经济及战略地位。

十月革命后，苏联政府于1919、1920年分别发表两次对华宣言。在第一次宣言中，苏联政府明确宣布：“愿将中东路及帝俄政府夺取的一切矿场、林场、产金地和其它租让企业完全无偿交给中国人民”。而在第二次宣言中关于中东路问题，又从第一次宣言的立场上退了下来，称“俄国对于中东铁道其所有财政上及经济上之利益，预须设法维持”[2]。两次宣言的立场变化，是苏俄政府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不同策略，本质上都是维护苏俄的自身利益。在十月革命遭受协约国的联合干涉的形势下，苏联政府是为了摆脱在国际社会上的困境局面。1920年，各协约国先后从西伯利亚撤兵，苏联从困境中走出来了。关于中东路问题，就又改变了原来的立场。这是中东路权益纠纷和交涉的源头。

中东铁路示意图，1903年完工。完整的中东铁路东西段从俄国赤塔经中国满洲里、哈尔滨、绥芬河到达海参崴，南北段从哈尔滨到大连

1924年5月31日，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与《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签订后，两国恢复邦交，苏方重新取得中东路管理权。而对中方希望取消条约特权及解决各项悬案的要求，只订出解决原则，即协定签订后一个月内，举行中俄会议商谈。但由于俄方不肯如约开议，一直拖至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9月20日，苏方又与奉天当局签署了《奉俄协定》，该协议签订后，奉、俄双方于10月初开始改组中东路的管理机构，由奉方的鲍贵卿任理事长兼督办，由苏方的伊万诺夫任副理事长、会长，并兼任局长。表面上看奉方控制了理事会的大权，而实际上，铁路的管理实权仍由俄方局长控制。

先后有《中俄协定》和《奉俄协定》，在外交上是矛盾的。经多方协商，1925年1月中旬，张作霖将《奉俄协定》呈报北京政府，经有关部门研讨，认为《奉俄协议》有数处更觉进步，应将其归并《中俄协定》中，以示中央与奉天当局对外的一致[3]。两个协议合并后，两个协议规定的会议也合并举行。这样，中方关于取消不平等条约的希望和解决各项悬案的要求，只能寄予中俄会议。

中俄会议拟定要讨论的问题，有商约、债务、路务、界务、航权等问题。中东路和松黑航权问题与东北地方关系密切，故中俄会议中关于路、航两项由奉方主持。《奉俄协定》将中东路归还中国的期限由80年缩短到60年，并规定自签约之日起，中国有权赎回。这在法律上肯定了中国政府的赎路权利，为国家争回不少权益[4]。在路务会议上，奉方主要针对“弊在理事会不能实行协议，由我操纵，以致路局俄方局长专权用事，徒有合办之名，而无共利之实”[5]。如何缩减苏方局长权限，加大理事会的权限，这是奉方交涉的重点，更是奉方要达到的目标。

奉俄会议交涉中，奉方提出修改局长职权、路局办事章程，提出用人华俄平等等项要求；同时还采用强硬手段，逼迫苏方在财政、行政上让步，否则即不惜废除协议，态度相当强硬。而苏方不肯放弃任何既得权益，交涉很不顺利。此时，苏方局长伊万诺夫竟下令于1925年12月1日起，停止中东路对奉方军队和军用品的免费运送，1926年1月16日，奉方中东路护路军在宽城子车站登车时，被苏方路局人员拒绝，发生争执。伊万诺夫竟还下令哈尔滨至长春线铁路停止客货运输，奉方护路军司令部提出抗议，并强制通车。伊万诺夫下令该线员工以罢工相对抗。1月22日，张作霖下令拘捕伊万诺夫，对中东路实行军事管制。

为缓和与奉方的关系，4月中旬，苏联交通部宣布免去伊万诺夫局长职务，由叶米诺夫继任，同时允诺今后免费运送奉方护路军[6]。4月21日，张作霖与苏方交通部官员会面，协议中东路问题。张提出缩减局长权限、中苏职员平等任用、经济财政权委托理事会等三条内容[7]。奉俄双方又于5月14日、6月7日和7月2日，先后举行三次正式会议交涉。会上苏方提出中东铁路由中苏两国共同警备等八项要求，奉方认为要求苛刻，宣布中止会议。

在会议期间，奉方坚持一面交涉，一面采取实际措施收回路区行政权。1926年3月，东三省特别行政区长官张焕相，解散中东路沿线哈尔滨各市公议会，成立完全由中国人组成的自治临时委员会，接着又封闭中东铁路的地亩处。8月21日，张作霖令东北海岸江防舰队，接管中东路局航务处全部船只及其附属财产，9月4日，封闭中东路局学务处，强行收回中东路沿线教育权[8]。1927年3月11日，奉方派员搜查哈尔滨苏联通商代表处，4月6日，又搜查苏联大使馆。奉俄矛盾加剧，交涉中止。

奉俄关于中东路的会议交涉无果而终，中东路仍旧维持原来的局面，苏方局长继续控制中东路的实权。无论是奉俄还是中俄会议交涉的本质，都是有关中东路的权益问题。中国方面从大处着眼是为了废除不平等条约，具体问题上就是争得在中东路上应得的权益。奉方虽然在收回路区主权方面有所收获，但由于交涉中止，奉方争取中东路权益的主要目标没有实现，这也是后来中东路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

二、张学良与“革命外交”

的默契

在中华民国的历史上，曾两度发生由政府派军警武力搜查苏联领馆的严重事件。1927年4月6日，搜查苏驻华使馆，是张作霖下令所为；1929年5月27日，搜查苏驻哈总领事馆，是张学良下令所为。张氏父子先后两次下令搜查苏驻华使馆，其理由虽然都是基于反对共产宣传，时间上也只差两年，但背景却有很大不同。张作霖时期是在两国存在外交关系的前提下，是由争取中东路权益而引发的；张学良时期虽然也是为了争取中东路权益问题，但大背景是不同的，是在双方断绝外交关系、民国政府推行“革命外交”路线形势下进行的。

所谓“革命外交”路线，是在国共合作体制下广州国民政府开始北伐时提出来的。南京政府成立后，这一“革命外交”路线更加具体化，1928年7月7日，外交部长王正廷宣布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三大步骤：①已届满期之条约，当然废止，另订新约；②尚未满期者，国民政府当以相当之手续解除而重订之；③旧约满期而新约未订者，另订临时办法处理一切[9]。这三大步骤是在国民政府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的背景下公布的，进一步推动了已经形成的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的高涨，全国民众和社会舆论均一致要求收回各方面主权。

张学良在青年时就具有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1928年临危受命子继父位后，不顾日本多方面的威胁高压，而决心易帜，即表现出鲜明而强烈的民族意识。张学良执政后，面对亟待解决的铁路问题有三大项：①如何推脱日本方面索兑张作霖时期关于满蒙新五路条约；②继续推行张作霖时期制定的东北地方政府自主修建铁路的计划；③继续张作霖时期的对苏关于中东铁路的交涉。

1928年10月19日，日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访晤张学良，提出日方以自动撤废其在东三省治外法权为条件，要求奉方从速解决商租权问题。张学良婉言拒绝说：“目前东三省内外多事之秋，无暇及此；日本自动撤废治外法权，虽属美举，但必要时，中国自能撤废，原无待于日方此刻之示恩。”[10]（p.225）这时，东北还没有正式易帜，张的表态则与南京政府的“革命外交”路线相一致。后来，日本满铁理事木村锐市访晤张学良，提出中日妥协解决满蒙铁路问题，张表示赞同，木村具体提出：①满蒙新线问题；②南满并行线问题；③双方铁路连接及货运联络协定问题；④借款整理问题等。张学良明确表示：他所属的交通当局只愿就后两项进行谈判，前两项应与南京外交部交涉[10]（p.376）。在中日间已经形成诸多矛盾交涉的背景下，采取这种推托敷衍的策略，是张学良在东北实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一种有效途径。

张学良一面延宕日本方面的铁路交涉，一面加快东北自主修筑铁路的计划。到1931年，连同张作霖时期修筑的共完成十大铁路，分别是：打通铁路、昂齐铁路、齐克铁路、洮索铁路、奉海铁路、吉海铁路、鹤岗铁路、呼海铁路、锦朝铁路、开丰铁路。这些铁路连接正在开工修建的葫芦岛港，形成了一个内外连贯的交通体系。

1929年7月，中东路事件前蒋介石与张学良会面

张学良执掌东北军政后，中俄交涉会议已经中止。原《中俄协定》、《奉俄协定》中的详细规定，如“设立理事会”共同合办中东路，中苏双方在中东路的“用人行政平均分配”、“中俄文并用”等，不但没有实行，而且以苏方局长为首的俄籍中东路官员“独揽一切，专横妄行，一切用人行政，都对中国方面的权益加以种种无理蹂躏”。而且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苏联国内局势的好转，“苏联政府已不似1919—1920年一样的尊重中国权利，历次举行理事会时，俄国理事不但不允许修改以前不平等的规定，反而想扩大俄方的权利，以致屡次会议，都没有结果”[11]（p.390）。这种情况延续到1929年初，而且越来越为严重。中东铁路督办兼理事长吕荣寰“忍无可忍”，在向东北政务委员会第12次常会汇报后，于3月初向苏联新派副理事长池尔金提出“解决一切悬案”的要求。在具体交涉中双方就以下几个问题进行谈判：“①路局长之各种命令、公函及他项文件，非由局长及华副局长会同签字，不能生效。②路局所有支出应得稽查局之同意，否则不得动用款项。③路局未经解决各案，交理事会解决。④路局各科处及沿线各段、各站，由中苏两方面平均分配管领。⑤其他职员之平均分配办法，逐渐实行之。⑥办事中俄文并用。”[11]（p.390-391）

这六方面问题早在张作霖时期就已提出过，但始终未能解决。由于苏方在谈判中“总是借故推诿，以致毫无解决希望”。此时，有俄国人(即“白俄”分子)向东北当局报信，说苏驻哈领事馆内即将秘密举行共产宣传大会，于是，5月27日，就发生了警察搜查该领馆事件。事件发生后，苏方提出严重抗议，并要求释放被捕人员。张学良电告张景惠、吕荣寰：对苏方抗议，“可嘱径向中央交涉，被拘俄人在交涉未得相当解决，并经中央许可以前，勿予释放”[12]（p.64）。从这一指示中可看出，张学良在收回中东路权益上的强硬立场。

实际上，要苏方径向南京政府交涉，是张学良决心收回中东路权益的一种策略。6月6日，张学良致电张景惠、吕荣寰：“查收电权，本为急应解决之件，惟俄馆甫经搜查，现均已引起注意，此时刚柔互济，全赖手腕运用是否得宜，即请两公统盘筹划，何者应急，何者应缓，总以我方处置站稳地步”[12]（p.71）。同一天，张再次致电张、吕两人，要求在苏领馆事件发生后，“则我原定办法，自宜同时进行”。两公谋定后，“对外则东路仍本协定精神，要求履行，继续以前经过程序，向俄方催促，若再用延宕方法，则我方须利用此时机以严厉之手段……，将我所要求者一一实现”。张学良在阐述这一方略后，又感慨地说：“哈埠问题复杂，东路协定后，俄方处处悍然行之，我方口舌之争，几成故事，言之痛心”[12]（p.74）。在如何收回中东路权益问题上，张学良已痛感交涉难达目的，故要借机实施强硬手段。

张学良所说“利用此时机”，是指在使馆内宣传共产，是苏方违反了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中有关“彼此不为与对方国公共秩序、社会组织相反对之宣传”[13]（p.424）。同时从大势上看，此时收回中东路权益，与国民政府推行的“革命外交”政策相一致。所以，不能认为张学良主动挑起中东路事件，就是“无端挑衅”。

三、张学良对内外局势

的错误判断

在1928年底东北实现易帜后，张学良年仅29岁。不到而立之年即成就了大业的张学良，一方面要继承其父的事业有所作为；另一方面又要展现与其父不同的思想理念，而取信于人。身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东北政务委员会主席的他，已是名副其实的封疆大吏，可谓是少年得志。用张学良自己的话来说，得到这种“飞来的权力”后，“我不自量力，很想施展一下子”[14]。施展抱负包括对内对外两方面，对外选择其父尚未完成的事业，收回中东路的权益。应当说，无论从中东路交涉的历史来看，还是从当时国民政府外交政策上看，这一方向的选择是正确的。但在收回权益的方式上，选择采用强力的手段，是不恰当的。

在国际社会交往中，为维护正当权益方，并非不能采用强力手段，问题在于这样做能否达到目的。张学良选择强硬立场收回中东路权益并不错，错在他对内外局势的误判。

首先是他相信了部下关于苏联“无力反抗”的研判。张学良的外交秘书主任王家桢是最为知情者，他在事后对该事件有过分析，认为该事件是由张景惠挑起的。在张景惠手下办理对俄外交的，有特区教育厅长张国忱，中东路理事邹尚友、李绍庚等。这几个人都是哈尔滨商业学校毕业的学生，俄语很好，并对帝俄时代的将军“有特殊的崇信”。张国忱有一个白俄顾问，是帝俄时代的将军，名叫托玛舍夫斯基。他向张国忱建议说：“苏联有大饥荒，人民奄奄待毙，对共产党政权极度不满，欧美各国对于苏联好有仇恨，倘若有人此刻发难，共产党必倒台。中国若能趁这个机会将中东路主权一举收回，不但苏联此刻无力进行反抗，就是世界列强，也必双手高举，赞成中国的行动。”[15]对此，张国忱自己也承认，他说：“1929年秋，我在哈尔滨教育厅长任内曾建议张学良以武力接收中东路，经沈阳东北政务委员会讨论通过”。张国忱还回忆说：“这时张的左右(大部分为新派)一谈到东路问题，都认为除断然强制接收外别无良策。”[16]

在中东路事件时任东北军第4师师长刘翼飞的回忆，也证实了王家桢的分析。“1929年夏秋之间张学良在北戴河避暑时，哈尔滨特区长官张景惠、中东铁路督办吕荣寰、教育厅长张国忱等纷纷电张，要求进兵吉黑，强制接收中东铁路，……并且说苏联一定不能抵抗云云。”张学良对刘翼飞说：“张辅帅(张作相)对于这事还犹豫不决，你可偕同张延枢明日去吉林见辅帅，告以根据各方面报告，苏联决不能打仗，以坚其信心。”[17]刘翼飞的回忆，除了证明王家桢的分析外，还进一步证明了张学良是听信各方面报告，认为苏联无力打仗，才决心要实行强力收回中东路权益的。没有听取张作相等人的反对意见，而铸成大错。

其次，张学良相信了蒋介石能在经济和军事上给予帮助。张学良在筹划收回中东路权益时，特别重视与南京政府在政治和外交上保持一致。在南京政府宣布对苏绝交的背景下，有明显反蒋倾向的冯玉祥，在北方与苏联方面暗中联系，而苏联的势力在北满地区又十分活跃，在这种情形下，张学良的任何不慎行为，都极易引起南京方面的猜忌。因此，乘着南京政府推行“革命外交”之时，对苏发难，既可收回中东路权益，又可向蒋介石表明自己与南京政府的一致立场。基于这样推断，张学良认为，此时以强力收回中东路权益会得到中央支持的。

张学良强力收回中东路权益的举动，果然得到了蒋介石高度肯定。当“5·27”事件发生后，蒋有意推动张学良更加激进地对苏举动。于6月4日致电张说，苏联及蒙古与冯玉祥关系已明，“东省与俄蒙毗连，关系极为重要，请注意防范”[10]（p.265）。在得到蒋介石的支持后，张学良于6月6日下令“照一定方针去做”，所谓的“严厉之手段”，即“解散职工会，封闭苏俄所设商号，其余检查电信，限制居民，驱逐不良分子”等；所谓“务达我方所希望而后已”，也只是强行解除苏方局长职务而已，而并非准备一举强行夺回中东铁路。

中东铁路齐齐哈尔火车站

比较东北地方和国民政府对苏外交而言，张学良要解决中东路问题，仍以遵守1924年中苏及奉苏协定为前提，只是要收回两协定中中方应得的权益。“而蒋介石和王正廷的态度则并非如此。”[18]王正廷的态度很明确，正好可以把中东路问题与蒙古、新疆等问题一并向苏联交涉解决。蒋介石也明确表示，应乘机坚决收回中东路全权，为此可不惜与苏彻底绝交。为与国民政府在收回中东路权益问题上统一认识，张学良于1929年7月6日专程赴北平，与蒋介石和王正廷会商。张在6日晚抵津后与记者谈话时仍公开强调，“本人对俄意见，以为凡条约以内已允我之权利，应当强硬主张，不能放弃”[19]。至此，张学良所说的强硬立场，仍然是限制在维护1924年协定范围内，并非是后来出现的情形。

7月10日，蒋、阎、张与刚抵北平的王正廷、亚洲司司长周龙光、驻苏代办朱绍阳等举行会议，讨论东北及西北外交问题。会上，蒋介石主张“武力接管中东路，防止‘赤化’，甚至与苏断交，在所不惜，一旦中苏开战，中央可出兵10万，拨几百万军费”。蒋介石在7月19日日记中写道：“唯吾人深望能达到(对苏)绝交目的，而复对国内共党方有彻底办法耳。”[10]（p.270）由于蒋介石的极力推动，张学良终于采取更加激进的手段，于当天下达命令，要哈尔滨特区行政长官张景惠、中东铁路督办吕荣寰强行收回中东铁路。

事件发生后，苏方强烈抗议，实属必然，也在张、蒋意料之中。所以，蒋介石继续坚持对苏强硬态度，并坚信“俄国绝不轻易用兵，约不至有战事，东北无大顾虑”[18]。张学良对南京政府的宽慰，紧张的心情虽得到一些舒解，但仍有他的担心。“苏俄未必遽敢宣战，惟某方处心积虑在坐收渔利，百般煽惑，证据昭然，不幸引起战争牵涉甚大。值此甫告统一，元气未充，但以有避免纷争之术，总以避免为宜。”[12]（p.106）张学良虽然未能正面驳斥蒋介石的看法，但却从另一角度坚持避免战争的主张。

但最终还是没能避免战争，战争打起来后，蒋介石和南京政府面临的是，国内逐渐形成的反蒋阵势。在这种局面下，蒋介石没有兑现“出兵10万，拨几百万军费”承诺的能力，也没有兑现承诺的心理准备。这时的张学良既不能要求中央兑现承诺，也不能向世人解释什么，只能满足苏方的要求，恢复中东路原状，从东北地方的角度与苏方达成停火协议。于是便有人批评他是“无端投降”。这一批评虽然不够公允，但我们也必须看到，是张学良对内外局势的错误判断，才导致强力收回中东路权益及其又恢复原状的结果。

四、几点结论

在中东路事件80周年之际，我们再次回顾和研究这一事件的缘起，固然是由张学良决策所导致，但又不能简单地下结论说，张学良收回中东路权益是错误的。

第一，苏方违背《中俄协定》《奉俄协定》。张学良作为封疆大吏收回应有之权益是正当的。1924年签订的两协定都明确规定：“除该路本身营业事务直辖该路外，所有关系中国国家及地方主权之各项事务，如司法、民政、军务、警务、市政、税务、地亩(除铁路用地皮外)等，概由中国官府办理。”[13]（p.424）在《奉俄协定》中还规定：两国人民“平均分配之原则任用”。“本铁路之预算、决算，由理事会提交理事会及监事会之联席会议审定。”“本铁路所有纯利，由理事会保存在双方组织之委员会，未将缔约双方分配纯利问题解决以前，不得动用。”[13]（p.468）两协定签订后，苏方并未履行约定，才使张学良有“口舌之争，几成故事，言之痛心”的感慨。在这一背景下，张学良收回中东路权益的举动，是属正当的维护国家权益的行为。不仅不应遭受责难，而且应得到充分理解和肯定。

第二，在维护两协定范围内收回权益的举施，是属合法的正常交涉。张学良无论是在东北政务委员会上确定收回中东路权益决策，还是向张景惠、吕荣寰授权实行这一决策，都是要收回两协定所赋予中方应得的权益，并非是采用武力全面收回中东路。即使“5·27”事件出动特警，也符合“彼此不为与对方国公共秩序、社会组织相反对之宣传”这一条款的规定。直到7月6日张到达天津后，还在强调“凡条约以内已允我之权利，应当强硬主张，不能放弃”。这说明，在张学良与蒋介石会谈前，所谓的“强硬主张”，也仍然控制在遵守两协定范围内的正常交涉。

被苏军缴获的东北军督战队旗帜

第三，张学良遵守两协定范围内的强硬主张，与南京政府“革命外交”的强硬主张，有很大的差别。张学良在收回中东路权益问题上，与蒋介石和南京政府推行的“革命外交”是完全一致的。在实行较强硬的立场上，也是相同的。但在实行强硬立场的限度上，却有很大差别。张学良主张限制在避免战争的范围内；而蒋介石则提出“不必担心中苏开战，纵使万一中苏开战，中央也可出手相助”。所谓的中央相助，实际上是把张学良和东北军推上打仗的主导地位。对于这一点，张学良是清楚的。但他一开始实行强硬立场的基础，是建立在苏方无力打仗的判断上的，按照这样思维逻辑推论，他很容易接受“不必担心中苏开战”主张的。于是，不担心开战思想，终于导致中东路事件的发生。

综观中东路交涉的历史，发展到张学良时期，焦点问题是如何贯彻实行两个协定的条款。张学良在国民政府推行“革命外交”的大背景下，收回协定赋予中方的权益，不仅是正确的，而且也是可行的。但采纳不必担心开战的强硬主张，导致事件发生，不仅未能如愿收回中东路权益，还在外交上陷入被动。这一教训是深刻的。

参考文献（向上滑动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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