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理《卖海蛎子的女人》

摘要：十年前，我从北京调到大连工作，第一个印象就是大连人非常喜爱海蛎子。他们说起时，省去了“海”，而直呼“蛎子”，显得怪亲热的。起初，我以为他们说的是“栗子”，不免有些纳闷儿。栗子有什么稀罕的？在北京，只有孩子们才爱向大人讨个三毛两角的，买包糖炒栗子剥着吃。我已多年

十年前，我从北京调到大连工作，第一个印象就是大连人非常喜爱海蛎子。他们说起时，省去了“海”，而直呼“蛎子”，显得怪亲热的。起初，我以为他们说的是“栗子”，不免有些纳闷儿。栗子有什么稀罕的？在北京，只有孩子们才爱向大人讨个三毛两角的，买包糖炒栗子剥着吃。我已多年不曾问津了，没想到这里的老老少少竟对此那么津津乐道！后来，才弄清了，原来他们说的“蛎子”不是“栗子”，而是一种生长在礁石上的海产品，据说味道异常鲜美。过去多得很，随便在哪个菜场都能买到。而如今，市面上几乎见不着了，但在大连人的生活中，却还处处留下了海蛎子的痕迹。

歌迷们称大连歌舞团一位专唱东北民歌的女演员是“满口海蛎子味儿”；哪家媳妇埋怨自己丈夫的倔脾气时，总爱说：“俺家那口子呀，干脆是块蛎巴头！”坐火车还没进大连站，大连的乘客们就喜气洋洋地打趣说：“到家了，又闻着海蛎子味儿啦！”

不久，我的妻子也调来了。为了庆贺我们夫妻团圆，一位六十年代就分到大连的老校友特地设宴招待我们。当时大连的供应很困难，每人每月只有半斤猪肉，连饭馆卖的主食都是苞米面饼子和高梁米饭。老校友费尽心机张罗了六个菜。席间，他把一盘黄澄澄的、像是软炸肉似的菜推到我们面前，兴致勃勃地说：“别的菜都不值得吃，就这盘还有点儿意思。”

我夹起一块问道：“这是什么?”

“你先尝尝嘛！”他神秘地笑笑，仿佛等待着开宝一样。

我轻轻咬了一口，还未等嚼，酥脆的外皮先自化开了，一股鲜香的汁液溢满口腔。接着，舌尖又触到了一团细嫩滑爽的软体，霎时间早已吞进肚里去了。

“是虾吧?”妻子到底比我秀气，一边品味儿，一边细细看那咬开后里边露出的嫩白的肉。

“要不，就是鱼片?”我补充着，忍不住又夹了一块。

“我就知道你们猜不出的。”老校友十分得意地喝了一口酒，“这叫炸蛎黄，还没领教过吧?”

“炸蛎黄?”我顿时恍然大悟，断定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海蛎子了。

老校友告诉我，这是用顶新鲜的蛎子肉裹上鸡蛋和淀粉，放进滚开的豆油里，用急火炸出来的。特点是金黄酥软，外焦里嫩；吃起来汁满肉滑，余香满口，堪称此地一大名菜。

以后的好多天里，我吃什么都觉得味同嚼蜡，念念不忘海蛎子那种难以言状的鲜美。妻子一边骂我馋鬼，一边到处打听哪里能买到海蛎子，结果是一无所获。老校友劝我们别再瞎忙了，说这里从打“建革”（文革期间建立革命委员会）以后，就连小杂鱼都极难见到，更别提海蛎子了。市郊各县渔业队一律“以粮为纲”，社员工余弄点海产品亦属非法，水产公司勉强收上来一点儿，还不够走后门、拉关系的呢！上次请我们吃的海蛎子，是他在小平岛的一位亲戚偷偷摸摸弄了些，专门送进城来的。我一听，自知可望而不可及，从此断了再饱餐一顿炸蛎黄的奢念。

记得是腊月二十八的下午，天灰蒙蒙的，扬扬撒撒地飘着雪花，机关早早地放假了。我和妻子准备到附近的副食商店去买凭证供应的那儿样可怜的年货，还没出门，隐隐听见楼下院里好象有人在喊什么。虽然两层玻璃窗都关得严严实实，但我仍然敏感地从一片嘈杂的喧哗中听出“蛎子”、“海蛎子”这特别诱人的字眼儿。

“海蛎子！”我一把拉住妻子的胳膊冲出门去，“快，楼下在卖海蛎子！”

“你昏头了！”妻子大声笑了起来，“哪里会有送上门的海蛎子？神经病！”

“你听嘛！”我在楼梯口站住脚，侧着耳朵仔细地听着，果然是一群孩子互相吆喝着买海蛎子的声音。

等我们下了楼，楼门口早已围了一维人。我挤到前边一看，只见人群中间的一小片空地上，摆着一只细高的铁桶，桶口上蒙着一块早已老化了的破碎的塑料布。我指着铁桶，怀疑地问：“这就是海蛎子吗？”

“嗯呐。”

应声的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女人。她头上包着一块褪了色的花格方巾，身上穿着一件青布大襟棉袄。肩头被雪水打湿了，袖口露出了棉絮。脚上的一双黑帆布棉胶鞋，沾满了冰雪和泥水。她一手拿着一只瓷片斑驳的搪瓷碗，一手握着一把断了柄的小铝勺，黝黑、削瘦的脸上，颧骨高耸，布满了象伤疤一样明显的皱纹。

“这海蛎子怎么卖?”我问。

“三角五一碗。”

“啧啧，好贵哟！”一个年青姑娘把舌头咂得脆响。

“在早才卖五分钱一碗！”

“真敢要价儿，指着这桶蛎子给儿子娶媳妇吧！”

人群哄笑起来。一个小孩儿钻过来，一把扯掉蒙在桶口的塑料布，众人都忙把头探上去看。

“哦，真肥呢！”

“两碗就能炸一盘哩！”

“想得美，那是水发的，下锅就化罗！”

“说不定是尿泡的！”

这回笑声响得更肆无忌惮了。一个小伙子甚至弯下腰，煞有介事地抽着鼻子闻起来。

卖海蛎子的女人脸涨得通红，但却轻声嗫嚅道：“你们不买，也别这么糟践人。俺这是正经的原浆蛎子，一星水也没掺过。不信，买点尝尝就知道了。”

“我来两碗。”一个满脸络腮胡子的中年汉子带了头。

“也给我盛两碗吧，捞干着点儿。”一个没牙的老太大挤了进来，“要说嘛，也就是为了过年尝个鲜儿，要见天儿吃这个，可买不起哟！”

想买的都买了，渐渐地，人们散去了。我征询地看着妻子，妻子说：“你想买多少，就买吧！”

她这么痛快，我倒犹豫了。妻子嗔怪地白了我一眼：“不吃则已，要吃就吃个痛快！”然后问那女人，“大嫂，你还剩多少?”

那女人把勺伸到桶里搅了搅：“差不离儿有四、五十碗吧。”

“全包了吧?”妻子问我。

我不知她说的是真是假，楞着没敢吱声。

那女人高兴得嗓门儿都亮了起来：“真正大连湾的蛎子！搁阳台上冻着，吃一正月都坏不了呢！”

“我上楼拿盆去！”我乐得转身要跑。

“不用啦！”那女人唤住我，“你们真买，我给你们拎上去！”

“让他拎吧，大嫂。”妻子拦住那女人，“他有劲儿。”说着，领她先上楼开门去了。

站在门口，望着屋里那擦得锃亮的地板，卖海蛎子的女人迟疑着不肯进去。妻子推着她的肩膀：“不要紧，快进去暖和暖和吧！”

那女人把脚在门外水泥地上连跺带蹭了好一阵，才踮着脚尖，轻轻走进门去。妻子让她坐在沙发上，她躲来躲去死活不肯，最后总算坐在写字台前的藤椅上，临坐下来的时候还把椅垫子抽出来放在床上。妻子给她倒了一杯热茶，她慌忙起身接了过来，双手捧着，久久也没喝一口。

我从厨房拿来洗菜的铝盆，她把海蛎子一碗一碗地向盆里舀着。看得出，那每一碗都比在楼下卖时满得多，也实成得多。

妻子看着满盆又白又嫩、颤颤巍巍的海蛎子，竟象个孩子似地欢呼起来：“哎呀，这海蛎子多大多肥呀，真难得！”

我却有点儿不放心，小心翼翼地问：“听说海蛎子拿水一发，就更显得大了，是吗?”

妻子连忙拽了拽我的袖子。那女人却笑了：“他大哥，你多半不是本地人。这还看不出来吗？水发的蛎子，死白死白的；俺这是原浆的，清汪汪的。俺不象他们，黑着心使水发，使尿泡。俺认着少挣仨俩儿的，赚个心里踏实。”

“他呀，成天馋海蛎子。”妻子指着我说，“今天你送上门来，他倒讲究起来了！”

“讲究有啥不好呀?”那女人小心地控着桶底的泥沙： “常言说，宁吃鲜桃一口，不吃烂桃一筐。俺这蛎子啥成色，你们吃吃就能品出来啦。”

舀到最后，一共是四十二碗。那女人却偏要按四十碗算。妻子付钱的时候，她又说：“你们要是粮票有富余，给粮票也成，一斤一碗。”

我虽然来这儿不久，也很知道粮票在此地人们心中的价值。几个要好的朋友下馆子，做东的总是说：“我有粮票，我请客！”朋友之间欠几个钱倒不妨，若是借了人家粮票，那是无论如何也要及时还清的。我们刚从北京调来，还体会不到粮票的金贵，况且孩子又养在北京的祖母家里，两人吃着三人的定量，每月都有很多剩余。妻子找出一叠粮票送给那女人说：“家里就剩这五十几斤了，你在这等会儿，我再去粮站取点儿，粮站离这儿近得很。”

“不要不要！”那女人连忙数出十几斤粮票塞给妻子，“俺不能多要你们的，你们也得吃饭呀！”

妻子劝她道：“拿着吧，我们有的是粮票，常匀给邻居、朋友的。”又掏出钱放到她手里：“三角五一碗，你算四十碗，我也不客气了，一共十四元，对吧？”

那女人摇头摆手退缩着，好象妻子手里拿的是一颗正在冒烟的手榴弹。

“这咋行?俺不能再要你的钱，不能要啦！俺走啦！”她转身拎起小桶要走。

妻子拦住她说：“粮是粮，钱是钱。别说违法不违法，反正粮票不能顶钱用。”

那女人手抖着接过了钱，嘴角牵动了好一会儿才说：“这……这叫俺怎么谢你才好呀？”

“这有啥好谢的！”我看她眼圈发红，真怕她抹开眼泪怪扫兴的，便开心地说：“要不是你，我们上哪儿买这么一大盆蛎子呀？”

“这算啥！”女人用手背揉了探眼睛，“你们真爱吃，赶明儿我再整去！”

“可别啦！”妻子笑道，“这一大盆，还不知怎么吃呢?”

“哦，这蛎子吃法可多哩！”那女人展出了笑模样，加数家珍似地扳着手指说起来： “炒鸡子，炸蛎黄，下面条儿，包包子，都鲜着哪！要是有大豆磨的好豆腐，搁上肉片、酸菜、粉条一块炖，比吃火锅还强呢！”

妻子要留她吃晚饭，她高低不肯，说是要赶傍晚那趟市郊车回金州。临走，妻子又找了一副掌心粘橡胶的白线手套送给她。我这才发现，她那关节粗硬的手指上，布满了深深浅浅的血口子。我猜想，这一定是让刀一样锋利的海蛎子壳划的。

这一大盆海蛎子，竟使我们心血来潮，决定赶回北京去过年。本来，由于刚调来不久，我们写信告诉家里，春节不准备回去了。为此，两家的父母分别来信，都劝我们回去过个团圆年，我们犹豫不决。没想到，这盆海蛎子居然轻而易举地使我们下了决心，立即去买下火车票。我们多想让北京的亲人们都尝尝大连的海蛎子啊！

年三十晚上，炸蛎黄压倒了餐桌上的全部佳肴，甚至连那有着海参、鱼肚、小肉丸的名菜“全家福”也被冷落在一旁了。我父亲是在山东半岛的海边上长大的，离家四十多年，早已忘记了海蛎子的滋味。如今旧味重尝，不禁感慨万端。最吃惊的莫过于我的岳父了。他不仅认得这海中尤物，而且清楚地记得，他当年旅欧期间，一位朋友曾在利物浦的一家餐馆里请他吃过。一只特制的银盘上，六只生海蛎子摆成一朵花的形状，撤上少许的盐和胡椒，竟卖六个英镑。

“这就是牡蛎呀！”岳父用刀叉切割着一只生蛎子，“托尔斯泰写安娜的哥哥斯梯瓦请列文吃饭，就是吃的这个。”

从北京回来，刚到家，邻居家的年青媳妇就过来说，我们走这十几天，那个卖海蛎子的女人来了两趟。

“她来干什么?”妻子问。

“我问她，她也不说。光一个劲儿打听你们多咱回来。”接着，那媳妇又极认真地劝道，“她再来，可别让她进门儿啦！乡下人是无底洞，有多少也填不满哪！善门难开更难关，你们可别叫她给缠上了！”

清明节前一个星期天上午，那卖海蛎子的女人又来了。见我们在家，她如释重负似地长舒了一口气：“你们可回来啦！”进门时，她把躲在身后的一个小男孩拉到面前说：“这是俺的老疙瘩，叫强子。他俩姐姐都在队上干活儿，就他还在上学。今天放假，俺带他来认认门儿，也给我当个帮手。”

我这才发现，他们母子每人提着一只荆条编的篮子，装得鼓鼓突突的，上面盖着蓝地白花的旧包袱皮儿。

他们把篮子提到厨房，把里边的东西一样样地掏了出来。

“也没啥拿得出手的。”那女人一边往外掏一边说：“鸡蛋是自家鸡下的，地瓜是自留地种的，窖了一冬，甜着呐。这蚬子是孩子们上海滩去赶的，干豆角还是我头年秋天晒的。”我和妻子都怔住了。接着，又看她拿出一小包高粱面，一包玉米碴，还有一小捆绿油油的韭菜。

“大嫂，你这是干什么?”妻子慌得不知所措，提起地下的空篮子，要把摊在桌上的东西往回装。

那女人一把夺下篮子：“什么好东西呀？我还怕你们笑话呐！俺们渔业队，年年吃返销，这几年说是粮食自给，其实一入冬就喝稀的了。这回可好了，多亏你们给俺那几十斤粮票。大正月里，全家连着五六天吃上了干粮，连小鸡儿也见着了麸皮，打开春儿这蛋下得勤着呐！”

“那往后呢？”我忧心地问。

“往后?”她爽声爽气地说，“备不住今年来个好收成！哪能一辈子都不翻个身儿！”妻子要给她钱，她生气了，说这一分钱没花，况且也不是拿来卖的；给她粮票，她也不肯要，说：“粮票也不归你们家印，你们哪儿来那么多?”

临走的时候，强子跟他妈嘟嘟囔囔地说了些什么，我也没听清。只见那女人给了他后脑勺一下：“啰嗦什么?快走吧！”

妻子问：“大嫂，强子有什么事儿吗？”

那女人难堪地笑了笑：“哦，临出门时，我怕道儿上把鸡蛋挤被了，就扯了他一个旧作业本儿战上点。他这又要把破纸捡回去，说是背面还能打算草儿。”

妻子听了，忙从抽屉里翻出几个大笔记本，塞到强子手里。强子捧在怀里，象得了什么宝贝似的，欢天喜地地跟着妈妈走了。

从达以后，多则一个月，少则个把星期，她总要到家里来一趟。每次从不空手，不是干鲜海产，就是时令青菜。伏天里，还送来一大袋子青苞米。我们吃不了，怕放老了，分送给邻居们，都说是多年见不到的稀罕东西。快过春节的时候，她知道我们要回北京，就约好了日子，在我们临走那天，送来一桶海蛎子。一连几年都是这样。

她照例不肯要钱，我们没法子，只得买些糖果、糕点、挂面之类的东西让她带回去。有时，妻子从箱底翻出几件不穿的旧衣服送给她，她高兴得什么似的。每回来，她差不多都带着一个孩子。两个女儿都十七、八岁了，象她一样，又黑又瘦。但来得最多的还是强子，也许是她最宠爱这唯一的儿子吧。

然而渐渐地，一听到她那熟悉的敲门声，我就有些不愉快了。这种频繁的来往太占用时间。特别是星期天，对于我们这样的双职工实在是太宝贵了，而她在这里耽搁的时间也愈来愈长了。我们留她吃午饭，她己不再推辞，虽说她也帮着我们一起择菜、洗碗，但总是要有人陪着的；特别是我，越来越觉得和她没什么可说的。而她却总说到我们这儿来就象是走亲戚一样，隔些日子不来就怪想的，来了就有说不完的话。但她讲的无非是生产队又换了新队长啦；谁家的闺女结婚，要了婆家一千块彩礼啦……妻子似乎还能耐着性子跟她聊，因为总可以顺便织个毛活儿，洗洗衣服，而我却只能干坐着。后来，我索性躲到卧室里躺着看书，她倒也不计较。临走时，隐隐听见她对妻子说：“别叫他了，不用送，我又不是客。”

她请我们到她家去做客，我们答应了，却一次也没去过。她说，她家就在火车站附近，离海近极了。听说我们夏天爱洗海澡，她就一个劲儿地夸她家那边的海滩多平整，沙子多细软，再三邀我们去她家住两天。有一次，甚至专门打发强子来领我们，说是腾出了里屋的炕，还宰了鸡。妻子动心了，想去，我硬是挡住了。我真怕她家炕上有跳蚤、虱子之类。每每下乡劳动，多苦多累的活儿，都不在乎，唯独夜里身下那些小动物，令人毛骨悚然。

“你们真难请呀！”地埋怨道，“全村的人都知道俺在大连街里攀了门好亲戚，可就是请不来家，乡亲们笑话俺扯谎诓人呢！”

这几年，眼看着她家一天天地富了起来，她和孩子们的穿戴也越发齐整、光鲜了。先是有了素花布的、学生蓝的，然后是的确良的、三合一的，后来竟穿上了亮闪闪的针织弹力呢。她头上那条褪了色的棉线方头巾早已不见，换了一条晴纶拉毛围巾。虽然这穿戴和她那粗糙的手、脸并不大相称，但她的神态却是怡然自乐的。

“现在，卖海蛎子的可发横财了，连冬天带冰碴的蛎子都得一块多钱一斤呢！”望着消失在窗外的卖海蛎子的女人的身影，我自言自语着，“她可真精明，卖一上午海蛎子，还上这几来赚顿午饭！”

“别说得那么损人！”妻子拍着身上的雪花说，她刚送走那女人，“人家是特地来看咱们的。”

“怎么？”我楞住了。我一见她来，就躲进里屋看书，一直以为她是进城卖海蛎子，顺路到这儿来歇个脚的呢。

妻子告诉我，她早就不卖海蛎子了。队里的副业多得很，用苞米皮子编篮子、织地毯，卖给外贸公司出口；捞了海带草打帘子，卖给建筑公司养护水泥，可赚钱呢。听说，最近队里又办了个水果加工厂，社员的收入比前几年高多了。

我问：“那她每次带来的海蛎子，是特地为咱们下海赶的？”

“可不！人家进一趟城，来回的路费就够吃几顿饭了，谁跑这么远路来赚你一顿破饭?真够糟踏人！”妻子边收拾碗筷边数落我，“上次吃饭的时候，你问了句现在的蛎子怎么有火油味儿，大嫂听了，特地去大孤山海边赶了没味儿的蛎子送来。”

真没想到，她对我无意中问及的话竟这样认真！上几次，她送来的蛎子又酸又涩，有股难闻的火油味儿，我怀疑是她家附近新建的那个油港对海湾有污染，便随口问了问。其实，我是希望她不要再送东西了。这几年，这里的供应情况也大大地改善了，自由市场上，山鸡野兔、大虾海蟹、鲍鱼扇贝……山珍海味，应有尽有。相形之下，海蛎子在我心目中早已不象前几年那么令人神往了。

不久，妻子到北京去学习，为期半年，只剩下我一个人住在家里。我下决心自己过一段清静日子，使告诉那个卖海蛎子的女人，我现在的生活再简单不过了，一天三顿吃食堂，让她千万别再送什么了，实际上是关门的意思。然而过了一个星期，她又来了，这回不是送东西，而是托我帮她买块表。

“眼下表牌子太多，俺也不知道啥样儿的好，你就帮俺挑一块吧。”走时，她留下二百块钱，说是过些日子来拿。

这大概是几年来她头一次托付我们办的事。我虽然最怕陪着她闲坐，但对她托的这件事，还是尽力认真去办的。

我决定好好为她选购一块手表。恰巧商业局的一位朋友来告诉我，有一批查获的走私表，正在局里内部处理。他近水楼台，先得一块。我仔细一看，牌子是挺陌生的，但瑞士产的字样却清晰可见，并且又是双日历、自动、夜光，外加全钢全防。当时，这种渠道来的表尚属少见，我更是闻所末闻。一问价，只有五十块钱。我千叮万嘱让那位朋友帮我买一块，他一口答应。第二天，我便拿着从商业局领来的购表券，在指定的商店里卖到一块。我真觉得那女人有福，居然花五十元钱买到这么一块好表。这一份实惠，我以为足可以抵偿这几年她对我们的好处了。

卖海蛎子的女人来时，我把表给了她，再三说明来之如何不易。她乐得合不拢嘴，稀罕地把表放在手里摩挲着。我告诉了价钱，她惊奇得张大了嘴，说啥也不相信：“你替俺费了不少心，可不能再让你往里搭钱呀！照实说，眼下俺手头兴许比你们还宽绰呢！”

推来让去．我好不容易才把那剩余的一百五十块钱还给了她。

她再来的时候，我见面就问她表走得怎么样。她喜笑颜开地说：“跑得欢着呢，动静也大。强子他爹说，这表才好呢，走着有劲儿，保证经折腾。”

我暗暗把她的表和我的表对了一下，竟快了十多分钟！我想给她调一下，她摆摆手说：“不碍事，俺多全都是赶早不赶晚，快点好，不误事。再说，过几天，它又能慢回来，可自动哩！”

果然，她再来的时候，那表又慢了将近十多分钟。我清楚，手表不怕有规律地快或慢，就怕忽快忽慢地乱走一气，那样就是气数将尽了。

我有点担心了，连忙去找商业局的那位朋友打听，不料他愁眉苦脸地说，他的那块也犯这个毛病。这批走私表原来是冒牌货，全是尼龙机芯，寿命顶多几个月，因为是处理品，既不保修又不退换。

我头一回听说这种事，也头一回知道还有什么“尼龙机芯”。花五十块钱买了个明白，可这五十块钱，是那双布满血口子的手打海带草帘子、编苞米皮篮子挣来的呀！我忽然觉得没勇气再见她！星期天只要听到敲门声，我就慌得手足无措，我等着她哪天拿着那块寿终正寝的冒牌货来找我，然后我只得自认晦气，赔她五十块钱。有时，我也揣着一丝侥幸和希望，说不定她这块表是个例外，难道每块表都那么短命吗？

然而，两个月后，她的表不见了，我以为是提前报销了，她却告诉我是丢了：“唉！俺兴许就是没戴表的福气。那次跟船出去收海带，不如是表带断了还是昨的，反正表一秃噜就掉海里去了。回来，强子他爹瞪起眼珠，恨不得吃了我。我说，破财免灾，现在不比从前，我熬夜多打几块草帘子，多编几个篮子，五十块钱不就捡回来啦！”

我只顺着她的话开导了几句，心里却象搬掉了一座大山似地松快了。

妻子回来以后，她又向妻子诉说一遍地如何丢了一块好表。说着说着，竟难过得流下了泪水:“俺真没福呀！这么块好表，偏掉进海里了。也怪对不住他叔的，为买这块表，他费了多少心思……”

那座搬掉的大山又压了下来，我心里觉得闷得慌。

又进腊月了。我和妻子早早地难备着回北京过年。她照例来问我们哪天走，以便按时送来海蛎子。我一再表示不要她送了，说是自由市场有卖的，临走时去买些就行了。

“干啥花那份大头钱?”她象是挺生气的样子，“要是信得着我这大嫂子，就实实在在地在家等着，到时候管保给你们送来。”

我还想推辞，妻子瞪了我一眼说：“别啰嗦啦！我就等大嫂的，大嫂赶的蛎子，吃着有味道！”

她笑得满脸的皱纹都舒展了：“还是他婶儿不外道，别看都是蛎子，味道可不一样呀！”

临走的前一天，我们哪儿也没去，从早到晚，整整在家等了一天，也没见她来。

第二天，我们要乘的是下午三点半的火车。从夜里就起了大风雪，天亮也没停，反而一阵紧似一阵。我估计她不会来了。果然，一直等到吃过午饭，还没见到她的踪影。我埋怨妻子不该把话说死，至少也该有两手准备。我提议早点儿走，绕道儿去自由市场，好歹买点儿海蛎子，免得最后带不成。

妻子也显得很烦躁，但仍耐着性子说：“再等等看。”

两点多了，实在不能再等了。我们只好锁上门，乘车去火车站。迎面扑来的风雪，打在脸上，犹如刀割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