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其实，聊起咱们国家往事，最不缺的就是能人。可要说有哪个人，既能文又会武，还能在不同位置上都干得风生水起——这种“全能型选手”，不管在哪朝哪代，都是屈指可数的宝贝疙瘩。而且，大多数这样的人，往往早早就熬没了——不是被操劳榨干，就是被时代的大潮无情拍下去。可即便如

其实，聊起咱们国家往事，最不缺的就是能人。可要说有哪个人，既能文又会武，还能在不同位置上都干得风生水起——这种“全能型选手”，不管在哪朝哪代，都是屈指可数的宝贝疙瘩。而且，大多数这样的人，往往早早就熬没了——不是被操劳榨干，就是被时代的大潮无情拍下去。可即便如此，仍有人偏偏能过关斩将，“打怪升级”，最终以一生传奇收场。郑天翔，就是这样一位看起来“金刚不坏”，实际上却一路坎坷的共和国重臣。

郑天翔的起点并不算耀眼——生于绥远省凉城县（现在叫乌兰察布），那会儿的北方乡下，日子还真没多体面，家家户户都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虽说家境普通，可自小就争气：书读得溜，做事认真，在一群孩子里头算是最有出息的那个。那会儿，能在县城考上中学就算“人物”了，可郑天翔偏偏不肯止步——20岁那年，钻进了当时全国数一数二的南京中央大学，这要搁村里，不知道多少同龄人得羡慕红了眼。

可别以为这就完事了。按理说，那时读书人都只想着考功名、谋官职，能有个好差事，别过苦日子。可郑天翔想的事，却早早“跑偏”。大概也是时局乱，大人们三句话不离兵荒马乱，小孩心里头总觉得世道不公，郑天翔念书期间，满脑子都是怎么“让老百姓不再受苦”。他眼里，南京中央大学虽大，校内气氛却闷得很，上头死死压着，底下人动不得，有点“学监云集、思维冻住”的意思。没多久，他“跳槽”到了清华——这一步走得果断，后来熟悉他的人都说：郑天翔就不是个安分守弊的人，他向来愿意为理想碰壁。

清华那阵子，可不只是好好读书的人多，更有一帮敢想敢干的“闹腾分子”。郑天翔从进校第一天起，就跟几位志同道合的哥们混在一起，时常讨论怎样“救国救民”。其实，那时候，全国上下都在闹学潮，风头最劲的要数那“南开中学抗日会”，隔三差五上街游行，郑天翔和伙伴们经常跑前跑后，张贴标语、翻墙进会场。一回，他们甚至在雨夜潜进宿舍楼，偷偷放映外头带进来的禁片，讲的是东北同胞怎样被日寇欺凌。学校警告了几次，郑天翔非但没收敛，反而干得更起劲。

说到“一二九运动”，郑天翔的大名，在党员小圈子里早都有流传。他带着同学跑到北平街头支帐篷、举横幅，大冬天冻得直哆嗦，嘴里还不停喊口号。有同学没顶住，回家了，郑天翔却坚持下来。后来，老同事回忆：“那会儿他睡觉都抱着一打传单，谁叫都能立刻披衣出门。”

正是在经历这些风风雨雨的岁月，他才真正下决心从一介书生走上革命道路——从此没回头。党组织考察他，考了足足半年：组织煽动，群众演讲，甚至还让他下乡“跑基层”，每次他都咬牙挺过去。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他见家乡正北新民屯被日军洗劫，气得一晚上没合眼，第二天就带头组织北平学生南下延安，想找一条“靠自己拼命”的抗日路。他的主意不是空喊口号——到了延安，就拉着一帮泥腿子一块儿给老百姓说“抗战道理”，什么“打日本保家园”，什么“大伙儿有饭吃才是真道理”，“顶门柱子得自家人来当”。

别看宣传工作听起来“唠叨”，却是一锤一锤敲在人心上。他口才好，爱和大娘大叔开玩笑，老北方乡下话一出口，谁家都有热心肠。正因如此，陕北那一带很快冒出一批最坚决的抗日积极分子。郑天翔还被派去协助贺龙的“120师”搞地方群众联络，时常拎着几麻袋公文，每天跑破两双鞋。在党内流传一句话，说“郑天翔搁哪儿，哪儿的人心就热火着”。

抗战胜利不代表可以松口气。到了四十年代末，解放战争打得焦头烂额，郑天翔又被派回家乡。可这回，他不再只是写条口号或者做宣传。正赶上土改，老百姓穷得叮当响，少数地主欺压乡人，有苦难言。他白天主持分田地，晚上开批斗会，力求让人心顺畅，不出乱子。有回，一户六口之家因分地闹上了派出所，他干脆坐到炕头喝茶，把两个继兄说得笑出声。事后这些刚分到地的农家孩子，硬要拉着他合影，说“我们是受郑书记恩情的”。从那之后，咱家乡出了不少参军的热血小伙，比起口号管用得多。

新中国成立后，他又去包头当市委书记兼市长。当时包头灰蒙蒙的，啥都缺，连夜市都不敢摆。别人愁得掉头发，他却常常晚上也骑着自行车转街头，有时带俩小警察抓小偷——有一次就夜里徒步追贼，结果还是靠喊了一嗓子把小贼吓趴下。修路、治安、粮库、工厂——哪样都不落后。他爱琢磨事，最早拉人规划包头工矿区，后来还建起了包头第一条自来水管线。半夜醒来总要翻翻地图，口头禅是“咱不能坐着收拾烂摊子，得想着三年后、五年后什么样。”

他干得越出色，调动也越快。进了北京当市委秘书长那阵，北京正在做老城改造。有“老北京”跟他反映，拆城墙、填护城河太可惜。郑天翔那点文人脾气又犯了，搞了场“城市遗产保护听证会”，请来大街小巷的老人一块磋商，最后居然保下好几段古墙。当时有句顺口溜：“老郑要拆城，先问老太太。”或许正因为此，北京城的一些烙印才没那么快消失。

再往后，他主抓过钢铁厂的技改，又去化工厂“督工”，有一年冬天还差点在首钢工地冻病。可他硬撑，把那个最早的烧结炉亲自盯到试车成功。他关心技术青年，带头掏钱给有想法的技师租设备，就为了“让大国工匠不窝火”。谁知好景不常，“特殊时期”风浪一起，郑天翔成了“保守份子”，被关了七年。那几年，很多往日同事避开他，不敢多言。他媳妇天天盼，儿女顽皮，四处跑动。他在墙缝里写日记，不许别人担心自己，偶尔悄悄给家里带句话，说“我还好”。

时代会转过来。1975年，他从阴影中走出，仍旧干劲十足。那会儿北京搞“地铁二期”，郑天翔就带头下地道，工资和工人一样。1978年，他调去工业口子——这回可牛了，不只是轮流转，还主抓我们后来津津乐道的航天技术。东风五型洲际导弹成功发射，大伙都说“功劳归科学家”，可内行明白，没有那阵子的技术整合和体制松绑，科研人员想试飞都没地儿撒欢。郑天翔一边召开攻关会，一边逮着休班逛实验楼，偶尔还和程控专家抬杠——他说话有底气，底下人乐意听。可惜那期间鲜见媒体报道，许多往事只留在同事口中。

1983年起他又被委重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其实，说他法学家不准确，但他那股“愿拿真心对人”的劲儿，倒成了法官们的“压舱石”。法院要加新业务，他扭头拉来律师学校的老师给法官补基础。每年开会，他总让天津、福建、东北的人轮番上台讲案例，不许只听北京的。一次小型海事纠纷，他陪着下基层，和渔民一起蹲码头，边喝酱油开水边听大伙讲海上旧账。有人后来问起为何年纪大了还这么拼，他笑说：“一辈子做事，非得实心实意不可。”

到2013年99岁高龄时，老人家还会偶尔发发小脾气，说“新政策不能太快，要考虑百姓受不受得了”。他人生历经苦难，见证了太多因坚持理想而摔跟头、却始终不折服的青年——有的后来“高楼平地起”，有的却终归随风而逝。郑天翔走了，家门前那庭院老杨树下，熟识的老邻里坐着闲谈，没人再能听到他推门大嗓门唤人，倒有点不适应。

一个人，是不是了不起，其实不好说；但能在百年之间，辗转无数岗位，始终记得“要于人有益”，恐怕已经不负此生——就算世事未必总如心愿，“灯火人间”，他的名字，会留在许多人心里。有时想想，咱们以后，还会遇到这样的人吗？

来源：大事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