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唐朝建立后，经过高祖、太宗和高宗几代君主的持续推展，构建了跨越长城南北、农牧结合的异质性大型王朝，演化成汉朝以后雄踞中原重心的盛世格局。然而数十年以后，随着突厥的复兴、吐蕃的逼迫和契丹等势力的首鼠两端，这种局面遂被打破。为应对变化了的形势，唐廷构建起十节度体系

一 唐朝的典范效应

唐朝建立后，经过高祖、太宗和高宗几代君主的持续推展，构建了跨越长城南北、农牧结合的异质性大型王朝，演化成汉朝以后雄踞中原重心的盛世格局。然而数十年以后，随着突厥的复兴、吐蕃的逼迫和契丹等势力的首鼠两端，这种局面遂被打破。为应对变化了的形势，唐廷构建起十节度体系予以防边，但这也标志着其有效的(人口和地域等)控制幅度回缩到中原的传统格局之中，最终被崛起的节度使势力所削弱。这表明：安史之乱后的节度使分权及其抗衡，消解了唐朝中央一统化权威，直接后果就是节帅力量登上政治舞台，他们在弱化朝廷权力的过程中，开始筹谋自身政治权力的构筑，进而在灭亡唐朝之后演化成五代十国的伫立局面。

与此并行的，则是中原周边势力的崛起及其朝向自身政权建设道路的开辟。这就意味着：当中原“分权”取代“集权”被视为“分裂”替代“统一”成为人们关注中国“正统王朝”运作模式发生变化的同时，周边外围族属势力的崛起，也被史家视作他们受中原王朝的典范影响而引发政权意识之上升，也就是王朝“榜样”辐射式造成的结果。睽诸史实，这在世界上其他地区不乏其例，譬如西罗马帝国被哥特人攻灭之后，欧洲开始步入诸国林立之路；东罗马帝国亦为周邻“蛮族”走向强权道路开启了步伐等，都是令人铭记的典型。

在唐朝的案例里，节帅分解中央权力之后建立的权势格局，虽然带有鲜明的“藩镇”特性，但王权的复归终以北宋的建构而成型，从而弥补了中原王朝因“分裂”造成的缺憾。这固然是古人(及其禀赋此种理念的后人)看待“天下”的一根主轴，但契丹人的辽、党项人的夏乃至女真人的金，都尾随解体后唐朝的法统向中原推进，或表现出这种意愿，进而与此前匈奴—突厥系政权限于草原统辖的范围形成了鲜明对照。为什么这些政权将其拓展指向了中原?这是一个令人深思且随时代变迁而有不同答案的问题。在史事基本澄清之后，后人如何思考及其如此思想的理据和观念，就成为问题的关键了。

二唐朝解体之后的权力走向

就北部的经济生态而言，匈奴、突厥这类比较典型的游牧王朝，它们依托的生计就是畜牧产业，其他生计不足以支撑而只能发挥辅助性作用。由此经济基础决定的上层建筑，将政权的活动限定在农耕区之北方的草原，从南部获得资源以做牧业经济之补充，就成为这类政权发展和壮大自身的一种策略，这至少被学术界认可并成为主导性的认识。然而，源自草原东南部的契丹辽朝和东北纵深之地的女真金朝，其经济方式既含括了北部的游牧，又包括南部的耕作，后者更有渔猎游耕相互间杂，这使得他们的政治运作倘若仅限于北方便得不到有效的施展，南下中原遂为其重要的取向。更为要紧的是，一旦多个政权并峙的局面再现，就如同分裂时期(如魏晋南北朝)的各王朝争夺“正统”的情形那般，同样表现出争夺“正统”的必要。这个“正统”的源头就是那个灭亡了的唐朝。就此而言，唐朝的法统非但没有随着它的覆亡而丧失，反而成为后来者彰显自身地位的标识。先有中原五代十国的出场与较量，随后引发出周边势力的崛起及其参与法统的争夺，演化出从中原向周边、由内到外的王朝政治圈层式的拓展趋向，由此便超越了耕作地区推进到了广袤的草原，进而为后起之秀的蒙古势力全方位主导的王朝格局铺平了道路。

三 唐朝效应蕴含的实质

那么,唐朝典范释放的效益，也就是获得中原内外诸政权的同构，进而成为10至13世纪初叶东亚政治的主导脉络，它背后究竟隐藏了什么东西值得我们进一步追索?或者说，我们从这里能够体悟到什么实质性的意涵呢?

第一，一统化王朝的示范性效益。如同世界上的大型王朝那样，每个王朝都基于自身的建构而成熟到确立典范的时候，就能产生辐射式的影响。它强盛之时，会吸纳周边势力进入王朝体系，但也会激发另外的势力效法王朝建立自身的政权。辐射式的吸入和受其影响表现的对抗，构成了王朝与周边势力交往的基本模式。一旦王朝衰微甚至解体，它的典范作用就会激发那些仿照势力的彼此竞争，在中国这片地域，会催生出新的一统化王朝的再崛起，从而与前面的一统化王朝相衔接。

第二，“法统”的争夺意味着王朝的延续。“法统”的争夺在中国王朝表现得之所以突出，就在于这里没有为各自王朝的伫立提供合适的地理空间(即耕作地区能为大型定居政权提供广阔的空间，周边外围非耕作地带则不利于它们的有效发展；蒙古高原虽然能够施展于大型政权，但均非定居王朝，可另当别论),这与欧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诸多政权伫立的角度讲，每个王朝都要通过“法统”获得立身资格，这里边包含的“权力”的唯一和排他，就促使强者吞并弱者，结果就是一个胜出者建立的政权超越其他并兼而有之，大规模且单一的王朝就出现了。至于它以何地为基础而建构?定居广袤的(广义)中原无疑就成为坐大者建构大型王朝首选的依托，它提供的条件能够满足这样的要求，这就是中国王朝地缘特征的展现。“法统”的争夺，成为分裂状态下各个王朝相互兼并的目标，中原广阔的地域又为大型王朝的再兴提供了条件，二者之结合，就导致王朝走向延续，分裂的间隔最终被新的一统所终止。这应该是我们了解唐至元这段数百年间王朝政治嬗替的基本特征。

第三，王朝延承的实质。王朝的建构、兴衰及其随后诸王朝的再现与彼此的较量、互动，都属于历史现象。那么,决定这些现象的是什么?无疑是“(政治)权力”。它由统治集团所掌控，通过制度建设和运行机制促进王朝的运作。在我们讨论的范围之内，唐朝解体后权力运行的掌握者，既落到了中原汉系人群(统治集团)的手里，也被周边非汉系(胡系)的统治集团所把控，这决定了他们建立政权的多样化和控制幅度的地区化，而其分化则取决于这些政权依靠的经济基础存在着耕作、游牧、渔猎游耕的差别。于是，“权力”—“胡汉族群”—“地域”就成为我们理解这段中国王朝政权走向的三个核心要素。

在这三个要素中，“权力”是决定性的力量，但权力出自群体，也就是说人群是其母体，胡汉群体的复杂及其分合也决定了权力的大小与分合；然而群体依托于地缘环境，这些群体的胡汉之别，由生计形态的差别所导致。于是，可以这样理解三者的关系：不同的经济方式决定了人群的胡汉之别，人群的复杂及其分合的关系决定着权力的大小与分合，而权力的走向则通过王朝国家这一载体而展现。三者之间逐级构成因果关联，即从基础出发，由此决定着权力的“上层建筑”。这就是我对这一问题的理解。

原文载《理论与史学》第九辑，注释从略，转引请参原文。

采编：张雅淇；审核：胡楚清

来源：民族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