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3月22日，由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举办的“《龚书铎文集（六卷本）》出版学术座谈会”在英东学术会堂召开。《龚书铎文集》编委会成员、龚书铎先生亲友、中华书局、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首都师范大学等团体和单位代表，以及光明日

3月22日，由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举办的“《龚书铎文集（六卷本）》出版学术座谈会”在英东学术会堂召开。《龚书铎文集》编委会成员、龚书铎先生亲友、中华书局、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首都师范大学等团体和单位代表，以及光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报等媒体记者参加了会议。开幕式由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院长刘林海主持。

《龚书铎文集》，龚书铎 著

龚书铎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教育家，《龚书铎文集》是其学术成就与人生思想的集中体现。文集编纂工程自2020年12月启动，历时五年，由北京师范大学原党委副书记和副校长、四部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主任、历史学院教授郑师渠担任编委会主任，龚书铎家属协力收集、整理和编校。《龚书铎文集》日前由中华书局出版印行，文集按照各篇文章内容、性质，汇为《中国近代社会与政治》《中国近代文化史论（上）》《中国近代文化史论（下）》《求是室序跋》《文史散论》《戏剧漫谈 师友杂忆》六卷，总计约210万字。该文集是对龚书铎学术人生的首次系统回顾与总结，全面展示了他的史学思想成就、理想信念情操、教书育人经验及个人兴趣和人格魅力。

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组织部部长张雁云，中华书局副总编辑张继海，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刘家和在开幕式上先后致辞。

张雁云指出，龚书铎是我国新时期中国近代史和近代文化史学科的领军人物，学养深厚，成果丰硕，由其主编、总主编、名誉总主编的《清代理学史》《中国文化发展史》《中国文化通史》，是改革开放以后较早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内生动力着眼，探索中国文化及其近现代化历史进程的标志性成果，这些成果从价值理性和历史理性维度，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科学的学术研究路径探索与指引；希望《龚书铎文集》的整理和出版，能够推动我国历史学界更好地传承和发展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开创的学术事业，总结治学经验和学术成就，弘扬学术精神和师德风范，为学界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赓续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做出应有的学术研究贡献和思想理论贡献。

张继海回顾了龚书铎与中华书局自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启的深厚情谊，肯定了龚书铎为推动新时期中国教材体系建设和学术出版平台搭建所做出的卓越贡献。上世纪70年代龚书铎与李侃、李时岳等合作编写和主持修订的《中国近代史》，是学界公认的改革开放以后影响最大的中国近代史教材，上世纪80年代龚书铎作为主要组织者召集和编辑筹办“中华近代文化史丛书”，首批收录钟叔河《走向世界：近代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钱钟书生平唯一一次“主动愿为作序”。

年逾九旬的刘家和以视频形式祝贺文集出版，并回顾了龚书铎与自己1952年共同毕业留校任教所结的“同年”情谊，指出龚书铎不仅是卓有成就的历史学家和桃李满园的教育家，还是有深度专业素养的文艺评论家，这都体现了龚书铎素来葆有深厚学养与社会关照。随后与会专家学者合影留念。

会议座谈交流环节，由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李帆主持。

郑师渠代表编委会介绍了《龚书铎文集》克服疫情等诸多挑战，始终不渝坚持以精品力作高标准开展编纂工作的具体历程，并对编纂过程中涉及的手稿释读、遗稿整理、文章选取、引文核对、年代事辑考证、体例规范、卷册样式等宏观和微观细节进行说明。文集还附录《龚书铎先生学术年谱》《龚书铎先生指导的研究生学位论文存目》两种，以便读者和研究者更全面了解龚书铎的教学科研活动与学术人生轨迹。郑师渠尤其指出，龚书铎不是传统意义的书斋式学者，而是秉承马克思主义思想，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和社会批判精神。文集文本不仅可以为学界提供丰厚的学术研究资料，而且对于助力当代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中立德树人的强化，科学研究中畸形量化学术风气的扭转，培养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都是一笔丰富的历史遗产。

随后与会专家学者发言，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历史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张海鹏高度赞扬龚书铎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重大问题上鲜明的政治立场，将文集中的文字比喻为“木铎金声”，指出这些文字值得后辈认真学习参考。

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瞿林东将文集出版称为学界盛事，认为龚书铎的文化史研究，并非追逐西方时髦理论，而是以社会和政治为基础，有着持久的生命力和时代感。中国历史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研究员夏春涛追忆龚书铎34年前作为“座师”参与其博士论文答辩的场景，并对老一辈学者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交谊颇有感怀，指出上世纪80年代龚书铎作为文化史研究的引领和开拓者，已经对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与文化强国战略有所预流。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房德邻也指出龚书铎开拓文化史研究的同时，同样重视政治史及相关重大问题研究，如1983年龚书铎在《光明日报》发表的《戊戌新文化运动述略》便是典型结合的例子。

中国历史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湖南师范大学特聘教授、研究员郑大华提及龚书铎对其治学做人的三点重要影响：做学问要持之以恒，做学问要厚积薄发，做学问要守正创新。尤其是龚书铎坚持唯物史观基础之上的“守正”，不作“墙头草”的风骨，以及对学生不同观点的开放和包容，值得后辈铭记和怀念。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欧阳哲生回忆了与龚书铎数次交往的历历场景，以及龚书铎对其学业的帮助和积极影响。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梁景和认为文集出版对于保存老一辈学者的学术遗产以及研究相关学术史很有意义。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郭双林就如何继承和发扬前辈学者的治学创新精神，如何推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学术自由发表见解。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黄兴涛提出文集中收录的很少跟学生提起的“戏剧漫谈”内容，尤其体现龚书铎的渊博如海和谦虚低调；同时指出，龚书铎早期的戏剧研究训练已经受师长如白寿彝等影响，体现出宏阔和细致的研究格局，这为其改革开放以后转向文化史研究提供重要基础，也即龚书铎新时期的学术战略转向，既是收缩至文化史，也是扩展至戏剧以外的文化史。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朱浒回忆了龚书铎对于学界否定既有研究传统，过度标榜西方理论、追逐时髦方法的委婉批评。

中华书局原副总编辑、编审李占领表示龚书铎和李侃、陈铮等交谊深厚，中华书局责无旁贷承担文集出版工作。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杨共乐认为龚书铎在理论、方法和实践上有着鲜明的政治立场，坚持原则，不跟风不媚俗，勇担社会责任，对于纠正历史虚无主义的多项建议被中央相关部门采纳，同时龚书铎有着极高的领导组织能力和学术战略规划能力，从事有组织科研活动，是有系统性学术著作的大先生，对我国相关学科学术体系、学科体系、教材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贡献巨大。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研究员耿向东同样指出龚书铎极强的学科规划能力，称之为领航把舵者，同时又淡薄谦虚，曾一度辞让组织部门推荐的北京市优秀共产党员名额，这体现出老一辈学者高尚的道德文章风范。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昭军回顾了龚书铎藏书由张萍子老师无偿捐献给历史学院先生书库的场景，龚书铎生前以书为伴、教书育人，希望这些珍贵资料在学院的安排下，能够在下一代学生中把知识财富传承，产生更大作用。

最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邱涛回顾龚书铎的教诲对于学生辈受益匪浅。

各位专家学者深切缅怀龚书铎的学术历程，温馨摭忆龚书铎在与师辈、同辈及后辈日常生活交往中的风谊感人画面，共同研讨和展望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以及如何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等重要相关议题。与会专家表示，将继续发展好、传承好老一辈学者的高风亮节和学术事业，更加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建设与历史文化传承作出应有贡献。

参加会议的还有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徐畅，以及相关院系在站博士后、在读博士生代表等。李帆最后作总结发言，并对与会嘉宾以及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和中华书局协力出版《龚书铎文集》表示感谢。中午十二时许，《龚书铎文集》出版学术座谈会圆满闭幕。

与会者合影

（转自北京师范大学新闻网2025年3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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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导师龚书铎先生

著名历史学家龚书铎先生主要学术思想言论汇集

中国近代史和近代文化史研究的高峰

《龚书铎文集》

龚书铎 著

16开 精装

简体横排

978-7-101-16889-1

880.00元

内

容

简

介

本文集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家、教育家龚书铎先生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主要学术成果、序跋、文史教育类短文、戏剧影视评论、以及师友回忆录和学术访谈等内容汇编，由龚门弟子和家属共同收集、整理和编校，郑师渠担任总主编。文集依各篇文章性质、内容分为《中国近代的社会与政治》、《中国近代文化史论》（上）、《中国近代文化史论》（下）、《求是室序跋》、《文史散论》、《戏剧漫谈 师友杂忆》六卷。该文集是对龚先生一生学术人生的整体回顾与总结，集中反映其史学思想与成就，全面展示了他的治学育人经验、个人兴趣及人格魅力。

作

者

简

介

龚书铎（1929—2011），福建泉州人。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原教授、博士生导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代史和近代文化史学科的领军人物。曾担任第三、四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中国历史组副组长、中国史学会副会长、北京市历史学会会长、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学术委员。

编

辑

推

荐

☆ 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龚书铎先生学术人生的回望与总结。

☆ 首次汇集龚书铎先生主要学术思想和言论。

☆ 龚门弟子和家属协力收集、整理和编校，郑师渠先生担任总主编。

☆ 精装函套，版式精美，端庄典雅，体验感较好。

我的导师龚书铎先生

郑师渠

龚书铎先生是当代著名史学家，对于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贡献突出，特别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代文化史的学科开创有筚路蓝缕之功。学术界回顾反思中国近代史、近代文化史研究，龚先生是无法避开的人物。龚书铎先生学养深厚，成果丰富，而且社会交际面广。他所留下的文字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可以作为研究当代学术史的资料。2024年龚门弟子组成编辑委员会，和家属共同编辑整理的《龚书铎文集》，近期由中华书局出版。在文集出版之际，节选编辑委员会主任郑师渠先生的一篇追忆文章，讲述他的个人经历，缅怀龚书铎先生。

一 初识龚书铎先生

我最初认识龚书铎先生，不始于随他攻读博士学位，而始于读本科之时。1965年我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第二年便赶上了“文化大革命”。课是不上了，停课闹革命，学生和老师一起参加运动。这也使大家有机会认识了给我们授过课之外的全系所有教职员工，尽管这种认识更多仅是认识而已，远谈不上熟悉。龚先生正是属于这一种。

当时，他住在四合院集体宿舍，不到40岁，还很年轻，至多是中年，身体瘦弱，沉默少言。与其他老师相较，老成持重的模样，与其实际年龄不相称。……学生之所以关注他，是因为听其他老师们介绍，龚先生很有才华，尤其是他的戏剧评论很有名气。“文化大革命”前他所写的关于现代戏《芦荡火种》(即后来著名的革命样板戏《沙家浜》的前身)的剧评，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算是高峰，颇为轰动。有校外人来系里找他，问：“温陵教授在不在？”回答是：“我们这里没有温陵教授。”后来才搞清楚，“温陵教授”不是别人，原来就是龚先生。他是泉州人，泉州又称“温陵”，他以此作为自己的笔名，难怪系里同事多不得而知了。所以，大家既是好奇，也是钦佩。

……

当时，遵照中央指示，北师大69、70两届学生(时北师大本科是五年制，即一二年级学生)延期毕业，留校继续搞运动，即所谓“抓五、六”。1972年这两届学生终于也毕业分配了。……我很幸运，毕业后与其他五位同学一起被留在了系里。这时我结婚了，学校没有分配宿舍，就暂住在西南楼四层东边南头的第二间屋子。很巧，南头第一间就是龚先生的临时居室。我们有缘成了邻居，彼此打招呼的机会多了，但也仅此而已。不久，我的工作被具体分配到了中国近代史教研室。一天龚先生第一次到我们屋里来，手上拿着两本书，一本是范老的《中国近代史》，另一本是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让我先看看，也没多说什么。那时学校还没有恢复招生，清查工作还在进行，教研室实际上并没有活动。但我理解，这毕竟是代表教研室正式收我了。“师傅领进门，修身在个人。”龚先生就是领自己进入中国近代学术园地的“师傅”。

二 龚书铎先生的言传身教

实际上，直到1976年打倒“四人帮”，并恢复高考之后，随着改革开放的展开，高校才普遍逐渐地回到了教学与科研的正轨。龚先生先是任教研室主任，1983年复接替白寿彝先生，接连两届出任系主任。同时1979年开始带硕士生，1986年他和刘家和先生都被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授予了博士生导师资格，属于所谓的“前三批博导”。……当年要招生，只有两个名额，而教研室有三位青年教师，除了我之外，还有房德邻与史革新。大家都希望能有机会跟龚先生攻读博士学位。按教育部规定，报考博士生的年龄不能超过40岁，我与房德邻的年龄都接近了，史革新比我小3岁。龚先生与方约翰先生商量，决定第一年先招我们两个，史革新缓一年。两位先生是考虑到了学科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对我们年轻人的关爱。这一年，我与房德邻如愿以偿，通过考试成为龚先生的入门弟子和最早的两博士生。我是幸运的。房德邻与史革新他们二位都是先拥有了硕士学位，再攻博士；我则是越过硕士阶段，直接攻博。当时69、70届和我同时留校的有相当一批同志，唯独我有机会完成了博士学业（中文系后来也有一位拿到了博士学位，但那是多年以后的事了）。所以，我十分感谢龚、方两先生给了我这一难得的机会。在职取得博士学位，对我以后人生的道路与事业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

与白寿彝（左一）、赵光贤（左二）、何兹全（左三）、刘家和（左四）合影

此期我常去龚先生家，有时是专门请教，更多的时候并无目的，随意坐坐而已。他有一间约十平方米的书房，三四个书橱。能有专门的书房这在当时多数教师中，都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事情，自然更令我们青年教师羡慕不已。

龚先生跟学生谈话，通常比较严肃，不苟言笑。后来不少学生跟我说，到先生家里去心里总紧张，不敢放松坐着，屁股只坐半拉椅子。先生不怎么说话，语速慢，偶尔说两句便停了，中间便是过长的沉默。但是，当你觉得需要说些什么的时候，他突然又张口说了，你便只好赶紧打住，听先生说。这增加了紧张感，使谈话不甚流畅。据说史革新也有这种心态。其实，这部分也与学生个人的性格有关。例如，像孙燕京、宋小庆，他们在龚先生面前就很放松，并不觉得拘束，甚至还可以表现得“没大没小”，逗着先生乐。

我也倒没有这种感受。这可能是因为这几方面的原因：一是当时我还不是龚先生的学生，而是青年师，年龄不一般；二是我们毕竟相处很长时间了，彼此很熟了；三是我们是福建老乡，尽管福州人、泉州人，方言不同，彼此不能用本地话沟通。张老师（龚先生夫人）她们来京时，正赶上了唐山大地震，我们两家在西操场搭的地震棚挨在一起，成了邻居，鲁瑜与张老师及孩子都非常熟悉。后来我们女儿结婚，龚先生和张老师还送了礼物。由于这多方面的原因，我的心态自然会与年轻的学生不同。

那时整个学界的气氛也好，没有现在这样多的各种量化考核、评审评奖之类，也没有现在这样的急功近利和所谓的“竞争”心态，教师多少还有几分闲情，可得以彼此串门，从容把谈。现在这些都成了奢侈品了。与先生交谈的内容，因时间长了，变得模糊，只记得主要有这几方面：

一是聊晚清掌故。龚先生读书多，知识面宽好谈一些掌故，如曾、左、李逸事；清季官场趣闻；李慈铭日记；漕运及淮安之繁华，等等。他的记忆力极好，细节都记得很清楚，娓娓道来，饶有兴味。

二是聊学界与学术。他谈到本系的沿革，从陈垣老校长以来的学术传统，谈到白先生、赵先生与何先生的治学成就与不同风格；谈到近代史学界的名家名作，如他对王庆成先生的太平天国史研究有高度评价，特别提到后者有关太平军攻占永安的一篇论文，实为佳作。他对章开沅、林增平先生论近代资产阶级的几篇名作，十分欣赏，以为很重要。他尤其佩服林先生与别人讨论问题，反驳对方观点，机智而有力。他感慨胡思庸先生之厚道与戴逸先生之好脾气，佩服李文海先生之善于讲话，如此等等。

三是聊治学方法。龚先生强调学风必须严谨，主张独立思考，对学界极少数人好跟风，什么东西热闹，容易发文章，就写什么文章。或者没有自己的观点，见风使舵，怎么说都可以，以为媚俗。

他认为，一篇好的学术论文，当是体现史料、理论、文字三者俱佳的统一。仅有理论，缺乏扎实的史料，是空论；仅有史料，缺乏理论说明，是少深度；二者虽好，文字欠佳，人家读不下去，则行之不远。

对于史料，他强调看第一手资料，转引的材料一定要核对原文。他讲了一个故事：某人不愿看到别人转引自己文章的引文却不注明出处，便故意在引文上出点错。结果某人转引了，那个错依然在，出了洋相。此人的做法虽有点损，但说明了核对原文的重要性。

龚书铎先生在查阅史料

他主张写文章要平实，包括观点、用词、提法都要平实；不赞成研究什么就偏爱什么，或说过头的话，堆砌华丽辞藻，不恰当地照搬新概念新名词，华而不实，让人看不懂。

他常说，文章不惮改，写好后不妨放在抽屉里一段时间，作“冷”处理。再拿出来看，就容易发现问题，可以作进一步修改。他后来看研究生文章，就很注意上述的问题。一个标点用错了，都要勾出来，让你改过。

在科研的量与质关系上，他以为要有一定的量，尤其是年轻人应多写文章。没有一定的量，不去写文章，所谓质也无从谈起。但质量相较，质是主要的。他说，好的文章不在多，有几篇有影响的文章，学界可能就记住你了；而量再多，文章没有影响，同行也未必记得住你。

他主张研究历史的人，知识面要尽量宽些，但在研究的问题上，面又不能太宽了，因为人的精力有限。至少在一个时期，最好集中于某个方面，天女散花式的什么都搞，什么都写，搞得太杂，形不成专长与重点，别人甚至都不知道这个人是研究什么的，就很失败了。“文化大革命”前他对戏剧的研究已小有名气，家里订有全套的戏剧杂志；但“文化大革命”后却全然舍去，将全部精力集中到了近代史学科的教学与研究上来，并且做出了公认的学术成就。这大概也正是出于上述学术战略的思考吧。

在具体写作技巧上，龚先生也说了不少自己的心得。例如，他说：“文章不能写得太细太密。”多少年后，一次偶然的机会，我遇到了一位曾在胡乔木身边工作过的老同志，他佩服胡乔木同志真是写文章的高手，其中讲到胡曾对大家说：“写文章不能写得太细，就像砌墙一样，多少得留点缝，给人以喘气的地方。”这与先生的意思显然是一样的。足见它是会写文章人的共同心得。只是，此话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唯有“心知其意，传乎其人”了。换言之，需要在个人写作的实践中去慢慢体会。这些都是在随意聊天中不经意说到的，虽然不系统，但对当时的我来说，却受益匪浅。

龚先生为年轻人成长倾注了许多心血，其中包括花费大量时间帮他们看稿子，提修改意见。我的尤其是早期的许多文章都曾请先生帮忙看过，占用了他不少时间。《近代中西文化论争的反思》是早年我与史革新老师合作的一本小书，龚先生就帮忙看稿，提出了许多很好的修改意见。

为青年学者著作写序手稿

记得是那年三四月间的一天下午，四点来钟，我有事去了趟先生家。一进门就看见先生坐在客厅南边靠窗的藤椅上，身上披着件黑色的棉袄,正在埋头看我们的一大摞书稿。北京初春的天气还相当冷，却已停了暖气。先生住一楼，本来光线就差，加上那天是阴天，还不到开灯的时候屋里就更显昏暗阴冷。张老师说，先生这几天感冒了，还没好利落。看着瘦弱的先生病中还在抓紧帮我们看稿，当时我深受感动。此情此景：瞬间定格在了我的脑海中，今日忆起，犹在眼前。我想到了熟悉的格言老师似蜡烛，点燃了自己，照亮了别人。后来我也常为研究生甚至毕业多年的学生看稿子，哪怕再忙，我也宁可将自己的事放一放，尽量抓紧时间看，生怕误了年轻人的事。这是先生言传身教的结果。

龚先生指导的研究生为数不少，每个学生的学术观点不可能都与他一致。他很开明，充分尊重学生的意见，从来不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学生。这一点我有亲身感受。我的学位论文《国粹·国学·国魂：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出版后曾寄给北京大学的张寄谦教授，请她批评。她很快给我回信，除了充分肯定之外，其中说道：从龚先生的序文看，导师对你书中的观点似乎并不认同。她说得不错，龚先生在序中很委婉地表示，自己并不完全赞成作者对于章太炎、刘师培等国粹派的评价，以为有拔高之嫌。但在论文写作的整个过程中，我从未感觉出先生与自己的观点有分歧，更不用说因此会感到压力了。这恰恰反映了他的学术民主，而在序中不隐瞒这一点，这又正符合他真诚的为人。这令我很感动。

……

三 为学求实、为人求真

龚先生是个讲原则的人，他性格上耿直不阿，也表现在这方面。他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这在近代史学界，人所共知；但也因此常被误解，甚至挨骂。对此，他知道，但不以为意。其实，这对他是不公平的。第一，他是真心诚意相信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几十年如一日，初衷不改……能坚持才是难能可贵。第二，既讲思想自由，作为学者，他坚持自己的信仰，持之有故，何错之有？第三，他的学术观点，可供讨论，不应简单抹杀。例如，他不赞成一些人以随意的“假设”代替严肃认真的历史研究，进而提出诸如“辛亥革命搞糟了”，不如保存清政府更加有益于中国；革命不如改良，孙中山不如袁世凯，如此等等。他在《“假设”的历史》一文中写道：

这种种假设，不仅无益于历史研究，而且会产生误导，使一些对中国近现代史不甚了解的人产生误导，以致思想混乱。历史是昨天的现实，无论是从时间上，还是从空间上看，它都是一个无法更改和逆转的客观存在。历史学正是以这一客观存在为研究对象的。史学工作者的任务是认识、解释历史，不能编造、臆想历史。对于任何一个在人类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事件无论是好是坏，其所要着力研究的是它发生、存在的原因和所产生的作用，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而不能由研究者主观地去为已经发生的历史进程另行设计一套方案。历史没有也不可能按照后人为它设计的道路回过头去再起一遍。

他说的这些话，平实得很，严肃的学者，有谁会认为不对？我在第五届全国青年史学工作者会上，曾说道：学术发展当是坚持继承与创新的统一，在史学研究的理论指导上，也应当是如此。青年学者很注意吸收运用当代西方各种社会科学包括史学的理论来丰富自己，这是对的，也是年轻人的优势之一。但是，也要注意，前辈学者坚持唯物史观取得了杰出的学术成就，说明唯物史观有自己不可替代的价值在，不容轻忽，也应当加以继承。唯物史观的许多基本观点并未过时，例如：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观点；关于世界的事物存在普遍联系与互相影响，必须从长时段和总体上综合和观察问题的观点；以及强调辩证的观点，如：当一种历史因素一旦被其他的，归根结底是经济的原因所造成的时候，它也影响周围的环境，甚至能够对产生它的原因发生反作用，诸如此类的精辟论述，至今对于我们研究历史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当是显而易见的。唯物史观不是封闭的，它与我们借鉴和吸收当代西方各种新的理论并不矛盾。我想自己的这些观点，与先生是相通的。孟子说：“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对于包括龚先生在内的一些老一辈学者，坚持唯物史观，我们当抱应有的敬重。

龚先生终于离开了我们。这位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从事近代史教学与研究近六十年，桃李满天下，成就有目共睹。抚今思昔，作为自己的导师，我对他，永怀感恩之情；作为正直的学者，我对他，永怀敬意。

来源：中华书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