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杨姐，这是刘县长特意留给你的礼物，他说这些年辛苦你了。”小孙递给我一个精致的红木盒子，眼神闪烁。

注明:本文情节存在虚构，如有雷同实属巧合

“杨姐，这是刘县长特意留给你的礼物，他说这些年辛苦你了。”小孙递给我一个精致的红木盒子，眼神闪烁。

我接过盒子，感觉有些沉甸甸的。“刘县长已经被带走了，还记得给我留东西。”

“姐夫说你会明白的。”小孙压低声音，“这盒子最好不要让别人看见。”

走回出租屋的路上，我紧紧抱着这个盒子。九年的辛劳，换来的是这个神秘礼物。打开锁扣的那一刻，我浑身颤抖，眼前的东西让我如坠冰窟。

01

我叫杨秀英，今年四十五岁，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村女人。

九年前，家乡遭遇百年不遇的大旱，庄稼颗粒无收，全村人都陷入了困境。我爹娘年纪大了，孩子还在上学，一家人的生计全靠我一个人。

村长找到我，说县城有份工作，是去县长家做保姆，问我愿不愿意去。

“县长家？”我心里一惊，“那不是大官吗？我一个没文化的农村妇女，能行吗？”

“这是个机会，”村长拍拍我的肩膀，“县长家工资稳定，你还能攒些钱，供孩子上学。”

就这样，我收拾了简单的行李，坐上了去县城的班车。

记得第一次站在那栋三层小洋楼前面，我的腿都是软的。宽敞的院子，雕花的铁门，还有门口停着的黑色轿车，处处彰显着与我农村老家的不同。

接待我的是门卫老李，他态度还算客气：“你就是新来的保姆吧，跟我来。”

我低着头，提着自己的布包，跟着他穿过一条长长的走廊。走廊两侧墙上挂着很多照片，有穿着西装的县长在各种场合讲话，也有他和一些我认不出的人握手的照片。

县长姓刘，刘志远，五十多岁，方脸，浓眉，说话声音洪亮。他妻子叫孙美玲，是县一中的副校长，比刘县长小几岁，眉眼精明，举止优雅。他们有个儿子，在国外留学，家里到处都是他的照片。

“杨秀英，以后你就负责我们家的家务，”刘县长坐在沙发上，头也不抬地翻看文件，“要求很简单：做好自己的工作，看到的、听到的，都烂在肚子里。”

孙校长从我的简历上抬起头来：“你以前没做过保姆？”

“是的，但我家务做得好，学东西很快。”我紧张地回答。

“行吧，试用期一个月，工资每月两千，包吃住。如果合格，正式工资两千五。”孙校长说完，叫来了之前的保姆带我熟悉环境。

这个家，比我想象的还要大很多，光打扫就是个大工程。厨房里各种调料和厨具一应俱全，客厅里的大理石地面光可鉴人，书房里满是我叫不上名字的书，甚至还有一个专门的茶室。

第一天晚上，我躺在保姆房的床上，望着陌生的天花板，心里五味杂陈。两千块钱对农村人来说是笔大数目，可我得离家那么远，还得提心吊胆地伺候这些大人物。

不过，既然来了，就得好好干。

02

县长家的生活，名头上是保姆，实际上更像是个全能工。

每天早上五点起床，先给县长准备早餐。刘县长喜欢喝粥，讲究各种杂粮搭配，还要配小菜。孙校长则喜欢西式的，面包、煎蛋、煎培根，她说这样吃更有营养。

送走他们后，我开始一天的清扫工作。三层楼，每个角落都不能放过。刘县长特别注重卫生，经常用手指轻轻一划，看有没有灰尘。

中午，通常只有孙校长回来吃饭，有时连她也不回来。晚上，我得准备一桌像样的晚餐。刘县长经常带人回来吃饭，提前打电话让我多准备几个菜。

刚开始那段日子，我几乎天天流泪。农村的活再累，好歹有乡亲们抬头不见低头见，这里虽然是大房子，却只有我一个人忙忙碌碌。

有一次，我不小心把刘县长最喜欢的茶杯打碎了，吓得浑身发抖，以为会被赶出去。谁知刘县长只是看了一眼：“下次小心点。”

随着时间推移，我渐渐适应了这个家，也摸清了刘县长夫妇的习惯。刘县长喜欢什么菜，哪件衣服该搭配哪条领带；孙校长喜欢什么洗发水的香味，睡前要喝温水泡枸杞。这些细节，我都记在心里。

工资按时发放，我省吃俭用，每个月能寄一千五回家。老家盖了新房，儿子成绩越来越好，听说有希望考大学。这些都是支撑我继续在这个家做下去的动力。

一年后，我已经完全融入了这个家庭的节奏。刘县长夫妇似乎也接受了我，有时出差回来会带些土特产给我，叫我“小杨”。

二年后的一天，孙校长突发高烧，刘县长正好出差在外。我守在她床边，三天三夜没合眼，端水喂药，擦身降温，直到医生说她已经脱离危险。

刘县长回来后，破天荒地对我说了声“谢谢”。

从那以后，我在这个家的地位似乎有了微妙的变化。他们开始相信我，甚至在我面前讨论一些家庭事务。我明白，这不是平等，而是他们终于把我当成了家里的一部分，就像一件可靠的家具。

03

第三年的时候，我开始注意到一些不同寻常的事情。

刘县长经常在深夜接待来访者，有时甚至凌晨两三点还有人登门。这些人大多西装革履，手里提着精美的包装盒。他们说话声音很低，总是在书房里谈，谈完就匆匆离开。

有几次，我起夜时无意中看到刘县长在书房里打开保险柜，里面满是整齐码放的现金和文件。

一开始，我以为这是官场上的正常交往，后来才慢慢意识到有些不对劲。

一天晚上，我在收拾餐桌时，听到刘县长在电话里说：“那块地没问题，手续都办好了，下周就能动工。”

紧接着，我又听到他说：“价格就按我们说的，一亩五十万，这个数字谁也别提，明白吗？”

我手一抖，差点打翻汤碗。五十万一亩？我们村最好的地也就几千块钱一亩。

从那以后，我变得更加小心。表面上依然勤勤恳恳地做着家务，心里却记下了许多不该知道的事。

有一次打扫书房，我发现垃圾桶里有几张纸条，上面写着一些数字：300万、120万、85万。这些数字大得吓人，我一个月的工资在这些数字面前，连个零头都算不上。

刘县长似乎察觉到了什么，开始留意我的一举一动。有时我在打扫时，他会突然出现在门口：“打扫完了吗？”

我总是低着头：“马上就好，您有事尽管吩咐。”

他盯着我看几秒，才转身离开。

第四年的一天，县里来了巡视组。刘县长连着几天都很晚回家，脸色阴沉。我注意到他经常深夜在书房里销毁文件，保险柜开开合合。

巡视组走后，刘县长松了一口气，但他变得更加谨慎。他警告我：“小杨，记住，这个家里的事情，只有我们知道。”

我连连点头：“县长放心，我明白的。”

但我真的明白吗？我只是个没文化的农村妇女，却被卷入了一个越来越复杂的漩涡。

每次回老家探亲，看到村里人还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我就会感到一种莫名的羡慕。他们的生活简单而纯粹，不像我，每天都生活在一个充满秘密的家庭里。

儿子考上了大学，我本该高兴，却总觉得有一块石头压在心头。

第五年，我注意到刘县长开始频繁地更换手机。有时一个月换好几个，又或者同时使用两三部。他还养成了一个习惯，每次通话完毕都要检查一遍窗外和门口，仿佛担心有人监听。

一天晚上，我正在厨房准备晚餐，刘县长带着一个中年男子进来。那人一身西装，手里提着一个黑色公文包。

“小杨，你先出去一下。”刘县长吩咐道。

我点点头，转身离开。走到门口时，我鬼使神差地回头看了一眼。那人正打开公文包，里面整齐地码放着一叠叠现金。

我赶紧低下头，装作什么都没看见。但那一幕，已经深深印在了我的脑海里。

第六年，儿子大学毕业，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他劝我不用再做保姆，可以回老家休息。但我犹豫了，这些年攒的钱虽然不少，但老家能做什么呢？而且，刘县长家的工资已经涨到了三千五，对我来说是笔不小的收入。

更重要的是，我已经习惯了这个家，习惯了每天的忙碌，习惯了刘县长夫妇的脾气和秉性。离开这里，我反而会不适应。

所以，我选择留下来。

04

第七年的一个雨夜，发生了一件事，让我对自己的处境有了更清醒的认识。

那天晚上下着大雨，刘县长匆忙出门，临走前交给我一个任务：“小杨，明天早上八点，会有人来拿一个包。包在我书房的茶几下面，你到时候直接给他就行。”

我答应着，心里却有些疑惑。刘县长从来不让我经手这种事情。

第二天早上七点半，门铃响了。我开门一看，是个陌生男子，西装革履，头发梳得一丝不苟。

“你好，我是来取刘县长的东西的。”他说。

我有些迟疑：“可是刘县长说八点。”

“我正好路过，想早点取，有问题吗？”他笑着问，眼睛里却透着一丝锐利。

我不敢多说什么，去书房取了那个包。那是个普通的公文包，不重，我猜里面应该是文件之类的东西。

刚要递给他，电话响了。是刘县长打来的。

“小杨，包给人了吗？”

“正要给，这位先生刚到。”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把电话给他。”

我把电话递了过去。那人接过电话，只说了几个“是”字，脸色变得难看起来。他把电话还给我，默默离开了。

刘县长在电话里告诉我：“小杨，以后有人提前来取东西，无论他说什么，你都不要给。等我的电话确认。”

挂了电话，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差点犯了大错。

那天晚上，刘县长回来后，反常地给了我一个红包，里面是两千块钱。

“小杨，你在我家这么多年，我很放心你。今天这事处理得好，这是小小心意。”

我接过红包，心里却不是滋味。这钱，是封口费吗？

从那以后，刘县长开始让我经手一些事情。有时是接收包裹，有时是传话，有时是安排一些特殊的饭局。我成了他的一个小小助手，却不知道自己在参与什么。

第八年，我老家的父亲生病住院，需要一大笔手术费。我请了假回去照顾，临走前，刘县长破例提前给了我一个月的工资。

“有困难随时打电话，”他说，“你这么多年为我们家付出很多，这点小事我还是能做的。”

在医院的日子里，我一直在想刘县长的话。他是真心关心我，还是把我当成了某种可利用的工具？

等我回到县长家时，发现家里的气氛有些不对劲。刘县长经常深夜不归，孙校长的脸色也很差。有几次，我无意中听到他们在卧室里压低声音争吵。

“都是你太大意了！”孙校长的声音里带着哭腔，“我早就说过要小心。”

“事情已经这样了，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刘县长烦躁地回答，“别担心，我会处理好的。”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能感觉到一场风暴正在临近。

那段时间，刘县长变得越来越神经质。他开始检查家里的每一个角落，甚至怀疑家里被装了监听设备。有一次，他突然问我：“小杨，最近有没有陌生人来过家里？”

我摇摇头：“没有，我一直在家里，没见过陌生人。”

他盯着我看了很久，似乎在判断我是否说谎。最后，他长叹一口气：“如果有人问起家里的事，你就说不知道，明白吗？”

我点点头，心里却在想：是谁会来问我呢？

不久之后，我在打扫书房时，听到刘县长在电话里说：“文件都销毁了，账号也注销了，应该没问题。”

接着是一阵沉默，然后他突然拍桌子：“他们不可能查到我头上！就算有怀疑，也没有证据！”

那一刻，我终于明白了什么。刘县长可能卷入了某种违法的事情，而且正在被调查。

这对我意味着什么？如果他倒台了，我会受牵连吗？毕竟这些年来，我见过、听过太多不该见、不该听的事情。

接下来的日子，我小心翼翼地做着自己的工作，尽量不引人注目。我开始考虑是否应该离开，但又不知道该去哪里。

九年来第一次，我害怕了。

05

第九年的一个周三，我正在洗碗，突然听到门外传来一阵嘈杂声。

我走出厨房，看到院子里停了好几辆车，十几个穿制服的人冲进了屋子。

“刘志远，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请配合我们调查。”一个中年男子出示了证件。

刘县长站在客厅中央，脸色惨白。孙校长慌忙从卧室跑出来，看到这一幕，差点晕过去。

“你们不能这样，我丈夫是清白的！”她尖叫着。

那些人没理会她，径直上楼去了书房，开始搜查和查封。

我站在一旁，不知所措。一个女调查员走过来问我：“你是家里的保姆？”

我点点头。

“你也需要配合调查，请跟我们走一趟。”

在前往纪委的路上，我的心跳得厉害。这九年来，我到底看到了什么，又该说些什么？

接下来的两天，我被反复询问在刘县长家的所见所闻。我尽量如实回答，但对一些事情也含糊其辞。

第三天，一个年轻的调查员告诉我：“杨女士，暂时没有证据表明你参与其中，你可以回去了。但请暂时不要离开县城，可能还需要你配合调查。”

我松了一口气，但又不知道该去哪里。刘县长家已经被查封，我的行李还在里面。好在工资卡还在我身上，里面有一些存款。

我找了个小旅馆住下，一时间不知如何是好。

两天后，我接到电话，是孙校长的弟弟小孙。

“杨姐，我听说你现在无处可去，真是不好意思。姐姐让我把你的行李取出来交给你，你方便见面吗？”

我们约在一家咖啡馆见面。小孙把我的行李交给我，还递给我一个红木盒子。

“这是姐夫特意留给你的，说是感谢你这些年的付出。”

我接过盒子，有些诧异：“这是什么？”

“我不知道，姐夫只是嘱咐我一定要交到你手上。”小孙神秘地说，“对了，姐姐让我告诉你，如果有人问起姐夫的事，希望你能多说些好话。”

我点点头，没有多问。

回到旅馆，我迫不及待地打开了木盒。

盒子做工精致，上面雕刻着精美的花纹。我心想，这里面会是什么？钱？珠宝？

最终，好奇心战胜了犹豫。我深吸一口气，打开了锁扣。

盒盖被缓缓掀起，我的心跳疯狂加速。

完全打开盒盖的那一刻，我愣住了。

不是钱，不是珠宝，而是几盘录音带和一个U盘。录音带上面标注着日期，最早的一盘是七年前的。U盘上贴着一张纸条，写着“必要时使用”。

我的手开始发抖，有种不祥的预感。盒子的夹层里还有一封信，我迅速拆开。

信上是刘县长的字迹：

“小杨，如果你看到这封信，说明我已经出事了。这些年来，你默默无闻地在我家工作，看到了很多事情。

我知道你是个聪明人，肯定明白其中的利害关系。这些录音带和U盘里是一些重要证据，如果你选择销毁它们，会有人给你一笔钱，足够你安享晚年。

如果你选择交给纪委，那么请至少为我念及这几年的主仆之情，在他们面前多说些好话。无论你做何选择，这九年的雇佣关系到此结束。祝你好运。”

我拿出一盘录音带，找来老式录音机，按下播放键。

录音中是刘县长和一个陌生男子的对话。他们讨论着一块地的交易，金额高达上千万。刘县长承诺会帮那人办妥手续，条件是抽成30%。

我又听了几盘，内容大同小异，都是刘县长与各种人的贪腐交易。

最后一盘录音让我彻底震惊。那是刘县长和孙校长的对话。

“万一出事，就把所有责任推给小杨，”刘县长说，“她是个没背景的农村妇女，又没什么文化，最适合当替罪羊。”

“可她这么多年一直忠心耿耿，”孙校长似乎有些不忍，“这样做不太好吧？”

“在官场上，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刘县长冷冷地说，“她一个月才几千块钱，就想保平安？天底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

听到这里，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九年来的辛劳付出，在他们眼里竟如此不值一提。我一直以为自己是家里的一员，原来只是一个随时可以牺牲的棋子。

我插入U盘，里面是刘县长的账本和照片，详细记录了这些年来的贪腐金额和来源。数字大得惊人，远远超出我的想象。

我面临艰难的选择：销毁证据，拿钱远走高飞；或者将证据交给纪委，帮助他们查清真相。

我想起了父亲的病情，他需要钱做手术。我想起了儿子，他刚开始工作，还需要我的帮助。

一整夜，我都在挣扎。

凌晨时分，我做了决定。

06

第二天一早，我来到县纪委办公室。

接待我的是那个年轻的调查员。他有些惊讶：“杨女士，有什么事情吗？”

我把木盒放在桌上：“这是刘县长留给我的，里面有很多证据。”

他迅速打开盒子，看了看内容，脸色变得严肃起来。他立刻叫来了几个同事，他们一边查看证据，一边做记录。

“杨女士，你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调查员说，“这些证据对我们的调查非常重要。不过，我很好奇，刘志远为什么要把这些东西交给你？”

我苦笑了一下：“也许他觉得我会销毁它们吧。”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些证据足以让他锒铛入狱。”

我点点头：“我知道。但我不能成为他的共犯。这九年来，我已经因为沉默而成了帮凶，我不想再错下去了。”

接下来的日子，我多次被叫去协助调查。每一次，我都如实陈述我在刘县长家的所见所闻。

一个月后，案件告破。

据报道，刘县长涉案金额高达三千多万，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孙校长因为参与其中，也被判了五年。

在结案通报会上，那个年轻的调查员再次找到我。

“杨女士，根据相关规定，举报有功人员可以获得奖励。这是给你的奖金，金额是二十万元。”

我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么多？”

“你提供的证据帮助我们挽回了国家损失，这是你应得的。”他递给我一张支票，“另外，你父亲的手术费，组织上决定全部报销。”

我眼眶湿润了：“谢谢，谢谢你们。”

“不，是我们要谢谢你，”他真诚地说，“你的勇气值得敬佩。”

带着这笔意外之财，我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父亲的手术很成功，儿子也找到了更好的工作。

在村口，我用一部分钱盘下了一间小店，卖些日用品和零食。生意虽然不大，但足够我养活自己。

有时候，村里人会好奇地问起我在县城的经历。我只是笑笑，说那是一段不想回忆的日子。

一年后，我收到一封信，寄信人是刘县长。信中，他请求我的原谅，说他知道错了，希望出狱后能重新做人。

我没有回信。有些错误，一旦犯下，就无法挽回。

那个木盒，我一直保留着。它提醒我，人生的价值不在于你拥有多少，而在于你是否忠于自己的良心。

如今，我过着普通而平静的生活。每天早起晚睡，打理小店，照顾老人。这样的生活虽然简单，却比在县长家那九年踏实多了。

有时候，我会想起刘县长夫妇，想起那个豪华的大房子，想起那些不为人知的秘密。一切都如过眼云烟，唯一不变的是内心的那份坚守。

九年的时光，我从一个懵懂的农村妇女，变成了一个经历过世事的中年女人。这段经历教会了我，无论环境如何变化，都要保持本心，不要丧失做人的底线。

07

又是一年春天，村口的杏花开了。我坐在小店门口，看着来来往往的村民，心里有说不出的踏实。

那天，一个西装革履的中年男子来到我的小店，买了瓶水。

“你好，请问你认识杨秀英吗？”他问道。

“我就是，”我放下手中的活计，“请问有什么事吗？”

他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文件：“杨女士，我是省检察院的张检察官。关于刘志远案，最近有了新的进展，需要你再次作证。”

我愣了一下：“都过去两年了，还有什么需要我作证的？”

“我们发现了更大的案件，刘志远只是其中一环，”他压低声音，“他的上线涉案金额高达上亿元，现在已经落网，但我们需要更多证据。”

我犹豫了：“我能提供什么帮助呢？我只是个保姆。”

“正因为你是保姆，所以看到了外人看不到的东西，”他解释道，“那些来刘家的客人，你应该都见过吧？”

我点点头：“都记得。”

“那就好，明天请你到省检察院一趟，带上能证明这些人来访的任何东西，比如照片或者笔记。”

送走张检察官，我回到屋里，从柜子底层拿出了那个红木盒子。盒子虽然空了，但我在夹层里藏了一本小本子，记录了这九年来刘家的来客和一些细节。

第二天，我带着本子去了省城。案件比我想象的还要复杂，牵扯到了省里好几个大官。我的证词成了定案的关键证据之一。

一个月后，我收到一封感谢信和一笔数额可观的奖金。信中说，因为我的勇气和诚实，国家挽回了巨大损失。

我把奖金分了几份：一部分给了儿子买房，一部分捐给了村里修路建校，剩下的我用来扩大了小店的规模。

如今，我的小店已经成了村里的“杨记便利店”，生意红火。儿子也结了婚，孙子都会跑了。日子平淡而幸福，这大概就是我想要的生活。

每当夜深人静，我偶尔会想起那个木盒和九年的经历。那是一段艰难的岁月，但也正是那段经历，让我懂得了生活的真谛。

人这一生，走过的每一步都是一种选择。当初如果我选择了销毁证据，拿钱远走，也许现在的生活会很富裕，但我不会像现在这样心安理得。

那个木盒，本是刘县长设下的一个陷阱，却意外地成了我重获新生的契机。

来源：九申篮球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