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按光绪《鹿邑县志》和1992年版《鹿邑县志》所载，“鹿邑”之名源于隋朝，也就是说，隋朝时才由“鸣鹿邑”正式演变为“鹿邑”。其实，“鹿邑”之名并非始于隋朝，早在战国时期就已有“鹿邑”存在。

按光绪《鹿邑县志》和1992年版《鹿邑县志》所载，“鹿邑”之名源于隋朝，也就是说，隋朝时才由“鸣鹿邑”正式演变为“鹿邑”。其实，“鹿邑”之名并非始于隋朝，早在战国时期就已有“鹿邑”存在。

春秋时期，今鹿邑县境东西分治，西部设“鸣鹿”，东部设“相”。战国时期，西部设“鹿邑”，东部设“苦”。东汉时期，西部设“武平”，东部设“苦”。至隋唐时期，在今鹿邑县城西部，除了武平城外，已经有两个以“鹿邑”为名的县城：一个位于今鹿邑县试量镇李金兰行政村鹿邑城村，遗址尚在；一个位于今鹿邑县辛集镇，因年远代荒，遗迹不存。

“鹿邑”之名源于“鸣鹿”。《左传·成公十六年》云“诸侯之师侵陈，至于鸣鹿”，即此。鲁成公十六年就是公元前575年。这一年，陈国“鸣鹿”之地被侵略军占领。鸣鹿之城即为“鸣鹿邑”，后简称“鹿邑”。

最迟在战国时期，“鹿邑”之名就已正式形成。1987年，湖北荆门包山二号战国中期楚墓出土的竹简中，174、175、190号竹简中均有“鹿邑人××”的记载，说明至少在战国中期，楚国就已设置“鹿邑”县。后来，“鹿邑”由县降为“亭”，作为县的编制一度退出历史舞台。晋代仍以亭的形式存在。

西晋杜预（222～285）《春秋左氏经传集解》为《左传》作注曰：“陈国武平西南有鹿邑”，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涡水篇云：“涡水又东，迳鹿邑城北……涡水又东，迳武平县故城北”，说明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武平县之西仍有一个以“鹿邑”为名的城址存在。所谓“鹿邑之名自隋代始”的记载，既与西晋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北魏郦道元《水经注》相左，也与出土竹简不符。

战国时的“鹿邑”，在我国现存最早的全国性地理总志《元和郡县图志》中也得到印证。《元和郡县图志•卷八•亳州》是这样记载的：“鹿邑县，上。东至（亳）州一百一十七里……鹿邑故城，县西十三里。俗名互乡城，春秋时鸣鹿邑也。武平故城，县东北十八里”。据此记载，唐代鹿邑县境已经有三个城址，即鹿邑县城、鹿邑故城、武平故城。“鸣鹿邑”在唐代已经成为“鹿邑故城”了。这就是说，“鸣鹿邑”在《元和郡县图志》成书之前肯定置过鹿邑县城。

【唐《元和郡县图志》对鹿邑城和鹿邑故城的记载】

《元和郡县图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全国性地理总志，作者李吉甫久为唐相，国家和地方祖籍文献尽得寓目，对唐朝的情况也了如指掌，因而全面翔实地记载了唐宪宗时期全国的郡县分布情况，虽然原书的47幅图南宋时已佚，但其文字部分仍相对完好，仍不失为“辅治经国之书”。故清代《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给予其很高的评价。

唐时《水经注》乃属国家馆藏，版本完整无缺，李吉甫身为唐朝宰相，完全可以参阅到完整的《水经注》，其作《元和郡县图志》也系“当代人写当代事”，因此，《元和郡县图志》对“鹿邑县城”和“鹿邑故城”位置的记载应该是最权威的，也是值得信从的。

【北魏《水经注》对鹿邑城的记载：“春秋之鸣鹿”即鹿邑亭、鹿邑城、虎乡城】

在北宋国家官修地理总志《太平寰宇记》中，这个“鹿邑城”仍然存在。虽然该志明末清初刊本不一，残缺不全，各种抄本对“鹿邑”表述也不完全一致，有些词语还不连贯，但清光绪金陵书局结合存世三种刻本对全书进行校勘重刻，其内容应比较接近原貌。

光绪重刻《太平寰宇记•卷十二•亳州》云“鹿邑县，（亳州）西一百一十七里……后汉于今县东北十五里置武平县，隋开皇三年废郡县，属亳州。十八年改为鹿邑县，取故鹿邑城为名（城在县西十三里，春秋时鸣鹿地也）……鸣鹿台在县城内，春秋成公十六年，晋知武子佐下军以诸侯之师侵陈，至于鸣鹿，即此台也。武平故城，在县东北十八里。”

对比《元和郡县图志》，可知北宋太平兴国年间鹿邑县境仍是三个城，即武平故城、故鹿邑城、北宋鹿邑县城，其中武平故城在宋鹿邑县城东北十五里，故鹿邑城在宋鹿邑县城西十三里。但在对“诸侯侵陈，至于鸣鹿”的解释上，两志书有所不同：《元和郡县图志》认为“至于鸣鹿”是指到了“鸣鹿城”，而《太平寰宇记》则认为是到了“鸣鹿台”。当然，鸣鹿邑、鸣鹿台相距仅13里，也可能因军队庞大，当时这两个地方都到了，故此解读不同。

【光绪金陵书局重刻《太平寰宇记》“鹿邑”词条影印图】

南宋王应麟（1223～1296）《困学纪闻•卷七》在对《论语》进行考证时，引北宋学者王无咎（1024～1069）之言云：“鹿邑之外有互乡城，邑人相传谓互乡童子见孔子者。此处也，前代因立互乡县，其城犹存。”此段王无咎对互乡县的解释有附会之嫌，没有历史依据，不足为据——因为《太平寰宇记》中孔子所至“互乡”位于项城，处在陈、蔡（新蔡）之间。但王无咎之言却证实北宋时期鹿邑互乡仍然有“城”存在，且在鹿邑县城（今试量鹿邑城村）之外，古时也曾立过县。王无咎是北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进士，曾任卫真县主簿，著有《论语解》及文集。时卫真县与鹿邑县相邻，作为卫真县的主簿，王无咎到互乡考察有充足的条件，故其所言鹿邑互乡有“城”且前代曾置县是可信的。

顺治《归德府志》、历代清《鹿邑县志》一致记载，鹿邑县有护厢集，位于今鹿邑县西七十里。“护厢”“互乡”与《水经注》中的“虎乡”音同，也位于涡水之南、武平之西，因此，鹿邑县护厢集必是《水经注》中的“鹿邑城”，也是战国时期的鹿邑城、西晋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中的鹿邑亭、唐《元和郡县图志》中的“鹿邑故城”、北宋《太平寰宇记》中的“故鹿邑城”，光绪《鹿邑县志》又称其为“鸣鹿故址”。这是今鹿邑县境最早以“鹿邑”为名的县城。

明英宗天顺《大明一统志•卷二十六•开封府上》“古迹”条下所云“苦县城在鹿邑县东七十里，即楚之苦县”，此“鹿邑县”就是该护厢集。刘宋时期《郭子》之《说郛二十五》云：“襄邑县八十里曰濑乡，有老子庙，庙中九井。或云每汲一井，而八井水俱动。有能洁斋入祠者，须水温，即随○而温。”（见鲁迅《古小说钩沈•小说》）。《郭子》是刘宋大臣郭澄之（生卒年不详）创作的志人小说集，小说具有根据现实虚构的特性，该“襄邑县”应根据古“鹿邑县”（护厢城）虚构而来，因为东晋赖乡城距离《水经注》所称的鹿邑城正好80里，九井、老子庙俱在。

春秋时期，因护厢集一带水草丰美、鹿鸣呦呦，故名“鸣鹿”。鹿多又招致鹿的天敌老虎众多，因此，鸣鹿邑又演变为“虎乡城”。南北朝时期仍俗呼为虎乡城，明、清两代又以音同而讹为护厢集。

1992年版《鹿邑县志》记载，明清时期，民众又呼护厢集为大辛集。民国三十四年（1945），鹿邑尚置有“护厢乡”，驻地在辛集。民国三十五年又设护厢镇。直到建国后，“护厢”之名才被“辛集”完全取代。尽管如此，但其曾为战国时期鹿邑县城的这一段历史，不应被后人遗忘。

隋文帝统一中国后，于开皇十八年（598）改武平县为鹿邑县，“取故鹿邑城为名（城在县西十三里）”（见北宋《太平寰宇记》）。“鹿邑”作为县名再次出现在古代行政区划中。光绪《鹿邑县志•卷二•沿革》所谓的“鹿邑之名自是始著”就是由此而来。

“武平县”改为“鹿邑县”，“取故鹿邑城为名”，但县城并未设在武平城，而是设在武平西南十八里（《太平寰宇记》谓十五里）的鸣鹿台。那么，这个县城是什么时间迁徙？因何迁徙呢？根据《隋书•炀帝传》推测，这次迁徙应该在大业九年（613）。

按《太平寰宇记》记载，“隋开皇三年废郡县，（武平县）属亳州”，“隋开皇十六年分亳州武平县，于此（注：指淮阳新平城）置临蔡县”，开皇“十八年，（武平县）改为鹿邑县”。《隋书•地理志》记载，开皇中析宛丘置临蔡县。由此可证，隋初进行了行政区划调整，开皇十六年（596），把宛丘、武平两县相邻的部分割出，分置临蔡县。两年后，武平县剩下的区域则改为“鹿邑县”，隶属淮阳郡（陈州）。而此时所置的谷阳县（理苦城）仍隶属谯郡（亳州）。

《隋书•卷四•炀帝下》记载：隋炀帝时期，天下大乱，匪盗横行。大业九年（613）八月“丁未，诏郡县：城去道过五里已上者，徙就之。”《北史》记载的记载与此相同。南北朝时期，为了安境保民，城池都会建在交通要道处。史有明载的如西魏荆州刺史王思政，于西魏文帝大统十二年（546），在交通要道处一举建设了30多个城池，平均50里就要建一个城（《北史•卷六十二•王思政传》云：“思政在荆州，自武关以南延袤一千五百里，置三十余城，并当冲要之地”）。

《隋书》《北史》与《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的记载相互印证，可以还原出这一段历史：大业九年，为了拦截、打击匪盗，隋炀帝诏令天下郡县，凡城距官道超过5里以上者，一律迁徙（“徙就之”），让城与官道相近。虽然这个“徙就之”，史书没有明言究竟是“徙城”还是“徙道”，但联系当时的历史背景及上下文意来看，明显应为“徙城”。清人严可均（1762～1843）所谓“徙道就城”的说法明显与史不符。

隋朝之前，苦县、武平县大都隶属陈郡，赴陈州的官道都是经今鹿邑西南的任集一带。隋代谯郡（亳州）至淮阳郡（陈州）两州之间的官道仍是经由任集一带。而武平城距离这条主干官道远至10多里，不利于拦截打击匪盗。为此，鹿邑县就在武平城西南18里鸣鹿台（疑为古代的烽火台，因位于鸣鹿县境，故称鸣鹿台——就像商水章华台在刘宋时期又称汝阳台一样。

武平县也并非始于汉代，至晚秦代就已存在，秦末农民起义陈胜的张楚国就设有“武平君”）边新建了县城。因系新建城池，城防不太坚固，所以，4年后，也就是大业十三年(617)，该城就被农民军田黑社占据并改为涡州。唐武德三年(620)，占据鹿邑的田黑社投降了驻扎亳州的唐军（《新唐书》“武德三年来降，复为县”），该“鹿邑”遂由淮阳改属亳州。

自唐以后，鹿邑及东边的邻居真源县均已隶属亳州，但这个官道仍一直存在。康熙《鹿邑县志》、光绪《鹿邑县志》舆图显示，清代鹿邑故城（今鹿邑县试量镇鹿邑城村）尚有一条东北——西南方向的官道，经今鹿邑县任集乡到达淮阳（陈郡）。这进一步验证了《隋书》《北史》所载迁城“徙就之”之事的可靠性。

隋炀帝大业九年（613）迁建的这个鹿邑县城，位于今鹿邑县试量镇李金兰行政村鹿邑城村，西南距陈州（淮阳）约64华里，东距亳州约117华里，东距今鹿邑县城约58华里路程，东北距武平故城约18华里。

1979年，河南省郸城县吴台公社西北约4华里晋田庄出土的《唐故道直郎、行陵州贵平县丞、柱国祁府君墓志铭》中有“大唐开元六年（718）岁次戊午十二月申朔癸酉，与夫人库延合葬于县东南二十五里吴台乡……”之记载，碑文标题中的唐“陵州贵平县”就是今四川省仁寿县，墓主人生前曾任贵平县丞，该碑铭文中的合葬之“县”与今试量镇鹿邑城村的位置完全一致，证实该鹿邑城在唐开元六年确实存在。

目前，隋炀帝所设的这个鹿邑城遗址尚在，城墙全部湮于地表之下（村民说，地下2尺即可挖到老砖头），仅存鸣鹿台遗址和3口瓦圈古井，现为鹿邑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安徽现今仅存的一部宋代志书——南宋罗愿(1136～1184)所著徽州地志《新安志•卷一》“道路”条下云“亳之鹿邑县又七十里则太康县矣”，证实宋代的鹿邑县城与太康县城相距70里，与今试量镇鹿邑城村位置完全吻合。清《古今图书集成》把其指为“鸣鹿城”，实则是混淆了“鸣鹿邑”的概念，且与《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所载完全相悖。

以上记载相互印证，证实唐宋以前已有两个鹿邑城存在。但到了元代，鹿邑又发生了重大变革。元世祖至元二年（1265），鹿邑与东部的卫真县合并，县名仍称鹿邑。《元史•地理二》亳州条下记载：“元初领县六：谯、酂、鹿邑、城父、卫真、谷熟。后以民户少，并城父入谯，卫真入鹿邑，谷熟入睢阳，酂入永城，其睢阳、永城去隶归德。后复置城父。领三县：谯县，下。鹿邑。下。此邑数有水患，历代民不宁居。城父。下”。历史就是这样无情，老子故里赖乡所在县历经变更，由春秋之相到战国之苦，由战国之苦到东晋之谷阳，由东晋之谷阳到唐代之真源，由唐代之真源到北宋之卫真，最后到元初竟被邻县鹿邑取而代之。此后，“鹿邑”之名一直延续至今，但县城东迁卫真（原苦城）。由此又产生了第三个鹿邑城。

明成化《河南总志•卷三•开封府》“城池”条下记载：“鹿邑县治，在本城内西北，隋始置……元徙卫真县之故址，后毁于兵。国朝洪武二年，知县韩瓛因废址创建。”《大清一统志•归德府》鹿邑县条下云：“元并卫真入鹿邑，移鹿邑治卫真，仍属鹿邑”。这些都证明今鹿邑县城就是元卫真县城。今鹿邑县城的明道宫就是在北宋卫真县城明道宫旧壤上重建的。

由此可见，古今“鹿邑县”的县城实际是这样变化的：春秋战国时在鸣鹿邑（今鹿邑辛集）；西汉时在宁平（今郸城宁平）；东汉至隋初在武平（今鹿邑县邱集乡武平城村）；隋大业中在鸣鹿台建新城（今鹿邑县试量镇鹿邑城村），唐至金代沿袭该城；元初鹿邑、卫真两县合并后，县城东迁卫真（至今未变），但县名仍为“鹿邑”。从古至今，今鹿邑县境内先后出现三个“鹿邑城”，即鸣鹿故址（亦即唐代所称的鹿邑故城、战国时期的鹿邑城）、鹿邑故城（隋至金）、今鹿邑县城。

为了便于识别和记忆，现将其古今地名沿革列表对照如下：

这三个时期的“鹿邑城”在地理位置上越来越靠近亳州，其中，战国时期的“鹿邑”东距亳州约130里，隋至元初的“鹿邑”东距亳州约117里，元代以来的“鹿邑”东距亳州约60里。古代苦县在合并前的鹿邑县东，按《元和郡县图志》推测，真源县城（苦城）与唐鹿邑故城（即鸣鹿故址，战国时期的鹿邑城）相距71里。

但后人以不同的“鹿邑城”为坐标，就出现了不同的苦县故城：以鸣鹿故址为“鹿邑城”，苦县故城就是70里外的今鹿邑县城；以鹿邑故城（今鹿邑城村）为“鹿邑城”，苦县故城就在70里外的今鹿邑县东十里太清宫镇境内，与谷阳故城、赖乡城同地；以今鹿邑县城（卫真县城）为“鹿邑城”，苦县故城就移到70里外的亳州东十里了。这就是明清时期的史书对苦县故城位置记载不一的原因。

来源：中原文史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