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軍事史是宋代歷史全貌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宋史研究的重要內容。與政治史、文化史、社會史等相比，軍事史始終未能成為宋史研究中激越人心的焦點和前沿，但也從未中斷，呈現出平穩的發展態勢。宋代軍事史研究的內容是什麼？如何進行宋代軍事研究？走進宋代軍事世界的路徑有哪些？對此
原刊《中外論壇)》2024年第4期，注釋從略，引用時請註明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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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徑與趨向：如何走進宋代的軍事世界
何玉紅
西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軍事史是宋代歷史全貌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宋史研究的重要內容。與政治史、文化史、社會史等相比，軍事史始終未能成為宋史研究中激越人心的焦點和前沿，但也從未中斷，呈現出平穩的發展態勢。宋代軍事史研究的內容是什麼？如何進行宋代軍事研究？走進宋代軍事世界的路徑有哪些？對此進行梳理和思考，是推動宋代軍事史研究再出發亟需解決的問題。筆者以閱讀所及的相關論著為例，從制度、戰爭、人物和戰略文化四個路徑，來觀察宋代軍事研究的學術史，並嘗試對未來的發展趨向做一展望。
一、制度路徑
理清制度的基本框架和發展脈絡，是宋代軍事史研究的基礎。宋代軍事制度研究起步早，起點高。上個世紀30年代，張蔭麟就發表《補闕》 等論文，此為宋代軍事研究的濫觴。由制度路徑走進宋代軍事世界，學者基於史料整理和史事辨析，系統分析制度的演變脈絡，揭示制度背後的政治意義，力求對其運作等作出新的解釋。
幾部有代表性的論著，廓清了宋代軍事制度的基本框架與發展脈絡，對宋代軍事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奠基作用。1957年，羅球慶發表《北宋兵制研究》 ，以兵制的建立、動搖、破壞、變革與崩潰為線索，考察北宋兵制的演變脈絡，並從兵制層面反思北宋亡國的原因。1976年，林瑞翰發表《宋代兵制初探》 ，討論宋代中央統兵體制，分析更戍法、置將法、南宋御前諸軍以及廂軍職掌等。1983年，王曾瑜出版《宋朝兵制初探》 ，按現代軍制學的理論討論宋朝兵制，縱向上分析樞密院三衙統兵體制和軍制的演變，橫向上論述廂兵等軍種、募兵制度、軍事裝備、軍法軍紀等。這是學術界第一部系統論述宋代兵制的專著。小岩井弘光《宋代兵制研究》 是日本學界關於宋代禁軍、就糧禁軍、廂軍、剩員制以及軍隊與地方財政關係的系統論述。樞密院為宋朝掌管軍事的最高機關，梁天錫《宋樞密院制度》 詳盡論述樞密院的設置沿革、組織架構、官屬任用，并量化分析樞密使官銜變動、任期、俸給等。三衙是宋代國家機器中至關重要的軍事機構，范學輝《宋代三衙管軍制度研究》 系統梳理三衙管軍制度的設置背景、演變歷程、執掌作用等。武選官是宋代特有的官制設計，趙冬梅《文武之間：宋代武選官研究》 是對北宋武選官階緣起、職責、任用和遷轉的專題研究。史泠歌《宋朝武官制度研究》 討論宋朝武官的起源、分類、出身、銓選、差遣、升轉等。學術界持續推出相關制度的專題研究，構築起宋代軍事史研究的基礎框架。
南宋軍事制度有別於北宋，研究日漸深入。杜文玉《南宋軍制研究》 指出，南宋以屯駐大軍為正規軍，取代了北宋禁軍的地位，其內部編制與軍官職級也不同於北宋。何忠禮《南宋史稿（政治軍事編）》 專列“南宋的軍事制度”一節，討論南宋軍隊重建过程中禦營司到御前駐軍的變化、安撫使與制置使的設立等。粟品孝主編《南宋軍事史》 開篇即為“南宋的軍事體制”，分析南宋立國後軍事領導體制的重構、水軍的發展、軍隊編制和管理等。賈連港《南宋初年中央統軍體制的調試及其運作方式研究——以禦營使司的興廢為線索》 聚焦南宋中央統軍體制中的禦營使司職能演變展开分析。王青松《海軍在南宋國防中的地位和作用》 指出，南宋海軍參加長江防線防禦等，發揮着突出的作用。雷家聖《聚斂謀國：南宋總領所研究》 討論總領所設置緣由、組織架構等，揭示南宋軍事領域這一制度創發的政治涵義。在《南宋地方武力：地方軍與民間自衛武力的探討》 中，黃寬重提出地方武力的概念，圍繞廣東摧鋒軍、福建左翼軍、湖南飛虎軍、鎮撫使等興衰，肯定地方武力在對外抗擊金蒙入侵，對內安定社會秩序方面的作用，展現出其不同於正規軍的另一面。
經由學者的努力，宋代軍事制度研究逐步精細化。北宋禁軍中存在着數量可觀的異族兵。尤東進《北宋禁軍中的異族兵探析》 認為北宋禁軍中的異族兵獨特的編制和指揮系統，具有較多“漢地”或“中原”色彩。程民生《宋代的白旗與白旗軍》 認為，白旗軍主要職能是武裝偵察和擔任開路先鋒及其他機動策應任務，是戰場上最有活力的部隊。廂兵是有別於禁軍的地方常備軍，淮建利《宋朝廂軍研究》 分析廂軍產生、種類、來源、規模和職能等。鄉兵是宋朝的非正規軍，劉復生《“白艻子弟”考索——兼論宋代鄉兵的一個特例》 聚焦“白艻子弟”這一特殊的鄉兵，認為其為北宋川峽地區施州一帶用以鎮壓少數民族的武裝組織。蕃兵的建立是宋代兵制改革的創新，劉建麗、趙炳林《略論宋代蕃兵制度》 認為，蕃兵是由北方沿邊熟戶蕃部組成的少數民族軍隊，在鞏固西北邊防中發揮了獨特的作用。何玉紅、曹偉芹《禁軍闕額與北宋軍政》 認為，軍籍統計奏報制度混亂等，使闕額問題日趨惡化。關於軍事後勤供應問題，史繼剛《宋代軍用物資保障研究》 從糧草、軍服、營社、兵器和軍械保障等層面，揭示物資保障與戰爭之間的關係。軍法是宋代軍事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張明《宋代軍法研究》 逐一討論階級法、擅興律、士兵逃亡法、戰時軍法等的具體內容及其實施狀況。制度研究的精細化，推動着軍事史研究的深化。
學者有意觀照制度的內外，力求在複雜的政治活動和社會關係中觀察軍事制度的實際運行，進而對宋代軍事制度作出新的解釋。鄧廣銘《北宋的募兵制度與當時積貧積弱和農業生產的關係》 認為，北宋募兵制度的主要用意，是把一些可能成為反抗現政權的潛在力量轉變為維護現政權的力量。程民生《簡述宋代募兵制的根源及確立》 從社會分工角度入手，認為募兵制下的軍人職業化使社會組織結構在士農工商之外又多了一個職業兵階層。張其凡《宋代兵制改革及其特點》 稱，宋代兵制的改革實現了軍隊職業化、雇傭化，成為政治穩定和經濟繁榮的重要基礎。李昌憲《試論宋代地方統兵體制的形成及其歷史意義》 的研究表明，宋朝知州制與以都部署、都鈴轄為首的地方統兵系統相結合，形成了以文臣為大帥總領一路兵民之政的安撫使制度。龔延明《宋代軍權三分制研究》 提出宋代軍權三分制的解釋，即樞密院為中央最高軍政指揮機構，三衙四廂為中央最高統兵機制，兵部是中央掌民兵和廂軍的准軍事機構。王育濟《北宋“冗兵”析》 指出，北宋軍隊“冗兵”是“兵農合一”的徵兵制被“兵農分離”的募兵制所取代的必然結果。魏峰《從刺字看宋代軍制》 研究表明，刺字反映出宋代強化對軍人的身份控制。制度是一個有血有肉的機體，藉由內外關係與運作實態才能映照出制度的多重面向。這在宋代軍事制度研究中，漸成學界的共識和着重用力之處。
概言之，從制度基本框架的廓清、制度演變脈絡的梳理，到制度研究的精耕細作，再到對制度背後政治涵義的新解釋，制度路徑下的宋代軍事史研究為我們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二、戰爭路徑
戰爭是軍事活動中最激烈的表現形式。以戰爭為觀察點走進宋代的軍事世界，範圍包括對傳統的農民戰爭、宋遼戰爭、宋夏戰爭、宋金戰爭和宋蒙戰爭等研究。學者在史料考證基礎上，就歷次戰爭的起因、過程、影響、性質等進行深入討論，其間也出現不少研究視角上的新變化。
宋代農民起義和戰爭研究起步早，帶有鮮明的時代烙印。上個世紀30年代，朱希祖《楊么事蹟考證》 、張蔭麟《宋初四川王小波李順之亂（一失敗之均產運動）》 等，就揭櫫宋代農民起義的歷史意義。“五朵金花”時代，學者集中就王小波、李順、王則、方臘、宋江、鐘相、楊么、李全等農民起義展開研究。總體來看，宋代農民戰爭研究特點突出，一是搜集整理了相關的文獻資料，出版了多部農民戰爭史料彙編。 二是以階級鬥爭學說為理論武器，對起義發生的原因集中到階級矛盾的層面，特別聚焦土地所有制、賦役制度等方面來分析，體現出政治環境和意識形態對學術研究的深刻影響。 第三，因關注对象為基層農民的群體活動，故在研究中體現出社會史等新視角。如朱瑞熙《論方臘起義和摩尼教的關係》、 吳天墀《水神崇奉與王小波、李順起義》 等獨闢蹊徑，將民眾起義活動與宗教信仰等結合起來進行考察。
對宋遼戰爭的研究，不管是過程梳理、戰略戰術檢討，還是微觀細節考證，均取得突出的成績。程光裕《宋太宗對遼戰爭考》 分析太宗朝石嶺關之戰、滿城之戰、雁門之戰等過程，並檢討宋人的戰略得失。漆俠從戰略決策入手，認為太宗北伐失敗後，宋廷從戰略進攻轉入戰略防禦，最後走向城下之盟。 關於真宗朝及之後的宋遼戰爭，出版有王曉波《宋遼戰爭論考》 等。張希清主編《澶淵之盟新論》倡導“碰撞與融合”的視角，主张在10-13世紀長時段中透視“澶淵之盟”的意義。其中田浩《西方學者眼中的澶淵之盟》提醒我們，西方學者關於宋遼戰爭和“澶淵之盟”等研究，受到朝貢體制等西方中心論的影響。 宋遼戰爭研究，需要有開闊的觀察視野。廖隆盛《宋太宗的聯夷攻遼外交及其二次北伐》 將太宗攻遼放置在10世紀後期東北亞局勢中予以觀察。陶晉生《宋遼關係史研究》 討論北宋、高麗與遼的三角外交關係。學者對宋遼戰爭的關鍵細節闡幽發微，傅樂煥《關於宋遼高梁河之戰》 認為，宋軍內部發生兵變，影響到高梁河之戰的進行，波及朝廷軍事和人事的調整。何冠環《宋太宗箭疾新考》 從宋太宗伐遼中箭的記載，透視其心理、性情和行事的變化。關鍵細節的挖掘牽動對軍事史整體的認識，其意義可謂大矣。
宋夏戰爭時間長，過程複雜，對北宋西北邊疆安全和政治穩定影響深遠，受到學者持續關注。吳天墀《西夏史稿》 系統分析西夏與宋、遼、金之間的軍事戰爭，專門討論宋夏戰爭的影響。王天順主編《西夏戰史》 集中對宋夏戰爭的专門論述，如西夏軍事鼎盛期的戰爭、西夏中期同北宋的相持戰爭、西夏軍事衰落時期的戰爭等。李華瑞《宋夏關係史》 分析地形與宋夏戰爭的關係、宋夏戰爭階段劃分、北宋防禦戰的特點等，還集中討論邊城寨堡、貿易與戰爭的關係等，將宋夏戰爭的複雜性立體式地呈現出來。林鵠《從熙河大捷到永樂慘敗——宋神宗對夏軍事策略之檢討》 認為神宗對夏策略帶有盲目自信的個性，從熙河大捷到永樂慘敗烙上其性格的印記。調整觀察的角度，讓我們看到宋夏戰爭的複雜之處。
宋金戰爭的研究，史料辨析基礎上的史事梳理，依然是最重要的工作。1933年，陳樂素發表《宋徽宗謀復複燕雲之失敗》 ，詳細論述燕雲問題的始末和徽宗收復燕雲的外交軍事活動。陳樂素《三朝北盟會編考》 、張蔭麟《疏證》 等，對研究宋金戰爭的重要文獻進行考證和補闕。關於史料和史實辨析的重要性，可以採石之戰的研究為例予以說明。採石之戰是南宋對金重要戰役，但宋金雙方相關史料具體記載各異。蒙文通《從認識到宋代野史中的新聞報導》 分析宋人關於戰爭的敘述和宣傳，辨析史料生成和傳播過程及影響因素等。陶晉生《金海陵帝的伐宋與採石戰役的考實》 立足南宋史家李心傳的記載，認為其戰果雖不如宋人所誇飾的那麼大，但金人還是受到了沉重打擊。顧宏義的研究發現，經李心傳的有意編寫，一場作戰規模有限的戰役，由宋軍小勝而變成一場輝映千年的大捷。 書寫立場、史料生成與史實“層累構成”的複雜關聯，在此體現得淋漓盡致。具體到宋金戰爭的史事脈絡等，既有沈起煒《宋金戰爭史略》 總體論述，也有對宋金富平之戰、和尚原之戰、太原之戰等的細緻分析， 相關研究成果尤為豐富。
宋元戰爭研究有三部代表性論著。李天鳴《宋元戰史》 廣泛徵引正史、筆記小說、方志、金石、文集等，附以作戰地圖、武器圖等，是宋元戰爭研究中部頭最大最系統的著作。陳世松、匡裕徹、朱清澤、李鵬貴主編《宋元戰爭史》 ，以元軍滅宋為主線，詳細論述雙方兵力、戰略指導、作戰經過、戰術運用等。胡昭曦主編《宋蒙（元）關係史》 ，揭示宋蒙雙方政治、經濟、軍事力量對比及其變化。三部論著，相同的研究對象，不一樣的切入角度和各有側重點的論述，相映成趣。宋元戰爭中，四川地區特別是山城防禦戰尤為特殊，在研究中既有基於文獻史料的精細考證， 也有對釣魚城遺址的實地調查 ，還有將南宋與高麗在與蒙軍作戰中山城防禦體系的比較觀察，研究扎實而細密。
南宋邊防與戰爭的區域特色鮮明，引起學者的關注。何玉紅《南宋川陝邊防行政運行體制研究》 觀察川陝戰區防禦功能的演進，陳希豐《南宋京湖戰區形成史——兼談岳家軍的防區與隱患》 分析京湖戰區“分鎮體制”的地域優勢，周燕來《把淺：南宋兩淮軍事防禦體系研究》 討論兩淮戰區軍事防禦的體系演變，王曾瑜《南宋亡國的厓山海戰述評》 揭示厓山海戰在世界軍事史上的意義。從區域角度來觀察戰爭，宋代軍事世界的理解逐步走向深入。
三、人物路徑
人是歷史活動中最能動的因素。軍事史研究中的人物路徑，就是以人物特別是重要武將生平經歷和將門興衰為線索，通過分析武將和不同類型將門的事功，來展示宋代軍事世界的全貌。
宋代湧現出一批著名武將，如北宋的楊業、曹彬、狄青、李繼隆等，南宋的岳飛、劉琦、韓世忠、劉光世、張俊、吳玠、吳璘、孟珙等。學術界對著名武將馳騁疆場、保國固邊的經歷與功績等，作出了深入的研究。此處以岳飛研究為例，一窺武將個體研究的學術理路與方法。首先是基礎史料的整理和基本史事的考辨。王曾瑜徵引大量史料、筆記、雜著、文集等，考證注釋而成《鄂國金佗稡編續編校注》， 為研究岳飛提供了最可靠的史料。鄧廣銘《岳飛、張憲、牛皋、楊再興傳考源》 《“黃龍痛飲”考釋》 《中所記朱仙鎮之捷及有關岳飛奉詔班師諸事考辨》等 ，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奠定了岳飛研究的史料和史實基礎。其次是關於岳飛生平和抗金事功的述評。學術界推出多部風格各異、側重點不同的傳記，如鄧廣銘《岳飛傳》 、王曾瑜《岳飛新傳》 、龔延明《岳飛評傳》 等。第三是通過岳飛事蹟討論南宋政治生態與宋金關係等。如黃寬重《從害韓到殺岳：南宋收兵權的變奏》 揭示高宗和秦檜藉和議收兵權的曲折過程。王曾瑜《岳飛和南宋前期政治與軍事研究》 分析岳飛所處的時代特徵，展示南宋前期政治與軍事情況。學者還從歷史記憶和形象塑造的視角拓展岳飛研究。 藉此可見，從史料整理、史事考辨、事功評價到知人論世等，武將個體研究細緻入微。
作為群體的武將，在宋代政治和軍事舞臺上發揮着重要的作用。劉子健《略論宋代武官群在統治階級中的地位》 指出，宋代武官群的地位低於文官，他們在統治階級中所受到的歧視，會產生企圖補償的行為，同時又會產生違反法規的不良行為。黃寬重《中國歷史上武人地位的轉變：以宋代為例》 認為，宋代武人地位的下降對中國近千年歷史發展產生深刻影響，表現為中華民族心胸氣魄由漢唐時代文武並重所呈現出的外向、開拓，變成宋以後的內向、保守。何冠環《宋初三朝武將的量化分析——北宋統治階層的社會流動現象新探》統計宋初三朝武將家世、出身和地理分佈，分析武將世家的流動趨向。 陳峰《北宋武將群體素質的整體考察》 認為，北宋武將群體素質有明顯下降的趨勢，直接影響到國防能力的提升。
分析不同類型將門產生原因、興衰演變和歷史作用等，是宋代武將研究中的亮點。陳峰《北宋武將群體與相關問題研究》按出身將北宋武將分為武將世家、軍班行伍、潛邸親隨、外戚成員、文人及文官從軍、武舉選拔、宦官、蕃將、吏人、宗室等。 何冠環將之分為世代為將的將門子弟、科第出身的儒將、行伍出身的武將、本無將才因受皇帝寵倖而執掌禁軍的家將。 其中，行伍出身和世代為將的“將門”，在宋代軍事活動中發揮着主要作用。陳峰《北宋“將門”現象探析——對中國古代將門的斷代史剖析》 認為，在北宋朝廷抑制政策下，“將門出將”現象有效地控制在“抑武”框架之中。柳立言《宋初一個武將家族的興起——真定曹氏》 認為，事功之外，品德是武將家族成名和傳世的重要資本。曾瑞龍《北宋種氏將門之形成》 通過種氏將門個案的研究，認為宋代雖有重文輕武之風，但因為外敵強大，不能不用武將，遂產生累世為將的將門。吳家將是南宋家將的代表。楊倩描《吳家將——吳玠吳璘吳挺吳曦合傳》 、王智勇《吳氏世將與南宋政治》 、何玉紅《武將知州與“以文馭武”——以南宋吳氏武將知興州為中心》 ，歷述吳家將抗金固邊的功績，從中展現出南宋中央與地方之間權力互動的軌跡。
儒將在宋代的興起及意義，有其時代特色。劉子健《從儒將的概念說到歷史上對南宋初張浚的評論》 認為以儒學為職業，以士大夫的身份親自帶領軍隊從事戰役的典型儒將到宋代才多起來，其基本原因在於文官制度的成熟。何冠環《敗軍之將劉平（973-1040後）——兼論宋代的儒將》認為，出身文臣和文官經驗幫助儒將在宦海中趨吉避凶，然不可避免牽入到文臣黨爭中，盛名之下要承受道德操守方面的較高標準。 方震華《軍務與儒業的矛盾——衡山趙氏與晚宋統兵文官家族》 通過衡山趙氏案例，認為“儒將”的理念固然受宋代士人肯定，但現實環境中的“儒將”卻十分難為。通過學者的努力，宋代儒將的多維面相和時代意義，逐漸清晰起來。
宋代有以外族出身統兵的蕃將。如族屬黨項的折氏就尤為知名，戴應新《折氏家族史略》 考證折氏族源和其軍事活動。李裕民《折氏家族研究》 認為，折氏在與漢族通婚中逐漸漢化，在宋代崇文政策影響下由世代尚武向文武兼長轉化。何冠環《北宋綏州高氏蕃官將門研究》通過綏州高氏興衰的觀察，認為宋廷對蕃將的使用有特別的政策，以達到既使用又控制的目的。 “蕃將”的宦海沉浮及其特殊之處，還需要深入討論。
外戚武將在北宋政治和軍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陳峰《北宋皇室與將門通婚現象探析》 認為，北宋皇室與將門通婚是統治集團打壓和拉攏相結合的武將政策的重要內容。何冠環《攀龍附鳳：北宋潞州上党李氏外戚將門研究》 認為，外戚武將在發揮內征外討作用的同時，作為一把“利器”實現了不同政治力量間的平衡，這是此種“特殊類型”武將所扮演的“特殊角色”。
關於“宦將”類型，柳立言《以閹為將：宋初君臣士大夫對宦官角色的認定》 討論宋初三朝宦官在邊境領軍中的作用，分析朝廷如何採取措施對其權力予以控制與防範。何冠環《拓地降敵：北宋中葉內臣名將李憲事蹟考述》 通過內臣李憲的軍旅生涯，探討北宋君主與內臣、內臣與武將的權力博弈。對不同類型將門的研究，體現出各自出身和事功方面的特殊性。如何在研究中走出“個案”，進而得出類型學上的普遍認識，就顯得非常重要。
值得說明的是，在歷史研究“眼光下移”的影響下，基層士兵進入學者的觀察視野之中。游彪《小人物與大歷史：一個被遺忘的北宋將官》 從一名中下級武官的傳奇人生，觀察北宋與吐蕃、西夏之間的複雜關係。胡坤《黍離之悲：兩宋之際一位陝西軍人的轉戰史——以為中心》 藉由討論墓主戰功和故土之思，來映照時代洪流下普通軍人的選擇與掙扎。程民生《盔甲裹詩書：宋代將士文化水平考察》 認為，在宋代最廣大的士兵中，識字者較為普遍。籍勇《宋代士兵研究》 梳理了宋代普通士兵的日常訓練、征戰以及生活狀況等。聚焦于普通人的生命歷程與故事，歷史才真正變得鮮活起來，軍事史研究中依然如此。
四 戰略文化路徑
戰略文化是王朝對政權安全、戰爭和平問題的主導性思維傾向和價值觀。戰略文化路徑體現為從思想文化視角來看待軍事問題。在此路徑下，學者圍繞宋朝的重大軍事戰略（如先南後北、守內虛外等）、戰爭觀念、文武關係、戰爭書寫、軍事禮儀與信仰等展開多維觀察。
北宋立國之初, 宋太祖提出並實施“先南後北”策略，即先征取江南諸國，然後統一北方。1957年，鄧廣銘發表《論趙匡胤》 ，認為形成統一的國家才能保證積極的防禦，“先南後北”是宋廷正確必要的戰略選擇。徐規、方如金《評宋太祖“先南後北”的統一戰略》 認為，經濟和軍事等客觀形勢促使太祖君臣繼承並完善周世宗“先南後北”的政策，並通過實踐取得實效。王育濟《宋初“先南後北”統一策略的再探討》 從中唐以來經濟重心南移的趨勢揭示“先南後北”的重要意義。李華瑞《關於宋初先南後北統一方針討論中的幾個問題》 辨析稱，“先南後北”中的“北”僅指北漢而不包括燕雲。往復討論之下，我們對宋初“先南後北”戰略的認識走向深入。
關於宋朝“守內虛外”具體內涵等，學術界存有爭議。鄧廣銘認為，北宋軍隊的使用和屯駐採取“守內虛外”原則，“在邊防地帶依然只駐有僅僅可資防守的部隊，把大部分軍隊駐屯在諸州郡的衝要地區，專力鎮壓各地的農民大眾。” 李合群《北宋“守內虛外”國策質疑》 認為，北宋“守內”力量相對薄弱，防禦遼和西夏的“守外”力量卻得到加強，“守內虛外”之說有悖於史實。紀雪娟《北宋“守內虛外”國策的再認識》 提出新的解釋：“守內”是軍事層面的軍隊部署政策、屯兵駐守之策，“虛外”是統治者處理內部世界與外部世界關係的一系列政策和觀念的總和。在爭議中提出新解釋，彰顯出軍事史研究的新活力。
統治者的戰爭觀與立國戰略，是戰略文化研究的重點領域。王明蓀《宋初的反戰論》 指出，北宋初年政壇上存在一股“反戰論”思潮，表現為主張維持現狀、反對發動戰爭、以守禦替代攻擊、對外採取懷柔之策等。程民生《宋初和平統一戰略及實踐》 將宋初統一戰略分為不戰而降的荊南模式、主動歸順的吳越模式、自覺納土的漳泉模式。對宋代統治者的戰略思想，陳峰認為宋代“崇文抑武”統治方略和對遼戰爭的失敗，使宋朝統治者在思想深處對戰爭產生抵觸和懷疑，“以和緩戰”“以和止戰”逐漸成為主流意識。
南宋的立國戰略有顯著的時代特性。劉子健《背海立國與半壁山河的長期穩定》 從政治地理的角度將南宋立國形勢概括為“背海立國”，進而認為在此形勢之下，“包容政治”對政權長期穩定發揮着重要作用。黃寬重《從和戰到南北人——南宋時代的政治難題》 認為，和戰與接納抗敵民眾是南宋政權最主要的政治課題，內外政局、人事紛爭乃至地域觀念等與此息息相關。張邦煒《戰時狀態：南宋歷史的大局》 認為長期處於戰時狀態牽動和制約着南宋社會的諸多方面，要認清南宋歷史，就離不開對戰時狀態大時局的理解。
宋代的文武關係，是戰略文化路徑下的重要研究話題。“以文馭武”及“重文輕武”是宋朝歷史上突出的政治現象。寧可《宋代重文輕武風氣的形成》 認為，宋代重文輕武風氣的形成，反映了唐宋之際封建社會內部的變化，在鞏固和加強中央集權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也帶來兵疲將惰和積貧積弱的負面影響。對宋代文武關係體現出的時代特色，陳峰將此概括為“尚武精神的淪落”，並通過樞密院長貳出身變化、“文不換武”現象等予以深度解析。 方震華《權力結構與文化認同——唐宋之際的文武關係（875～1063）》 從唐末至北宋中期文官與武官政治權力的消長過程中，分析文武關係緊張的深層緣由。
深入到具體政治實踐場景，更能揭示出文武關係的深刻內涵來。鄧小南《談宋初之“欲武臣讀書”與“用讀書人”》 指出，有關宋太祖欲“武臣盡讀書以通治道”的說法有國家走向文治的導向意義。張邦煒《重文輕武：趙宋王朝的潛規則》 認為，宋朝統治集團津津樂道的不是重文輕武，而是文武並用；重文輕武之所以受到質疑，在於它不是明規矩而是潛規則。柳立言《北宋評價武人標準再認識——重文輕武之另一面》 認為，關於輕武的判斷和解釋，要在具體場景下辯證分析。武舉和武學的發展同樣折射出宋代文武關係的變化，方震華《文武糾結的困境——宋代的武舉與武學》 認為，宋代武舉和武學兼具象徵意義與現實功能，使宋朝具備“文武兼隆”的外貌，進而合理化文官對軍隊的掌控。多維透視之下，展現出宋代文武關係的複雜性來。
用現代軍事戰略理論解釋宋代戰爭，成為戰略文化研究中的一個亮點，曾瑞龍《經略幽燕——宋遼戰爭軍事災難的戰略分析》 和《拓邊西北——北宋中後期對夏戰爭研究》 具有代表性。作者將戰略文化、大戰略、戰役、戰術等理論運用到具體戰爭個案之中，具體討論如“內政導向與野戰取向：北宋初年戰略文化的落差”“彈性戰略防禦的構建與滿城會戰”等。戰略文化的失調是導致北宋經略幽燕軍事災難的重要原因，這一全新的認識，得益于研究者戰略理論觀察的新視角。
戰略文化路徑下，學者提出戰爭書寫和軍事活動的政治解說，令人耳目一新。黃純豔《“漢唐舊疆”話語下的宋神宗開邊》 研究表明，宋朝對外開展軍事活動，是在華夷正朔觀念和現實政治的交互作用下建構自己的解說話語。具體到一場戰役，同樣存在解釋和書寫的問題。方震華《戰爭與政爭的糾葛——北宋永樂城之役的紀事》 表明，永樂之役成為反戰官員據以攻擊主戰政策的理由，其書寫受到政治立場的左右。政治立場和戰爭書寫之間的微妙關係，還需深入探討。
戰略文化路徑下，學者關注到陣圖、講武禮以及軍事信仰等問題。吳晗《陣圖和宋遼戰爭》 將陣圖視為宋代統治者懲五代之亂而行的將從中禦的手段。陳峰、王路平《北宋禦制陣法、陣圖與消極國防戰略的影響》 認為，北宋統治者長期對陣法予以高度重視，主要目的是消極防禦和控制將帥，這違背了軍事基本原則與常識。陳安迪《北宋陣圖問題再檢討》 認為北宋前期御賜陣圖確有控馭武將之效，後期對陣圖的講求則屬對軍事技術的探討，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講武禮”是與軍事密切相關的國家禮典。陳峰、劉縉《北宋講武禮初探》 指出，隨着北宋“崇文抑武”國策的推行，國家的尚武精神日漸消退，講武禮遂走向形式化和邊緣化。尹承《北宋講武禮新探》 認為，在國家進入戰爭狀態之先，皇帝大閱展現了動員武裝力量的意志與能力，並傳遞出隨時將其轉化為實際軍事行動的信息。其他如陳峰、胡文甯《宋代武成王廟與朝政關係初探》 討論武成王廟功能與象徵意義的演變，王元林、孫廷林《三聖神崇拜與宋代軍民的忠烈信仰》 分析三聖神崇拜與戰爭的關係等，均是戰略文化路徑下宋代軍事史研究的新收穫。
如上所述，戰略文化路徑下的相關討論，極大地拓展了軍事史研究的範圍和視野。若將軍事世界視為一個層級結構，制度是基礎框架，外在最耀眼的是武將活動和戰爭場景，處在最深層的就是戰略文化。只有深入分析趙宋王朝對軍事戰爭的主導性思維傾向和價值觀，才能對其制度架構、武將事蹟和戰爭等有更全面的理解。
五 研究趨向
未來的宋代軍事史研究如何前行？既往研究中有哪些值得借鑒的經驗？宋代軍事史研究的再出發，還需接續既有的研究傳統，從研究的典範成果中尋求啟發，積極探索新的趨向。
（一）注重“大宋史”的關懷與視野
軍事與戰爭活動，是不同政治體之間的權力博弈和實力較量。要深入理解宋代軍事世界，就要跳出就“宋朝”論“宋朝”的局限，從作為時間意義的“宋代”即10-13世紀的長時段中，在宋與遼、西夏、金、蒙元政權的互動中，揭示軍事世界的多重意義。在此，學術界一直倡導的“大宋史”的關懷與視野就顯得尤為必要。
鄧廣銘在1982年就呼籲：宋史研究者所觀察的是“十至十三世紀的中國歷史，而決不能局限於北宋或南宋的統治區域”。因此，在研究中要打破“嚴格劃分此疆彼界，而相互不越雷池一步”的現狀，而是視遼、宋、夏、金各王朝史為一個整體展開研究，這就是所謂的“大宋史”的理念。 近年來，包偉民強調，講求“大宋史”不是要讓每位研究者都同時兼習遼、宋、夏、金史，更主要的是指一種觀察問題的視野與高度。在我們討論具體議題時，以當時整個中國地區為歷史背景，跳出個案的局部，擺脫狹隘的思路。 注重全域觀的“大宋史”研究取向，應該突破嚴格劃分此疆彼界，統觀全域，諸史兼治。 前賢之言，值得宋代軍事史研究者深思踐行。
宋代軍事研究的經典論著中，其“大宋史”的視野和方法論值得借鑒。鄧廣銘《有關“拐子馬”的諸問題的考釋》 對岳飛大破金兵“拐子馬”本意探賾索隱，然其觀察視野所及的女真語言、金朝猛安謀克制度、宋人騎兵戰術等，體現出的正是從“大視野”來觀察“小問題”的重要性。王曾瑜《遼宋金代的砲和砲兵》 以“砲”為切入點，討論遼宋金時期的戰爭與軍事技術。這也是立足“大宋史”的觀察。林鵠《遼穆宗草原本位政策辨——兼評宋太祖“先南後北”戰略》 指出歷代士人及現代史家對宋太祖“先南後北”戰略的批判，很大程度建立在對遼穆宗的錯誤認識之上。蕭啟慶《蒙元水軍之興起與蒙宋戰爭》 在宋蒙對峙背景下討論雙方戰略戰術之優劣。站在遼、金和蒙元角度看宋代軍事，確實是值得稱道的“大宋史”的研究取徑。要之，“大宋史”不在於研究对象的大與小，關鍵是觀察的視野是否宏大。宋代軍事史研究中可着力之處甚多。
（二）“舊”史料細讀與“新”史料拓展的並重
史料考證辨析，是軍事史研究的基礎。對常見史料信息的充分挖掘，意義重大。王瑞來《屠城了無痕——以宋末抗元事件為中心的史籍記載與歷史真實例論》 辨析不同類型史料對宋末抗元南安一隅的記載，提醒研究者對以虛美隱惡為宗旨的碑誌所記史實要保持足夠警覺。明清方志等史料中，包含許多珍貴的宋史研究的記載，豐富了我們對軍事史的認識。如王曾瑜《南宋晚期壽昌軍的軍制》 挖掘清人文廷式所輯《壽昌志》史料價值，細化了對南宋壽昌軍防江水軍等駐軍的認識。從明清方志“發現”宋代軍事史，依然有較大的空間。
出土文獻和考古“新”發現在軍事史研究中的作用，引起學者的重視。黑水城文獻為研究宋代軍事史提供了豐富而珍貴的第一手資料。其中宋代西北邊境鄜延路經略安撫使司檔案文書，反映了北宋中後期至南宋初年西北地方軍政活動情況。孫繼民《俄藏黑水城所出〈宋西北邊境軍政文書〉整理與研究》 利用此文獻對兩宋之際政治軍事和軍人日常生活等深入討論。《北宋陝州漏澤園》 保留了豐富的北宋軍隊番號等信息。淮建利《北宋陝州漏澤園士兵墓誌文研究——以番號墓誌文為中心》 論述這一史料在補充宋朝軍隊番號記載闕失等方面的史料價值。王瑞來《墓誌書寫：復原一個武將的一生——考釋，兼說研究對墓誌的利用》 通過考釋新發現墓誌銘，深入觀察南宋初創的艱難和軍隊隸屬關係。其他如高建國《新發現考釋》 揭示宋金之際耀州之戰等情狀。要之，史料無所謂“新舊”，端看使用方式和解讀角度。在宋代軍事史研究中，正史、筆記、明清方志與新出文獻等相結合，傳統的史源學與史料批判、歷史書寫相結合，才是值得稱道的新趨向。
（三）突破軍事史研究“內史”與“外史”的區隔
軍事史研究中的“內史”，即從軍事史本身出發看軍事史。所謂“外史”，就是從軍事之外看軍事，從戰爭之外看戰爭。突破“內史”與“外史”的區隔，就要注重多學科交叉和融合，在多學科方法合力作用下，去觀察宋代的軍事現象。
從地緣政治與國際關係視角觀察宋代軍事，以此突破“內外”的區隔。陳智超《一二五八年前後宋蒙陳三朝間的關係》 認為，從蒙古平定雲南開始，就形成了宋、蒙、陳間錯綜複雜的三角關係；三方中的任何兩方在處理相互間的關係時，都不能不考慮第三方的存在。黃純豔《雍熙戰爭與東北亞政治格局的演變》 認為雍熙戰爭的失敗使宋朝放棄收復燕雲和確立東亞國際秩序主導的目標，遼朝通過武力征服完全控制了東北地區和高麗，這一格局奠定了此後一百餘年東北亞國際關係的基本秩序。地緣政治的視角，極大拓寬了觀察宋代軍事世界的視野。
技術視角下看宋代軍事，也可突破“內外”的區隔。劉永海《宋代軍事技術理論與實踐——以攻城、築城、守城為中心》 探討冷兵器製造技術和工藝、品質、性能以及火器在宋代軍事上的應用。范學輝《皖口之戰與宋太祖朝軍事裝備的革新》 認為，皖口之戰是以火箭、猛火油機等新式武器對抗為特色的戰例，是宋太祖革新軍事裝備所取得的成果。技術視角打開了認識軍事與戰爭的一扇新窗。
信息視角下討論宋代軍事與戰爭，漸成熱點。黃寬重《晚宋軍情搜集與傳遞——以所見宋、蒙廣西戰役為例》 認為面對蒙元“斡腹之謀”，宋廷通過安南、大理、羈縻溪峒動員多方力量偵搜軍情，使宋蒙廣西之戰演成大規模的情報戰。方震華《將從中禦的困境——軍情傳遞與北宋神宗的軍事指揮》 認為，京城與戰場之間的距離造成信息延遲，直接影響到君主的指揮。信息視角下的軍事與戰爭，拓展空間還很大。
地理和環境史視角下觀察戰爭，深化了軍事史的理解。程龍《北宋西北戰區糧食補給地理》 《北宋糧食籌措與邊防——以華北戰區為例》 提出“糧食補給地理”的概念，以此構建北宋糧食補給地理的空間結構。孫方圓《宋夏戰爭中宋軍對飲用水的認知與利用》 強調，飲用水問題既是管窺北宋戰爭觀念和軍事力量演進的对象，也是考察自然環境因素與軍事活動關係的獨特視角。軍事環境史的學術前景，值得期待。
如上所示，在突破軍事史研究“內史”與“外史”區隔中，學者借助地緣政治、兵器技術、信息資訊、地理學與環境史等術語，以期實現不同學科的貫通與旁通。其他如西方史學界興起的“新軍事史” 、“軍事革命”研究 等，的確有利於我們發現新問題，提出新觀點。需要說明的是，建立在各自學科基礎之上的術語，其使用有一定的限定，切不可一味照搬不同學科的概念，以此裁剪宋代的材料和史實，以致誤入“削足適履”之歧途。借用其他學科的眼光來觀察宋代軍事，“量體裁衣”才是研究的歸旨所在。
（四）關注長時段的觀察與比較分析
深入理解宋代軍事世界，需要進行長時段的觀察，通過前後歷史的比較來揭示宋代軍事史的意義。在此方面，學者討論多年的“唐宋變革”論等依然有啟發意義。趙雨樂《唐宋變革期軍政制度史研究（一）——三班官制之演變》 、《唐宋變革期之軍政制度——官僚機構與等級之編成》 研究三班官職等在唐宋變革期的發展。孫繼民《唐宋兵制變化與唐宋社會變化》 在“唐宋之變”視野下，比較徵發制與召募制在兵員來源和揀選準則上的異同。在唐宋比較的“異”“同”中發現宋代軍事世界的特殊之處，研究的空間還相當大。
進而言之，唐宋比較就是在長時段發展過程中探明軍事制度等的演變脈絡。鄧小南《近臣與外官：試析北宋初期的樞密院及其長官人選》 認為晚唐以來樞密院長官人選，從帝王任用宦官掌機要，一變為任用親信僚屬，再變為主要任用文臣，這反映出樞密院由內廷向外朝轉變的路徑。李全德《唐宋變革期樞密院研究》 以中晚唐、五代、十國、北宋前期作為整體時段觀察樞密院制度及背後社會變革的多樣性。丸橋充拓《唐宋變革時期的軍禮與秩序》 將軍禮與國家秩序問題放在唐宋變革的大視野下，凸顯出時代變遷的實質。黃寬重《唐宋基層武力與基層社會的轉變——以弓手為中心的觀察》 通過“弓手”從軍種類別向基層治安力量的轉變，顯示唐宋之間政治和社會型態的走向。要之，在長時段觀察與比較中，才能克服分析軍事現象的孤立和碎片化傾向，從歷史延續性中加深對宋代軍事世界的認識。
我們知道，關於宋代政治、經濟和社會的時代特色等，學術界有“走向內在”“背海立國”“戰時狀態”等解釋，近來又提出“宋型國家” 之說，反映着學界構建宋代歷史解釋話語體系的努力。對本文討論的主題而言，如何在厘清制度、戰爭、人物和戰略文化的基礎上，對宋代軍事在中國史上的地位和特殊意義提煉出符合實情的概念，就是對學人的考驗和要求。從注重“大宋史”的關懷與視野、“舊”史料細讀與“新”史料拓展並重、突破“內史”與“外史”區隔、關注長時段觀察與比較分析諸方面入手，努力作出對宋代軍事史的新解釋，任重而道遠。
来源：宋史研究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