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类立足于大地之上，本能地感受着时间的流逝与空间的广阔。然而，只有通过具体的尺度来衡量时间，并通过确定的标志来识别空间方向，人类才能真正清晰地理解和把握时间与空间。在与《甘石星经》成书时间相近的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在《物理学》第四卷中给出了著名的时间定义：时间就

人类立足于大地之上，本能地感受着时间的流逝与空间的广阔。然而，只有通过具体的尺度来衡量时间，并通过确定的标志来识别空间方向，人类才能真正清晰地理解和把握时间与空间。在与《甘石星经》成书时间相近的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在《物理学》第四卷中给出了著名的时间定义：时间就是就先后而言的运动的数。

此后，西方以太阳带领月亮、五星绕地球而转动构建了黄道十二宫体系，而中国则以北斗为轴心向外延伸出日月五星以及三垣—四象—二十八星宿体系。西方人认为天上的世界决定了人世的世界，因此出生在某个星辰运作之时的个人，便受到该星座的强烈影响；而中国人，则认为天意以天象的方式表现出来，给予统治者以警戒或嘉奖，观天象预知人事、规范秩序。复杂丰富的天文星占体系，与不断发展的天人感应思想相交错，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非常独特的政治景观。天象与灾异、政治、社会变动之间的复杂关系，通过一定的文化形式得以呈现。

在《甘石星经》中，对北斗七星的记载明显附有占卜之意：“守斗西，大饥，人相食。守斗南，五果不成。五星入斗，中国易政，又易主，大乱也。彗孛入斗中，天下陕，主有大戮，先举兵者咎，后举兵者昌。其国主大灾，甚于彗之祸。”实际上，这关系到中国古代一个特殊的政治传统。从周代开始，统治者将自己视为天子，从天到帝，相信君权天授，天是其统治合法性的来源，也是辅助其统治的一种力量。

如果不以今论古的话，这样一种普遍信服于天的理论在当时必定会被视为真理，而当人们信任其为真理时，它就能对人们的行为产生影响。而从中国历史上看，这些灾异的确给予统治者某种警戒，成为统治者反躬自省的一种契机；也有很多统治者利用祥瑞而无需动用暴力就顺利完成了政权的过渡。以此观之，占星不失为古代中国人根据自己的知识和观念构建起来的一种良性权力制约机制。

（上图：东汉嘉祥武侯祠出土的北斗星象画像石拓片）

《甘石星经》标志着我国古代天文学的发展高度，同时也影响到当时的政治、文化生活。对于甘德、石申等天文学家在天象历法方面的研究成果，历代帝王都十分重视。秦始皇建造阿房宫和骊山陵墓时，就大量采纳了其中的相关知识，使两座大型建筑符合天人合一的观念。

今年三月，日本学者出版了《宇宙考古学的邀约：通过卫星数据解读埃及与中国文明》一书。书中运用卫星影像探讨了秦始皇帝陵、长城、咸阳城、秦东门、秦山岛等遗址。其中有个令人惊叹的发现：秦始皇帝陵的墙壁与坟丘等皆依照秦代的南北轴线与东西轴线建造（比现今子午线偏东约1.4度，是根据当时北极星位置测定而来），东西轴线亦与现今略有不同。若据此将地轴稍东倾做修正，最近发现的“采药昆仑”石刻向东与秦始皇帝陵、洛阳城、秦东门（今江苏省连云港）精准地呈现一字排列。

据记载，甘德著作《天文星占》和石申著作《天文》均为八卷，汉朝时这两部著作还是各自刊行。可惜到唐朝时，两部著作均已散佚失传，目前只能从《史记》《汉书》《开元占经》等书中见到它们的片段。据南宋晁公武在《郡斋读书志》中记述，北宋时有人将以上各书中关于甘德、石申的著述加以摭拾补缀，由此合编成了《甘石星经》。虽然编撰者托名“甘德、石申”合著，不过离两人的原著作已有较大差距。之后，又有人对此书加以增删编纂，将《甘石星经》版本固定下来。

来源：大众新闻-大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