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耶鲁大学社会学教授莱妮·阿尔梅林所著的《父产科：缺失的男性生殖健康科学》一书指出，一个多世纪以来，医学界不断致力于研究破解女性生殖器官方面的重要问题，从而解决从流产到儿童疾病以及女性疾病方面的病征。但直到20世纪晚期，男性健康对于生育结果的影响才被真正意义上引

所评图书：

书名：《父产科：缺失的男性生殖健康科学》

作者：（美）莱妮·阿尔梅林

译者：陆小溦

出版社：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雅理译丛

出版日期：2025年1月

耶鲁大学社会学教授莱妮·阿尔梅林所著的《父产科：缺失的男性生殖健康科学》一书指出，一个多世纪以来，医学界不断致力于研究破解女性生殖器官方面的重要问题，从而解决从流产到儿童疾病以及女性疾病方面的病征。但直到20世纪晚期，男性健康对于生育结果的影响才被真正意义上引起注意。

19世纪晚期、20世纪初期，欧美一些医疗机构和医生曾试图发起成立男科。在当时，性病疯传，而男性生殖器官肿胀和疼痛，乃至阳痿、不孕的现象也颇为突出。青春期男性的遗精问题引发的误诊、错诊现象也颇为突出。在这段时期，医学更呈现出专科化发展的特征，比如心脏病专家专门研究心脏，儿科医生专门研究儿童。

相较而言，女性的生殖器官和生殖过程的专科化更早，妇科和产科在不同文明中的出现时间都很早。医生们试图找出导致女性生殖功能紊乱的各种病理性原因，探讨从月经疼痛到精神错乱的各种生理性机制。在20世纪初，美国的妇科和产科医生不断增长。而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科学家和临床医生已经在致力于研究女性卵巢功能，尤其是女性激素对于女性健康和生殖的影响——作为对应性的药物创新，女性避孕药也因此率先出现。

《父产科：缺失的男性生殖健康医学》书中指出，“将女性的身体和生殖联系起来的反馈回路的具体化和强化”，这成为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的医学和社会显著现象：妇女生殖躯体医学专业出现，建立了生物学、文化和组织联系，而有关激素、生育和避孕的研究议题加强了妇女身体、女性文化规范和生物医学基础架构之间的联系，从而产生出更多关于妇女和生殖的知识。

但男性学并未能在19世纪末成功设立。当时的人们并未将男性生殖系统理解为健康和心理的中心。哪怕是男性科学家和医生也反对这样做。

这背后有着社会心理的深层次原因。男性气概被认为是天赋，是种族性的体现。而且，男性学的设立提议，受到很多批评的另一个原因是，人们怀疑这可能招致男性疾病患病者被等同于寻花问柳的道德不堪者。

这种情况下，虽然医学专科化发展趋势中出现了单独的泌尿外科，却排除了生殖问题。

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70年代，民权运动勃兴，而女性主义运动又引发了性少数群体的权利主张活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性少数群体的这方面主张直接推动了男性生殖医学获得更多重视。

而男性口服避孕药的市场需要，以及工业化、城市化背景下男性不育现象变得越来越突出，这些都进一步推动了男科研究的发展。

遗传科学、基因科学的发展，迫使医学科学家开始重视父源性效应，也就是男性饮食、饮酒、吸烟、吸毒，年龄，以及他们在家庭、工作和环境中接触的油漆、杀虫剂等因素带来的影响。医学研究证明，镜子遭受表观遗传损伤的关键时期是在受孕前两个半月。而男性在生命早期的暴露，甚至回到他们作为胎儿的日子，都会在未来几十年影响其精子质量。上述因素“不仅会影响流产和出生体重等妊娠结局，还会对出生缺陷、自闭症等儿童疾病造成影响。”

到了21世纪初，医学研究才证实高龄父子的精子存在与一些常见疾病的联系，如癌症、自闭症，以及精神分裂症和双向情感障碍等心理疾病，还有白血病、视网膜母细胞瘤等。

尽管如此，男科医学研究的结论，也就是前述父源性效应影响的社会化传播，却远不如女性生殖健康知识那样获得了正确、普遍和有效的抵达效应。男性对上述有害影响的知晓度偏低，而知晓知识却仍然罔顾的情况也大有人在。

这与社会文化的影响有关。无论是东西方，对胎儿出生缺陷和遗传疾病以及后续成长中暴露的疾病，通常会将责任划分给女性，而不是男性。很多媒体在报道医学常识包括男性高龄生育对于孩子健康的危害的同时，又会在娱乐新闻、体育新闻板块对那种高龄娱乐、体育男明星有了下一代的消息持赞赏的口吻。似乎男性哪怕高龄、高寿，只要是没做过节育手术，都永远拥有生育健康下一代的权利和能力，如果未能做到，社会会悄然归咎于女性。

来源：渝川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