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24年的北京协和医学院，有一位身着西装的青年教授，正用彩粉笔在黑板上勾勒大脑神经网络，他就是27岁便成为协和首位华人教授的林可胜。此刻的授课对象中，既有金发碧眼的外籍学者，也有目光灼灼的中国医学生。

1924年的北京协和医学院，有一位身着西装的青年教授，正用彩粉笔在黑板上勾勒大脑神经网络，他就是27岁便成为协和首位华人教授的林可胜。此刻的授课对象中，既有金发碧眼的外籍学者，也有目光灼灼的中国医学生。

1897年10月，林可胜出生于新加坡，原籍福建海澄县鳌冠村（今厦门市海沧区）。在林可胜的实验室里，藏着改变中国医学史的秘密。1927年，他与助手冯德培将狗的胃囊移植到皮下，注入脂肪后观察到胃液分泌骤减。这一实验颠覆了“神经主导消化”的传统认知，最终从肠黏膜中提取出“肠抑胃素”。当论文登上《中国生理学杂志》时，国际医学界惊呼：“中国人发现了第一个激素！”

然而，林可胜的抱负远不止于此。他创办中国生理学会，推动《中国生理学杂志》走向世界，更在协和医学院建立起完整的科研体系。学生们记得，这位总在实验室啃酱肉大饼的教授，曾将缓激肽注入自己动脉，只为验证阿司匹林的镇痛效果。那一次，他疼得在长椅上蜷缩整夜，却坚持记录下精确数据。

在潜心治学之余，林可胜始终心系国家命运与民族存亡。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他迅速组织协和医学院师生成立医疗救护队，利用课余时间开展系统化战地救护训练。从急救包扎到伤员转运，从担架操作到战场急救，林可胜亲自示范教学，并带领团队研发出标准化急救箱与便携式手术器械箱，为后续的战地医疗体系构建奠定了重要实践基础。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枪声惊醒了北平的夏夜。面对美籍院长“日军可能接管协和”的警告，林可胜斩钉截铁地说：“救护队必须去前线。”汉口江滩的夜风裹挟着汽油味，林可胜蹲在临时救护站前，手中的竹片正将美军废弃的汽油桶剖成两半。这些被改造成“土制消毒锅炉”的铁皮容器，将在未来七年里蒸煮超过十万件军服，成为阻断战场瘟疫的关键防线。

1938年秋，当武汉会战的硝烟渐散，一支由37名医生、112名护士组成的医疗队，带着自制的竹制担架与改良急救箱，沿着湘江向南迁徙。在长沙城郊的破庙里，林可胜用手术刀在地图上划出三条迁徙路线——最终选择贵阳图云关，只因“此处既可避日机轰炸，又能扼守滇缅公路咽喉”。

这片曾被称作“鬼崽坡”的荒谷，在林可胜手中蜕变为战地医疗的神经中枢：流动的生命方舟——150支医疗队像血管般延伸至各战区，最远抵达缅甸胡康河谷的原始丛林。每支队伍标配的“林氏急救包”里，藏着用咖啡罐改装的止血钳、蚊帐布缝制的输液袋，以及用中草药提炼的“可胜止痛散”；隐形的健康屏障——在硫磺烟雾缭绕的灭虱站，士兵们脱光衣物跳入药池，让3万名战士免受疥疮与斑疹伤寒的折磨。这个方法被载入《战时卫生手册》；暗夜中的生命走廊——当滇缅公路被日军封锁，中共地下党员章文晋带领的骡马队，在月黑风高时将青霉素与便携X光机运出仰光。这些绕过封锁线的“特殊物资”，通过林可胜设计的“中转站密码”，最终抵达延安的窑洞医院。

在延安窑洞的手术室里，第23医疗队队长张先林用煤油灯照明，为八路军战士取出弹片。这支由林可胜亲自调派的医疗队，八百天内完成约三千台手术，无一死亡。林可胜顶住国民党压力，为新四军加倍拨发药品。1939年秋，当两箱稀缺的盘尼西林送达皖南时，新四军军医处处长沈其震在日记中写道：“林先生送来的不仅是药，更是希望。”国际援华医疗队总队长白求恩曾问：“为什么要帮共产党？”林可胜指着地图上的战线：“伤兵的胸膛里，流的血不分颜色。”

1945年8月15日，林可胜站在图云关的山巅，烟斗的火星在暮色中明灭。他身后，2万名训练有素的军医即将奔赴全国；他脚下，46万军民接种疫苗的记录正在刷新。1949年，他远赴美国继续科研。在贵阳图云关的纪念碑上，永远镌刻着他的话：“具丰富情感，抱牺牲志愿，本博爱襟怀，献科学身手”。

如今，在福建厦门海沧区鳌冠社区的村史馆里，孩子们指着林可胜的照片自豪地说：“这是我们的科学家，也是战地天使。”厦门人的家国情怀，从未因时空改变。

（梁水源）

来源：团结报团结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