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天一亮，我就听见王婶家的磨豆浆声。这声音十几年没变，从她刚离婚那会儿就开始，雷打不动。村里人起得晚，我起得早，所以这声音只有我和她知道。

天一亮，我就听见王婶家的磨豆浆声。这声音十几年没变，从她刚离婚那会儿就开始，雷打不动。村里人起得晚，我起得早，所以这声音只有我和她知道。

王婶离婚那会儿，大娃七岁，小娃才四岁，都是男孩。她男人姓李，是县城一家国企的销售，家里亲戚都在县城，听说是攀上了什么领导的女儿。那年代离婚的不多，尤其农村，更是稀罕事。

记得那天，王婶从县城回来，脸上没有眼泪，倒是嘴角破了一道口子。她牵着两个孩子，大的拎着书包，小的抱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几件换洗衣服。王婶回到村里老宅，那是她陪嫁时爹妈给的一间土房，一直空着，平时就当仓库用。

她搬回来第二天，我老婆蹲在村口小卖部听人讲闲话。

“听说是被打了，被那小三打的，李家人都看着呢。”村里王寡妇嚼着瓜子说。

“活该，谁让她不会打扮，看看人家县城姑娘，指甲油都跟电视上那些香港明星似的。”是卖豆腐的林婶子。

“你懂啥，还指甲油，人家是会来事儿，听说王家那闺女都不会端杯茶，在婆家跟木头一样。”

我老婆回来把这些话跟我说，我只是摇头。村里的闲话，就像那地里的狗尾巴草，割了一茬又一茬。

王婶回村第三天就骑着二八自行车出门了，车后座绑了个木箱子，装的是她做的豆腐脑和油条。我家正对着村口那条路，亲眼看见她一大早骑车出去，天快黑了才回来，脸上都是尘土，手上全是油渍。

第一个月，村里人见她骑车出去卖早点，都笑话她：

“瞧瞧，被休回来的，还要出去抛头露面，也不嫌丢人。”

“两个娃，一个女人，能撑多久？撑不了多久就得改嫁。”

“听说李家给了一万块钱，够她和两个娃这辈子吃糠咽菜了。”

那会儿一万块在我们村里确实不少，够盖个小平房了。但我知道王婶没拿，因为我碰见她去信用社，存了500块，说是给大娃读书用的。

那年夏天特别热，七月底，我骑摩托车去县城，路过新开发区，看见王婶支了个小摊，卖凉粉和绿豆汤。她头上扎块白毛巾，看见我，眼睛都没抬一下，只顾着招呼顾客。

我买了碗绿豆汤，喝完觉得有点甜，就问她：“王婶，这汤怎么这么甜？”

她擦了把汗说：“城里人喜欢吃甜的，我乡下口味，都调不过来。”

那天半夜，村里王大爷发病，我骑摩托送他去医院，回来路过王婶家，看见她屋里亮着灯，我好奇停下来，趴窗户看了一眼。她正坐在煤油灯下面算账，桌上摊着个蓝皮笔记本，旁边放着个收音机，嗡嗡地播着什么。大娃趴在旁边睡着了，小娃躺在她腿上，她一边算账一边用手轻轻拍着小娃，嘴里还哼着什么。

第二年春节前，村里传言王婶要改嫁了，说是县城有个开修理铺的看上她了，愿意连两个孩子一起带走。

正月初五，我去她家送礼，她正在院子里腌萝卜。

“王婶，听说你要…”

她抬头看了我一眼，手上没停：“谁说的？”

“村里都这么传。”

她笑了笑，露出一颗有些发黄的门牙：“我两个儿子还等着我供他们读书呢，哪有空想那些。”

转眼到了1998年，县城发展起来了，王婶也不骑自行车了，买了辆二手面包车。村里人见她每天早出晚归，都说她在城里找了靠山。大队书记媳妇张婶在水井边还专门说过：

“王家那个，听说勾搭上县供销社主任了，要不然一个女人哪来钱买车？”

那年冬天，王婶小儿子感冒发烧，我送他们去医院，路上小儿子小李突然说：“妈妈每天要起四次床。”

我一愣：“啥意思？”

小李掰着手指：“第一次是凌晨三点，去加工厂拿豆腐；第二次是四点半，去市场摆摊；第三次是中午十一点，回来做饭；第四次是下午五点，去批发市场进货。”

说完，他就睡着了，头靠在他妈肩上。王婶嘴唇抿得紧紧的，眼睛看着窗外。

到了2000年，王婶在县城租了间铺面，卖起了豆制品。我去过一次，店面不大，但干净整洁，墙上贴着两个孩子的奖状，都是班级前三名。店门口挂着块手写的牌子：

“纯手工豆制品，不加明矾，不用化学剂”

有顾客进来，问豆腐干怎么比别家贵两毛钱，王婶就笑着说：“我家的豆腐干，放心。不信的话，我可以带你去看我怎么做的。”

那几年，王婶的店面从一间变成两间，又加了冷柜，开始卖素鸡、豆腐皮这些加工难度大的豆制品。村里人有去县城的，回来就说看见王婶店门口排队买豆腐的，还都是些体面人家。

2003年，王婶大儿子考上了省城大学，学的是食品工程。我去她家吃酒，她没大办，就叫了几家关系好的。席间她喝了点酒，脸有些红，拉着我的手说：

“老杨，当年要不是你们家帮衬，我们孤儿寡母的，哪能挺过来。”

我摆摆手：“哪有，你自己厉害。”

她笑了笑，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看，这是我刚回村那会儿写的，十四年了，都快化了。”

纸上密密麻麻写着一些项目，最上面几行我还认得出来：

“豆腐脑，成本3毛，卖5毛，一天卖50碗，毛利10元” “油条，成本1毛，卖3毛，一天卖70根，毛利14元” “凉粉，成本2毛，卖4毛，一天卖30碗，毛利6元”

她把纸小心翼翼折好又放回口袋：“那时候一天净赚30元，就觉得很多了，够两个孩子吃住了。”

我突然想起一件事：“王婶，那会儿我见你晚上算账，旁边放着收音机，听啥呢？”

她愣了一下，然后哈哈大笑：“《致富经》啊！那时候收音机还是我用粮票换的呢！”

2005年，王婶小儿子也考上了大学，学的是市场营销。那年，她盘下了县城一栋小楼，一楼开了家”王婶豆品店”，二楼是加工间。

村里张婶又在水井边说：“听说王家那个，店铺是县里某领导送的，那些年没白往县城跑。”

我老婆回来告诉我，我笑着摇头。第二天正好去县城，专门去了趟王婶店里。她正在教新来的两个打工妹怎么做豆腐皮，看见我，招呼我去楼上坐。

二楼有间小办公室，墙上挂着”食品安全示范店”的牌子，桌上放着台电脑，屏幕上是一堆表格。

“这是啥？”我问。

“成本核算表。”她指了指屏幕，“大儿子教我用电脑，说这样更清楚。”

办公桌下面，放着个旧木箱，就是当年她绑在自行车后面的那个。我蹲下去看了看，箱子上还有油渍的痕迹。

“留着它干啥？”我问。

王婶递给我杯茶：“留个念想。刚回村那会儿，这箱子就是我全部家当。”

她转身从抽屉里拿出个账本，翻到某一页：“看，这是我们村里人在我这儿买豆腐的记录，你家去年买了83块豆腐，花了166元。”

我有些惊讶：“你还记这个？”

她笑了：“我一直记着呢，村里人挺照顾我生意的。”

我突然觉得有些不是滋味。这么多年，村里人说她闲话，她心里都清楚，却从来不辩解。

2008年，王婶大儿子从省城回来，带着几个大学同学，在县城郊区租了几亩地，建了个现代化的豆制品加工厂。招工启事一贴出来，应聘的人排起了长队。

开业那天，县电视台来采访，记者问王婶：“您觉得创业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王婶穿着件深蓝色的连衣裙，头发用黑发卡别着，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很多：“困难啊，就是坚持吧。有人骂你、看不起你的时候，自己不能先倒下。”

记者又问：“您当初为什么选择做豆制品？”

王婶笑了笑：“农村孩子嘛，就会这些。再说了，做人做事，要对得起良心。我做的豆腐，自己孩子能吃，别人孩子也能吃。”

那段视频在县里播了好几遍，村里人也看到了。水井边的张婶不说话了，反倒是她家男人，村支书老张开始吹嘘：“王桂英那闺女，从小就聪明，当年在生产队记工分，算得比谁都清楚！”

2010年，“王婶豆品”在市里开了第一家连锁店。那年冬天，村里修路，差点把我家门口挖断了供水管，是王婶出钱让施工队改了线路，还给全村每家送了两箱豆制品。

2012年，王婶的加工厂扩建，招工启事上写着”优先考虑南河村村民”。南河村就是我们村，村里有十几个年轻人去她厂里上班，月薪比去县城做工还高。

2015年，王婶小儿子从国外学成归来，带回了一套豆制品加工技术，“王婶豆品”在省内开了二十几家连锁店，年营业额过千万。

村里人对王婶的称呼，不知不觉从”离婚带娃”的王婶，变成了”王总”。以前爱说闲话的张婶，现在见了王婶直叫”桂英姐”，热情得很。

今年清明，我去扫墓，碰见王婶也来给她父母上坟。她穿着件灰色的羽绒服，戴着顶毛线帽，看上去和村里其他五十多岁的妇女没什么两样。墓前，她弯腰摆了两碗豆花，又插上几柱香。

“我爹活着的时候最爱吃豆花，说我做的豆花比他妈还香。”她对我说。

我注意到她手上有道伤疤，问她怎么回事，她笑着说：“前年厂里机器出了故障，自己钻进去修，不小心划的。”

回村路上，我问她这些年怎么不搬到县城住，她说：“住惯了，再说我那两个儿子，从小跟我睡一个炕上长大，现在满世界飞，就这老宅，他们还记得住在哪儿。”

路过王婶家，我看见院子里晒着两床刚洗的棉被，被面是老式的蓝白格子，有些发白了。晾被子的竹竿还是那根，只是中间用铁丝绑了一道，想来是这么些年断过又接上的。

村口转弯处，碰见王寡妇，她拉着我问：“听说王桂英厂子现在值几千万了？”

我笑着说：“差不多吧。”

王寡妇叹了口气：“想当年她刚离婚回来，村里人多看不起她啊，如今…”

我打断她：“如今怎样？”

王寡妇有些尴尬：“如今…如今我们都敬她。”

我点点头，想起王婶常说的一句话：“人活一世，不能只给自己记账，也得给别人记着。”

今天早上，我又听见王婶家的磨豆浆声。声音依然很早，只是不再是她一个人的声音了。厂里的工人说，王总每逢周末还是喜欢自己动手磨豆浆，说那是手艺人的本分。

我隔着院墙喊了声：“王婶，这周的豆浆还磨啊？”

王婶的声音传过来：“磨啊，你要喝吗？一会给你送过去。”

声音里满是笑意，就像二十年前，她刚回村那会儿，给我端豆腐脑时的样子。

来源：魔法师戴利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