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政治与人群相关。人以群体的方式存在，生而有群、群而有序是人类社会的基本命题，但群有数量和规模之别。人类合群是从小规模到大规模，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演化的过程。人是生命体，必须进行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因为人自身的生产，产生了由夫妻子女组成的家庭，“这

徐勇

政治与人群相关。人以群体的方式存在，生而有群、群而有序是人类社会的基本命题，但群有数量和规模之别。人类合群是从小规模到大规模，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演化的过程。人是生命体，必须进行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因为人自身的生产，产生了由夫妻子女组成的家庭，“这种家庭起初是唯一的社会关系”。人类合群从家庭开始，基本的人群单位是家庭，称为“食橱伴侣”“刍槽伴侣”；若干家庭组成村落，称为“同乳子女”“子孙村”；再由家庭和村落组成城邦。现代社会科学是伴随现代国家产生而出现的。国家是大规模的政治人群，尽管现代社会科学以大规模人群为主要研究对象，但与大规模人群相对应的小规模人群也是一种长期历史存在的人群单位，理应成为现代社会科学关注的对象。

许多学科都对小规模人群给予关注

对小规模人群关注较多的是社会学。社会学以社会为研究对象。社会是在一定关系下人与人的结合，这种结合产生的是群。因此，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进入中国后，最初被翻译成“群学”。这与荀子所说的“人之生不能无群”的命题是一致的。19世纪以来，西方社会学在研究社会时，关注到了小规模人群，并以社会群体的学术概念加以概括。如：

迪尔凯姆是社会学的创立者之一。他在其名著《自杀论》中提出了“小型社会”的概念，认为“原始社会是按照不同的家族基础来分类管理的，它是一些所有互为亲戚或被认为有血缘关系的人的小型社会、宗族的集合体”。以地缘关系为基础，“小的集体得以存在于和他们有着同样物质基础的邻居以及他们的亲属间。然而，每个人，都有可以辨别的面孔”。

美国学者库利提出“初级群体”（“首属群体”）的概念，“初级”即最初的。“人类在亲密关系的简单形式或称‘首属群体’”。初级群体是由初级关系构成的。库利还明确提出了“小规模的、联系紧密的社区”。后人在其基础上提出“次级群体”的概念。

我国社会学家费孝通以“熟人社会”指称小规模人群。熟人社会是通过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而结合的。

人类学是研究人的起源与本质的学科。人类学创立之初，便将对原始人群进行调查研究作为自己的使命。以家庭、氏族、胞族、部落为单位的人群都是小规模人群。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认为：“功能的分法，自实地工作始，以实地工作终。”实地调查的主要对象是原始社会的小规模人群。

历史学是对历史现象的研究。小规模人群是一种历史现象，因此也成为其研究对象。著名历史学家芬利在其《古代世界的政治》一书中提出了“面对面社会”的概念，以研究古雅典的政治特征。在他看来，“古代雅典是面对面社会的典型……所有公民居住在一个狭小的地区，而且相互熟悉，是雅典民主不同于近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雅典社会与政治的小规模特征曾经为卢梭所赞赏，因为，“在小规模的、内聚的、高度同质化的城邦居住的人们，是地位平等和基本上志趣相投的朋友和熟人”。

马克思在研究人类社会形态演变时，多次使用共同体的概念。但在考察亚细亚的所有制形式时，他使用了“小共同体”的概念。“在大多数亚细亚的基本形式中，凌驾于所有这一切小的共同体之上的总合的统一体表现为更高的所有者或唯一的所有者。”这里说的小共同体主要指公社、村社之类的小规模人群组织。

小规模人群未能成为政治学研究的对象，甚至成为一个被忽视的“盲点”

小规模人群是一种数量和范围较小的人群单位。这种人群不是人与人的数量的简单相加，而是存在着直接关系，并通过这种关系形成一种制度化的小规模人群。费孝通通过社会调查发现，“一个社区中众人初看时似乎是纷杂的活动，事实上都按着一套相关的各种社会角色的行为模式行动的。再看各种社会角色又是相互配合，关关节节构成一个网络般的结构。……这个结构里规定的各种角色间的相互行为模式也是个人在社会生活时不能超出的规范，一旦越出就有人出来干涉，甚至加以制裁”，由此产生“井然的秩序”。可见，正是这些规范形成了普遍和持续的行为模式。小规模人群得以稳定持续地存在就在于有相应的规范，从而形成具有稳定性的制度化人群，而不是一哄而来或一哄而散的乌合之众。马克思通过考察村社制后认为：“这种制度使每一个这样的小结合体都成为独立的组织，过着自己独特的生活。”无论是传统的家庭、氏族、村社、庄园，还是现代的学校、社区、企业等小规模人群，无不有相应的制度规范所支撑，从而形成一种制度化的小规模人群。

政治学的基本命题是群而有序。但小规模人群却未能成为政治学研究的对象，甚至成为一个被忽视的“盲点”。这是因为现代政治学是伴随国家而产生的。作为现代政治学奠基者的霍布斯力图通过创建国家来克服各个人、各个小群体之间的敌对状态，主张“把大家所有的权力和力量都托付给某一个人或一个能通过多数的意见把大家的意志化为一个意志的多人组成的集体”。这就是拥有超级力量的“利维坦”。随着现代国家（“利维坦”）的构建，国家成为普遍性的支配力量。正如迪尔凯姆所担忧的，“自从国家成为唯一的集体形式，除了国家之外，个人不再受任何集体的管束”。在这一背景下，现代政治学的研究对象主要限于国家，特别是限于现代西方国家，以致出现“政治=国家”的公式。

进入20世纪，大量非西方的发展中国家进入政治学研究的视野。这些国家的政治形态与现代西方国家差别很大，如何将这些国家的政治形态纳入政治学研究的视野成为一个突出问题。以阿尔蒙德为代表的美国比较政治学者试图破解这一问题，他们以“政治体系”替代“国家”的概念，认为“即使是最简单的社会也具有在最复杂的社会中可以找到的任何种类的政治结构”。但是，因为他们还是以整体国家为单位进行研究，未能将小规模人群列为专门的研究对象，进行深度的田野调查和研究。而制度化小规模人群恰恰是发展中国家政治的重要特征之一。

我国历史上有非常丰富的小规模人群形态，费孝通的《乡土中国》对此有较多的描述。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乡基层社会的变化，特别是村民自治与基层治理的发展，政治学对小规模人群的政治展开田野调查和研究，并取得了大量成果。但是，总体上看，这种研究还只是一种现象研究，未能将小规模人群作为一个抽象的普遍概念进行理论研究，由此成为政治学研究的一个“盲点”。这就需要调整研究视角，建立微观政治分析的视角。微观与宏观是相对而言的，前者通常指小，后者通常指大。微观政治分析有助于将小规模人群纳入政治学研究的视野，使小规模人群的政治属性成为微观政治学的研究对象。

来源：北京日报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