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秦汉以来，鄂尔多斯地区一直是北方民族与农业民族交融汇聚的重要地区。这里既是中原王朝垦戍守边的重要屏障区，也是安置北方内迁民族的“落户区”，由于经济上的快速发展，这里社会稳定，经济富庶，成为可以媲美关中地区的“河南地”“新秦中”。西汉时期，朝廷在鄂尔多斯及地区设

鄂尔多斯历史故事⑱

霍洛柴登古城内新莽时期的铸币坊

秦汉以来，鄂尔多斯地区一直是北方民族与农业民族交融汇聚的重要地区。这里既是中原王朝垦戍守边的重要屏障区，也是安置北方内迁民族的“落户区”，由于经济上的快速发展，这里社会稳定，经济富庶，成为可以媲美关中地区的“河南地”“新秦中”。西汉时期，朝廷在鄂尔多斯及地区设置有朔方、五原、云中、西河、上郡等郡，下辖数十个县，当时的人口有数十万之众。因此这里留下了大量的汉代遗址、遗物，更留下了厚重而多样的历史文化。在这些厚重的历史文化中，西河郡铸币遗址的发现无疑是独一无二的存在，是当之无愧的内蒙古地区第一“铸币作坊”。

霍洛柴登古城惊现“古钱币”

霍洛柴登，是用蒙古语表达的地名，也可以写作浩绕柴达木。杭锦旗霍洛柴登嘎查本是一处偏远的小村落，位置偏僻，地广人稀，但这里发现的一座古代城址也让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声名远扬。这座古城叫做霍洛柴登古城，它是鄂尔多斯高原西北部的一处古代城池，也是内蒙古中南部地区规模较大、保存较好的古代城址之一。古城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1446米，南北宽1100米，墙基宽13米，残高0.5-2米。由于附近的农牧民在这里种植玉米、土豆等作物，原来高大的城墙现在仅仅能看见低矮的土垄形状。听当地的农牧民老者说，上世纪60年代，古城保存还是非常完好的，后来包田到户后，古城内逐渐变成了附近农牧民的农田，城墙也因为耕田不方便而被推倒摊平了。

人们在耕地的时候经常会发现一些古代的“麻钱钱”“瓦罐罐”“瓦片片”，偶尔还会有一些“铜刀刀”“铜苗苗”，世代生活在这里的牧民早已经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当地的牧民介绍，早在上世纪70年代，这里就曾经发现过一个大大的铜钱窝窝，当时出土了700多斤的铜钱，被发现者卖到当地的供销社了，后来被当做废铜毁掉了，发现的人说铜钱的品相非常完好，品种也非常丰富。1973年-1974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者，在霍洛柴登古城进行了专项调查，正式定名为霍洛柴登古城，发现了珍贵的“西河农令”“中营司马”两方铜印章。1996年，全区历代钱币普查中，内蒙古文物工作者在这里又发现了许多和铸造有关的遗物。2012年8月，霍洛柴登古城接连发生三起古代钱币的盗掘事件，犯罪分子利用先进的金属探测仪事先探测确定出钱币的大致范围，到了晚上进行盗挖盗掘，当地农牧民发现后迅速报警，在文物部门、公安部门的联合执法下，案件如期侦破，收缴了被盗古钱币数千斤。紧接着，2012年-2013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部门迅速组织力量进行了连续两年的抢救性发掘工作。这次考古清理，出土了大量的古代钱币，共重7000多斤，约140万枚，以“货泉”居多，还有“半两”“五铢”“大泉五十”等。除了钱币以外，还有非常丰富的铸钱用的钱范，比如“大泉五十”“小泉直一”“货布”“布泉”等等。经过考古工作者长期的研究，他们根据霍洛柴登古城铸币遗址内出土的“半两”“西河农令”“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等文字材料，判断古城应该属于西汉武帝至王莽时期，并且是西汉朝廷治下的西河郡郡治所在地。

铸币遗址出土的部分“货布”铜钱（图片来自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

西河郡的“铸币坊”

西河郡是西汉在鄂尔多斯以及周边地区建制的最大的郡之一，治所在平定县。西汉时期，全郡的人口有69万多人，下辖美稷、广衍、富昌、平定、虎猛、增山、谷罗等36个县，有人说霍洛柴登古城是西河郡下辖的增山县，也有人说是平定县。但有一点可以确认的是，霍洛柴登古城应当就是西河郡治所在地。今天的鄂尔多斯北部大部分地区都是西河郡的管辖范围。西汉王朝从内地迁徙数十万的兵卒、囚徒等在这里垦殖戍边，同时也安置大量降附到西汉的匈奴等，他们被安置在这里，仍然保持相对自由的游牧生活。随着“和亲”“互市”以及西汉军事的胜利，降附的游牧部族与这里的农业民族和谐共处，共同开发、经营这里。

多年的考古工作，使人们逐渐揭开了霍洛柴登古城尘封的往事面纱。霍洛柴登古城中部有一条东西向的街道，宽约50米，街道的西边有一个较高的土堆，应该是官署建筑的遗址，在建筑的东北部有铸钱遗址。官署区位于古城的中间位置，在官署区的附近分布着一些铸钱、铸造兵器以及炼铁、铸铜的场所和遗址。在古城的西部，发现有多处烧制陶器的陶窑遗址，这些陶窑就近分布在绕城的柴登河东岸，在这里选址就是为了方便取水，方便制造陶器。2012年-2013年，考古工作者在被盗的古钱币出土地点清理发现的钱币窖藏遗址、建筑基址以及在窖藏西面150处，又发现的铸造钱币作坊遗址、两座钱范烘焙窑，一座铸币窑无疑是近年来最为重要的考古发现。难能可贵的是，在这些钱范里还有一些带有年代铭文的陶范“始建国元年三月”“钟官工……”。除此之外，还出土了较多的铜器、铁器、铜铁炼渣。可以这样说，霍洛柴登古城的铸币遗址是一处集炼铜、铸造、存储一条龙的铸钱作坊，显现出了规整的制式化建造。从这些发现就可以判定，霍洛柴登所在的西河郡的铸币遗址是鄂尔多斯地区最大的铸造遗址，堪称“鄂尔多斯第一铸币坊”。根据出土的“始建国元年三月”（公元9年）进行推断，这座规模宏大的铸币坊应该是在王莽所建新朝时期。

霍洛柴登古城所在的地理位置十分特殊，是沟通河套地区与关中地区的重要节点，也是自西河郡西出黄河的重要据点。因此，无论是西汉武帝时期朝廷对匈奴的大用兵时期，还是后来汉族与匈奴和亲共处的和平时期，西河郡不仅是西汉控制北方地区的前沿阵地，也是安置降附游牧民族，维系中原与北方边疆沟通、联系关系的重要区域。

铸币遗址出土的有纪年钱范（图片来自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

“铸币坊”的由来

霍洛柴登古城的“铸币坊”规模这么大，出土的钱币这么多，而且又那么新，这是为什么呢？这些应该都是与西河郡有着密切的联系的。考古研究发现，这些铸币遗址、铸造的钱币基本上都是王莽时期的，并且贮藏着数千斤。因此，这些大量的钱币应该与王莽对匈奴等民族的军事活动有着直接原因。

西河郡是西汉王朝初期就在鄂尔多斯高原设置的北方大郡，是汉朝抵御匈奴的驻军重镇。西河郡郡治所在的霍洛柴登古城，方圆1.5平方公里，足可以驻军数万兵马。汉武帝时，西汉王朝政局稳定，经济富庶，国力大增，面对强悍的匈奴改变前几代消极的防御政策，而是对匈奴大举用兵。随着西汉军事战争的胜利，匈奴逐渐处于劣势，越来越多的匈奴人、乌桓人内迁到“河南地”的鄂尔多斯地区，西汉王朝尊重各民族风俗习惯，与各民族平等往来，保护各族人民的政治经济利益，各民族友好交往、相互交流，出现了长达150年的和平发展时期。

公元9年，王莽篡汉后，改国号为“新”。为了表现他的威德，王莽一改西汉时期对匈奴的友好政策，于建国后的第二年，便命令五威将军王骏等大臣去匈奴那里收回西汉颁发的“匈奴单于玺”，转而换成王莽颁发匈奴的“新匈奴单于章”。更令匈奴气愤的是，王骏等人换印后，在匈奴众人的面前用斧头将“匈奴单于玺”砸坏，这引起了匈奴单于及部众的愤怒。公元10年，王莽再次更改西汉对匈奴称谓，将“匈奴单于”改为“降奴单于”，这些明显带有蔑视的称谓，更加深了匈奴的愤慨。公元11年，王莽又不顾匈奴的想法，粗暴地决定将匈奴分成十五部，立呼韩邪单于子孙十五人为单于，更有甚至，王莽在公元12年的时候将匈奴单于的儿子斩杀在长安城，企图威慑各族。不仅如此，王莽还将北边地区设置的郡县名称进行修改，改成带有浓厚的蔑视、歧视意味的名称，比如把五原郡改成“获降郡”，云中郡改为“受降郡”。王莽这些做法，激化了匈奴与中原王朝的矛盾，北方边境局势逐渐紧张起来，战争到了一触即发的状态。

铸币遗址全景（图片来自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

面对这种局面，王莽不仅没有缓和矛盾的做法，反而变本加厉，发动对匈奴的大规模战争，并且企图通过长时期的战争，彻底消灭匈奴。王莽派王建等十二将军，从全国调集兵力三十万，带上三百天的粮草，准备兵分十路歼灭匈奴。这样的大规模战争，粮草的问题是摆在王莽大军的首要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王莽决定就地在大军附近解决粮草问题，并且允许在地方铸造钱币，维持经济。西河郡重要的战略位置和重要的农畜产区，自然地成为了供给军事战争的重要基地。在匈奴势弱重心逐渐向西北转移的情况下，西河郡成为了中原王朝自西河郡经由敖楞陶勒亥古城、摩林河古城向西出黄河的重要基地。

正是因为王莽时期改变了对匈奴的友好政策，对匈奴大举用兵，为了解决军队的粮草问题，王莽允许西河郡在郡治内铸造钱币，贮藏钱币，以应对长期的军事行动。但适得其反的是，王莽无视各民族的意愿，以高高在上的姿态处理民族关系，破坏了汉匈之间长期的友好和睦局面，导致内地民族怨声载道、边民流离失所，最终加速了新莽政权的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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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摘编自：李芸主编、甄自明编著《鄂尔多斯历史故事》

编辑：李荣

校对：李由

审核：杨阳

终审：折海军

来源：鄂尔多斯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