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妈，求你回来，快回来，房子要被封了，孩子没人管了，她要离婚了。”

火车刚穿过隧道，手机就震个不停。

“妈，求你回来，快回来，房子要被封了，孩子没人管了，她要离婚了。”

我把行李箱往座位下推，望着窗外一闪一闪的光影，没有犹豫。

“我不回，你们自己扛。”

电话那端怔了两秒，传来他压低又急促的喘息，还有旁边女人的尖声哭骂。

“你还是人吗？你还是他妈吗？”

乘务员推着餐车经过，热水汽扑了我一脸，我才回过神来，把手机调成振动，仰头把嘴里的那口硬邦邦的包子咽了下去。

我这一生，硬东西吞得多了，喉咙早就起了老茧。

我叫刘萍，四十七岁，周围人都管我叫刘嫂。

我这趟是去大理，订了民宿，要看洱海，要沿着苍山走一段，算是替自己过个迟到的生日。

我儿子王明二十七岁，在县城里做物流，娶了个城里的姑娘，叫小芳。

三年前，我把家里攒的十几万，加上借的几瓜两枣，全砸进了他们的婚事和首付。

彩礼十八万八，他们家要体面，我咬牙把婆家的那块地也给让出去换了钱。

我男人王建是个泥水匠，手上有劲，话少，做了半辈子活，腰椎弯得像镰刀。

他对儿子有亏欠，老话说“穷养儿富养女”，我们倒了个个，儿子要啥给啥，盼着他出息。

第一次见小芳是在县城一个火锅店，她浓妆，指甲上画着小花，笑起来有股子甜，可话里话外都围着钱转。

“阿姨，现在年轻人压力大，房子车子彩礼该有的都得有，不然日子过着难。”

她妈插话快，“你们农村有地嘛，都是钱。”

我笑笑，给她们夹了块毛肚，“有地也得种才有收成，钱是血汗换的。”

婚礼那天喜庆，亲戚朋友都来了，礼炮炸得我耳朵嗡嗡响。

我捏着那本红色的房产证，心里发沉，上面写的是王明一个人的名字，这是她们家的条件，说年轻人面子重要，我男人说“算了，一家人。”

我也说“算了，一家人”。

婚后一年的春天，小孙子出生，白白胖胖。

小芳生产完坐月子，话锋一转，开始盯着我。

“阿姨，你把农村那边暂时放放，来城里住吧，孩子离不开人，我妈身体不太好，你来照顾最合适。”

我看看我男人，他正揉着腿肚子，腿上有静脉曲张的鼓包，我心里一紧，还是点了头。

我提着一个帆布袋，装了几件衣服和一个小药包，坐早班车进城，从那天开始，成了他们家的保姆。

我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

凌晨四点给小家伙冲奶粉，洗衣机不敢用，怕吵醒他们，就弯着腰手洗。

小芳对我挑剔：“毛巾要分脸的手的脚的，杯子不要倒扣，地拖完要干的。”

她早上在手机前画半小时妆，拍照片发圈，配字“婆婆做的早餐，好幸福”，照片里卤蛋和小米粥冒着热气，那是我三点多起来做好的。

午后太阳直直地射进来，小家伙不睡觉，哭到撕心裂肺，我抱着他在客厅一圈圈走，脚底板烧得烫，我男人打电话来，说他腰疼，我说别忙，打一杯热水敷敷。

第二天，他就从架子上下来时踩滑了，扭了腰。

我请了半天假回去看，他拄着木棍站在门口，眼睛发红：“你忙你的，家里我再撑撑。”

我跑到菜地看了一圈，菜都老了，水缸干透，井边的石头长了青苔。

村里的嫂子们看见我，嘴里酸酸甜甜的，“你儿子孝顺啊，给你城里住。”

我笑笑，心里像给狗撕了一口。

城里的生活把我磨得没有棱角，也磨出了很多刺。

有一晚孩子发烧，小芳睡得呼呼响，王明不在，接了个大单跑物流去了。

我抱着孩子去了医院，急诊室里人声嘈杂，护士白口罩挡到眼睛。

我双手哆嗦，医生看了看开骨胶原的小灯，低声唠叨：“大人呢？怎么让老人带？”

我没回话，背一直挺着，像一块要裂开的木板。

三天三夜不合眼，退烧贴换了两轮，孩子好了，我就像被抽干的井。

回家的路上，天刚亮，路边早餐铺起烟。

小芳发了条消息：“阿姨，酸奶要买低温的，别买常温的，你们农村的卫生观念真是要改。”

我回了个“哦”。

手上系的布绳溅了碘伏，一圈黑一圈黄。

我知道我是在被使用，可那是骨肉，是儿子，是孙子，我懂得的坚忍就是继续做。

直到那一次，我的忍到头了。

那天傍晚，王明突然把我叫到房间，门关得紧，他说话不看我眼睛。

“妈，借我点钱，十万，周转一下。”

我笑笑，“家里还有吗？你们不是工资都还按揭？你妈这点退休工资刚发，还没热呢。”

他咽了一口唾沫，“妈，我投了个项目，回报高，马上回。”

过了两天，我接到银行电话，说我的卡异常交易，问是不是本人在某某平台借贷。

我蒙了，赶紧问：“啥借贷？我不是只会用那张老卡领工资？”

对方说：“王萍女士，您名下有两笔经营贷。”

我喉咙里像卡了刺猬，一个字都挤不出来。

晚上我把那张工资卡翻来覆去找，抽屉里空荡荡。

小芳在卧室门口打着呵欠，涂了面膜，瓷白一张脸，“阿姨，就十万八万的小事，一家人，别这么较真，给了就给了。”

她的“一家人”每次都像一把锉刀。

我看着王明，“你拿我卡？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

他倔着脖子，“妈，我用你的名义，额度高嘛，一家人偷什么，也就周转两天。”

我笑了，笑得有点冷，“偷？你这是偷。”

小芳撇嘴，“偷你这点钱能干嘛？我们还不是为了家。”

我那个晚上没睡，坐在沙发上看天边一点一点亮起来，心里像有一头牛，挥着尾巴在圈里转，越转越急。

天亮我去了派出所，拿着身份证把事情从头到尾说了一遍。

民警年轻，眼睛很亮，听完给我倒了杯温水，轻声说：“大娘，这不是小事，这是涉嫌冒用身份，甚至可能涉及诈骗，我们记录一下，您先别签字，别配合任何陌生电话。”

我那一刻才敢放声哭，像把三年的泪一次流尽。

回到家，王明脸一白，“妈，你怎么把事情闹这么大？”

小芳蹦起来，“你有病啊！一家人还报警？”

我没有抬头，慢慢把钥匙从钥匙圈上取下来，一把一把，一圈回到一颗。

“我出门买包盐也要跟你们报备吗？”

王明愣住，“妈，你要干嘛？”

我说，“回家。”

“谁照顾孩子？”

我停了一下，看了一眼睡在地垫上的小家伙，鼻子翘翘的，呼吸均匀。

我心里被拉扯了一下，然后硬生生把那一丝软度揪紧，“你们自己是父母，该你们照顾。”

小芳笑了，笑里带刺，“哦，婆婆学会甩手了？”

我背起那个旧帆布袋，背带磨进肩膀，手哆嗦，却没停。

那天是小雪，屋外的台阶滑得很，我怕摔跤，扶着墙，一步一步下。

我男人站在门口等我，他的后背比以前瘦了，像一张折过的纸。

我到家那天起，他说话少了，不知道是心疼，还是羞。

“她们怎么说？”

我笑笑，“该说的都说了，骂也骂了。”

后来，我们两个老的在农村的日子重又慢了。

他种菜，我杀鸡。

有一天，他收拾梯子，站起来时头晕，倒在了院子里。

我跑过去，手忙脚乱地喊邻居，抬上三轮车往卫生院赶。

医生说不是大毛病，是低血压，我们两个对视，眼里都是雾。

这个家，风一吹就摇。

儿子那边一年没来过一次，过年也只回了一天，带着孩子，匆匆吃了饭就走，小芳坐在车里，叉着腿刷手机。

“阿姨，我们那边也忙。”

忙哪呢？忙着在朋友圈刷生意，忙着在麻将桌上过年。

前年春天，我男人的心脏实在不忍，愣是停了一次，好在救回来。

他躺在床上看着我，拿我手，“萍儿，别辛苦了，不值。”

我看他，一个七尺汉子被病磨得像少女一样软，我哭笑不得，“你还知道不值，你以前咋不说？”

他偏过头，“我以为我扛得住。”

那年夏天，我去镇上的法律援助中心问了一些问题。

一个戴眼镜的小姑娘跟我解释，说老人有权拒绝子女不合理的赡养方式，赡养并不是让老人去当保姆去当担保人。

她拿出一张表，“您可以和儿子签个赡养协议，约定每月的赡养费、探望义务，也可以明确您不承担家庭债务的保证。”

我心里那团毛忽然梳顺了些。

我回家把这事和王建说了，他“嗯”了一声，“这个好。”

我们找了村里的老支书，请他做见证，王明被我叫回家，他脸上写着不耐烦，我把协议给他念一遍。

“妈，你是不是在防着我？”

我说，“不是防，是帮我们两个都规矩。”

他咂舌，勉强按了手印。

我知道，纸是纸，人心是人心。

去年秋天，王建还是走了，走得安静，像他这辈子多数时候。

我们把他送上山，树叶打在棺材上，发出簌簌的响。

亲戚都来了，有的哭，有的在背后议论，“都是儿媳妇逼的”。

我没有评价，我抱紧自己，怕自己往下坠。

王明站在我旁边，红着眼睛，我拍了拍他，“好好过日子，你爸看着你。”

他点头，一滴泪掉进落叶里。

那些板着脸劝我去城里住的声音，这时又变成了“你儿子娶了好媳妇”的另一套话，我都听着，不往心里去。

王建走后，我窝在院子里发呆，院墙上爬满了牵牛花，蓝得像一片天。

那一天，我突然想出去走走。

我翻出压箱底的那件红花衣服，打开手机订票，大理两个字敲进去，我知道我想去那里看水，看山，去平平静静地过两天没有人催我做饭、没有人说“妈你来一下”的日子。

临走前，我把家里该锁的锁好，把账本压在枕头底下，找邻居张婶帮我看看门。

火车开动的那一刻，我的心像被人轻轻一提，飞起来了。

就在这时，王明的电话追上来，把我拉回到地面上的尘埃。

他语无伦次地说了很多，说他们的车贷断了一期，说公司要降人，说有人打电话说要上门催收，说他想让我回来签个协议，房子可以过到我名下，先挡一下封房。

我没问他那份所谓的协议是谁想出来的，我冷静得像一口古井。

“明，我做不了你们的盾。”

他急了，语速跳起来：“妈，你不是最厉害的吗？你以前怎么做都行，现在怎么就不行了？”

我笑了，“我不是厉害，我是不知道疼自己。”

他沉默了一下，小芳的声音从那头传来：“她待在农村惯了，见不得城里人的好生活。”

我拿着手机，在火车窗口看一串串绿，云南的山，像层层叠叠的被子，柔软。

“我不回了，我也不会签任何东西。”

那头静了两秒，变成了嘶吼，“你要看我们死吗？”

火车上的人纷纷侧目看我，我收起手机，垂眼，出了口气。

大理的风吹在脸上，有一阵木香。

我在洱海边坐着，晒太阳，鞋子脱掉，脚背晒得暖暖的。

小店里有女孩弹吉他唱歌，声音软软地飘来：“你爱或者不爱，我都在这里。”

我拿出手机，把号码屏蔽，给自己买了杯热奶茶，一口一口地喝。

当晚，王明换了个号码打来，我接了。

他声音蔫蔫的，“妈，对不起啊，我也被逼急了。”

我靠在木栈道边，灯光晃在水面上，碎金一样。

“你告诉我，到底欠了多少？”

“车贷两万多，网贷三万，信用卡五万，还有……还有我用你名义借的那十万。”

“你们家一共两个人，怎么能借出四个人的债来？”

他不吭声，我听到他在嗫嚅。

我知道他想说那句老话：“一不小心”。

我深吸一口气，“民法典你听过没？”

他“啊”了一声，“听过，搞对象的时候拿去摆拍过。”

我白了他一样，他看不见。

“夫妻共同债务，必须双方签字认可才算，如果是你个人拿去瞎折腾，谁也不替你背，听明白了没有？”

他“哦”了一声，很小。

“还有，拿我名义借的贷，我已经报警了，它是非法的，我会跟银行沟通解除，如果解除不了，我就走法律程序。”

“妈，别这么绝……”

“小芳在旁边吗？”

“嗯。”

“把她叫过来。”

那头换了声，“喂。”

“不管谁教你们的‘过户挡封’什么的，都是歪门邪道，别想着拿个老太太的钱包做你们的盾牌。”

她冷笑，“你要是不帮，我就把孩子送到你那里门口。”

我忍住怒火，“孩子是无辜的，送来我会照顾，但我不会跟你们同住。”

她嗤了一声，“装！”

“我不装，小芳，”我缓了缓，“我带过你们三年，我清清楚楚知道你们每一天的样子，我可以帮你们找法律援助，帮你们申请还款延期，帮你们算账，帮孩子交一年的幼儿园钱，但我不回来做你们的保姆，也不会给你们去借钱，还债填坑。”

电话挂断，海风里有我的叹息，像回家的路那么长。

我在大理的第二天，去了古城，雨后的石板路黑亮黑亮，鞋底打滑。

一个手艺人蹲在路边刻木头，刻的是一个瘦瘦的老人，背着包，脸朝向前。

我停下看，他抬头笑，“像你。”

我也笑，指指心口：“骨头像。”

我买了一个，挂在包上，像挂了一颗心。

午后，王明又打来，他声音更急，“妈，他们来上门，我拦不住。”

我立刻说，“报警。”

他犹豫了一下，“这不太好吧……”

“有什么不好，催收可以，但不可以上门辱骂，拍门，侵犯隐私，你录音录视频。”

我那么狠，是逼出来的。

他不出声，我听到孩子哇哇哭，小小的一团，抓住我的心。

我想起他吃奶时候笑起来泛起的小梨涡，心软得像粥。

“明，我这边就先这样，你别上头。”

“妈……”

我挂了电话，给法律援助的那个女孩发了消息，她回得快，给我发了几个链接和注意事项，什么“格式合同”，“非法高利”，什么“执行异议”，一条一条，我拿笔记了，字歪歪扭扭，像我走过的路。

那天的晚上，我接到了小芳妈的电话。

她开口就骂，“你这个婆婆，心黑！”

我没有反驳，“你女儿呢？她在哪？”

她顿了一下，“在美容院，或者在她朋友那里，你管得着吗？”

我笑了，笑得比冬天的风还冷。

“管不着，但我管得着我的钱，我的命。”

她“啪”地挂了电话，紧跟着发了一段语音，在家族群里，那些平时不说话的人刷刷地冒泡，“过分了啊，你怎么当妈的呢？”

我没回，我在收拾屋子里心里的垃圾。

但村里的风传得快，第二天就有人给我转了一个小视频，拍的是我家门口，几个穿羽绒服的人，指指点点，说“看，这就是那个狠心的婆婆”。

我看了一眼扯着我家门环的那只手，手上戴着金戒指，阳光下闪眼。

我拿起电话，给村长打了个，声音稳稳的：“老张，我出去旅游，这个风你得压一压，谁来我家拍视频，麻烦你让他们直接去派出所。”

老张“嘿”了一声，“放心吧，这事我知道怎么处理。”

第三天，王明发消息说，“妈，房子暂时没封，因为我去把车卖了，补了一部分。”

我看看窗外垂下来的雨帘，心里松了口气。

他接着打电话，声音低了很多，“妈，你回来看看孩子吧，他想你。”

我沉默了一下。

我不是石头，我是人。

我买了回家的票，打算先回去见见小家伙，把一些手续办一办，再回大理来，我给自己留了后路。

我回去那天，孩子扑上来，一头撞在我肚子上，我差点下不住。

他叫我“奶奶”，眼睛亮亮的，像洱海的水。

我把他抱住，往屋里走，屋里乱糟糟，地上是积了灰的玩具车。

小芳在沙发上刷手机，见到我没起身，扯了扯嘴角，“回来了？”

我看她，发现她瘦了，眼角的粉裂了一条缝。

我没说话，去厨房，把锅碗瓢盆洗了一个遍。

王明在阳台打电话，隔着半扇门，他的肩膀垮着，像压了山。

晚上吃饭，我把前天从派出所开的报案回执单放在桌子上，又把那份赡养协议拿出来。

我握紧筷子的手稍微有点抖，克制住了。

“这是报案回执，拿去复印一份，贴在门上，哪怕谁来了，看到这个就闭嘴。”

小芳翻了一眼，“吓唬谁呢。”

我看着她，“吓唬你们。”

她嗤的一声，扒了几口饭放下。

吃完饭，我把孩子抱到屋里睡，给他讲故事，他眯起眼，手抓着我的衣角不撒，嘴巴还要吸奶，他已经三岁了。

我摸摸他头发，他的额头热热的，细汗一层，我心软得一塌糊涂。

“奶奶明天带你去公园玩好不好？”

他点头，眼睛里有星星。

第二天一早，我把孩子送到托班，交了一年的学费。

老师问，“你是妈妈还是奶奶？”

我笑着回答，“奶奶。”

老师说，“孩子挺懂事。”

我是那样，笑了，心里却有酸。

回去的路上，王明叫住我，“妈，走吧，去办个临时授权，我看了网上有朋友这么整，能把他们挡在外面。”

我抬眼望他，“你有没有发现，你说话的时候，总是在找路子不去面对。”

他红着脸，“我没。”

“你有，你想让我去担一会儿你们的痛。”

他掐了掐手指，低下头，“妈，那我要怎么办？”

“把该卖的卖掉，把该还的还掉，把用你名义的卡全部注销，把你那个朋友，叫什么阿辉，是不是带你借贷的？远离他。”

他惊了一下，“妈你怎么知道？”

“你手机晚上叮咚叮咚响，家人谁睡得着，不知道？”

他半天吐出一句，“他救过我一次。”

“不是救，是拉你下水。”

他不说话，我看着他耳根开始红，从小到大，他犯错的时候，就是这个样。

我给他一张小纸片，是我在法律援助那里抄的联系人和几个注意事项，“你自己去处理，别让我替你。”

他接过纸片，点点头。

第三天下午，我正把衣服晾在阳台，门外有人拍门，声音很重。

我把孩子抱起来，放在屋里，叫王明去看。

门外站着三个年轻人，穿着整齐，手里拿着文件夹，其中一个出示了证件，说是某某公司委托的律师助理。

他们的态度比想象的温和，但话里的意思很硬，“王先生，您的拖欠，需要尽快处理，否则我们将依法申请查封。”

王明着急，“我真的在想办法。”

我走出来，笑笑，“这么说，你们走法律程序了？”

那人看了我一眼，“女士您是？”

“我是他的母亲，”我把报案回执递过去，“另外，这件事有一笔借贷是用我的名义办的，已经报案，你们要走合法途径，欢迎，但不要上门，孩子在家，会被吓到。”

那人顿了一下，收起证件，“我们只是通知。”

我点点头，“通知就写个书面，盖章。”

他们互相看一眼，显然不习惯遇到这么个婆婆。

一个人掏出纸笔，写了几行，盖了个红章，递给我。

我翻了翻，笑笑，“合法合规很好，按规矩来。”

他们走了，王明靠在门上，脸色发白，“妈，你现在怎么这么厉害？”

我抿唇，“我一直都能，只是以前爱你们，不愿拿刀。”

他低下头，嗫嚅一句，“妈，对不起。”

我放下衣架，“对不起没用，去做事。”

晚上，小芳跟我掰扯，说她想跟王明离婚，说这日子没法过了。

我看着她，看了很久。

我突然想起她刚结婚那会儿，站在我们那锅台前，穿着红毛衣，偷偷摸摸把一块肉塞嘴里，咬了一半，眼睛亮亮的。

她也年轻，她也怕，她也想抓住什么。

“想离就离，想过就好好过，”我说，“但是孩子，你们两个说清楚，谁带，谁负责，不要拿孩子当筹码。”

她看着我，半晌，忽然有点哽咽，“阿姨，嫁人没那么好。”

我没接话，抬手拍拍她肩，“女人也不能把命压在男人身上。”

第二天，她发了朋友圈，写“每天都有勇气，哪怕只够撑过一顿饭”，配图是厨房里的烟火。

底下有人安慰，有人挖苦，我都没看。

四天后，我的行李箱重新装好，孩子在门口抓着我的裤腿，“奶奶，奶奶别走。”

我蹲下身抱他，“奶奶要去看大海，给你带海螺回来。”

他吸着鼻子，“要大的。”

“要最大的。”

王明站在边上，张了张嘴，没说出来。

我给他留了一张银行卡，里头是我这几年一点一点攒的两万，跟他讲清楚，“这是孩子的，交了幼儿园和饭费，剩下你拿去给孩子买书和衣服，你要打个欠条给我。”

他脸一红，写了，按了手印。

小芳在阳台抽烟，薄薄的烟飘在冬天的太阳里，我往她那边看了一眼，她抬起手，在空气里划了一下，不知道是打招呼，还是挥别。

我拉着箱子往外走，风吹在脸上，又冷又清。

火车进站的声音我喜欢，像是重复地告诉我：你可以出发，你可以出发。

我上车坐好，拿出那块刻的小木头，摸了一下它的背，心里松了好多。

列车缓缓启动，我的手机一亮，是银行发来的短信，提示有一笔划转被冻结，备注是“法院保全”。

我心口一紧，还没来得及反应，电话就响，陌生号，礼貌又冷静的声音从那头传来。

“您好，这里是县法院，关于王明及王萍女士涉及的财产保全案件，我们需要您到庭说明。”

我盯着窗外飞过的电线杆子，手心里全是汗。

“我不是保证人，”我下意识地说，“那笔借贷我已报案。”

对方顿了顿，“我们看到了报案回执，但对方提交了一份您签字的担保协议，请您带好身份证和相关材料进行说明。”

我愣住，喉咙像被人握住。

“我的签字？”

“是的。”

列车广播响起，提醒乘客注意安全，我的世界像被分成了两半，一半是苍山洱海，一半是县城狭窄的走廊。

风从缝里挤进来，吹疼我的眼睛。

我把电话挂了，胸口起伏了一下又一下，然后稳定住。

我伸手摸了摸衣兜里那枚小木头，心里有了一个决定。

我转身，握紧手机，给法律援助那姑娘发了条消息，又在行李箱里翻出了那份赡养协议复印件和报案回执。

我低声对自己说了一句：“我不回水深火热，但该打的仗，这次我不会逃。”

火车划过一片金色的田地，阳光从云缝里滴下来，像从天上洒下的霜。

我的手机又响，是王明，他的声音颤抖，“妈，他们说你签字了。”

我深吸一口气，盯着前方，“把那份协议拍给我。”

我等待着，那头的“滴”的一声，消息传来，是一份模糊的扫描件，纸角折了，签名处写着“刘萍”，笔画粗重，一看就是模仿的。

我的嘴角勾起一点冷笑。

“明，别怕，伪造签名是刑事。”

“妈……”

“回去，等我律师电话。”

他“嗯”了一声，像小的时候一样乖。

列车继续往前，我紧紧握住手里的木头老人，心里的海不再轻易起风。

但下一刻，我的手机又震了一下，是小芳发来的语音。

“阿姨，你真的不回来吗？他要把孩子带走。”

她的声音憋着泪，像是选择在两个悬崖间跳。

我闭眼，耳边是火车的轰鸣，眼前浮着孩子的脸。

我突然明白，这个家，这些人，我逃不过，也不想逃了。

我想站在风里替自己披上一件披风，也想给孩子撑一把伞。

我按下通话键，声音出奇平静。

“我不回去当保姆，但我会回来打这场仗。”

窗外，远山一层层退去，又一层层涌来。

我看见一个新的我，从那些山脊上一步一步走下来，脚下踩着石子，脸上有太阳。

而我的电话里，法院的短信再次弹出，写着“传票已寄出，请注意查收”。

我把手机放在膝盖上，没有再说话。

风一直吹，像是在问我，你怕不怕？

我抬起头，看向前方，苍山在远处，白云很低。

我跟风说了一句：“怕。”

然后又说了一句：“但我不会躲。”

来源：在田野驱赶飞鸟的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