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土人清澈的眸子，映现登州古城鱼寨与田垄交融的真诚；墨客屏气的凝视，或被云雾岛礁和海市蜃景叠化成执念。苏轼眼中的登州人，人淳事简，如深耕的铁犁，能让地增收；若鼓涨的桅帆，可使海添佑。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土人清澈的眸子，映现登州古城鱼寨与田垄交融的真诚；墨客屏气的凝视，或被云雾岛礁和海市蜃景叠化成执念。苏轼眼中的登州人，人淳事简，如深耕的铁犁，能让地增收；若鼓涨的桅帆，可使海添佑。

执着朴实 耿直豁达

苏轼每到一地，先看民风。元丰八年（1085）十月，苏轼登州为官，不由得联想到之前州中的民风。他在密州任知州时曾上表曰：“密州民俗武悍”；在徐州任知州时曾上表曰：“民淳讼简”，却在上皇帝书中提到“凶桀好斗”字眼；在湖州时他曾评价：“风俗阜安，在东南号为无事”。

登州既是苏轼心目中的山海名邦，先了解一方百姓的体性，总是必需的。然而，当他翻开历代府志，却读出“褒贬不一”。汉志《增修登州府志》这样评价：“太公治齐，修道术，尊贤智，赏有功，故至今其士多好经术，矜功名，舒缓阔达而足智。其失夸奢朋党，言与行缪，虚诈不情，急之则离散，缓之则放纵。”

隋唐人则评价：“大抵齐之数郡风俗，与古不殊，男子多务农桑，崇尚学业，其归于俭约，则颇变旧风。东莱人尤朴鲁，故特少文义。”

而唐人《通典》云，青州古齐之地，“太公用之而富人，管仲资之以兴霸。人情变诈，好行机术，岂因轻重而为弊乎……”

《舆地记》又说，“英雄豪杰之士甲于京东，文物（质）彬彬而豪悍之习自若”。“登、莱负海之北，民性愎戾而好讼斗，大率东人皆朴鲁纯直，甚者失之滞固，然专经之士为多。”这是宋朝人既往的基本看法。

啧啧！苏轼看得不由得摇头，前代史官志吏“嚼舌头”的意味太浓了，细品字里行间：青州人简朴好学，到东莱就打折扣，鲁莽古朴，乃文化差池。齐人虽然上进，但无所作为，言行不一，虚伪狡诈。事急就一哄而散，事缓便懒散油滑。登莱人刚愎自用，讼诉好斗，固执僵化，粗枝大叶。

他亲自考察登州民风，向朝廷上表时这样表述蓬莱人：“人淳事简”，从而将登州人质朴敦厚的形象，像出水芙蓉一样打捞出来。

还好，宋朝以后也有明白人，在《登州府志》中这样记载：“昔苏轼到官谢表云：民淳事简，地瘠民贫其信然也。大抵其俗皆敦廉耻，而薄诈伪；崇礼让，而祛争斗。敬官长而耻逋赋，士勤经术，民务本图，妇女节烈，不胜旌表；而说者猥以齐俗概之，亦见其泥于陈言，而不达水土风气之宜矣。”

这话敞亮、通透，苏轼的确认为登州人淳朴、地贫瘠、百姓苦。但总体上知廉耻、鄙奸诈，懂谦让、不争斗，有礼仪、尊官长，且耻于拖赋欠税。苏轼明史，深知周初时登州属化外之地，随着儒家文化传播，齐鲁融为一体，教化愈浓、礼仪愈好。

登州人还有一份野犷与豪迈，像北海的狂涛一样刻蚀在骨子中。苏轼大概深知这一点，更看好齐鲁文化的结合，看好海洋开放思想与内陆礼教文明的碰撞。

崇义明理 正气浩然

对一个地方的认识，第一印象总是深刻的。元丰八年（1085）十月十五日，当地方官苏轼到达蓬莱时，登州父老迎接时就有人问他：“大人，您为政爱民，也能像马使君那样吗？”马默是登州老知州，因沙门岛救死囚有功，倍受百姓褒奖。

百姓这一问，就像递来一根“烧火棍子”，大有逼新任知州烧好“三把火”之势。直白的问话、恳切的目光，给了苏轼一个温柔的下马威。他佩服百姓的胆量和勇气，对登州父老的正义直言产生莫名的好感。

登州农人手拿锄头，立足田头，却不忘看天观象，关注阴晴风雨。苏轼关心农事，骑马来到田间地头。“首见父老”，只见乡亲们头顶着白发，拄着拐杖，争相来到他的马前，丝毫没有畏官的怯意。苏轼纵身下马，真诚寒暄之后，便像拉家常一样，与农人谈天说地，话国是论生计。

多年的从政经历，让苏轼决策果断，处理公文迅疾，白天伏案议事，晚上倚榻看书，雷打不动。他希望同僚们也能像他一样，提高公务效能，偏偏有这样一位主簿，每次报告事情都特别啰嗦。

某日，苏轼以事务繁忙为由，漫不经心地让主簿晚上再来。主簿不明其意，竟然真的在晚上再次造访。无奈，苏轼只能放下正在看的杜甫诗集，问道：“‘江湖多白鸟，天地有青蝇’，这‘白鸟’指什么？是指鸥鹭一类的鸟儿吗？”主簿答道：“白鸟，并非指鸥鹭，而是暗喻吸人血的赃官，如今世界，君子太少，小人太多啊！”

苏轼本想嘲讽主簿，说话像蚊蚋那样嗡嗡不止。哪知主簿一张口，理解独到，言之有据，爱憎分明，其学识渊博，看不出诡计或心机。

真是名邦出君子，名不虚传。主簿的坚守正道和一身正气，让苏轼放下偏见，从此对他另眼相看。

立朝为民 后人感念

为民请命，造福一方。

登州有三贤祠，旧址在城隍庙东，祀北宋知登州马默、李师中和苏轼。这显然是苏轼身后，登州官民感念先贤而立祠为鉴，崇贤而彰。

苏轼在任时，也非常认可前知州马默和李师中。虽然当时无祠，但二贤功业却藏于官民的口碑之中。在登州时，他还特意寻访李师中所榜遗直坊，并留诗一篇。

据《登州遗韵》记载：马默（1021-1100)，字处厚，单州成武人。北宋仁宗末年，马默进士及第，先后任须城知县、监察御史，因论欧阳修事，被贬为怀州（今河南沁阳）通判，熙宁元年（1068)，改以屯田员外郎的身份知登州。到任后，修改沙门岛“配岛法”二十条，岛上囚犯全活者甚众。次年，马默改知曹州，政绩卓著，曹州父老有歌曰：“为政爱民，唯马使君”。

李师中，字诚之，北宋楚丘人，右司郎中。熙宁年间（1068-1077），不支持王安石变法，累召不就，忤怒王安石，于熙宁五年（1072）左迁登州刺史，遂定居登州。在官不尚威罚，务以信服人，明恕多惠政。死后，葬在城西胭脂岗（今蓬莱拦驾疃），有神道碑，子孙世代繁衍，隶籍蓬莱。诸谷大李家、南三十里堡、富阳李家、木基杨家等村李氏均尊其为蓬莱初祖。

新官上任，不说前任坏话，是官场通识。但苏轼对前任的推崇，却从不忌讳。苏轼的隔辈前任为赵称，《平图续》卷十《跋赵弁雪图》云“祖吏部讳称，东郡人”，元丰二年（1079）至六年（1083），任都官员外郎。

苏轼一上任，百忙之中给赵称写信《赵称可淮南转运副使制》，云：“汝昔为文登守，而海隅为民，至今称之。”从中看出，赵称是个履职尽责，赢得登州百姓称颂的好官。临回京写《登州召还议水军状》中，他又重申了先贤州守郭志高登州守边强军的功业：“到仁宗庆历二年，知州郭志高发觉各地派来的兵马头号不一，军政不严整，便筹划创立澄海水军弩手两个指挥，连上旧有平海二指挥，全部用来操练水军，以备北边的辽朝，同时做京东路的安保屏障。辽朝知我方有备，所以未曾尝试犯境骚扰。”

还有登州籍人、老登州知州解宾王忍痛割爱赠石的事儿，也体现了登州贤人的大爱。熙宁二年（1069），皇宫教授潮州吴复古到登州游玩时，看上赏石家解老的藏石——北海砣矶十二石。他通过时任知州李师中搭桥，没想到嗜石如命的解老，竟然慷慨赠送。于是，登州装船，北石南运，成就了北宋赏石史和登州爱心史上的一桩佳话。这段故事也被苏轼写进《北海十二石记》，成为中国第一篇赏石散文。

登州举人 千古流芳

在登州时所作《留别登州举人》一诗，是苏轼对登州先贤的褒赞，对登州人文的欣赏，更是对自身使命的表白：“身世相忘久自知，此行闲看古黄腄。自非北海孔文举，谁识东莱太史慈。落笔已吞云梦客，抱琴欲访水仙师。莫嫌五日匆匆守，归去先传乐职诗。”

我是谁，我在哪儿，又将去往哪儿？登州任职一月有余，即被召还京，士民深惜苏轼去之速也。他也厚情以存，感念在心，却不得不像个起伏不定的登州举人，再次进京赶考。

苏轼认定自己是登州举人，即被地方推举而赴京都应科举考试者。唐白居易《早送举人入试》诗句“夙驾送举人，东方犹未明”，似乎说的就是他。四海为家的朝廷命官，每个就职地都为人生积蓄能量。

立足登州，使他放眼于风云变幻的古黄腄（今龙口）。他想起了举贤才表儒术，政绩卓著而仕途悲惨的东汉名士——北海孔文举，正是他赏识并发现了东莱名将太史慈（166-206）。

想当年，太史慈弓马熟练，箭法精良。他为救孔融曾单骑突围向刘备求援。被孙策收降后，太史慈助孙氏扫荡江东。建安十一年（206），41岁的太史慈去世前慨叹：“丈夫生世，当带七尺之剑，以升天子之阶。今所志未从，奈何而死乎！”

太史慈的忠勇，引发苏轼对登州人的赞佩，更使他倍感官民皆知音。他珍惜与登州人相处的缘分，从农夫盐民，到同僚下属，都令他想到伯牙鼓琴的故事。

或许，“落笔”“抱琴”，都能让苏轼在登州脚踏实地实现立朝为民的抱负。“莫嫌五日匆匆守，归去先传乐职诗”，则是他对五日时间太短的深深遗憾，他希望取得登州人的原谅，表示归去朝廷后，一定会为登州父老、为天下苍生，做出更大的贡献。

来源 | 烟台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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