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汪精卫和胡汉民两人原来相交甚深。他们都是广东人，1904年一同留学日本，次年参加同盟会。作为《民报》的主要撰稿人，在此后的20年中，他们成为孙中山的左膀右臂。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蒋介石并没有进入孙中山的视野。

从蒋胡一致抗汪，到汪胡联手反蒋，再到汪蒋合作排胡，这三件事前后持续仅一年有余，其分合演变令许多人深感意外。

汪精卫和胡汉民两人原来相交甚深。他们都是广东人，1904年一同留学日本，次年参加同盟会。作为《民报》的主要撰稿人，在此后的20年中，他们成为孙中山的左膀右臂。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蒋介石并没有进入孙中山的视野。

孙中山在世时，由于他的威望和贡献，在国民党内的地位无人能比。1924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建立起一套以党治国的政治体制。这种政治体制在以往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它预示着今后无论何人取得中央政权，起码从形式上要受党的约束，在党的领导下治国。

1925年孙中山北上，胡汉民留在广东，任代理大元帅；汪精卫随孙中山北上，并成为孙中山遗嘱的执笔人。孙中山逝世后，他在国民党内的继承人问题立刻提了出来。党内共同瞩目的就是汪精卫和胡汉民两人。1925年6月，国民党决定将大元帅大本营改组为国民政府。“依常例判断，似乎国府主席应属胡先生居多。在国民党，汪、胡都有一样深长的历史，但胡先生目前还是代理大元帅，由代理大元帅一跃而为国府主席，那也很顺理成章。不过熟悉政治内幕的人，已经明白汪先生会当第一任的国府主席。”而此时的胡汉民出于对党的忠诚或受纪律的约束，仍接受了广东国民政府委任的外交部长一职。国民党的大权一时落在了汪精卫手里。

汪精卫与胡汉民之间真正的分裂，是由廖仲恺被刺案引起的。廖案发生后，汪精卫同党内新生的军事领袖蒋介石合作，借廖案打击胡汉民，以赴莫斯科考察为名，将胡逐出广州。蒋则通过与汪的合作，将矛头对准自己的顶头上司粤军总司令许崇智，迫许辞职出走，并将许部改组，编入自己掌握的第一军。第一军很快就被冠以“党军”的名义，以区别于广东国民政府控制的其他军队。

这是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内的第一次分裂。从此形成以汪精卫为首的党内左派控制中央政权的局面。而谢持、邹鲁、许崇智、林森等一批反共的国民党元老于1925年底在北京召开“西山会议”，并在上海成立同广州相对抗的中央党部。

此时，尽管胡汉民和西山会议派同受打击，但胡并不认同西山会议派的政治主张。他一生坚持国民党“党统”，有着极强的党性。当西山会议派公开分裂国民党时，胡汉民毫不犹豫地站在广州中央一边。这从他当时致函国民党驻德国支部的私人信件中不难找到答案。他在信中说：“北京西山会议，实为违反决议之举动，当然不能发生效力矣。更就事理而言，共产党加入本党，为总理中山先生之意旨，而更以第一次国民党代表大会决定之者。今乃欲以少数党员之意见而推翻之，犹曰尊重中山先生之遗孤，吾未见其可也。”胡汉民甚至表示：“吾爱朋友，不如吾之爱革命。”这也正是他在国民党内始终拥有一定政治号召力的原因所在。

因此，尽管胡汉民在野，仍能影响着国民党的权力分配。但汪胡两人间的关系，已不再是当年的知交，开始逐步恶化。

在汪蒋两人之间，蒋介石是后进。他在国民党“一大”时连中央候补委员都没有选上。蒋在处理廖案过程中全力支持汪精卫，打击胡汉民，很快在国民党“二大”上，一跃而为地位仅次于汪的二号人物。这大致可以说是汪蒋的第一次合作，而胡被排除在核心圈外。

此时，汪精卫任国民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处于主宰一切的地位。蒋介石则倚靠新兴的黄埔“党军”力量，地位迅速上升。此后，汪蒋两人矛盾逐渐扩大。蒋介石利用中山舰事件挤走汪精卫，把国民党和广州国民政府的大权集中到自己手里。一年后的宁汉分裂，同样包含着蒋汪矛盾。在蒋介石羽毛未丰之时，他不得不把蛰居上海的胡汉民请出来，担任新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主席。不久，宁汉合流，胡随蒋一起下野。

（胡汉民与蒋介石）

1928年初，蒋介石再次复出，完成北伐，统一全国。同年8月，蒋主持召开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决定遵照孙中山遗训，由军政进入训政，并接受胡汉民自欧洲寄来的《训政大纲》。

胡汉民在《训政大纲》中，坚持“以党治国”、“以党训政”理论，特别强调国民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绝对领导地位，这一理论缘于孙中山的建国思想，受到党内普遍欢迎。蒋深知，借助孙中山的继承者和国民党这面旗帜，是巩固自己权力的最有效方法。从此，国民党核心统治圈内暂时确立起蒋胡合作的格局。蒋倚靠胡提倡的“党权”巩固自己掌控的军权，打击异己。

而汪精卫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充当党内反对派的角色，成立改组派，长期同蒋对立，并多次以“护党救国”相号召，公开同南京中央抗衡。1930年，他组织扩大会议，另立中央。扩大会议随着中原大战的失败而烟消云散，汪也一度被国民党开除党籍，处于进退失据的境地。他自山西出逃，途经雁门关时，面对长城古迹不禁感慨万端，赋诗一首：“残峰废垒对茫茫，塞草黄时鬓亦苍。胜欲一杯酬李牧，雁门关外度重阳。”以示其心中的伤感与苦闷。

这时的汪精卫怎么会同胡汉民再次联手，共同反蒋？又怎么会很快转向同蒋介石合作，重新再起，出任行政院长？

事情的转折是由胡汉民被囚引起的。汪精卫的戏就在这时一步步上演了。

1930年底，蒋介石在中原大战中，陷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的联合武装反抗和汪精卫领导的扩大会议于崩溃境地。1931年2月，因约法之争，蒋介石将胡汉民囚禁于南京汤山。尽管此时国民党外已没有可以同蒋介石抗衡的军事力量，但蒋却没有估计到党内还有着足以对他构成严重威胁的潜在力量。胡汉民被囚，再次引发国民党内的分裂，导致宁粤对峙局面。

胡汉民被囚，也令汪精卫深感意外。他此时正处在走投无路的狼狈境地，蛰居天津租界。自南京政府成立后，因胡汉民长期支持蒋介石而同汪精卫不和，汪最初得知胡被囚的消息后，采取旁观态度，甚至对胡也有所讥讽。汪精卫曾公开表示：“胡数年来为武人专政之拥戴者，获此结果诚不足惜，惟蒋对立法院长之失职，不在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提出弹劾，而竟敢在私寓宴会之际拘押，形同绑票，毫无法纪，以如此之人，而言制定约法，更属厚颜。”

汪精卫这种各打五十大板的态度，一度引起胡派人物的厌恶。在宁粤对峙酝酿之初，胡派骨干古应芬、黄季陆等人坚决反对联汪反蒋，“以为与汪合作，则必须屈伏于汪氏之讨蒋主张，而粤方反蒋，反居被动地位”。亲胡的驻美公使伍朝枢还以国民党驻美总支部名义致电陈济棠表示：“汪精卫等皆叛党国，久为全国民众共弃，更不应受其利用，自绝党国。特此忠告，惟慎择焉。”

而参加此次反蒋的各派政治势力中，除众多党内元老外，依靠的主要武装力量就是广东实力派陈济棠。陈深知要反蒋，必须联合桂系实力派李宗仁，才能保证两广连成一片，后方安定。而桂系在以往的历次党内反蒋战争中，长期同汪派合作，且“既联桂，即不能拒汪”，因此“力主迎汪”。“但古(应芬)及各将领以羊城浩劫由汪造成，迎汪何以平民愤。故开会时均不发言，示与汪不能合作。”于是陈济棠“遂发表只任军事，其意以为迎汪系政治问题也”，以示消极。

此时，再次投入反蒋阵营的桂系和西山会议派的邹鲁等人，原本在扩大会议时就同汪精卫合作，自然欢迎汪派参加。同时，邓泽如等粤派元老也支持陈济棠的主张。

尽管胡汉民长期对汪精卫不满，但蒋介石如此蛮横地将他囚禁，引起他极大的愤慨。同时，他也深感单靠自己的实力，仍不足以同蒋对抗，还想借重于汪的助力。为此，胡汉民通过为自己治病的铁道部医生邓真德同孙科、古应芬联络，表示：“目前舍汪无足与蒋对抗。”

因胡汉民被拘而引起的这场轩然大波，随着反蒋风潮的高涨，再次给汪精卫提供了东山再起的机会，但此时汪也深知亲胡的广东军政当局不会真心替自己捧场。为了重返政治舞台，他逐步采取同粤方合作的态度。时任国民党中常委、铁道部长的孙科，一向与胡汉民合作，并同西山会议派关系密切。胡汉民被囚，对孙科震动很大，引起他对蒋介石的不满。

（孙科）

4月，孙科出走南京，准备参加粤方阵营。孙科到上海后，为扩大反蒋阵营，“派梁寒操赴香港与汪接洽，汪正在无出路中，当然一拍即合，以孙亲来一同到广州下海为条件。”

在这样的形势下，汪到广东有孙科互为依托，并不孤立。但在孙科尚未公开反蒋前，汪精卫决定先驻香港，公开发表谈话称：“不赴广州，只局外援应。”他深知广东方面不可能推他当主角，但在反蒋这一点上，双方的利益是一致的。为此，他致电此前合作的广西李宗仁、白崇禧、张发奎，“谓目标愈简，则用力愈专，纠纷亦愈少”，主张首先在“军事上同粤合作，党务、政治依次进行，将来再以会议方法共同解决”。

这样一来，古应芬等在考虑各方意见后，最终达成胡汪两派间的政治休战。不过，双方的休战不是无条件的。“虽迎汪，但却阻有不得带(陈)公博、(顾)孟余、(甘)乃光等极‘左’派人物条件。”

胡派只是希望联合汪精卫个人，而排斥改组派其他成员。古应芬、李文范等人在复伍朝枢的电报中，讲得很明白：“汪已声明彻底觉悟，与改组派脱离，而服从公意，共同倒蒋，故公意以为倒蒋则有联汪之必要，弟等亦以联汪倒蒋服从公意，非个人有所成见也。”

经过一番四面八方的奔走联络，国民党内的汪派、胡派、孙派、西山会议派、两广实力派以及其他反蒋势力又联合起来，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同蒋介石相对峙。

4月30日，邓泽如、林森、萧佛成、古应芬等四人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名义发出弹劾蒋介石通电，要求将蒋撤职查办。

第二天，汪精卫首先通电响应，并表示：“此仍讨蒋之最后一着，吾人惟有相与戮力，以期得最后之成功。”

5月24日，汪精卫同刚到香港的孙科、陈友仁等同赴广州。第二天，汪精卫、邓泽如、古应芬、孙科、陈济棠、李宗仁等联名通电，以最后通牒的姿态限令蒋介石“四十八小时以内，即行引退”。两天后粤方声称：蒋介石引退期限一到，他们就在广州成立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和广州国民政府，同南京政府相对峙。

至此，宁粤分裂的局面正式形成。

这一次广州组府反蒋的办法，大致沿用汪精卫在北平扩大会议时的老路，“集合各届中央执监委员、对党有历史著忠诚者，相与组织非常会议，以为本党之领导机关。”(21)与扩大会议不同的是，广州国民政府不设主席，依照组织大纲，国民政府委员会议，由常务委员轮流任主席。

参与此次反蒋的国民党各派系，超过以往历次反蒋运动，且地域色彩极浓。国民党内的重要粤籍人士除宋子文、吴铁城、陈铭枢外，几乎全部参加了反蒋阵营。“反蒋”是他们合作的前提，但除此之外，各自的政治立场迥异。随着局势的变化，各派系之间很难保证长期合作。

正是看到了粤方这一致命弱点，拥蒋的吴稚晖在南京答记者提问时，就将通电列名反蒋的22人讽刺为6派：

一是超然派，就是唐绍仪、王宠惠、林森、李烈钧四位先生……以为要替胡先生说话，被人征求列名，或许漫应其请，或者是被砌的。

二是古、陈的国民党右派，又分两个性质，甲是邓泽如、萧佛成、陈耀垣、邓青阳四位先生。邓、萧二位先生坚持反共，爱好中国，听了一面之词，先入之言，或因打着抱不平，容许列名；乙是古应芬、陈济棠、陈策、马超俊、李文范、刘纪文、林云陔七位先生，是发难的中心人物，但除古、陈外，止是亲者无失其亲，不能不裹入罢了。

三是西山派，就是孙科、许崇智、邹鲁三位先生。许、邹跑进了扩大会议，本与孙先生异趣，孙先生是一触就跳的。有人(如陈友仁之类)知道不将他牵入，各派将贴不拢来，所以就把他也据上炉火了……

四是桂系，就是李宗仁先生，李先生本是古、陈的死对头，大约古、陈听了西山派的怂恿，要改组派加入，那就与改组派成为新相知的桂系不能不连带加入。

五是改组派，便是汪兆铭、唐生智两位先生，只是他们的时来运来，替他们失败于北平后来吐口恶气。但他们一闯进去，必有喧宾夺主之可能，故目前汪先生要避免冲突，此在小心谨慎，力抑其徒党，是十分辛苦的，但狐狸尾巴终是要拖出来的。

六是国民第三党。便是第一美男子的陈友仁先生，他与谭平山、邓演达结合为一党，恐毕竟对于第三国际负有使命。

从吴稚晖的分析中，不难看到粤方内部自始就存在着难以消释的矛盾，特别是汪、孙两派同古、陈之间的矛盾。古、陈“是发难的中心人物”，为了救胡，扩大反蒋声势，不得不联汪，但联合又是有条件的。他们只希望汪一人参加，而拒绝改组派的其他重要干部加入反蒋阵营。甚至连胡汉民也秘密指示古应芬：“目前舍汪无足与蒋对抗者，但陈(公博)、甘(乃光)万不能共事。”汪精卫对此曾无奈地向陈公博表示：“广州是欢迎我，而不欢迎你和(顾)孟余的。他们有一个口号是‘去皮存骨’，意思是只请我去，对于我的朋友一概挡驾。”

为了重返政治舞台，汪精卫只好将其重要干部留在香港，只身前往广州。

（汪精卫，右一）

孙科参加反蒋，得到了元老派的支持。“发难之始，古(应芬)邓(泽如)集议，拟拥护孙科为盟主，此为邓数年来所抱之主张。缘邓尝谓‘今日社会宗法观念未除，在派系分歧之局面以下，应以此法为最妥当。’”孙科到广州后，深感身价倍增，他进一步希望将自己的势力扩张到军队中。“亲孙科的原任南京航空署署长张惠长已经回到广州，还带领了一批广东飞行员回来，结果便把原来隶属于陈济棠的海、空军抽出来分别成立直属国府的海军及空军两个总司令部。海军第一舰队总司令陈策(孙派)、空军司令张惠长(孙派)。由于海、空军脱出陆军而自立门户，卒引起陈济棠和孙派之间不断的尖锐斗争。”

尽管各派系间矛盾纷纷，但表面文章还是要做的。6月22日，非常会议为表示团结合作，特制定如下誓词：“余等誓以至诚，恪遵总理遗教，实行三民主义；在最短期间，肃清共匪，推倒独裁，依建国大纲所定程序，以完成中华民国之建设。余等决不存私见，不立派别，决不凭藉武力以毁国法，乱党纪。同心同德，有始有终！如违背誓言，愿受本党最严厉之处罚。总理之灵，实式凭之！此誓。”

汪精卫为了显示对非常会议的忠诚和反蒋的决心，也于6月25日公开致函改组派，明确宣示取消派别组织：“兆铭之愚，以为自此以后，从前一切系统派别之观念，须完全打破，不留踪影……诸同志即使不肯听从兆铭……之劝告，然决不能不遵依中央六月二十二日所颁之誓词，自今以后，如仍有派别之组织，即以违背党纪，在所必罚。”

但粤方内部各派系间的纠纷始终未断。即便是被吴稚晖归为一派的广州市长林云陔对陈济棠干涉市政也颇多不满。粤国府成立后，决定改组广东省政府，任命林云陔为省政府主席。林即公开提出三项条件：

(1)省府职权须得相当行使；(2)广州市长、省府秘书长由林任命，不得更换；(3)将来省主席因环境关系易人，仍由林复任广州市长。

此外，许崇智等西山会议派同汪精卫之间也是水火不容。汪精卫深感难以满足自己原本的期望，曾一度抱怨道：“我打算一有机会便走了，在广州非常受气，不独许汝为当众向我无理谩骂，连小小的西山会议派桂崇基也当众和我为难。”而许崇智不单同汪精卫不合，同陈济棠也是矛盾重重，一气之下首先出走香港。孙科无奈只好恳请马超俊前往挽留。

粤方内部闹得乌烟瘴气，难怪当时北方媒体《国闻周报》曾评论道：“近日在粤人物，每次集会常主不算旧帐之说，其可以用为解释旧帐者，则引用惟恐不尽，而尤以汪之‘反共有先后，讨×(蒋)有迟速’二语最为扼要。同时每次各要人演词中，对于对方人物更颇有清算旧帐，惟恐不详之概，尤以孙科征引最博。”

虽然汪精卫信誓旦旦地表示：“决不存私见，不立派别”，但正如吴稚晖所言：“他们一闯进去，必有喧宾夺主之可能”，“狐狸尾巴终是要拖出来的”。为了壮大自己的声势，汪精卫暗中命令各地改组派支部，“选举”代表二百多人到广州参加非常会议。据改组派天津代表武和轩回忆：

就在这年夏天，广州非常会议正式开锣了，准备要开四全大会。在天津的改组派的人们忙于制造出席代表，反正广州的先生们不了解北方各省市情况；同时非常会议在北方没有一点基础，也乐得多些人给他们捧场。长江以北各省市，尤其是华北、西北、东北等处就由我们来分配。举一个例，为了给黄少谷一名代表，以黄代表青海的敏珠尔哈图克图，就可概知其余。凡是能扯上关系的就来个代表。在“九一八”的前后，由天津租界制造出来的代表有百多人，先后到了广州。

南京的改组派代表，根本“没有经过什么选举，只是乘机自称代表，到广州去找新的出路”，甚至连改组派南京支部的负责人都不知道。

尽管粤方内部矛盾重重，但在迫蒋下野这一点上，各方利益是一致的，还能保持暂时的团结。粤方还一度积极布置，准备武装讨蒋。

为了打消粤方武装反蒋的图谋，9月13日蒋介石通过亲信吴忠信致函汪精卫表示：“此间望和甚切，盼兄等速推二人来沪，介石极愿面商一切，只要于情理可通，则诸事皆可洽商，如用武力强进方式，则认无诚意，反致前途绝望也。”

但此时汪精卫尚未筹划好同蒋介石的再次合作，遂复函蒋介石，坚决表示：须蒋“形式上辞职，而后广东取消伪政府，两方派代表开会”。

来源：近现代史论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