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严蔼娟攥着被角，听着婴儿第一声啼哭时，床头那封孙科托人转交的信还带着南京城的寒气："本人仅有原配陈氏及二夫人蓝氏，若后有他人，以此为证。"

文/三土

编辑/两把刀

——【·前言·】——

1936年3月的上海广慈医院，产房外的梧桐叶正泛着新芽。

严蔼娟攥着被角，听着婴儿第一声啼哭时，床头那封孙科托人转交的信还带着南京城的寒气："本人仅有原配陈氏及二夫人蓝氏，若后有他人，以此为证。"

这个在南京颐和路公馆陪伴孙科四年的女子，此刻终于明白，她腹中的骨肉注定要成为民国政治版图上最刺眼的墨点。

1932年深秋的上海华懋饭店，严蔼娟踩着三寸高跟鞋踏入302包间时，孙科正对着窗外黄浦江的货轮吞云吐雾。

这个浙江商人之女自幼在跑马场畔的洋房里长大，见惯了十里洋场的觥筹交错，却在孙科递来的威士忌酒杯上，第一次触碰到权力的温度。

"听说你能背《建国大纲》？"孙科指间的雪茄明明灭灭，映着她耳垂上的珍珠耳钉。

三天后，严蔼娟搬进了南京傅厚岗21号公馆，成为立法院长孙科的"私人秘书"。

那时的南京城流传着这样的段子：孙院长的公文包里永远装着两份文件，一份是《五五宪草》草稿，另一份是严秘书新写的情诗。

这个既能代笔草拟法案，又能在宴会上用六国语言周旋的女子，很快成为南京官场最神秘的存在。

财政部次长徐堪曾在日记里记载："严秘书批的条子，比院长手谕还管用。"她经手的三万元借款（相当于今日数千万人民币），像润滑剂般打通了孙科派系的资金链，却在1935年春天戛然而止。

1935年4月的励志社舞会，蓝妮的孔雀蓝旗袍扫过舞池时，严蔼娟正在公馆核对孙科的海外账户。这个澳门赌王之女的出现，撕开了严蔼娟精心编织的幻梦。

蓝妮不仅带来了孙科急需的南洋侨商资源，更懂得如何用鸦片烟枪和麻将牌维系权力关系。三个月后，严蔼娟在孙科书房发现了那纸手书："二夫人蓝氏收执"。

这个时候，严蔼娟才明白，自己和孙科同居四年，没想到就在怀孕四个月后名不正言不顺的被抛弃了。

严蔼娟非常不甘，自己认识孙科在前，并且还怀了他的孩子，凭什么一个后来的女子就成了二夫人。

于是怀孕四个月的严蔼娟在杜月笙的引荐下，带着律师吴经熊走进霞飞路的咖啡厅，只为给自己和孩子正名，可是这个时候的孙科早已通过中行转移了资产。

当严蔼娟见到孙科时，孙科把三万元支票放在了谈判桌上，谈判桌上的支票在吊灯下泛着冷光，严蔼娟突然抓起烟灰缸砸向玻璃窗："我要的是我们女儿孙穗芳的名分！"孙科沉默着没有说话。

这场轰动南京的"秘书逼宫"事件，最终以三万元支票、12根金条和一张"永不纠缠"的保证书收场。但没有人知道，严蔼娟藏在旗袍夹层里的，是孙科1933年写给她的婚书草稿。

1937年淞沪会战的炮火中，严蔼娟抱着一岁的孙穗芳挤上难民船时，孙科正在重庆与苏联大使谈判。这个自幼被娇养的交际花，在温州改嫁后遭遇的却是地狱般的生活。

醉酒的继父将孙穗芳的头撞向墙壁时，严蔼娟抓起菜刀的手在颤抖——这是她第一次真正理解，在民国乱世，女人的尊严比一张废纸还轻。

1946年的重庆谈判期间，严蔼娟带着听力受损的女儿堵在孙科寓所门口。蓝妮从凯迪拉克里递出的公文包，装着26根金条的承诺，最终却只剩12根躺在严蔼娟的行李箱里。

当她在香港高院状告孙科遗弃罪时，这个曾起草《民国宪法》的男人，正用法国尼斯的海风冷却自己的良心。

1950年的法庭上，孙科的律师孙祖基那句"身体不适，请求延期"，成为压垮严蔼娟的最后一根稻草。

1973年9月13日，台省市立殡仪馆的灵堂里，孙科的全家福上没有孙穗芳的位置。

这个在台省街头卖过香烟、在香港工厂当过女工的女子，此刻正在九龙城寨的廉租屋里擦拭父亲的照片。

孙科晚年在回忆录里写下的那句"上海那个女儿，很像我年轻时候的样子"，终究没能化作一句迟到的"对不起"。

严蔼娟用交际花的身份敲开了权力之门，却在生育机器的定位中失去了正名。

当蓝妮在1986年以"孙中山儿媳"的身份荣归上海时，严蔼娟的骨灰早已散落在台省阳明山的风雨中。

那些被孙科用金条丈量的亲情，那些在法庭上被撕碎的尊严，最终都化作了黄浦江面的点点星光。

这不是简单的婚外情故事，而是一部民国政治生态的浮世绘。

严蔼娟的悲剧，是旧时代女性在旧社会的生存困境，更是权力场中人性权衡的必然结果。

来源：历史很有趣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