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这句话像一道电流，瞬间激活了整个国家，报纸开始公开讨论政治改革，书店里摆满了此前被禁的著作，咖啡馆里知识分子们热烈辩论——捷克斯洛伐克正在经历一个前所未有的“布拉格之春”。

1968年1月的布拉格，寒风依旧刺骨，但空气中却弥漫着一种异样的躁动。

新任捷共第一书记杜布切克在电视屏幕上向全国人民承诺：“我们将给予社会主义一个更人性化的面孔。”

这句话像一道电流，瞬间激活了整个国家，报纸开始公开讨论政治改革，书店里摆满了此前被禁的著作，咖啡馆里知识分子们热烈辩论——捷克斯洛伐克正在经历一个前所未有的“布拉格之春”。

然而仅仅八个月后，这个春天被2000辆坦克和25万军队的钢铁履带碾得粉碎。

1968年8月20日深夜，当苏联空降兵占领布拉格机场，当T-55坦克碾过古老的街道，一个主权国家探索“具有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的梦想，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有限主权论”面前彻底破碎。

二战后的捷克斯洛伐克并未像邻国那样经历血腥的土地改革和集体化，仍保留着相对多元的社会结构，正是这种特殊性，使得六十年代的改革运动获得了远超东欧其他国家的社会支持。

杜布切克的改革蓝图在今天看来仍然惊人：部分取消新闻审查，允许有限度的政治辩论，考虑给企业更多自主权，甚至讨论工人自治的可能性。

这些措施在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眼中不啻为异端邪说，但对普通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而言，却代表着告别斯大林式恐怖的真实希望。

改革不是为了废除社会主义，而是使它更好地运作，只是这种天真的信念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捷克斯洛伐克没有为即将到来的入侵做任何军事准备。

反观克里姆林宫的反应却完全不同。

在勃列日涅夫及其同僚看来，布拉格之春不是内部事务，而是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威胁。

东德领导人乌布利希和波兰领导人哥穆尔卡不断向莫斯科发出警告：如果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成功，他们的民众也会要求同样的自由。

捷克斯洛伐克位于欧洲心脏地带，如果它脱离苏联轨道，华约的防御体系将出现致命缺口，莫斯科甚至担心布拉格会像1948年的南斯拉夫那样走向独立道路，或者更糟——倒向西方。

1968年7月，苏联与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在边境小镇切尔纳进行了长达四天的马拉松会谈。

杜布切克试图向勃列日涅夫保证改革的局限性，但勃列日涅夫显然已经失去了耐心，他发出警告：你们正在玩火，而火是会烧伤人的。

8月20日晚11时，一架苏联运输机飞临布拉格鲁津机场，声称发生机械故障要求紧急降落。

飞机一停稳，数十名苏军特种兵便涌出舱门，迅速控制了机场塔台和跑道，随后，大批安-12运输机开始降落，每五分钟一架，卸下更多的士兵和装备。

与此同时，华约部队从四面八方越过边境，北面来自东德，东面来自苏联和匈牙利，南面来自保加利亚。

不到12小时，这个主权国家的全境就被完全占领。

入侵的军事效率惊人，但政治准备却十分拙劣，苏联坦克兵拿着地图在布拉格街头问路；入侵者试图组建傀儡政府，却找不到足够多的捷共官员合作；最讽刺的是，他们原本计划逮捕杜布切克等改革派领导人，却发现这些人宁愿被捕也不愿背叛自己的理想。

面对压倒性的军事力量，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展开了令人惊叹的非暴力抵抗。

年轻人站在坦克前手持国旗；主妇们移除路标让入侵者迷失方向；广播电台工作人员不断变换频率坚持播音。

25岁的学生马丁·帕拉什回忆说：

他们有武器，但我们有真理，我们相信世界会看到这一切，会站在我们这边。

在最初几天，这种抵抗确实取得了一些成功——入侵者未能建立傀儡政权，原领导层尽管被捕却仍然是人民唯一认可的权威。

但是，非暴力抵抗无法改变军事占领的现实，随着时间推移，苏联逐渐巩固控制，改革派被清除出党，一切似乎又回到了原点。

9月，杜布切克等捷共领导人被押往莫斯科“谈判”。

实际上，这是一场枪口下的屈服，返回布拉格时，杜布切克在电视上露面，声音颤抖，眼神涣散，显然受到了极大压力，他呼吁人民“恢复正常”，但泪水几乎夺眶而出。

入侵后不久，勃列日涅夫提出了所谓的“有限主权论”：当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受到内外威胁时，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有权进行干预。

这一理论实际上宣告了东欧国家主权的有条件性——只有莫斯科才能决定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

布拉格之春的镇压成功了吗？

从短期看，确实如此。

接替杜布切克的古斯塔夫·胡萨克开始了“正常化”进程，大规模清洗改革派，至少50万党员被开除，知识分子被禁止工作，社会重新陷入沉寂。

但从更长远的视角看，布拉格之春埋下了共产主义最终在捷克斯洛伐克崩溃的种子。

入侵彻底破灭了人们对“改革共产主义”的最后幻想，证明这个体制本质上无法自我革新。

作家瓦茨拉夫·哈维尔等持不同政见者从这一认识出发，最终发起了“七七宪章”运动，为1989年的天鹅绒革命铺平了道路。

当1989年11月柏林墙倒塌时，捷克斯洛伐克的变革速度令人吃惊——几乎没有流血，共产主义政权就和平移交了权力。

这种高效其实某种程度上正是源于1968年后的彻底幻灭：几乎无人再相信这个体制可以被改革，共识是它必须被完全取代。

春天可能会被延迟，但永远不会被取消。

当权的枪炮可以摧毁一个季节，却无法阻止季节的循环更替——这是自然规律，也是人类追求自由的不变定律。

参考资料：《苏联真相》、《苏联史丛书》等。

来源：飞鱼说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