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然细考文献，黄帝传说并非始于战国，早在西周即已出现，黄帝也不是层累造作的神话人物，而是中国上古时期部族共同体的一位杰出领袖。从最初的来源上说，黄帝传说是基于历史的真实而非想象的产物，只是历经几千年的沧桑岁月，历史本相不免失真走样，但其中蕴含着事实真相的果粒，不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疑古派学者提出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说，对传说时代的五帝史和夏史给予了全面否定，流波滔滔，至今未息。

探索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学术史上存在的一大障碍，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疑古派对五帝史和夏史的全面否定，似乎中国早期文明的发展，只有活水没有源头。虽然百年来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与进步，可以证明五帝史和夏史确定存在，但学者心中的疑云犹未尽祛，重考古轻传说的倾向时有所见。故从学理上厘清层累造伪说的流弊，树立正确的古史观，仍是必要的工作。关于夏史有关问题，笔者曾有所讨论，本文仅就黄帝的真伪问题再作探析。

一、层累造伪说的理论渊源

1923年，顾颉刚在《读书杂志》公开发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提出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说，至今犹为一些学者所称道，实际上却可能是最成问题的史学观和方法论。顾氏说：

我很想做一篇《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把传说中的古史的经历详细一说。这有三个意思。第一，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统的古史期愈长。”如这封信里说的，周代人心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有三皇，到汉以后有盘古等。第二，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第三，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

这其中第一个意思是问题的关键和核心，从根本上决定了这种“积渐造伪的古史观”是否可以成立。文献所见黄帝史迹确有诸多荒诞不经的地方，司马迁称为“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训，荐绅先生难言之”。所以顾颉刚在讨论中，对相关史事只是稍加提及，未做详密论证，就能使人产生共鸣，甚至有凿破鸿蒙之感。但是，黄帝的真伪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学术问题，涉及面广，理论性强，不是仅用轻描淡写的几句话就可以说明是非的。顾颉刚高屋建瓴，化繁为简，提出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说，是时代的发展为他提供了可借鉴发挥的理论基础。但这些基础是否可靠，需要具体分析。大致说来，他的层累造伪说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理论渊源。

第一个也是最直接的理论渊源，来自清代疑古名家崔述。崔述《补上古考信录》认为，“古无三皇五帝之说”，“三皇五帝之文见于《周官》……本起于战国以后”。又说：

夫《尚书》但始于唐、虞，及司马迁作《史记》乃起于黄帝，谯周、皇甫谧又推之以至于伏羲氏，而徐整以后诸家遂上溯于开辟之初，岂非以其识愈下则其称引愈远，其世愈后则其传闻愈繁乎！

在这里，崔述列举《尚书》《史记》《古史考》《帝王世纪》《三五历记》等书的记载，认为时代愈后，古史传说愈繁，作者追述愈远，则其见识愈低。这是从史书记事的起始上来说明史家见识的高低，至于时代愈后则古史传说愈繁的原因何在，未作说明。这段文字被顾颉刚所化用，内涵却大为不同。顾颉刚在观看戏剧的过程中，对崔述所言现象有所感受，但他并不满足于此，而是要进一步追寻传说愈后愈繁的秘密，使问题有了本质的升华。崔述的疑古立足于考信于六艺，顾颉刚却要立志推翻疑窦丛生的上古史，所以他的结论更为惊世骇俗：“古史是层累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

层累造伪说的第二个理论渊源，是清末康有为等今文家关于“上古茫昧无稽”的看法。顾颉刚说：“我的推翻古史的动机固是受了《孔子改制考》的明白指出上古茫昧无稽的启发，到这时而更倾心于长素先生的卓识。”其实，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只不过提示了疑古的方向，而《新学伪经考》认为刘歆遍伪群经，才真正为顾颉刚推翻上古史提供了最重要的依据。如顾颉刚深为折服的钱玄同就说：“康长素底《伪经考》与先师崔觯甫先生底《史记探源》《春秋复始》中都说《汉书·艺文志》有《新国语》五十四篇，这是原本《国语》，刘歆把其中与《春秋》有关的事改成《春秋左氏传》，那不要的仍旧留作《国语》，遂成今本《国语》。这话我看是很对的。”顾颉刚对此也深信不疑，或置《左传》《国语》于不顾，或以田齐代姜齐的衍生物视之，直接提出战国时才有黄帝神农的传说。当时的古史讨论无人对此表示质疑，显然与今文家这套理论在学术界广有市场有关。否则依据《左传》《国语》等文献排列黄帝传说发生的次序，必然是另外一副样子，也无从说明黄帝“由神化人”的演变过程。

层累造伪说的第三个理论渊源，是受当时风靡全球的科学主义历史观的影响。有学者认为顾颉刚“很少读外文书”，所以在这方面不太留意。实际上，在近代史学专业化的过程中，兰克史学具有广泛的国际影响，主张“呈现往事真相”，视历史为科学，一时成为风尚。德国史学家伯伦汉的《史学方法论》、法国学者朗格诺瓦、瑟诺博司合著的《史学原论》，很快成为传扬世界的史学名著。特别是《史学原论》一书深入浅出，份量不大，颇受读者欢迎。1919年胡适出版《中国哲学史大纲》，即将《史学原论》列为参考书。该书《导言》后半部分讲论“史料审定及整理之法”，即是遵从和运用了《史学原论》处理史料的基本规范。书中截断众流，撇开三皇五帝尧舜禹汤的传说，直接从老子哲学讲起，声明“我们对于东周以前的古史，只可存一个怀疑的态度”。在《中国哲学史大纲》出版之前，顾颉刚就听过胡适讲授这门课程，“对于适之先生非常信服”，更加坚定了他的“上古史靠不住的观念”。顾颉刚对《史学原论》的初步了解应该就是从这时开始的。1926年李思纯翻译出版中国最早的《史学原论》汉译本，顾氏应该是读过的，因为前一年张荫麟撰文批评他研究古史几近用默证法，文中提到过这本即将出版的书。顾颉刚说“黄帝神农不过是想象中的人物”，即与《史学原论》认为传说只是想象的产物相契合。李思纯《史学原论》汉译本说：

凡每一民族之初期历史中，皆有一荒诞传说之时代……荒诞传说与琐闻逸事，其质地纯然为民族信仰之关系于历史人物者，故彼当属于民众智识而不属于历史。吾人须注意矫正通常心理，以彼荒诞传说为真确事实与错误之混合物，可由分析而所抉取其有关历史之真确种粒。吾人固信凡一种荒诞传说，乃一累积之物，其中本可有几多之真确事实，故可将所含质素，加以分析剖解，但却无方法，可辨别何者为本为真实，何者出于想象之工作。……须以决心认定，凡对于此等荒诞传说，仅当视彼为由想象力所产出之一物。

两位法国学者认为，传说是一种混合体，其中有历史真相的“种粒”，只是没有任何有效手段可以将其分析出来，因而必须下定决心把传说看作想象的产物。这种历史真相的“种粒”，今日学者又译为“果粒”或“谷粒”，例如：

在每个民族的早期历史中，都有一个传说时代……传说与逸闻随意地附会着各种历史人物，它们实际上是纯粹的大众信仰；它们属于民俗，而非历史。因而，我们必警惕那种诱惑，即把传说看做某种精确事实与错误的掺杂物；不能认为脱落掉错误，就可以通过分析得到历史真相的谷粒。传说是一种混合体，也许蕴含有一些真相的颗粒，甚至也能被分解出真相的各种要素；但是，没有任何手段能把得自现实的要素与想象产生的那些要素区分开来。……我们必须铁了心地把传说看做是想象的产物。

译作“种粒”“谷粒”“果粒”，都说明古史传说中有一定的真实成分。正如王国维所说：“传说之中，亦往往有史实为之素地。二者不易区别，此世界各国之所同也。”或许王国维在日本看到过《史学原论》的相关译本，只是换了说法，称历史真相的“果粒”为史实的“素地”（背景）。与西方学者相比，顾颉刚似乎走得更远也更彻底，连传说中存在“历史真相的颗粒”也不认同，尽视为后世的伪造，将其一笔勾销。顾颉刚疑古辨伪的成果很符合兰克史学家的口味，所以长期得到不少西方汉学家的肯定和传扬。

层累造伪说虽然有其多方面的理论渊源，但其核心观念还是顾颉刚的独创。在上古传说时代，没有即时的文字记录，只留下千百年来一直流布的传说，而且这种传说在某些细节方面也免不了发生变异，乃至失真走样。这种可能性被顾颉刚无限放大，五帝史和夏史的真实性也就随之遭到全盘否定。

二、黄帝“由神化人”对史实的倒置

顾颉刚的层累造成古史说，关键性证据除了禹为社神之外，还有一项即是战国时才有黄帝神农的说法。他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书》中说：

从战国到秦汉，伪史充分的创造，在尧、舜之前更加上了多少古皇帝。于是春秋初年号为最古的禹，到这时真是近之又近了。自从秦灵公于吴阳作上畤，祭黄帝（见《汉书·郊祀志》……黄帝之祀起于秦国，说不定黄帝即是“黄龙地螾”之类），经过了方士的鼓吹，于是黄帝立在尧、舜之前了。

顾氏把炎帝、黄帝、尧、舜看作战国秦汉时人伪造的人物，也就不相信中华民族是炎黄子孙。这些意见在信中只有粗疏表达，严密论证是后来做的工作。抗战期间，顾颉刚移居昆明，写读史札记《浪口村随笔》（后易名为《史林杂识》），内有《黄帝》一文，继续沿着层累造伪的研究思路，称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使“真神话被摈而伪史事登场”，认为“黄帝之始不可征，其始见者乃为秦之上帝……初则由神化人，继则由人复归于神”。这是他对先前层累造伪说所进行的补充说明。

在古史讨论之初，学术界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大禹的真实性问题上，对顾颉刚把黄帝看作想象中的人物未予回应。唯有胡适肯定说：“古义‘帝’与‘天’当相同，正如其音之同纽。……看《郊祀志》，可见许多‘帝’原为西方（秦民族）的天神，此是无可疑的。”1938年，杨宽发表《中国上古史导论》亦谓：“东西民族之上帝本有专名，及春秋战国之世，既皆一变而为人世之古帝，上帝无专名以称之，于是泛称为皇帝，后乃字变而作黄帝，亦转演而为人间之古帝矣。”表面上看，疑古派学者的研究是严谨的，也富有逻辑性。他们认为，帝与天为同纽字，皇与黄又可通作，故黄帝即皇帝，也就是皇天上帝。这种三段论推理，虽有音韵、训诂等小学方法作为分析工具，其实仍近乎文字游戏。黄帝与上帝既然同为天神，则其神性和权能有何共同之处，并无材料给予说明。而以黄帝“始见者乃为秦之上帝”，更是对传世文献的严重曲解。其说的主要依据来自《史记·封禅书》（《汉书·郊祀志》略同），不妨节录如下：

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为主少皞之神，作西畤，祠白帝，其牲用骝驹黄牛羝羊各一云。其后十六年，秦文公……于是作鄜畤，用三牲郊祭白帝焉。……秦宣公作密畤于渭南，祭青帝。……秦灵公作吴阳上畤，祭黄帝；作下畤，祭炎帝。……秦献公自以为得金瑞，故作畦畤栎阳而祀白帝。……汉兴，高祖……乃立黑帝祠。

这里所说的白、青、黄、赤、黑五帝，是五德终始说背景下以五色配五方的天神系统，从秦襄公到汉代始见完备，与传说中的人间五帝实不相侔。《周礼·春官·小宗伯》说：“兆五帝于四郊。”《楚辞·九章·惜诵》“令五帝以折中兮”，王逸注：“五帝，谓五方神也。东方为太皞，南方为炎帝，西方为少昊，北方为颛顼，中央为黄帝。”孙诒让《周礼正义》说：“五方天帝之祭，自秦襄公来，史有明文，则其说甚古……则汉人已有以大皞等为五方帝之名者。”在这个五方天帝神灵系统中，祭祀黄帝、炎帝已到了战国初期。《史记·六国年表》记此在秦灵公三年，即公元前422年。因此顾氏认为黄帝传说起于战国以后，“夫黄帝本为卜居昆仑之上帝，借传播之力，为十二姓之共祖，为中国历史之首一王，人矣；而至汉武之世，又以修仙、封禅、骑龙而去。初则由神化人，继则由人复归于神”。这就是所谓黄帝传说“由神化人”而后“复归于神”的演变过程。

顾颉刚将五方天帝与人间五帝相混一，说黄帝始见于战国，本为秦之上帝，首先遇到的障碍就是《左传》《国语》的相关记载。如《国语·晋语四》云：

司空季子曰：“同姓为兄弟。黄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唯青阳与夷鼓皆为己姓……凡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异德之故也。”

司空季子讲这番话，是在晋文公重耳自秦返晋继位（前636年）之前，比起秦灵公立祠祭祀黄帝、炎帝要早二百多年。所言黄帝有子二十五宗，又为十二姓的共祖，当然不是天神。又《国语·鲁语上》记展禽说：“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颛顼能修之。帝喾能序三辰以固民，尧能单均刑法以仪民，舜勤民事而野死，鲧鄣洪水而殛死，禹能以德修鲧之功。契为司徒而民辑，冥勤其官而水死，汤以宽治民而除其邪，稷勤百谷而山死，文王以文昭，武王去民之秽。”这位能够给百物命名、让百姓明理共财的黄帝，除了与尧舜禹等并列外，还与汤、文王、武王一样被归为国君一类人物，自然也不是皇天上帝。在《春秋左传》中，也有两处提到了黄帝。《左传》僖公二十五年（前635年）记卜偃占卜说：“遇黄帝战于阪泉之兆。”所谓“阪泉”即指黄帝与炎帝之间的阪泉之战。《左传》昭公十七年（前525年）说：“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这些材料足以证明五方天帝说形成之前，黄帝在时人眼中并不是天神上帝，而是一位杰出的人王。

《左传》《国语》所载黄帝、炎帝作为人王的事例甚多，昭然可考，为什么疑古派学者偏偏要说那都发生在秦灵公之后，只是借传播之力，黄帝才成为“十二姓之共祖”呢？这是因为他们相信康有为等今文学家的说法，以为《左传》为刘歆割裂《国语》而成，都是晚出之书。然而，他们不曾注意到，在他们引用的《史记·封禅书》或《汉书·郊祀志》中，就记有春秋时期管仲的话：“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记者十有二焉。”接下来管仲列举了无怀氏、虙羲、神农、炎帝、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汤、周成王等人王的封禅活动。对同一篇史料价值相同的文献，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只做片面选择，疑此信彼，这样的论证是很难取信于人的。

进一步研究表明，周人记忆中的黄帝传说，不自战国始，也不自春秋始，而是早在西周时期就存在了。《逸周书》《穆天子传》给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证据。《逸周书》有一篇《尝麦》，李学勤认为是穆王初年的作品。“近几年经过学者研究，从其特点来看，可以肯定是作于西周，比如该篇里面提到的‘咸’（讹为‘箴’），应该训为终，这种说法在春秋以后就没有了，只有西周的金文里才有，所以过去的人都读不懂。当然还有其他很多的证据，《尝麦》里面提到‘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赤’即‘炎’，赤帝也就是炎帝。”这说明西周文献已经记载了黄帝传说。又如《穆天子传》说：“吉日辛酉，天子升于昆仑之丘，以观黄帝之宫。”是说穆天子登上昆仑山，观看了黄帝的行宫。此与贾谊《新书·修政语上》可相印证：“黄帝……西济积石，涉流沙，登于昆仑。”《穆天子传》与《竹书纪年》在西晋同出于汲冢，是贾谊不可能看到的。不同时代的材料所记一致，说明这是一个流传有绪的传说。《穆天子传》有不少细节带有小说色彩，但也不乏可信的历史内容。比如周公的后裔，作为畿内井邦的封君，出任王室执政大臣称为“井公”，而畿外诸侯则称为井侯（此“井”后世作邢）。这种细微差别若非深谙西周政制是编造不出来的。又如书中的执政大臣毛公班，其他文献无载，却见于西周中期班簋铭文和近出清华简《祭公》。这说明在《穆天子传》那些小说化情节中，仍然包裹着历史的真实成分。即使它在流传过程中有过后世的加工，但其主干或基础部分至少在西周时期即已完成，所记黄帝传说应非无据。

综上所述，黄帝传说不仅早在西周即已存在，而且从见诸文献开始，黄帝就有人王（黄炎阪泉之战）和神灵（昆仑黄帝之宫）的双重色彩。疑古派学者所说黄帝“由神化人”而后“复归于神”的演变过程，倒置了相关文献的成书年代和史实，是一种不切历史实际的虚假判断，无法对层累造伪说形成支持。

结语

黄帝传说不自战国始，严格说来也不自西周始。因为这个传说的核心质素是说黄帝是五帝时代的人王，即一位部族共同体领袖。黄帝时代与西周相距一两千年，传说的真正源头应基于真实的史事而非想象的产物。只是那时文字尚未发明，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万众景仰的历史人物，都只有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才得以流传下来。殷人有册有典未得传留，而甲骨文又是占卜文字，只记当时占卜和预测之事，除了祭祀远祖不可能再追述历代往事。所以黄帝传说始见于西周文献，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当然，口头传说总是多元的，也是有局限的。细节的编织，史迹的叠加，神话的附会，都可能在口耳相传的过程中使本真的历史变形走样，甚至充满荒诞不经的神话色彩。尤其是那些卓尔不群的伟人，更容易成为各种神话附会的对象。有研究者认为：“由于没有文献记载，任何伟人，一旦了解他的同代人均已去世，在三四十年间，就会变成神话式的人物，更不用说三百年、三千年以后了！”尽管传说混杂着神话，又是在后世才形成文字记录，但它蕴含着历史真相的颗粒，仍有无可替代的史料价值，因而不能概以虚妄视之。可行的做法是精心鉴别这些传说史料，去伪存真，考而后信，过滤出真实的历史信息，用以重建上古文明史。司马迁撰作《史记·五帝本纪》时，看到的材料比我们今天知道的要多很多，其中不雅驯之言也不在少数，连那些有官位有学问的“缙绅先生”也说不清道不明。即使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也有儒者不传其书。司马迁说：“余尝西至空峒，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予观《春秋》（案指《左传》）、《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太史公将田野调查与文献考证相结合，对相关史料精心比勘，理性选择，揭开了中华文明起源的开篇之页。近代西方那些所谓科学史学家，找不到分析传说史料的有效方法，只好铁了心抛弃传说时代的历史，最终只能使“呈现往事真相”成为一个高贵的梦。

疑古派学者立足中国本土，呼应时代潮流，提出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说，对传说时代的五帝史和夏史给予全盘否定，是近代科学主义史学观影响下派生出来的一种并不科学的理论，不应成为我们今天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的羁绊。充分结合文献和考古资料，深入探讨五帝时代中国早期文明形成的基因和路径，对于坚定文化自信，推动传统文化的创新和发展，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

编者注：此文发表于《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4期第1-6页。为方便手机阅读，微信版删除了注释和参考书目。如果您想引用原文，请查阅《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网站或杂志。

杜勇，男，历史学博士，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出土文献和先秦史研究。

引用本文：杜勇.黄帝传说探源[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47(04):1-6

来源：古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