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名（1901～1967）著名作家、学者。原名冯文炳，湖北黄梅人。家境殷实，自幼多病，童年受传统私塾教育，13岁入学黄梅八角亭初级师范学校，1917年考入国立湖北第一师范学校，接触新文学，被新诗迷住，立志“把毕生的精力放在文学事业上面”，毕业后留在武昌一所小学任教，期间开始与周作人交往。 1922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英文班，开始发表诗和小说；1925年10月，出版第一本短篇小说集《竹林的故事》；1931年，经周作人推荐，在北大国文系任教。抗战期间，避难黄梅，一度任小学、中学教员。1946年，重返北大，任中文系副教授、教授。1952年，调至东北人民大学中文系。1967年10月7日，病逝于长春。摘要：废名（1901～1967）著名作家、学者。原名冯文炳，湖北黄梅人。家境殷实，自幼多病，童年受传统私塾教育，13岁入学黄梅八角亭初级师范学校，1917年考入国立湖北第一师范学校，接触新文学，被新诗迷住，立志“把毕生的精力放在文学事业上面”，毕业后留在武昌一所小学
谈用典故
作文用典故本来同用比喻一样，有他的心理学上的根据，任何国的文学皆然。在外国文学里头用典故这件事简直不成问题，只看典故用得好不好，正如同比喻用得好不好。他们的作家，在他们的作品里头，典故不常用，正如同比喻不常用，若用之则是有必要，这时文章的意思格外显豁，感人的效果格外大。中国的事情每不可以常理论，他没有文章而有典故！于是典故确乎应该在排斥之列。我说中国是因为没有文章而有典故，这话一点也不错，只看中国的文章里头没有比喻便可以知道。若用比喻则非有意思不可了，有意思才叫做文章。只看周秦的文章连篇累牍用的是比喻，而后来的文章则只有典故，中国确乎是从周秦以后没有文章了。有典故没有文章，这样的文学不应该排斥吗？那么照意义说起来，我们反对典故，并不是反对典故本身，乃是反对没有意思的典故罢了。因为反对典故的缘故，我曾赞美宋儒的文章，我读朱子《四书集注》，文章都很能达意，在他许多文字里头只有两个典故，即“枉尺直寻”与“胶柱鼓瑟”，实在这也不能算是典故，只是成语罢了。其解释“欲罢不能”云：“如行者之赴家，食者之求饱。”这样有力量的文章要什么典故呢？二程子称大程子“盖自孟子之后，一人而已。然学者于道不知所向，则孰知斯人之为功；不知所至，则孰知斯名之称情也哉？”这是多么能达意的文章，何暇用典故？这样的文章，应该算是理想的“古文”。即是韩愈所提倡的古文的古文。那么我平常反对古文也只是反对他没有意思罢了。
我今天的本意是作典故赞的，开头却说了上面一段话无非是表示我很公平，我说话向来没有偏见。那么我来赞典故乃是典故真可赞了。中国的坏文章，没有文章只有典故。在另一方面，中国的好文章，要有典故才有文章！这真是一件奇事。我所赞美的，便是这种要有典故才有文章的文章了。那么倘若没有典故岂不就没有文章了吗？是不然。是必有文章的，因此也必有典故，正如外国文章里必有风景，必有故事。换一句话说，中国的诗人是以典故写风景，以典故当故事了。
中国文学里没有史诗，没有悲剧，也不大有小说，所有的只是外国文学里最后才发达的“散文”。于是中国的散文包括了一切，中国的诗也是散文。最显明的征象便是中国的文章里（包括诗）没有故事。没有故事故无须结构，他的起头同他的收尾是一样，他是世界上最自由的文章了。这正同中国的哲学一样，他是不需要方法的，一句话便是哲学。所以在中国文章里，有开门见山的话。其妙处全在典故。下面是庾信《谢滕王赉马启》的全文：
某启：奉教垂赉乌骝马一匹。柳谷未开，翻逢紫燕，陵源犹远，忽见桃花。流电争光，浮云连影。张敞画眉之暇，直走章台；王济饮酒之欢，长驱金埒。谨启。
第一句等于题目。接着是无头无尾的文章，同时也是完完全全的文章，不多不少的文章。所用的全是马的典故，而作者的想象随着奔流出来了。柳谷句，张掖之柳谷，有石自开，其文有马；紫燕是马名。接着两句，“流电”“浮云”俱系马名，“争光”与“连影”则是想象，写马跑得快。争光犹可及，连影则非真有境界不可，仿佛马在太阳底下跑，自己的影子一个一个的连着了，跟着跑了。那么争光亦不可及，作者的笔下实有马的光彩了。
我并不是附会其说，只看作者另外有这样一句文章，“一马之奔，无一毛而不动”，他的句子确不是死文章了。画眉之暇，走马章台；饮酒之欢，长驱金埒，可不作解释。读者试看，这样一篇文章不是行云流水吗？不胜过我们现在一篇短篇小说吗？他没有结构而驰骋想象，所用典故，全是风景。他写马，而马的世界甚广，可谓杂花生树，群莺乱飞！时间与空间在这里都不成问题，连桃花源也做了马的背景了。在任何国的文学里没有这样的文章的。我们不能说他离开典故没有文章，乃是他有文章自然有典故了。外国的文章靠故事，我们不能说他离开故事没有文章，他是有文章自然有故事了。莎士比亚在他的剧本里写一个公爵给国王流放出去，舞台上自白道：
Now no way can I stray,
Save back to England, all the world's my way,
这样的文章写得多容易。真是同庾信的文章一样容易！这样写“流放”是伟大的文章，借故事表现着作者的境界。中国的诗人则是藉典故表现境界了。我这话也决不是附会，有时也有等于藉故事表现境界的，也正是庾信的文章，如皇帝赐给他东西谢皇帝而这样写一个“谢”字：“直以物受其生，于天不谢。”这完全是英国莎士比亚的写法了。不过这是偶然的，中国文章本来不以表现情节见长，而诗人伟大的怀抱却是可以以同样尺度去度量的了。我顶喜欢庾信这两句写景的文章：“龟言此地之寒，鹤讶今年之雪。”大约没有典故他不会写这样的美景，典故是为诗人天造地设的了。“草无忘忧之意，花无长乐之心”，“非夏日而可畏，异秋天而可悲”，都是以典故为辞藻，于辞藻见性情。是的，中国有一派诗人，辞藻是他的山川日月了。
庾信的《象戏赋》有这样两句话，“昭日月之光景，乘风云之性灵”，正是他自己的文章。我最佩服这种文章，因为我自己的文章恰短于此，故我佩服他。我大约同陶渊明杜甫是属于白描一派。人说“文章是自己的好”，我确是懂得别人的好。说至此，我常常觉得我的幸运，我是于今人而见古人的。亡友秋心君是白话文学里头的庾信，只可惜死得太早了，我看他写文章总是乱写，并不加思索，我想庾信写文章也一定如此。他们用典故并不是抄书的，他们写文章比我们快得多。
有一回我同秋心两人在东安市场定做皮鞋，一人一双，那时我住在西山，后来鞋子他替我取来了，写信告诉我，“鞋子已拿来，专等足下来穿到足上去。”他写文章有趣，他的有趣便在于快。庾信的《枯树赋》有这两句：“秦则大夫受职，汉则将军坐焉。”我想他的将军坐焉同秋心的足下足上是一样写得好玩的，此他的文章所以生动之故。
我今天写这个题目，本来预备了好些“典故”，但写至此已觉得可以成一短文，其余的只好暂不写，否则文章恐怕长了。然而这样又不能说典故之长于万一了。此决非夸大之辞，实乃缩小之论。
（一九四八年）
再谈用典故
今天我再来谈用典故罢。上回我说庾信写文章写得非常之快，他用典故并不是翻书的，他是乱写，正同花一样乱开，萤火虫一样乱飞。而且我举出我的朋友秋心为证。我这话当然说得很切实，但反对者如反对我，“你究竟是乱说！人家的事情你怎么能知道呢？”那我只好学庄子诡辩，子非我，安知我不能知道呢？话不要游戏，我还是引杜甫的话，“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是可以知道的。今天我再来说用典故比庾信稍为慢一点儿的，至少要慢五分钟。且听我慢慢道来。
我第一想起陶渊明。陶渊明作诗是很正经的，决没有乱写的句子，有一回用了一个太阳的典故，不说太阳而说“乌”，却是写得好玩的。这首诗题作“怨诗”，诗确是有点怨，然而因为这一只“乌”的缘故，我觉得陶公非常之可爱了，他思索得这一个典故时，他一定自己笑了，觉得好玩，于是诗的空气缓和好些了。诗是这样的，“天道幽且远，鬼神茫昧然。结发念善事，僶俛六九年。弱冠逢世阻，始室丧其偏。炎火屡焚如，螟蜮恣中田。风雨纵横至，收敛不盈廛，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造夕思鸡鸣当然是真的光景，老年人冬夜睡不着，巴不得鸡鸣，天便亮了，而“及晨愿乌迁”决然是一句文章，意思是说清早的日子也难过，巴不得太阳走快一点，因为写实的“鸡鸣”而来一个典故的“乌迁”对着，其时陶公的想象里必然有一支乌，忘记太阳了。
这是很难得的，在悲苦的空气里，也还是有幽默的呼息，也便叫做“哀而不伤”。这样的用典故确是同庾信的用典故不同，乌是从作者的文思里飞出来的，不是自己飞出来的所以要来得慢，可以令我们读者看得出了。虽然慢这支乌确是活的不是死的，仿佛“犹带昭阳日影来”了。总之陶渊明偶尔用典故不是死典故，我想谁都不能否认我的话。到了后来的李商隐完全弄这个把戏，他比庾信慢一点，比陶渊明又要快一点，介乎二者之间。
庾信不自觉，李商隐自觉，庾信是“乘风云之性灵”，李商隐则是诗人的想象了。他写唐明皇杨贵妃“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六军驻马等于陶渊明的造夕思鸡，七夕牵牛则是及晨望乌了，是对出来的，是慢慢地想了一会儿的，是写得好玩的，虽是典故，而确是有牵牛的想象的。不知者每每说李诗纤巧，而陶渊明独不纤巧乎？不知诗人的想象便不能谈诗，谓陶句不纤巧者，是以乌迁为一死典故而已耳。
“于今腐草无萤火，终古垂杨有暮鸦”，这是李商隐写隋宫的，上句是以典故写景，真是写得美丽，下一句则来得非常之快，真写得苍凉。上句貌似庾信，下句是神似。多一个自觉，故说貌似。来得不由己，故曰神似。没有典故便没有腐草没有萤火。没有腐草没有萤火也没有垂杨没有暮鸦，那时世界上也没有诗人。
杜甫的诗有感情有图画，是白描一派，无须乎用典故的。但杜甫有时也拿典故来写想象。他咏明妃诗句，“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塚向黄昏。”便很见功夫见想象。紫台是汉宫名，“一去紫台连朔漠”意思是由汉宫出发到匈奴那里去，这么大的距离给他一句写了，妙处便在紫台，由紫台连得起朔漠于是“一去紫台连朔漠”，仿佛是对对子，读之觉其自然，事实却很不自然，比李白的“千里江陵一日还”还要快过多少倍了，比我们现在坐飞机还要快。一句还不自然，接着“独留青塚向黄昏”句则文章是天生的，非常之自然。而事实杜甫是“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他费了很大的气力。妙处在青塚这个故事，相传明妃塚草独青，而这个美的故事只当作一个典故用。“向黄昏”是诗人的想象，是文生情，也正是情生文，于是这两句真是活的了，而是从典故的死灰里复燃的。换一句话说，没有典故便没有诗。
其余如咏宋玉“江山故宅空文藻，云雨荒台岂梦思”以及写他自己漂泊西南大地之间，“三峡楼台淹日月，五溪衣服共云山”，俱是以典故写想象。五溪衣服句很费力，却能生动。五溪蛮的衣服是染色的，这是典故，我们在避难时也有此情景，同着当地土人邀游山水，尤其是过年过节看了他们男妇老幼穿着新衣服花花绿绿的，我们与之共天上的云眼前的山光水色了，热闹的很，故杜甫曰，“五溪衣服共云山”。有这一句则“三峡楼台淹日月”一点也不空，都是诗人的实景了。“云雨荒台岂梦思”这一句我最佩服，把朝云暮雨的梦真拿来写景，不愧是大诗人了。然而无论怎么说杜甫的典故是来得非常之慢的，较之庾信是小巫见大巫。
作文叙事抒情有时有很难写的地方，每每借助于典故。这样的用典故最见作者思想的高下，高就高，低就低，一点也不能撒谎的。陶渊明《命子诗》有云：“厉夜生子，遽而求火，凡百有心，奚特于我，既见其生，实欲其可。……”我很喜欢这个厉生子的典故。《庄子》，“厉之人，半夜生其子，遽取火而视之，汲汲然惟恐其似己也。”厉之人大概生得很寒伧，庄子的文章是幽默，陶公用来则真显出陶公的大雅与真情了。人谁不爱其子，谁不望自己的儿子好，但不能像陶公会说话了，因为陶公人品高。陶公在说他穷的时候也用了一个很好的典故。
因为家贫没有酒喝他这样写：“尘爵耻虚罍，寒华徒自荣。”这个诗题是“九日闲居”，寒华句是说菊花，当然写的好，尘爵句更佳。典故出自《诗经》“瓶之罄矣惟罍之耻”。《诗经》这两句文章也真是有趣，然而不是陶渊明告诉我，我未曾注意了。总而言之家里没有酒罢了，瓶子里是空的。瓶子说：“这不能怪我，是他可耻，是他里头没有酒。”瓶子指着一个更大的盛酒的家伙说。所以酒真是没有了，这里也是空的，那里也是空的。陶公连米也没有大的东西盛，故曰：“瓶无储粟”，何况酒。他大约是望着空杯子，杯子说，“不怪我是酒瓶子里没有。”故诗曰“尘爵耻虚罍”。不懂得《诗经》，便不知陶诗之佳了。陶渊明真会读书。他说他好读书不求甚解，孰知他是神解。
有时有一种伟大的意思而很难表现。用典故有时又很容易表现。这种例子是偶尔有之，有之于李商隐的诗里头，便是我常称赞的这两句：“我是梦中传彩笔，欲书花叶寄朝云。”这是写牡丹的诗，意思是说在黑夜里这些鲜花绿叶俱在，仿佛是诗人画的，寄给朝云，因为明天早晨太阳一出来便看见了。没有梦中五色笔的典故，这种意境实在无从下笔。朝云二字也来得非常之自然，而且具体。
有时用典故简直不是取典故里的意义，只是取字面。如李商隐《华山题王母祠绝句》云：“莲花峰下锁雕梁，此去瑶池地共长。好为麻姑到东海，劝栽黄竹莫栽桑。”诗写得很快，很美丽，很有悲情，他不喜欢沧海变桑田这一件事于是叫人家不要栽桑树好了。不栽桑栽什么呢？随便栽什么都可以，只要天地长不没！恰好穆天子有“黄竹”之诗，那么就栽你们的黄竹好了。是叫这个老太太。（我假设是老太太，其实照陶渊明“王母怡妙颜”的话未必是老太太）对那个老太太说的话。其实黄竹是个地名，作者乱借字面而已。庾信也常借字面，但感情没有李诗的重。李的感情重而诗美，庾信生平最萧瑟。用典故却不宜感情重，感情重愈生动愈晦涩。
我在上回的文章里说过，外国文学重故事，中国文学没有故事只有典故，一个表现方法是戏剧的，一个只是联想只是点缀。这是根本的区别，简直是东西文化的区别。中国文学里如有故事，则其故事性必不能表现得出，反不如其典故之生动了。因为有故事必有理想，有理想必要表演出来的，非用典故暗示所能行的。李商隐咏常娥有云：“常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这是作者的理想，跑到天上去是非常之寂寞的，而人间又不可以长生不老，而诗人天上的布景仍是海阔与天空，即咱们的地球，头上有青天，眼下有碧海，正同美人的镜子一样，当中有一个人儿了。中国没有戏剧，这个故事如编剧，一定很成功，当典故真可惜了。李诗另有咏月绝句云，“过水穿楼触处明，藏人带树远含清……”这是说月亮里头有一女子而且有树，都藏在里头看不见了，而且光照一处明一处，只是藏了自己。这都是适宜于写故事，而作者是用典故，故晦涩了。总之典故好比是一面镜子，他只宜照出你来，你不宜去照他。
（一九四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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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学术与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