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这次义务教育历史统编教材的修订，在八年级上册有关抗日战争的课文中，有明显的修订。最值得关注的是在抗日战争的胜利一课中，增加了一目：“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做这一修订，教材编委会、编写组有充分的依据。

这次义务教育历史统编教材的修订，在八年级上册有关抗日战争的课文中，有明显的修订。最值得关注的是在抗日战争的胜利一课中，增加了一目：“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做这一修订，教材编委会、编写组有充分的依据。

1941年5月，毛泽东最早使用这一概念。他在《揭破远东慕尼黑的阴谋》的党内指示中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力和民众已成了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1945年4月，在抗日战争胜利即将到来的时候，毛泽东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致开幕词，他说：“到了现在，我们的党已经成了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重心，已经成了中国人民解放的重心，已经成了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重心。中国的重心不在任何别的方面，而在我们这一方面。”为什么这样说呢？毛泽东在发给七大代表的书面报告《论联合政府》中强调：“当我在这里做报告的时候，我们的军队已发展到了91万人，乡村中不脱离生产的民兵发展到了220万人以上。不管现在我们的正式军队比起国民党现存的军队来（包括中央系和地方系）在数量上要少得多，但是按其所抗击的日军和伪军的数量及其所担负的战场的广大说来，按其战斗力说来，按其有广大的人民配合作战说来，按其政治质量及其内部统一团结等项情况说来，它已经成了中国抗日战争的主力军。”在《论联合政府》这个政治报告的结语中，毛泽东特别指出：“尤其是抗日战争的经验，给了我们和中国人民这样一种信心：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

朱德总司令在党的七大上作的《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中指出：“八年来，我伟大的中国人民军队——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纵队，和敌人进行了空前英勇的、残酷的、可歌可泣的胜利战争，成为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就是由于毛泽东同志的政治方针和军事方针是正确的。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政治方针与正确军事方针的结合，就造成了人民军队，造成了解放区，造成了解放区三三制的民主联合政府，造成了解放区真正的人民战争，并使解放区战场所进行的战争能够取得不断的、伟大的胜利。”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著的《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总结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里写道：“中国共产党以自己的政治主张、坚定意志和模范行动，在抗战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立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理论，对抗日战争发挥了重要的思想和战略指导作用。中国共产党自九一八事变后就积极倡导、促成、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地动员了全国军民共同抗战，成为凝聚全民族力量的杰出组织者和鼓舞者。中国共产党坚持全面抗战路线，提出和实施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和一整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开辟广大的敌后战场，成为坚持抗战的中坚力量。”

“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就是从以上权威论著中概括形成的。

在新修订的义务教育统编历史教材中，学生在八年级上册第16—18课的学习中，对整个抗日战争的发展历程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路线方针已有所了解和掌握，但是让师生形成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的整体认识还是有一定的困难。因此，在第19课“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对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一个总结是必要的，这个总结也是对前面几课有关抗战史内容的深化和提高。

如何认识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的中流砥柱作用，是此次修订中反复思考、讨论的问题。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像一条金线贯穿了从局部抗战、全面抗战到抗日战争胜利的全过程。如何让学生理解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提高学生透过现象看本质和综合评价历史问题的能力，增强学生对坚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信念和信心，既是贯彻《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2022年版）》有关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重大历史认识问题，也是不能回避的价值观教育问题。

“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是抗战史研究和教学中一个重要命题，学术界和新闻媒体、自媒体各有自己的解说。有的认识全面，有的认识片面，有的认识不一定正确。基于这一点，这里将对新修订教材中有关“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这一目展开进一步解读，尽可能全面些，努力使一线历史教师在教学中获得有用的参考。

一、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抗战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倡导者、组织者和推动者，这是全民族抗战最重要的政治战略，是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抗战中流砥柱的重要根据

日本是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帝国主义的本性就是发动对外侵略，扩张领土，扩大市场。19世纪70年代，日本就盯住了中国的台湾，1879年日本吞并了中国的藩属国琉球王国。甲午战争前，日本就想占领中国一部分领土。1895年，通过甲午战争，日本占领了中国台湾省，但仍不死心，得陇望蜀。1927年日本内阁召开所谓“东方会议”，确定对付中国的所谓“大陆政策”。这项政策的核心就是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在这个“大陆政策”指导下，1931年日本关东军制造了九一八事变，乘机占领了中国东北。1933年日军的侵华战争行为扩大到长城沿线。

日本自明治维新开始发展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实行“脱亚入欧”政策，不仅资本主义生产力大大发展，政府组织能力大大提升，军队战斗力增强，社会动员能力也大大强化。中国虽然是一个大国，社会形态却还停留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少数大城市兴起了资本主义生产，广大农村还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无论是国家的经济实力、政府的统治能力，还是国防和军队实力及社会动员能力等都远远落后于日本。

从以上简单对比就可以知道，抗日战争是事关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民族解放战争。民族矛盾成为当时中华民族的主要矛盾，阶级矛盾退到次要地位。面对日本侵略，中华民族必须奋起抵抗。要奋起抵抗就要团结起来。单凭中央政府抗战，或者单凭国民党、共产党抗战，能力都不够，都不可能战胜敌人。只有各种力量都团结起来，全国人民都动员起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才可能战胜侵略者。

民族解放战争，必须进行全民族总动员，必须结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共产党最早认识到这个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准确把握了这个正确的历史方向。为此，中国共产党自觉承担起建立、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任，有力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扩大，改变了历史发展的进程。

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两天后，中国共产党就立即作出反应，率先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号召广大群众用自己的“革命铁拳”，“制止帝国主义的暴行，驱逐帝国主义滚出中国”。国民党政府不顾民族危亡在前，以“攘外必先安内”为国策，以消灭共产党、消灭红军和消灭国民党内的反对派为中心任务，对于日本侵略，则采取步步退让的办法，或者指望西方列强调停。1933年1月，在中央苏区，当红军面临国民党军的“围剿”时，毛泽东、朱德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名义发表宣言，提出红军愿在三个条件下与全国任何军队共同抗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这三个条件是：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集会、结社、言论、罢工、出版之自由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这里就提出了在抗日的前提下，向当权的国民党当局发出了停止内战的呼吁，体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1934年4月，中共以国民党左派宋庆龄、何香凝等人的名义，发表了《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1934年4月20日）》，提出把“一切海陆空军立刻开赴前线对日作战，立刻停止屠杀中国同胞的战争”，以及全体人民总动员、全体人民总武装、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在华一切财产、没收一切卖国贼财产的主张和号召。1935年8月1日，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呼吁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及各军队捐弃前嫌，本着“兄弟阋墙外御其侮”的觉悟，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国力，“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救国的主张，提出的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主张反映了当时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为了进一步促进民族觉醒，加强全民族抗战的群众基础，中国共产党还广泛开展各类抗战宣传活动，利用一切宣传形式唤起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作为著名作家、音乐家的中共党员田汉、聂耳为唤起民族觉醒、昂扬民族精神，创作了激昂高亢的爱国歌曲《义勇军进行曲》，风靡海内外，成为激励中国人民奋勇抗敌的时代强音。1935年12月9日，在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下，北平学生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游行，响应中共号召，喊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口号。“一二·九”运动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和响应，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为推动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群众基础。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重点讨论了全国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军事战略，正式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与国内民族资产阶级重建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批评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冒险主义、关门主义的错误倾向。毛泽东根据瓦窑堡会议精神，发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和利用封建地主买办集团矛盾的可能性进行了分析。此时，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政策基本完成了从国内土地革命到抗日战争的转变，完成了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的转变，对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战略判断。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等都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了大量耐心的工作。

1936年2月，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发表抗日通电，公开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讨逆”的主张。此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成为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心口号。1936年9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明确指出：“我们目前中心口号依然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我们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坚决主张者。”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不计前嫌，给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国民党党政高层、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乃至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和民主党派人士以及各界社会贤达写信，劝他们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表达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急迫性，以及红军愿意开赴抗日前线抵抗日本侵略的诚意。这些主张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开诚布公、以中华民族利益为唯一前提的思想，足以打动民意。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就是接受了共产党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号召才发动的。

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按照这一方针，从民族大局出发，全力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成为扭转时局的关键。国民党政府被迫放弃“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开始走上抗日道路。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再次提出“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等要求，主动调整与国内各阶级的关系，取消同国民党政府的对立，对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作出和平统一、扩大民主、释放政治犯、撤换亲日分子等内外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为国共重新合作共同抗日创造了重要政治基础。同年5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苏区党代表会议，会上毛泽东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政治报告，提出中国共产党在当时的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和实现抗战的三大任务，号召全党为争取全国人民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苏区党代表会议闭幕后，党又随即召开白区工作会议，一方面批评了白区工作中的关门主义，另一方面要求党在白区工作中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这两次会议的召开，为全党迎接全国抗日战争的到来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做了重要准备。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发动全面侵略战争。中共中央在事变发生后很快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郑重提出“全民族实行抗战”的主张，认为只有全民族抗战，才是中国的出路，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团结起来，共同抗击日本侵略。同月，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提交《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1937年7月15日）》，强调“在民族生命危急万状的现在，只有我们民族内部的团结，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不久，周恩来、博古、林伯渠等中共代表同国民党就红军改编等问题进行讨论。8月，中国共产党在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确定全面的全民族抗战路线，并通过《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以下简称《十大纲领》）。《十大纲领》明确了在对日作战的前提下，从政治、军事、经济、外交以及社会生活等方面一系列的战略和策略方针，总的目标是建立巩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调动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各族以及全国人民的积极性，走上抗日战场，实行对日作战，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十大纲领》对国民党确定抗战路线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同时，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将南方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蒋介石即于次日发表实际上承认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在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推动下，蒋介石的这个谈话，标志着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国内抗日形势出现全民族抗战的新局面。

没有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民族的抗日战争是难以展开的，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和抗日战争的敌后战场战略配合是难以实施的，全国抗战的结局将难以预料。因此，我们说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表现为极力推动和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可以站得住的。

二、中国共产党是持久战战略总方针的提出者，对全国抗战方略的制定有指导作用

对日持久作战，是全民族抗战的军事战略。提出这个抗战军事战略思想的中国共产党，实际上指导了全国军民的抗战军事行动。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是有充足理由的。

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大举进攻华北、华东等战略要地，到1937年12月，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城市迅速沦陷。南京是当时中国的首都，这是中国首都第三次被外国侵略者攻陷（前两次是1860年和1900年，京师北京被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占领）。在这种严重形势下，以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主席汪精卫为首的一批人组织低调俱乐部，大唱“失败论”“亡国论”，特别是南京沦陷、武汉会战前夕，国民中弥漫着“悲观论”“怀疑论”，对于全民族抗战意志的发扬极为不利。还有一些人轻视日本，把日本当成蕞尔小国，以为中国抗战可以速胜。这也是不利于对中日国情和抗战形势的认识的。有一些人说抗战是持久战，而为什么是持久战，却讲不出一个所以然来，表现出对抗战前途的认识是盲目的。“亡国论”“速胜论”都不利于抗战的展开。为驳斥当时国民党内以及社会上流行的“亡国论”和“速胜论”等错误观点，1938年5月，在武汉会战前夕，结合卢沟桥事变以来的抗战形势，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科学地总结了全国抗战十个月的经验，深刻揭示了抗日战争的规律，预见了抗日战争的发展阶段和前景，从理论与实际结合上，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持久战的战略指导思想，制定了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批判了片面抗战的路线，阐述了全面抗战的路线，论述了人民战争以及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驳斥了“亡国论”和“速胜论”等错误思想，明确指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论持久战》科学分析了中日两国的优点和劣势，论证了日本侵华会取得初期作战的胜利，但日本侵华战争非正义，会遭到世界进步力量的谴责和反对，且日本资源和国力有限，不可能取得最后胜利。中国战场面临战略防御阶段的失败，但中国国土广大，腹地纵深，资源丰富，又可期待国际支援，经过战略坚持，全民动员，一定会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论持久战》从军事战略上作了科学预测，论证了中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这一科学预见，帮助全国军民统一了思想，正确把握战争的进程，积极做好持久抗战的准备；指引各方面的军事力量制定正确的战略及战役、战术方针，作出正确的军事部署；推动国际反法西斯联盟在道义上和军事上给予中国坚定而长期的支持和援助。《论持久战》是中共提出的指导抗日战争全过程的纲领性文件。这个文件曾经在延安、在各个敌后抗日根据地、在大后方、在国内外，广泛传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舆论指导作用和战略引领作用。毛泽东的持久战思想，极大增强了全国人民坚持抗战必胜的信心和决心，也为国民党政府当局提供了持久作战具有强大说服力的理论支撑，对全国抗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抗日战争的全过程充分证明了《论持久战》的观点是完全正确的，是经过历史事实检验的。

中国共产党有关抗战战略原则的提出和运用，充分证明了中共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

三、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战略配合作用，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

持久战战略方针，是涉及国家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的战略总方针。这个战略总方针规定，抗战期间国内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都应该按照持久战战略方针进行运作。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预计了持久作战的战略形势，提出了抗战期间的军事战略，这就是在日军大规模进攻的形势下，中国的抗战应该实行“正规战与游击战相配合”的方针，采取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配合对敌作战的战场原则。国民党政府领导的军队有200多万，应该在正面战场与敌人作战，需要采取正规战、运动战的军事战略原则。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开始时力量不大，应该在敌后根据地采取游击战的军事战略原则，牵制敌人进攻。

从1938年年初开始，在中共中央指导下，八路军、新四军在日寇占领的后方，陆续建立起敌后抗日根据地。毛泽东发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透彻论述了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是战争的基本原则，系统论述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战略原则、游击战与正规战的配合、抗日游击战争的根据地、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抗日游击战争向运动战发展、抗日游击战争的指挥关系等问题。在敌后抗日根据地，中国共产党充分发挥自己的政治优势，放手发动群众，紧紧依靠群众，使敌后战场成为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这种灵活机动而又富有中国特色的战争形式，承担了独当一面的对日作战的战略任务。

1938年10月武汉失陷后，日本对正面战场的攻击压力大为减轻，日军主力逐渐投放敌后战场，敌后战场成为全国抗日战争的主战场，八路军、新四军成为中国抗日战争主力军。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宣布，到1943年，侵华日军的64%和伪军的95%都为解放区军民所抗击，国民党战场所担负的，不过日军的36%和伪军的5%。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战场始终抗击、牵制了100万左右的日本陆军主力。1945年8月，日本在华投降兵力还有128万人。这样庞大的侵华兵力，就是敌后战场和正面战场联合抗击的。敌后战场和正面战场，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两大主战场。在武汉、广州失守后，敌后战场的战略支撑作用显得尤为重要。敌后战场和正面战场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配合，是保证持久战战略得以实施的两大杠杆，是保证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国内基本的军事力量。敌后战场和正面战场，正是《论持久战》这部伟大的著作所规划的，是军事战线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体现。在整个抗战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对日作战12.5万余次，消灭日伪军171.4万人，其中日军52.7万多人。到1945年抗战结束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山东、华中、大青山、苏南、皖中等19个抗日根据地遍及大江南北，面积达到近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发展到约132万人，民兵260余万。可见，没有这个中流砥柱，中国抗日战场的前景将是难以描述的。

四、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团结抗战最坚定的维护者，充分发挥了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作用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需要维护、需要继续推动，只有这样才能具有生命力。这是因为，虽然国民党当时同意“以抗战第一”，但仍秉持着“反共第二”的基本立场，国民党内存在着一股反共投敌的力量。同时，日本宣布不以国民党政府为对手，加强“和平”工作，提出与国民党一起反共，力图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维护、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使抗日战争继续进行的关键。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调整侵华策略，将主要兵力用于抗击敌后战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国民党也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并制造了一系列摩擦事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面临分裂的危险。在此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始终把民族利益放在第一位，始终高举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旗帜。

1938年年底，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汪精卫投敌叛国。随后在日本支持下，汪精卫等叛国分子在南京成立伪政府。国民党军队将领的投敌行为一时成为风潮。这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对于国内抗战大局形成严重挑战。1939年1月初，周恩来在重庆发表谈话痛击汪精卫的汉奸投敌行为。同时，重庆《新华日报》和延安《解放》周刊率先发表社论和文章，直指汪精卫叛党叛国，卖国求荣，自绝于中华民族。为了防止悲观主义、投降主义、失败主义、谋和行为的蔓延，中共中央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出发，确定“拥蒋反汪”方针，大力支持蒋介石、国民党抗战，坚决反击汪精卫投敌叛国。1939年1月，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总裁暨国民党五中全会，指出“汪逆精卫自绝国人，逃奔就敌，高张亲日反共之旗，实行背党叛国之计”，表示“抗战高于一切，团结必能胜敌，国共两党之长期团结，乃与团结全国，团结抗日各党派，实现民族解放之伟大事业，丝毫不可分离”。由于中共发起的“讨汪”运动声势浩大，终于基本上制止了汪精卫叛国投敌事件引发的负面作用，维护、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阵营。

当日本侵略行动放缓，国民党反共的一面就上升了。1941年年初，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皖南部队9000余人遵令北上途经皖南泾县，被国民党军队伏击和围攻，军长叶挺被俘，政委项英牺牲。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皖南事变的善后处理，成为中外关注的事件。中共本着政治上攻势、军事上守势的原则，在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局下，对国民党当局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国民党则在军事上攻势、政治上守势的原则下应付。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忍辱负重、顾全大局，向全国人民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蓄意破坏抗战的图谋；另一方面，考虑到中日民族矛盾仍然是主要矛盾，国内阶级矛盾居从属地位，党的任务仍应是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全民族抗战到底，因此郑重向国内外表示不改变中国共产党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坚持团结抗战到底”的决心，得到海内外舆论、中间党派和全国人民的同情与支持，维护了全民族团结抗战大局，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年6月，毛泽东在谈及对国内资产阶级的政策时，再次强调指出：“我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包括一切还在抗日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内的，是全民族联盟。”“除汉奸外，对大地主大资本家是一拉一打政策，拉其抗日，打其反共反民主，但目前拉还是主要的，打是辅助的，打是达到拉之手段。”毛泽东上述关于对国民党实行既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策略原则和斗争艺术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使党在抗战十分复杂的条件下能始终保持头脑清醒。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关键时期，同国民党顽固派发起的三次反共高潮进行了政治、思想和军事上的斗争，既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进攻，粉碎了其蓄意破坏统一战线的阴谋，又制止了日本侵略者打着“反共”的旗号分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图谋，巩固了国内团结抗战的局面，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

抗战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在维护和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整个过程中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中国共产党维护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华民族最终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最基本条件和保证。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抗战最关键时刻旗帜鲜明地提出坚持抗战到底，反对投降，反对内部分裂，力求全国进步的方针，使其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坚强政治领导核心。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没有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就没有抗日战争的胜利。

五、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上贯彻民主政治，成为全国政治建设的模范

民主政治建设，在根据地落实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挥了各阶级各阶层抗日积极性，赢得了民心，成功建设了抗战胜利的社会基础。这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建设上中流砥柱作用的体现。

在1937年8月，中共通过的《十大纲领》中，包括召集真正人民代表的国民大会，通过真正的民主宪法，决定抗日救国方针，选举国防政府；国防政府必须吸收各党各派及人民团体的革命分子，驱逐亲日分子；国防政府采取民主集中制；国防政府执行抗日救国的革命政策；实行地方自治。1938年3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中，也有“改善各级政治机构”的内容。事实上国民党根本提不出可以操作的革新政治机构的办法。

毛泽东高度重视陕甘宁边区政府和根据地政权的民主建设。他指出边区“是一个民主的抗日根据地”，边区巩固和发展民主政治，“就在做出一个榜样给全国人民看，使他们懂得这种制度是最于抗日救国有利的，是抗日救国唯一正确的道路，这就是边区在全国的意义与作用”。为更紧密团结各阶级共同抗日，建设边区和根据地的民主政府，中国共产党按照“三三制”原则建设根据地的民主政权。所谓“三三制”，是指共产党员、党外进步人士和中间派在抗日民主政权中各占三分之一。这是中国共产党为全民族抗战而实行的一项重要政策。中国共产党将其提高到事关根据地生死存亡的高度，“能否巩固根据地，能否长期支持根据地，就看我们能否正确地把握‘三三制’的政策”。只有实行“三三制”，才能把“坚持抗战，反对倒退”进行到底，反之，“团结”就只能是空话，“联合”也是“请客摆样”。即使真有“团结”和“联合”也只是表面、暂时的，结果必然是“亡国、亡党、亡头”。因此，在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中国共产党按照“三三制”的方式选举边区参议会代表和政府人员，建立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它们容纳了各方面的代表，发扬政治民主，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从政治上团结了一切赞成抗日的各阶层人士，调动了一切积极因素，对克服困难、团结抗日、巩固根据地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共中央要求“共产党员应与这些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办”,“真正组织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联合政权”，指出“这对于全国是有大影响的”。共产党把边区和根据地民主政权建设成为全国政权建设的模范。

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始终是中共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项基本主张。全国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把减租减息作为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一项政策，这项政策既照顾了农民的利益，也照顾了地主的利益，充分调动了各阶级抗战的积极性。《十大纲领》明确将减租减息作为改良人民生活的内容之一。1940年以后，面对国民党经济封锁和日伪军事“扫荡”，为进一步发动和依靠群众，克服投降和反共危机，中国共产党宣布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并在各抗日根据地普遍施行。1942年1月，中共中央又出台一个关于减租减息的新决定——《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进一步强调减租减息政策中的“减”的重要性，明确规定各根据地要大胆发动群众，实行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制定的减租减息，以及废除高利贷和苛捐杂税的政策，减轻了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农民经济生活得到改善，促进了农业的生产。同时注意劳动政策力避过左，“不要实行八小时制，保证资本家能赚钱”，改善劳资关系。这些政策表明，在一致抗战的前提下，边区和根据地内各阶级阶层的利益得到了合理调整，调动了绝大多数人民的抗战积极性。这场在根据地的静悄悄的革命，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在人力、物力、财力各方面得到有力支援，对巩固根据地政权和动员群众抗战发挥了积极作用，为中国共产党渡过经济难关和最终取得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和物质基础。

全国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由于日军“扫荡”和国民党对根据地的物资禁运和封锁，财政经济出现严重困难。为减轻人民负担、提高行政效率，中共中央向各根据地发出精兵简政的指示，要求各地整顿各级党政机关和民众团体，缩减机构人员编制。同时，为解决根据地严重的经济困难，毛泽东向全党提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克服困难”，号召各根据地开展生产运动。八路军120师第359旅将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开垦出“陕北的好江南”，相关经验很快在各根据地得到推广。各地党政军领导人带头参加生产劳动，边区机关和学校等单位也组织起来自己动手发展生产。在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同时，各根据地也加快推广合作事业，吸收小股资金，组织农民发展合作经济。合作化不仅促进了当地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还活跃了农村金融，保障了根据地政权的物资供给；同时还改良了农作方法，推广优良品种，增加了产量，使农民腾出时间，经营副业。在发展根据地贸易方面，中国共产党对外采取贸易统制政策，打击日伪和奸商的破坏和扰乱，保证军需民用的物资供应；对内实行贸易自由，鼓励私人商业，繁荣了各抗日根据地的贸易。这为敌后根据地持久抗战奠定了物质基础。

总之，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以卓越的政治领导力和正确的战略策略，指引中国抗战的前进方向。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抗战中始终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坚持独立自主、团结抗战，维护了抗战大局。中国共产党人勇敢战斗在抗日战争最前线，捍卫民族独立最坚定，维护民族利益最坚决，反抗外来侵略最勇敢，为实现民族解放作出巨大牺牲。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动员了全国最广泛的人民群众，赢得了全国最广泛的民心。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方针不仅赢得了根据地的民心，而且赢得了大部分国民党统治区的民心。

抗日战争的历史无可辩驳地表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核心，是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这个结论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张海鹏，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高中历史统编教科书总主编，义务教育历史统编教科书修订编委会主任；董佳，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延安十三年与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副院长。

本文选自《课程·教材·教法》2025年第8期第23-31页，参考文献略。

来源：人民教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