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进行了题为“阻断乙肝的母婴传播”的精彩专题报告。该报告不仅全面展示了中国在消除HBV母婴传播领域所取得的卓越成就，还彰显了中国为全球乙肝防控事业作出的积极贡献。会中，本刊有幸邀请侯金林教授接受了我们的专访，现将访谈的精彩内容整理成文，以供读者深入了解中国在乙肝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侯金林教授

《国际肝病》

世界卫生组织提出2030年消除HBV母婴传播的目标，您认为当前全球范围内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障碍是什么？中国在推动消除母婴传播策略落地中有哪些可借鉴的经验？

侯金林教授

世界卫生组织正致力于消除病毒性肝炎的危害，其中，阻断HBV母婴传播是至关重要的一环。目前，国际上阻断HBV母婴传播的最标准方法是婴儿出生后及时接种乙肝疫苗，并视情况同时接种乙肝免疫球蛋白（HBIG）。

在27日的“APASL-WHO 消除病毒性肝炎会议”上，世界卫生组织Daniel Low-Beer博士指出，全球乙肝疫苗首针接种率约为48%，远未达到50%的目标。而世界卫生组织要求到2030年这一接种率要达到90%以上。

值得骄傲的是，中国在这方面已经做得非常出色，首针及时接种率高达99.99%。经过多年的努力，中国东西部、经济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在这一指标上已总体相近。此外，95%以上的孕妇选择在医院分娩，这进一步保障了乙肝疫苗接种的及时性。针对怀孕期间HBsAg高或病毒载量高的孕妇，中国在其妊娠第三阶段推荐使用口服抗病毒药物。虽然国际上对此尚无确切数据，但在中国，接种乙肝疫苗以阻断母婴传播已取得显著成效。

自2002年起，国家将乙肝疫苗纳入免疫接种计划，所有新生儿均可免费接种。此后，国家卫计委妇幼司又启动了“三病消除”计划，即每年对孕妇进行HIV、梅毒和HBV感染检测，并在此基础上进行阻断。2015年，“三病消除”计划进一步升级，不仅检测孕妇的HBsAg，还检测其HBV DNA和HBeAg的血清状态。

“三病消除”计划是国家层面的重要计划。目前，每年孕妇中HBV阳性率约为5.44%，相较于10年前的9%，甚至海南省的12%，已有显著下降。这主要得益于“三病消除”计划的实施。

自2015年起，在中国肝炎防治基金会支持下，我们启动了“小贝壳”项目，旨在实现乙肝母婴零传播，并提出“没有乙肝的未来”的口号。项目在世卫组织支持下制定了HBV阳性孕妇管理流程，包括筛查、母乳喂养可行性、高病毒载量产妇妊娠晚期抗病毒干预及婴儿出生后管理等关键环节。项目分三阶段实施：第一阶段，10家医院1008名HBV阳性孕妇参与，母婴传播率降至0.9%；第二阶段，全国178家医院参与，包括各类级别医院，使用手机APP管理系统，约4万名HBV阳性孕妇参与，母婴传播率降至0.23%；第三阶段，在深圳宝安区实施，超8000名HBV阳性孕妇参与，母婴传播率0.23%，最新数据已降至0.1%以下。

“小贝壳”项目证明HBV母婴传播可完全阻断，对国内外均具重要意义。下一阶段，我们将进一步拓展“小贝壳”研究项目。一方面，将对HBV阳性孕妇进行全程管理；另一方面，我们将与国际专家及世界肝炎联盟等组织合作，将这一项目推广到非洲等地区，分享HBV母婴传播阻断方面的经验，推进消除肝炎。虽然这将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但我们相信通过共同努力，一定能够取得更大的成就。

《国际肝病》

对于高病毒载量孕妇，如何制定个性化的抗病毒治疗方案以最大限度降低母婴传播风险？是否有新的循证医学证据支持更简化的干预流程？

侯金林教授

在2015年，中国《慢性乙型肝炎防治指南》的修订过程中，针对高病毒载量的孕妇在妊娠最后一阶段是否应接受抗病毒治疗的问题，学界展开了激烈的讨论。由于当时相关数据，特别是关于治疗安全性和阻断效果的数据尚不充足，因此这一建议并未被纳入当时的指南。

在此背景之下，我们启动了“小贝壳”项目，至今已接近10年，期间积累了大量宝贵的数据。到了2017年，当我们再次对指南进行修订时，相关争议也减少了，并将在妊娠晚期进行抗病毒治疗的推荐正式写入指南。临床实践表明，妊娠28周后，若孕妇的病毒载量较高，应进行抗病毒治疗。当时由于我国一线抗病毒药物的普及性有限，所推荐的药物选择有所限制，但随后逐渐将富马酸替诺福韦酯（TDF）确立为首选的抗病毒药物。然而，考虑到TDF可能对肾功能产生一定影响，特别是对于年龄较大的孕妇，指南也提出在特定情况下可以考虑使用富马酸丙酚替诺福韦（TAF）作为替代药物。

在综合国内和国际指南，特别是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后，我们希望进一步形成共识。鉴于中国经济状况相对较好，而一些发展中国家，如非洲和东南亚的部分国家，可能无法检测HBV DNA水平和HBeAg，世卫组织及我们的数据分析均显示，HBeAg阳性可以作为HBV DNA阳性的一个可靠指标。因此，在无法检测HBV DNA的情况下，若HBeAg阳性，也建议在妊娠最后一个阶段加用抗病毒药物。世界卫生组织指南甚至明确指出，只要HBsAg阳性，且无法检测HBV DNA和HBeAg状态，即可启动抗病毒治疗。

目前，推荐的抗病毒药物逐渐以TDF为主，但在特定情况下，无论是世界卫生组织指南还是中国指南，都考虑使用其他抗病毒药物作为替代。我们仍在不断收集新的数据，以进一步完善和验证这些建议。在本届APASL年会上，也将有关于母婴传播阻断的新数据和研究成果，我们期待与大家共享这些最新进展。

《国际肝病》

关于HBV感染孕妇何时可以进行抗病毒治疗，目前能否从标准方案的妊娠28周提前到妊娠16周开始？您认为对于高病毒载量孕妇是否推荐更早的抗病毒治疗？

侯金林教授

针对这个问题，我们不能一概而论。由于某些发展中国家，如非洲、东南亚等地区，HBIG的供应不足或无法获取，因此考虑将抗病毒治疗的时间提前到妊娠16周，结合乙肝疫苗接种，以达到与标准阻断流程的预防效果。这个方案主要是基于潘启安教授团队于2025年1月JAMA杂志发表最新研究成果（Tenofovir and Hepatitis B Virus Transmission During Pregnancy: A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

在我们国家，我们仍然建议遵循现有指南推荐的标准管理流程。我们的标准阻断流程是：对新生儿使用HBIG和乙肝疫苗进行联合免疫；同时，对于病毒载量高的孕妇，在妊娠28周时加用抗病毒治疗。这一方案已经被证明是非常有效的。

得益于中国HBIG的全覆盖和完善的冷链系统，至于将抗病毒治疗提前到妊娠16周的做法，在中国现有的证据支持下似乎并无必要。因为迄今为止，关于早期（特别是前16周）使用抗病毒药物，尤其是新型药物如TAF的安全性数据仍然有限。因此，我们需要继续进行大量的研究，特别是建立观察性研究的数据库，以更全面地评估早期抗病毒治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国际肝病》

在资源有限的地区，如何提升基层医疗机构对HBV感染孕妇的筛查、转诊和治疗能力？您团队在推动区域协作网络或数字化管理工具方面有积累了哪些宝贵的实践经验？

侯金林教授

自2015年我们启动“小贝壳项目”以来，我国阻断HBV母婴传播的形势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当我们深入新疆、西藏等偏远地区，那些海拔超过4000米的县城，最初面临的是抗病毒药物匮乏、疫苗接种滞后且接种率低下的严峻状况。然而，随着国家“三病消除”政策的深入推进，以及科普教育的普及、医生培训的加强，这些地区的状况已得到了显著改善。如今，我国的阻断HBV母婴传播工作已深深植根于感染科、肝病科、妇产科以及医院疾控等相关体系中。

当然，现阶段我们仍面临着一些挑战。如何进一步确保乙肝疫苗能够更及时、更标准地接种，是我们当前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记得在2018年，我们在青海玉树调研时，还发现有些孩子要在好几个月后才接种乙肝疫苗，这导致部分县的母婴传播发生率仍然较高。然而值得欣慰的是，这一状况已经得到了显著改善。

目前，我国已能基本按照国家卫计委妇幼司的相关要求，确保乙肝疫苗的及时接种率。特别是在HBsAg阳性率相对较高的藏族人群等地区，我们更应着重强调“资源下沉、服务整合、任务分担”的方针政策的重要性。我们需确保基层医生，无论是医院医生还是社区医生，都能全面了解并坚定信念：HBV母婴传播是完全可以被阻断的。乙肝并非一种遗传性疾病，HBV阳性的母亲完全有能力正常生育出健康的宝宝。

综上所述，我们必须将专业指导与科普教育紧密结合，进一步推动母婴传播阻断工作的深入开展。正如WHO的Daniel Low-Beer博士所提到的，他殷切希望中国能够在消除乙肝、阻断母婴传播以及未来的功能治愈领域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所积累的数据和经验，将为世界卫生组织在这些关键领域的决策制定和方向指引提供宝贵的参考和借鉴。国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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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临床肝胆病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