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出版是古籍流传重要的方式，能够有效推动古籍知识的传播与传承。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创新应用，古籍数字出版活动发生深刻变革，古籍“传世”的内涵也被赋予新的时代意义。从显性价值来看，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古籍内容的采集与修复、整理与编校、数字平台建设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

随着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和 《2021—2035年国家古籍工作规划》的推进，数字化融合发展成为古籍出版的新契机。技术创新对古籍出版的支撑作用日益凸显，从流程到载体，从形式到内容，古籍出版正经历一场深刻变革。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出现及其创新应用为古籍数字出版创造了新的可能。AI转录、智能识别与标注、语音合成朗读、动态交互注释等功能，不仅提高了古籍数字化的效率，还极大丰富了用户的阅读体验。更重要的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基于古籍内容创作衍生作品，进一步拓展了古籍文化的传播力与影响力，使古老智慧在当代社会焕发新生。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古籍数字出版，将推动古籍知识与价值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展现广阔的发展前景。

一、古籍数字出版的传播与传承逻辑

数字出版是印刷出版的必然性技术延伸，它既拓展了编辑出版的实践空间，又消解了出版物的物质性。古籍出版形态从纸质图书扩展至数字化产品，实践范围延伸至网络空间，古籍内容被转换生成为数据、信息、知识和智慧，并在数字平台上实现生产、传播和消费。随着技术创新的加速推进，其在古籍出版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持续影响古籍内容的传播与传承。传播与传承作为古籍出版活动的两个重要维度，具有丰富的价值内涵，同时也需要关注和解决不同层面的问题。把握技术创新与古籍出版的关系，阐释数字时代古籍知识和价值的传播与传承，是理解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古籍智慧化出版实践的关键。

1．理论逻辑：瞬时性传播与历时性再现

典籍是传播知识、介绍经验、阐释思想、宣传主张的重要载体，也是物化的知识和价值。历代典籍在政治动荡、朝代更迭、战争灾害中仍能穿越漫长时空留存至今，其所记载的思想成果和发明创造深刻影响人们的生活和生存状态。由此可见，传世不仅是典籍编撰者的目标，还是典籍持续性价值的典型体现。传世既包括时间上由前往后的传承，也包括空间上由此及彼的传播。传播是在空间中传递信息，在同一时空范围内进行；传承是在时间中传递知识和价值，在不同的时空范围内进行。作为古籍传世的两个重要实践维度，传播与传承使古籍的编撰者和传播者更注重古籍流传的方式，以求跨越时空的局限，达成更广泛、更具影响力的传播效果。对古籍出版活动而言，其传播与传承功能关注并解决不同层面的问题。一方面，古籍出版的传播功能解决“连接”的问题，以古籍内容的传者和受者之间的话语行为为基础；另一方面，古籍出版的传承功能关注“延续性”的问题，通过媒介的使用将此地与彼地、此时与彼时连接起来。

数字时代，技术创新带来的极致传播为古籍出版传承提供了更多可能，但不能完全替代传承的全部功能，两者既相互关联，又存在区别。从时间尺度来看，古籍数字出版的传播活动追求瞬时性和同时再现，强调内容传播的速度与广度；传承活动追求历时性和连续再现，强调内容的传播过程，力求古籍知识及其价值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源远流长。从活动对象看，古籍数字出版传播的对象是古籍中的知识和信息，强调使用性，关注知识和信息对受众的短时性影响，如文献供给、知识服务等。传承活动的对象是古籍中蕴含的价值和意义，强调记忆性，关注价值和意义在历时性传播过程中对世代的影响，如知识创新、价值传承等。从实现路径看，古籍数字出版的传播活动借助技术性中介物来实现，如古籍资源库、古籍数据库、古籍数字平台等。传承活动则更多通过制度化组织来推进，如数字图书馆、古籍数字出版机构、古籍数字化实验室等。

2．实践逻辑：工具性传播与组织性传承

自古以来，古籍流传主要通过讲诵、镌刻、抄写、传拓、印刷、摄录等方式进行。古希腊诗人荷马创作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经历了两三百年的传唱才被整理成文字，中国的佛经和儒家经典最初也以讲诵的方式传播。甲骨文、鼎文、碑文、石经等镌刻虽不具备图书的形态，但其记载的内容仍是古籍成书的重要依据。手抄是古籍流传的另一种重要方式，即便在雕版刻书的黄金时期明代，官藏仍以抄本为主。传拓在宋代盛行，北宋欧阳修所著《集古录》记载了铜器铭文及碑帖拓本400余篇，是我国现存最早的金石学著作。印刷术最早出现于唐代，活字印刷术发明于北宋，明代雕版刻印达到鼎峰。20世纪初，现代出版业兴起并快速发展，纸书成为古籍流传的重要载体之一。随着影印技术和数字技术的发展，古籍可被制作成胶片或电子文件，既易于收藏保存，也便于浏览复制。近年来，技术创新的加速与应用落地使古籍数字出版驶入快车道，图像化和全文化取得突破性进展，即将迎来知识挖掘和语义分析的新阶段。

古籍出版活动遵循对社会和公众有益的原则，按照选题及体裁要求对已有古籍文献进行搜集、筛选、审核、加工、复制、发行等，使古籍中蕴含的知识和价值得以传播。从这一角度出发，古籍数字出版实践可在工具性传播与组织性传承两个方面展开。一方面，作为传送、传播古籍内容的外部载体活动，属于物质性活动范畴。古籍出版通过数字化手段对古籍文献进行搜集、整理、编目、信息编码、转录、存储，借助数字信息传播技术完成古籍内容的发布、发行等，以解决古籍内容的工具性传播问题。另一方面，作为传承、创新古籍内容的内部载体活动，属于组织性活动范畴。古籍数字出版通过专业化、制度化、组织化的方式对古籍内容进行编辑、加工、再造、应用和创新，以推进古籍知识和价值的传承。

古籍数字出版的物质性活动和组织性活动并非完全独立，而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古籍数字出版的物质性活动在出版管理主体和实施主体的主导下，按照组织和制度规则进行。同时，物质性活动也会推动组织性活动的深入和拓展。技术革新推动出版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传统出版范式，尤其是大模型技术的快速发展和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深度赋能，将稳步推进古籍数字出版向知识化、智能化的高级阶段迈进。

二、何以可能：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古籍数字出版的实践场域

法国媒介学者德布雷指出：“中介不仅包括工具，还包括个人和集体行为，或者说既包括组织性的物质层面，也包括物质性的组织层面。”数字出版作为数字时代古籍知识传播与传承的重要主体，兼具物质性和组织性双重特征，在古籍流传、再生性保护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1．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物质性活动与显性价值

物质性是媒介实现中介功能的基础。古籍数字出版的显性效果一般与其物质层面的传播实践相关，体现了数字出版作为知识和信息传播技术工具的即时性和便捷性。从显性价值角度看，生成式人工智能深度赋能古籍数字出版将成为重要的发展趋势，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不仅能有效提升古籍出版效率，还能重构古籍出版新体系。

其一，智能化内容采集与修复。海量古籍文献可通过智能化手段实现快速整理、编目、扫描、录入等工序，高效转译与再现古籍内容。部分年代久远的刊刻古籍面临退化、污渍、颜色失真等问题，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数字化修复手段为延续古籍生命提供了新思路。例如，敦煌遗书残卷数字化修复项目借助AIGC技术和古籍修复模型完成了字形修补、褪色修复、背景补全等工作，为古籍数字化修复提供了新方案。此外，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不仅能模拟人工修复方法，利用文字内容、形态特征等线索进行修复，还能借助人眼难以察觉的信息实现智能化修复。

其二，智能化内容整理与编校。大模型技术在编校工作中极具应用潜力，编辑人员可在其辅助下提升编校的质量和效率。例如，如是古籍数字化工具平台采用先进的深度学习算法，可快速识别古籍善本、繁体古文报纸以及竖排文本，实现智能标引、古文分词、繁体校对等功能。当然，现阶段大模型仍存在提供错误信息、依赖指令、难以理解复杂长文本、价值观异化等问题。 因此，编辑人员仍是编校工作的主要力量，人机协同将成为古籍编校工作的常态。

其三，智能化数字平台搭建。平台化建设是古籍出版实践的重要路径。古籍数字出版已从传统的单机版、数据库，发展为兼具智能检索、研究辅助、资源整合、商业创新等功能的数字平台，成为实现服务升级和价值创造的新手段。古籍数字出版可借助生成式人工智能强大的知识整合能力和逻辑推理优势，通过设定关键词和主题自动生成相关文本，实现古籍的语义深度解析、知识聚类等 。例如，字节跳动公司研发的“识典古籍”平台可根据用户问题检索相关古籍条目的上下文，借助大语言模型提升问答质量。

2．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组织性活动与隐形价值

组织性是媒介达成中介效果的关键。古籍文献经过出版机构的编辑、加工和生产，被赋予新的价值和意义，再通过发行机构在更广泛的空间里传播。读者通过阅读、交流、学习、消化、吸收和创新，最终实现文本所承载的知识与价值的传播和传承。由此可见，知识和信息的传播活动可能发生在人与人、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而传承活动不仅发生在个体与个体之间，还必须有组织性因素参与或主导。从隐性价值角度看，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制度化的古籍传承实践，将成为古籍数字出版发展的新目标，对人类行为和价值体系构建产生更为广泛的规范和导向作用。

其一，智能化选题与策划。古籍出版历来重视选题与策划环节，强调选题的针对性、层次性和功能性，优先考虑其学术价值、资料价值、文艺价值和教育价值等。传统选题工作虽能从主观角度把握出版趋向，但缺乏数据支撑，难以准确反映出版市场动态，导致古籍出版选题重复、题材狭窄、读者定位不准确等问题频发。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落地，其基于数据动态挖掘和多维分析，能够精准预测符合社会发展和时代需求的内容主题。在人机协同模式下，选题策划的适时性和针对性显著提升。例如，数传集团以BOOKSGPT模型为技术基础研发的“AI编辑工作室”，设有“AI选题情报员”和“AI选题策划编辑”两个人工智能助手。“AI选题情报员”自动浏览最新资讯、解析行业动态、解读图书榜单，帮助编辑做好选题相关的信息储备工作；“AI选题策划编辑”则协助编辑做好市场研究、竞品分析，并撰写翔实的选题报告。

其二，智能化内容生产与创作。传统古籍出版采用PGC模式虽能保证内容质量，但受限于专业人才和编辑队伍规模，内容创作效率较低，难以达到高质量发展的目标。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古籍内容生产活动，既勾勒出古籍数字出版实践的新样态、新特征，也为未来的古籍数字出版注入了无限活力。AI编辑、AI画师将在选题构思、素材搜集、文本加工、插画绘制等环节提供全面支持，协助编辑人员提高工作效率。人机协同、智能编辑参与古籍出版，既是对传统古籍出版的延伸，也是对古籍出版价值的再造。

其三，智慧化阅读与服务创新。资源型数据库是古籍数字出版常见的知识服务模式，依靠相对固定的交互方式为用户提供内容，但因同质化问题严重、效率低下且受传统检索方式限制，用户体验较差。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海量语料库和大语言模型的成熟应用，智能出版正向智慧出版迈进，机器智能可快速调用在线知识库，经过识别、理解、分析，实现精准、智慧的人机交互。尤其是阅读服务数字人的出现，将成为延伸古籍出版价值的重要途径。数字人作为读者的读书顾问，在快速深度阅读的基础上，帮助用户理解古籍内容的知识结构和内在联系，实时交互并随时解答疑问，真正发挥“智慧型”“专家型”顾问的作用。

三、何以可为：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古籍数字出版的实践进路

知识和价值的媒介实践方式变革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既体现知识和价值内涵的演进，也反映传播与传承方式的演变，同时映射出人类在不同历史阶段对这一发展变迁的不同认知深度，以及在特定范畴内对这些规律的选择利用。同样，数字时代古籍出版实践方式的变革受人类社会活动的直接影响，其实践水平与知识需求之间的矛盾，构成了古籍出版创新发展的根本动力。

1．“知识化”的古籍出版实践

知识在推动人类社会发展、服务人类社会实践等方面具有巨大优势，这使得人类活动日益趋向“知识化”。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知识化的生活空间不断被创造和拓展，人们对知识产生更高的需求，以适应时代发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知识化主导的生活空间成为主流，这不仅是人类先辈社会实践的结果，也是后人社会实践的起点。为避免在这一空间中被边缘化，人们必须通过持续学习来适应其生存逻辑。为改造既有的知识空间，人们又必须以“知识化”为前提，个体的知识化程度决定了其在未来知识化社会空间中开展实践活动的能力。“知识化”趋向不仅重塑了人类的生活空间，还改变了人类的行动方式和生活实践模式。

数字时代，社会的“知识化”趋向使人们更加关注知识的需求与创新，对知识的出版、传播、传承提出了更高要求。就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古籍数字出版而言，其传播与传承实践的“知识化”趋向主要表现为“现实”和“潜在”两种形态。前者往往以显性的方式呈现，反映当前知识传播与传承模式下利用既有资源禀赋的水平和状况；后者则体现既有资源禀赋中隐含的尚未被开发利用的知识传播与传承潜力。当显性的知识传播与传承能力难以满足新的社会需求时，人们就会探索新的知识传播与传承方式，以推动知识传承与创新的不断发展。因此，人类不断深化的“知识化”趋向，正是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古籍数字出版实践革新的重要方向。

2．“技术化”的古籍出版实践

“技术化”是知识传播、价值传承及出版实践的重要维度之一，在推动知识传播与出版方式变革中发挥积极作用。在现实与过往之间的巨大鸿沟中，技术一直被视为时代变迁的核心因素，它拓展了人类对自然世界的掌控能力，改变了人类社会的关系形态，革新了人类观察世界的视角和方式。

从技术创新角度看，生成式人工智能对古籍数字出版实践的赋能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生成式人工智能推动古籍内容传播实现低成本、高效率运行。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已成为提升古籍出版传播效率、降低实践成本的关键动能，通过自动化处理和智能生成，不仅降低了古籍数字化的成本，还扩大了内容传播的覆盖范围，提升了传播效率，为古籍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另一方面，生成式人工智能重塑了知识传播与出版实践的空间和时间概念。智能化出版方式极大地缩短了古籍出版的时间周期，同时大幅拓展了读者的空间范围，使传播过程、传播速度和传播对象呈现泛空间性和泛时间性的特征。

理性认知和目的性期待是人类利用技术创新改造知识和价值出版实践活动的起点。数字时代的出版活动作为“技术化”实践的产物，本质上是对传统出版活动的重构。然而，“技术化”实践并非总能按预设路径顺利推进。这一实践过程既有对盲目追求的过滤，也有对保守倾向的超越。需要明确的是，“技术化”实践的本质是创造，而不是发现。知识传播与传承的“技术化”实践为人们构建了全新的社会生活空间，其资源禀赋持续发展变化，实践能力也在不断提升。可以说，“技术化”实践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知识和价值的传播与传承，但也暴露了人类在技术实践与价值认知上的局限性。因此，深化对知识传播与传承规律的认识，提升对技术价值的判断力，应成为探寻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古籍数字出版方式变革的重要实践议题。

3．“制度化”的古籍出版实践

美国新经济史学家诺思指出，知识、信息及技术的存量限定了人类活动潜能的上限，但这些要素本身并不是决定人类成功的唯一因素，政治与经济组织的架构是决定经济体实际表现的另一关键因素，同时深刻影响知识、信息及技术存量增长的速度与方向。以知识的生产、传播、传承为主要目的的出版活动，不仅是人类知识需求和技术发展的“应然之物”，还是制度安排下的“实然之物”。市场制度是迄今为止人类文明发展历程中最有效的制度安排之一，能够降低交易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随着国家对出版市场和文化产业市场的逐步开放，各类经济主体进入出版领域，有力推动了出版活动的市场化进程。在制度结构的影响下，知识组织、知识生产、知识传播的要素不断发生变化，出版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知识和价值的传播与传承。

“制度化”是指群体和组织的社会生活从特殊、非固定的方式，向普遍认可的固定化模式转化的过程。对古籍数字出版实践而言，创新技术发展路径、探索新型组织架构、设计合理的制度框架，共同构成了古籍出版数字化转型的核心要素与丰富内涵，其间不同要素之间的互动又构成了数字时代古籍知识和价值传播与传承活动的全新图景。当知识生产、传播、传承与创新活动发展到特定阶段时，与传统出版相关的组织形式与管理模式必将以不同的速度经历深刻变革。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古籍数字出版，将重塑传统知识生产流程，组织结构亦将发生重大调整，静态、单向、线性的传统知识生产格局，将被多元、动态、交互的知识生产方式取代。

共享正在成为数字时代的代名词，而共同感受历史却变得越来越难。当下，人们更倾向于思想、观点的表达与接受，关注空间的治理与利用，而不是时间的治理与利用。人们追求并迷恋数字传播的极致效果，强调技术的赋能与赋权，甚至认为技术性中介可以替代制度化媒介，导致媒介组织观念逐渐淡化。然而，传播与传承具有本质区别：传播不等同于传承，信息的物理转移亦不等同于认知的社会传承。传承作为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文化机制之一，是知识和价值通过一定形式或载体在特定群体或地域中世代相传的过程，体现了人类对先辈积累的社会经验与创造的知识体系的消化、理解、传承与创新，为人类文明不断向前发展提供驱动力。数字时代，知识和信息流动加快并持续累积，价值呈现多元化趋势。在此背景下，如何从古人智慧中提炼、筛选出对人类社会未来发展有价值的内容并进行组织、生产、传播与传承，以及如何引导技术创新为古籍数字出版活动赋能，已成为出版学领域回应数字时代知识和价值传播与传承问题的关键。

作者单位：扬州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

原文刊于《出版广角》2025年第7期

来源：古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