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历代关于草书创作的描述，大多与酒联系在一起。酒后狂草表演这样一种约定俗成的娱乐模式的形成，和唐代的张旭、怀素是分不开的。《广川书跋》记载张旭的草书创作状态：“方其酒酣兴来得于会意时，不知笔墨之非也，忘乎书者也……倏忽万里则放乎前者，皆书也。岂初有见于豪素哉。”
酒与江山在黄庭坚草书创作
中的催化作用
◇ 张健
一、唐宋间草书创作的饮酒状态
历代关于草书创作的描述，大多与酒联系在一起。酒后狂草表演这样一种约定俗成的娱乐模式的形成，和唐代的张旭、怀素是分不开的。《广川书跋》记载张旭的草书创作状态：“方其酒酣兴来得于会意时，不知笔墨之非也，忘乎书者也……倏忽万里则放乎前者，皆书也。岂初有见于豪素哉。”唐代诗人关于“颠张醉素”的描写甚多，也大多与酒有关。张旭是“张公性嗜酒”，这与当时名士皆好饮的风尚习惯有关。“饮酒辄草书”，可以看出张旭酒后经常即兴创作，并且是写草书。“三杯草圣传”，显示张旭酒后创作的作品是具有艺术高度的，至少与平时所作是有差异的。怀素在饮酒方面也不遑多让，他“十杯五杯不解意”。他也擅长酒后书狂草，“醉来为我挥健笔”。他所呈现的创作层次随着饮酒数而改变，“醉后耳热心更凶”，乃至于“百杯已后始颠狂”。而酒与怀素草书的关系历来研究者不少。狂草的艺术创作，必须排除杂念，使至性真情流注于笔端，酒正可作为“杂念的解药和天性的催化剂”，并且醉后更能增其狂态，使其书法更具有表演性。
酒能使人血流加快、思维活跃、头脑兴奋，也能够使人心地澄净，达到思路畅达无碍，甚至类似于催眠状态的作用。这种在短时间内呈现的忘我状态，就如同钱起描绘怀素的状态“醉里得真如”一样。从当时文人描绘的怀素草书创作过程来看，也是随着饮酒的增多而呈现逐渐癫狂的状态。李白《草书歌行》描绘了怀素的酒后狂草场面：开始的醉后倚绳床，挥毫提笔在纸上狂作，纸张须臾扫尽；然后是屏风；最后不能自止，在墙壁上一阵狂风骤雨——“起来向壁不停手，一行数字大如斗”。可谓是将艺术的情感表现得淋漓尽致。酒醒后再想去创作，“醒后却书书不得”。酒精的作用，使张旭、怀素能够暂时忘掉心中“法”的束缚，丢掉心中“思”的执念，从而贯通心手、通达眼心。这样就有体察天地事物之变化的细腻感受，迸发了“一寓于书”的创作冲动，才产生了“醒后却书书不得”的困惑与以为造化之功的惊奇。
怀素“以狂继颠”于张旭之后，僧人狂草书风流行于唐宋间，产生了亚栖、高闲等一大批善写草书的草书僧，追求狂放颠怪的狂草风格。为了模拟“旭素”的醉草状态——也与当时的草书创作表演性质和环境有关——他们也经常饮酒作书。除了歌咏怀素的诗歌，唐代还有多首歌咏书僧之诗。《书史会要》谓修上人“工草书”。史邕有《修公上人草书歌》：“书时须饮一斗酒，醉后扫成龙虎吼。张旭骨，怀素筋，筋骨一时传斯人，斯人传得妙通神。”孟郊《送草书献上人归庐山》：“狂僧不为酒，狂笔自通天。”但后世书评普遍认为，徒具其酒书之形，未达其“忘心”之意。
以苏轼、黄庭坚等人为首的宋代书家，对草书形式的批判甚至也波及了张旭、怀素。苏轼对张旭、怀素直呼为“两秃翁”，认为他们迎合时世所好，书法只能称得上工整而已，并认为他们的品格并不高，“有如市娼抹青红”，只能够“妖歌嫚舞眩儿童”。米芾的批判也是毫不留情。他说张旭的书法变乱古法，凡夫俗子见而惊异，以为神妙，殊不知自有识其高下者。怀素的书法略显平淡，有时书作能够达到自然天成的高度，但他受时代审美思想所限制，仍然没能达到高古的境界。至于高闲等以后诗僧而得名天下的书家作品，勉强可以悬挂在酒肆之中。黄庭坚对当朝书家的大草也是持批判态度，认为当时的所谓好书的士大夫之类，很少有得古法的，只知用笔缠绕盘旋卖弄笔法，“遂号为草书耳”。姜夔将张旭、怀素的草书与黄庭坚的行草书进行了比较，认为前后存在着明显不同，“至黄庭坚而又一大变也”。这种不同固然有艺术审美的时代差异，想来亦与其因批判前人书风，而不接受其醉酒创作的心理原因有关。
二、黄庭坚创作的江山之助
在心理学领域，曾将艺术家的创作状态解释为一种疯癫。疯癫是意识的不良状态，而艺术家的狂热则是意识的一种提升。研究黄庭坚草书的重要意义在于，黄庭坚的不善饮酒，使他的草书系统是建立在一种理性的、可控的情绪之下的，是对艺术造型手段的极致运用。相较于张旭、怀素醉酒状态下的书写，这对于我们的草书学习与创作重构，更具有现实意义。
实际上，黄庭坚青年时期也曾有纵酒宴游的经历。嘉祐八年（1063），从学舅舅李常而居于淮南的十九岁黄庭坚，参加乡贡而获第一，春风得意，不免“宴游嬉戏、醇酒美人”。有词《逍遥游》云“共舞雪歌尘，醉里谈笑”，《惜余欢》云“杯觞交飞劝酬献，正酣饮，醉主人陈榻”。
图1 [宋]黄庭坚 花气诗帖
30.7cm×43.2cm 纸本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品为《花气诗帖》（图1），据考作于元祐二年（1087）。从时间推算黄庭坚为43岁，是其发愿戒酒后不久之作。从此帖可见，其线条呈现的风格是早期特征：平滑有力，有魏晋之书风，个别线条起笔有逆锋动作，饱满敦厚，有颜真卿的笔法。
图2 [宋] 黄庭坚 发愿文卷（局部）
33cm×679cm 纸本 元丰七年（1084）
台湾林柏寿兰千山馆藏
元丰七年（1084），黄庭坚客居在江苏泗州的僧伽塔，听着寺院中的晨钟暮鼓，回想40余年生之多艰：14岁丧父，26岁原配孙氏兰溪殁，同年妹妹卒，35岁时继室谢氏去世，38岁弟弟叔献卒……加之此时身体多病，万般种种，涌上心头，遂决心戒掉酒、色、肉。他发愿称“从今日尽未来世，不复饮酒”（图2），并发誓如果再饮酒，就将遭受极端之苦难。说明黄庭坚在这之前曾为酒所困，以至于身心俱受其病，所以要立愿戒除。他在《西江月·断送一生惟有》词中表露了自己对戒酒的态度：“老夫既戒酒不饮，遇宴集，独醒其旁。”这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状态，让他发出了“断送一生惟有，破除万事无过”“远山横黛蘸秋波，不饮旁人笑我”的感慨。黄庭坚于崇宁元年（1102）所作诗《新喻道中寄元明用觞字韵》中云：“中年畏病不举酒，孤负东来数百觞。”又在《次苏子瞻和李太白浔阳紫极宫感秋诗韵追怀太》诗中称“我病二十年，大斗久不覆”。由此可见，他不饮酒的主要原因来自身体方面，并且坚持了20余年，也即是从发愿后基本不再大量饮酒。既戒酒不饮，遇宴集，独醒其旁就是他在晚年对自己称因病戒酒的回顾与解释。他于晚年时的日录《乙酉宜州家乘》中，详细记录了自己的日常生活细节。其中关于饮酒的记录甚少，有时甚至月余不参与饮酒，这与其身体状况有关，亦与此《发愿文》有联系。
在经历了峡江悟道之后，黄庭坚在书法创作上不断有着新的体悟，这也是他草书突破过程中的必经历程。这一历程是曲折的，其中不免面临种种困惑。在思考创作中的困惑时，他有时不免将原因归于不饮酒而作草书。他在题跋中说：“余不饮酒，忽五十年，虽欲善其事，而器不利，行笔处，时时蹇蹶，计遂不得复如醉时书也。”他认为，颠长史张旭、狂僧怀素，都是依赖着酒力而运笔通神入妙，创作出鬼神莫测的作品。可惜的是自己不善饮酒，不觉已五十岁了，虽然想把草书写得尽善尽美，但是总感觉仿佛笔纸不发、墨砚不利，书写的时候，总感觉处处不到、时时阻滞，怀疑是不是自己不曾喝醉，所以不能领悟醉酒后书写的状态。说明这时的黄庭坚已经长年不饮酒，或是不过量饮酒。这就使他在草书创作中保持的是相对清醒的状态。他的书作《寒山子庞居士诗帖》线条雄浑沉实，有荡桨拨棹之力，尚未见激扬飘荡之风（图3）。
图3 [宋]黄庭坚 寒山子庞居士诗帖（局部）
29.1cm×213.8cm 纸本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缺少了酒的催化，黄庭坚这个时段的创作灵感靠的是自然环境和心情变化对他的影响。从自然风光、生活细节中悟道，也符合禅宗开释悟法的习惯。他在黔州开元寺时期提到：“余寓居于开元寺之怡偲堂，坐见江山，每于此中作草，似得江山之助。”江山之助，是一种因环境的壮观而产生个人情感变化，因自然的崇高而自身心灵净化的状态。这也是触发灵感的重要因素。关于江山之助，历史上对于艺术创作的影响记载甚多。唐代著名诗人张说曾有“为文属思精壮……既谪岳州，而诗益悽惋，人谓得江山之助云”。唐代画家王默曾因故请担任海中都巡之职，人问其意，云：“要见海中山耳！”为职半年，解去；尔后落笔有奇趣。潘天寿在《中国绘画史》记载范宽：“……乃舍旧习，卜居终南太华，遍观奇胜;如是落笔雄健老硬，真得山之骨。”由此可见，“江山之助”作为艺术创作的一个重要助力，对于艺术创作的影响是巨大的，对黄庭坚尤其明显。
图4 [宋]黄庭坚 草书廉颇蔺相如传（局部） 32.5cm×1822cm 纸本
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除了“江山之助”外，黄庭坚还有其他的体悟。他在《书自作草后》称：“……绍圣甲戌在黄龙山中忽得草书三昧，觉前所作太露芒角。若得明窗净几，笔墨调利，可作数千字不倦，但难得此时会尔。”这是强调，虽然有“明窗净几，笔墨调利”等器具的物质条件，但仍然难以比得上心境的影响。而他在《书家弟幼安作草后》更是认为，自己的书法本无法也，“但观世间万缘如蚊蚋聚散，未尝一事横于胸中，故不择笔墨，遇纸则书，纸尽则已……”强调的是创作过程中的胸襟开阔，了无挂碍，乃是以禅入书。《廉颇蔺相如传草书卷》（图4）约书于绍圣二年（1095）。正是这一年，他遭贬黔州。内心的波澜化作笔下的纵横争折。此时，他仍然在戒酒期间，亦刚刚开始“峡江悟道”之旅，线条风神骏爽，与晚期作品相比，少了些许挥洒自如。
三、黄庭坚晚年复饮与创作感受
在黄庭坚草书成熟阶段，或许是由于身体渐渐康复的原因，他已经开始喝酒，但仍然保持比较节制的度。他在《题东坡大字》言自己喝酒的原因是驱寒：“天下雪而大寒，呼酒解指弮，乃能书此。”元符三年（1100）二月这次更奇妙，黄庭坚竟然借助微醺的状态，完成了草书的小突破。他在《李致尧乞书书卷后》记述了这次以酒入草的悟道经历。当时夜已深，黄庭坚在沐浴之后，接连喝了几杯酒后，铺纸挥毫，为成都的好友李致尧创作一幅行草作品。不一会儿酒劲上涌，感觉“耳热眼花”，就在这种略带虚幻的状态下，忽然仿佛龙蛇入笔，下笔如有神助。他感觉自己就如同所谓“鳌山悟道”。这里的“鳌山悟道”是引喻古人，是指自己达到了新的境界之意。
图5 [宋]黄庭坚 草书诸上座帖（局部）
33cm×729.5cm 纸本 故宫博物院藏
1100年，黄庭坚终于得见《自叙帖》真迹。他一直向往的前辈草书大家怀素的得意之作，给了他很大的启发，反复揣摩，遂笔法更进。也就是在这一年，他借“鳌山悟道”的手感书写了《诸上座草书卷》（图5），此作线条有荡桨拨棹之态，似乎二月份这次酒后创作打开了创作的阀门，使他的草书最终走向了成熟。崇宁四年（1105）二月，也就是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年，在《书自作草后赠曾公卷》后记述了自己另一次酒后创作的感受。61岁的黄庭坚在喝掉一杯高度酒后，或许因为年事已高，竟然沉醉。醉眼蒙眬中，有欣然欲书之冲动。于是环视书架，发现有别人送来求字的纸张，于是取来乘兴做草。初入笔时眼花耳热，随后越写越顺畅。写了十几行后，竟然醉意渐去，感觉耳目聪明，心手双畅，翰逸神飞。这次创作过程也是一次妙手偶得的典型场景。就如同孙过庭《书谱》中所说，得时不如得器，得器不如得志。正是这种心境，加上酒的刺激，使创作过程显得酣畅淋漓。黄庭坚也对自己的这幅作品十分满意。他在酒醒后仔细端详此作，非常珍视，自认为达到了杨少师的书法高度。于是他竟然不舍得送给求字的人，反复思量，决定送给南丰曾纡留存。因为曾纡此人“胸中殊不凡”，而且“喜书”。曾纡为“唐宋八大家”之一曾巩之侄，曾巩与苏东坡同科进士，有同门之谊。曾纡与黄庭坚亦是同辈之谊。其人志向高洁，能文善诗，书法取法苏轼、米芾。亦因元佑党籍，遭到连坐，远贬永州零陵任职。有这一层原因，故黄庭坚视其为知音，遂遗书与之。《李白忆旧游诗草书卷》为黄庭坚的晚年作品。用笔有篆籀之风，线条松沉自然，苍茫而不可端倪，已经达到了“春风化雨了无痕”的境界。沈周题跋赞曰：“山谷书法，晚年大得藏真（怀素）三昧，此笔力恍惚，出神入鬼，谓之‘草圣’宜焉！”想来与他酒后的创作状态比较契合。
图6 [宋]黄庭坚 李白忆旧游诗草书卷（局部）
37cm×392.5cm 纸本 约1104年
日本京都藤井斋成舍有邻馆藏
值得一提的是，黄庭坚生命的最后时刻也与酒有关。1105年十一月，黄庭坚至宜州，无处可居，寓于城楼之上。秋暑几不可耐，一日忽雨，“饮薄醉，坐胡床，自栏间伸足出外以受雨”，曰“平生无此快也”，未几而卒。一代书坛巨匠，戒酒半生，最后乘酒而去。
小结
黄庭坚的草书创作状态相对于张旭、怀素是理性的。一方面，他对于酒的依赖较少。他的“卓然独立”的性情和敏感而又包容的襟怀，以及对自然环境的通灵感应，使他在创作时能够有“只有风流共古长”。所以，他面对江山壮阔而笔下有如神助。他晚年的笔下更多的是对内心艺术构象的折射，是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书写。另一方面，他所记载的数次微醺状态下的创作经历和书写状态又表明，他的创作也同所有艺术形式的创作一样：微醺状态仍然对行草书创作是有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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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古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