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姑姑把钥匙在我面前晃了晃，说她在台湾住的房子七十五平，电梯房，海风能吹到床头，单价顶我们县城的天花板。

姑姑把钥匙在我面前晃了晃，说她在台湾住的房子七十五平，电梯房，海风能吹到床头，单价顶我们县城的天花板。

爸的手在桌沿下颤了一下，妈眼里泛泪，我抿嘴笑，递给她一杯温水：“去我家看看？”

她怔了一下，眼睛里闪过一丝不屑，像是没把我放在眼里。

那天是她回家的第三天，亲戚们在院子里围了一圈，槐树叶子遮住半边天，热气蒸得每个人的脸都红扑扑的。

我猜她以为我只是在嘴硬，没想到我是真的要带她去我家。

事情要从一个月前说起。

一个月前的傍晚，我在镇上理发店里等号，手机震了两下，屏幕跳出来一个陌生的台湾号码。

我犹豫了一秒，按下接听，里面传来熟悉又陌生的软糯腔调：“阿祺，是我，小姑。”

我站到门外，剃头刀的嗡嗡声被关在了玻璃里，街边的电线被晚风吹得轻轻作响。

她说这次要回来看看哥嫂，也看看老屋，说了几句家常，又掺着几分酸溜溜，用她常说的那种像撒糖一样的调子。

我嗯啊着应着，心里有一股说不上来的味道，像热茶里落进去一粒盐。

挂了电话，我给爸打过去，他那边的电视声很大，土掉渣的抗战剧里咣咣作响，他说一句“她回就回呗”，像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风。

我知道他心里翻江倒海。

小姑是爸的亲妹妹，十七岁那年跟着一个在外跑船的男人去了台湾，那年爸刚扛起家里，爷奶的病、二叔的学费、地里收不完的谷堆，他夜夜坐在门槛上抽烟，烟灰在黑夜里一点一熄。

她走之后，家里的信就稀疏了，每年过年过节寄点凤梨酥，偶尔打个电话，电话那头永远是“你们要保重，等我回去看你们”，然后又是几年。

老屋是爷奶留下的，黄泥墙，木门板，屋檐下冬天滴水结成冰凌，夏天躲雨能听到雨线斜斜打在瓦片上的鼓点。

爸这几年一直在镇上打零工，妈在村里帮人缝补衣服，日子过得紧紧巴巴，但是屋里屋外从来没断过烟火气。

我在县城一家物流公司上班，早出晚归，房子是前年按揭买的，九十二平，三室一厅，风不一定吹得到床头，却能把阳台上的衣服吹得好闻。

后来我们也把奶奶的遗物收拾出来，按照村里惯例，宗祠里把祖先牌位上香，谁拿什么，谁管什么，都有个说法，大家都低头，谁也没往外说。

其实有些话有了约定就比法律还重，掉在心里，响重重地一声。

小姑回来的前一天下午，爸拿着手机让妈学微信视频，妈弄得手忙脚乱，笑不拢嘴，眼里像藏了两盏小灯。

“你看看你姑几拾年没回了，肯定变了样。”

她把围裙拍了拍，跑去库房把那只老旧的酒坛子搬出来，酒坛子上的红纸褪成了粉色，上面“囍”字歪歪扭扭。

我把院子扫了一遍，槐树底下的泥土还是湿的，猫在屋檐下打盹，尾巴一晃一晃。

第二天一早，爸说他要去车站接人，我说我一起，他愣了愣，说你忙你的去吧。

我夺过他手里的布袋，布袋里装了两只热包子和一瓶热水，这是他惯常的“接人礼”。

“你这么大年纪还背包子去接人，人家现在是大城市的人了。”我笑他。

他没笑，低头看了一眼鞋面上的土，抬头时眼角的皱纹里塞了点阳光。

车站的人并不多，摆着两排塑料椅子，喇叭里播报的声音电子又湿哒哒。

她从人群里走出来，墨绿色的风衣，墨镜卡在头发上，提着一个硬壳行李箱，脚后跟踩的鞋跟发出清脆的“嗒嗒”。

她看见我们，先愣了一下，然后伸开双臂，热情的拥抱扑过来，香水味像光一样从她身上散开。

爸僵了一下，然后也伸手拍了拍她的背，喃喃了一句“回来了就好”。

她在我们旧小车的后座坐下，伸手摸了摸座椅，笑着说“乡下就是有泥土味”。

爸笑了一下，没接话。

一路上她话很多，问这问那，问我工资多少，问房价多少，问村里有没自来水，问我以后想不想去她那边发展。

我随口回答，风从打开的窗子里穿过，话就像风一样散了。

她手指上戴着两个细细的金戒，阳光打在上面白亮亮，她几次故意把手举起来拨头发。

我看见爸握着方向盘的手背青筋凸起，手上的老年斑像是刻上去的一样。

回到老屋的时候，院子里已经坐了七八个亲戚，搬来的长条凳排成两排，像小小的观众席。

有人夸她气质好，有人夸她瘦，有人看她装作无所谓又忍不住的炫技，眼睛里都是碎碎的好奇。

她拿出带来的礼物，有凤梨酥，有茶叶，有两罐思乐冰，我看见妈打开凤梨酥盒子，闻了闻，笑得像个孩子。

午饭吃得热热闹闹，桌子上鱼肉不断，爸喝了两杯小酒，脸上浮出淡淡的红色，妈忙前忙后，一时端鸡汤一时添饭，脚步轻快得像年轻时。

她不爱吃肥肉，拿筷子尖挑着，小声嘀咕了一句“这边的肉味道好重”，被坐在一边的三婶听见，三婶笑着说“那可不，你们那边都吃什么，是不是天天吃海鲜”，语气里带着半真半假的羡慕。

她就顺势说起她的房子，说在中山路的一个社区，电梯房，七十五平，两个卧室，一个书房，客厅能看海，楼下便利店二十四小时，隔壁是小学，她儿子走路三分钟就到。

她说的时候，眉毛挑着，手比划着，仿佛那房子在我们院子里的空中浮了一遍。

院子里有人发出“啧啧”的声音，有人问多少钱，她笑着说买的时候是三十几万台币一平，现在涨了，前阵子有个邻居卖了，赚了一笔。

爸“哦”了一声，把碗里的汤喝光，放下筷子的时候手轻轻碰了下桌腿。

我随口问她：“那妳回来的这几天住这儿能习惯吗？”

她抬头看我，露出八颗牙笑：“还好啦，就是蚊子好多，晚上没有空调，海风也吹不进来嘛。”

其实屋里有空调，是我年前给爸妈装的，怕老两口热，省着舍不得开，我说一会给你开，她摆摆手，说人生嘛，体验不同生活也蛮有意思的。

她总喜欢用“人生”这个词包起她的选择，像拿一件软毯子盖住不那么体面的部分。

第一天过得还平，到了第二天，事情就慢慢起了味道。

亲戚们散了，屋子里就剩我们几个人，妈拿出从床底下翻出来的枕头，拍一拍灰，套上新枕套，像对待一位贵客。

她走进堂屋，四下看，一下摸摸柜子，一下掀掀床单，嘴里念叨：“这个柜子看起来蛮旧了，可以换掉啦，那个木门也是，咿呀咿呀，晚上会被吓到噢。”

爸在院子里择菜，手指甲缝里有泥，她的话像风刮过，掀不起波浪。

后来她提起过去，说起小时候她被抓去田里干活的时候脚被蚂蟥吸了血，说起上学的时候她从城里转回来的喜欢穿花裙子的同学，说起她那年怎么一个人背着包坐上了去厦门的客车。

听着听着，她话头一转，说：“阿祺，听说我们村这边要搞什么集体改造，是不是要拆迁，有补偿啊？”

我说听说有个方案，不过我们这边还不一定轮得上，政策还在走，她立刻眼睛亮了一下，说：“那如果拆了，钱是不是要按兄弟姐妹分？”

她说得自然，像是在问晚饭做什么。

爸在一旁夹菜的手停了一下，筷子尖上的葱掉回碗里。

妈的手也停在半空，手背上两条青筋，在空气里抖了一下。

我把碗放下，平静地看着她：“小姑，你问这个，想要什么意思？”

她眨了眨眼睛，笑得目中无人的轻轻：“我也只是问一下嘛，毕竟爸妈的房子我们也都有份，我虽然人在外面，可是女儿也是女儿，法律上是一样的。”

她的“法律上是一样的”像是把屋子里所有的风突然封在了一个玻璃瓶里，嘭的一声钝响。

爸放下筷子，清了清嗓子，慢慢说：“这房子是我和你妈住的，父母还在，谈分什么？”

他声音是粗的，又有一点发抖，像是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石头。

她忙摆手，笑容贴上来：“我只是问问，问问，别生气，你看你就这样，动不动就发火，我只是关心一下，早点做好规划嘛，不然到时候大家更不好办。”

那晚上大家都没再说什么，饭也吃得没有味道。

我躺在床上，听到隔壁爸的咳嗽，细碎又频繁，像在黑夜里撒下一把沙子，我眼眶酸酸的。

第三天的中午，她从她的包里拿出一个小本，封面上写着几个行云流水的字，说是她儿子的书法班成绩册，然后又随手把钱包甩到桌上，里面有台币，有人民币，还有几张卡。

她打开台币那层，捏出几张，皱眉：“这些换算下来也就几千块人民币，唉，钱这东西哦，花得快赚得慢。”

她把人民币那层压得更紧一点，眼睛在钱包里扫来扫去，好像在那里能找到她想说的话。

她抬头望我一眼，笑得轻轻的：“阿祺呀，哥嫂这几年辛苦，你是儿子，负担肯定重，等拆迁啦、补偿啦之类的，我们大家好好商量。”

我也笑，笑得温和：“肯定要商量，小姑，法律也说了要讲道理。”

她以为我在给她台阶下，便点点头：“对嘛，讲道理。”

她不知道，我的“讲道理”跟她的“讲道理”是两个方向。

那天傍晚，亲戚又来了一波，四婶爱看热闹，话多，拉着我妈问这问那，说台湾那边是不是动不动就吃生鱼片，我妈笑，连连点头。

坐到一半，小姑突然笑着说：“对了，我还没看过你们县城的房子呢，阿祺你不是买房了吗，带我去看看啊。”

她以为是她主动提，自然把炫耀挂脸上，我趁势点点头：“也好，去我家看看。”

她愣了一下，像没想到我会顺水推舟，嘴角的弧度停滞了一秒：“现在去？”

“现在就去。”

我拿了车钥匙，爸要跟，妈拉了他一下，他摆摆手说去看看。

我们三个人坐在我的小白车上，槐树影子从车窗外刷刷地退后去，田里的稻子已经抽穗，空气里有一股清甜的味道。

在路上她还在讲她那边的社区有游泳池有健身房签到册，讲她家附近的餐厅做的牛肉面多么多么好吃。

我句句应着，心里把接下来要说的话一条条摆好。

到了小区门口，保安抬了杆，我办的月卡，滴的一声，门就开了。

车一停在楼下，她抬头看了看楼的外立面，米色的，阳台上有些挂着绿萝，有些晾着衣服。

“这里看起来也蛮舒服的嘛。”她点点头，嘴角却压着一个轻蔑的弧度。

“房子小不小，住着舒服不舒服，只有住的人知道。”

我开门，里面一股洗衣粉和晒过的棉被味扑过来，窗帘半拉着，晚霞把墙面染成了淡橘色。

她换了拖鞋，踩在木地板上，清脆的声音一下下，她到处看，看客厅的沙发，摸白色柜门的漆，看饭桌上还没来得及收走的水果盘，看阳台上晾着的袜子。

“房子蛮干净的噢。”她说。

我笑了一下，心里却像放下一颗石头。

爸走到阳台，双手背在身后，看楼下的花园小径，像回到年轻时去县城参加集体学习，第一次站在窗前看灯火。

“你不是说七十五平是豪宅吗？”我转回她，“我这九十二平，普通得很，也不是海景房，但每个月我从工资里按时把房贷扣出来，心里踏实。”

她“嘿”了一声，坐在沙发上，有点不自在地捏了捏自己的裙角。

“我不是说你不努力啦。”她说，“只是我那边的环境，你知道的嘛，一样的平米数，价值不一样的。”

“价值和价格不一样。”我笑，“我在这边的价值，是爸妈半夜咳嗽的时候我能起床端杯水，是医院叫家属签字时我能赶到，是过年贴春联的时候我能踩着板凳和爸一起把那‘福’倒贴好。”

我的话像一把钉子，一个一个钉在空气里，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砸实在她耳朵里。

她沉默了一会，抬头照旧笑着：“你嘴巴倒是厉害，小时候就这样。”

“小时候我没法去你那边拿牛肉面，这边的面是爸用院子里的葱拌的，我吃了三十年。”我看向她，“你回家看爸妈，我真高兴，但你一回来就问拆迁补偿，问怎么分，是不是有点急？”

她把手收回来，放到膝盖上，两个手指交叠紧了一下，笑容终于有了点裂缝。

“我只是问问，法律上我们是平等的。”她又提起“法律”。

“是，法律上你有继承权，和我一样。”我点头，“但继承是被继承人死亡以后才发生的，爸妈健在，房子是他们的，没人有资格谈分家。”

我说的时候停顿了一下，看着她，“而且这房子在农村，宅基地的使用权不是想怎么转就怎么转，你人不在这边生活，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也不在这里，你懂这些吗？”

她怔了怔，嘴唇动了一下，显然没有完全考虑这层。

“你有继承权，这点我不否认，哪怕你在外面，女儿也是女儿。”我慢慢说，“但是法律也说，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可以适当多分，对故意不履行赡养义务的可以少分甚至不分。”

“我不否认你有时寄过钱，有时寄过礼，可这三十年，流过汗的是谁，半夜背人去诊所的是谁，冬天给老屋去垒炉子的是谁？”

我的声音抬了几分，又压下去，“你说‘讲道理’，道理就是这样。”

她的脸色有些变，旋即又带笑意复上去：“你别这样嘛，我也是孝顺的，我以前不是寄过钱回来吗。”

“寄钱不是赡养的全部，你寄的是几瓜两枣，还夹杂着你自己的体面。”我说得有点狠，但不想绕，“你可以说你远，你也可以说你有你的家庭，你有你的人生，可别拿‘法律’这个词当挡箭牌。”

爸一直站在阳台，背影有点孤瘦，阳光把他的头发泛起白光，像一片雪。

他转过头来，看着我们，嗓子里“嗯”了一声：“你们说这些，我都听着，房子的事情，不着急。”

他的声音里有一种疲惫，像是被多少个夜晚揉碎了，掺着一点点无奈。

“我不是要分，我只是问问。”她收了收表情，柔柔地说。

我笑，笑得有点冷：“问问也得看时候。”

她干笑两声，没再说。

那天我们没有再提起拆迁。

她在我家阳台上拍了几张照，配了一段文案“亲侄儿的新房，好温馨”，发到她的朋友圈，有几个台湾朋友评论“好大”“好有家的感觉”，她回了几个笑脸，晃着手机给我看：“你看，他们都夸。”

我点了点头，心里一股淡淡的讽刺翻过去又翻回来。

晚饭后我们回到老屋，爸妈坐在院子里，月亮挂在槐树上像一只被磨得发亮的瓷盘，四周静得能听见蛙声一片。

妈看见我，眼睛里闪了一下，向我做了个眼色，我走过去，她拉着我去厨房，小声问：“小姑不是坏人，你别把话说太硬。”

我摸了摸她的手，笑：“我知道，娘。”

她的手背薄薄的，血管像细细的蓝线，月光落在上面，像在纸上打了水印。

第四天，她起得很早，穿了一件白色的衬衫，站在院子里伸懒腰，跟邻居打招呼，坐到藤椅上剥花生。

她在这里学得很快，又像没学一样。

上午的时候，二叔和三叔来了，带来了两瓶酒和一袋子新鲜的豆角，他们在院子里坐着，聊起了村里的事，聊起了镇上的新修的路，也聊起了县里的新医院。

说着说着，二叔忽然咳了一声，像怕笑话不热，把话题往拆迁上拽了一下：“我听村里老张说，可能年底就要定方案了，到时候这个老屋怕是也得动。”

小姑的眼睛又亮了一下，她笑得很得体，拿出一袋点心：“到时候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你们一定要说，我在那边也见过这种事情。”

爸低着头收拾烟盒，不出声。

三叔看我一眼，眼里有点探试的意思，我明白他们想看我们怎么接这个球。

“到时候会有补偿公示，会在村口贴好，谁对谁错，一目了然。”我慢慢说，“谁的名下，谁有资格，谁要承担后果，官方有一套流程，别急。”

小姑侧过头来，脸上挂着笑：“那我们到时候也要签字吧？”

我看她：“是爸妈签，不是我们。”

她“哎”了一声，像被呛了一口，不知道该接什么，抬手抚了一下耳边头发，把那两个细戒指又闪了一下。

饭后她找机会跟我妈在房里说悄悄话，我路过听见几句，大意是“我回来一趟也不容易，我儿子还要开学，机票也不便宜，你看你和哥以后要注意身体，早做打算”，最后她拿出一个信封，里面装了五千台币，说“给你们买点好的补补”。

妈连连摆手，不肯收，她硬塞，妈悄悄把信封压到她枕头下面，嘴里还念叨了一句：“妳带回来给我们，就放着，回去的时候带回去。”

晚上我和爸坐在门槛上，他抱着烟盒，没点火，把一根烟在指间捏来捏去，烟草香一点点渗出来。

“你今天说得对，也说得重。”他终于吐出一句。

“我知道。”我说，“有些话必须说，拖着会烂。”

他点点头，又摇摇头：“她离开的时候太年轻，那时候家里真是苦，她也苦，她也不是一无是处。”

我转头看他，槐树叶子在月光里像一些小小的掌。

“我不想为难她，但我更不想你们被人轻薄。”我轻声说。

第五天，我们一起去给祖坟除草，漫山的坟头像一座座小小的土庙，风吹过来，草籽飞起又落下。

她系了一条丝巾，提着小铲子，又像是做戏又像是愿意做。

她站在爷奶的坟前，轻轻拍了拍碑石，嘴里念念叨叨说“爸、妈，我回来了”，声音软软的，随着风飘开去。

我看见她眼眶红了，这是这些天她第一次真正接近这个家的温度，像是她的心被谁轻轻按了一下。

回来的路上她走得慢了一点，跟在爸后面，像小时候跟着哥哥回家的小妹妹。

我觉得有些事情也许不是不可挽回，人心有时候就是这么奇怪，拉一拉就过去，按一按就陷下去。

但晚上她接了一个电话，电话那头可能是她的表姑，或者她的朋友，我听见她说：“东西这边都旧了，照顾人真的很难，还好我赶回来看一下，法律上我的权益也要保障，钱的事不能吃亏。”

她的语气在打电话的时候

来源：清泉叮咚跨小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