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地名入诗是一种常见的文学现象，苏轼诗歌中存在着大量地名。通过对苏诗注本的对比分析，文章统计和考证了四望亭、天庆观、惠州、松风亭、霍山、儋耳山等六个争议地名，以及栖霞楼、白水山、丰乐桥等三个疑难地名，并结合地方志和学术著作考释了九个地名的变迁。文章认为，考证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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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地名入诗是一种常见的文学现象，苏轼诗歌中存在着大量地名。通过对苏诗注本的对比分析，文章统计和考证了四望亭、天庆观、惠州、松风亭、霍山、儋耳山等六个争议地名，以及栖霞楼、白水山、丰乐桥等三个疑难地名，并结合地方志和学术著作考释了九个地名的变迁。文章认为，考证地名的变化也要和作者的用意结合，努力做到“既明其地，又知其用”。
关键词：苏轼；诗歌；地名考证
从目前的学术研究现状来看，苏轼诗歌研究在编年、辨伪、校勘、注释等方面有了不同程度的进步，但是对于苏轼诗歌中的地名很少有深入的研究。地名研究对诗歌的补正和地方志的补充都有着重要的作用，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苏轼诗歌的注本很多，其中，张志烈、马德福和周裕锴主编的《苏轼全集校注》（以下简称“张本”），对苏轼的诗词文等注释得很详尽，同时辑佚工作做得也很完备。除此之外，笔者还参考了清人冯应榴辑注的《苏轼诗集合注》（以下简称“冯本”）；清王文诰辑注，孔凡礼校点的《苏轼诗集》（以下简称“王本”）。
在苏诗的注本中存在着两种情况：一是有些地名在不同的注本中释义是不相同的。有的释义相互之间接近，大同小异，有的释义则相差很大，到底该依据哪一种释义作为自己的参考还有待考释，我把这样的地名归类入“争议词”中；二是苏诗中出现的地名在注本中没有得到应有的释义。或释义过于简单，或隐去不进行释义，或直接引用一些诗句而不作释义等。这对苏诗的阅读带来了一定的疑惑和困难，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考释，我把这类地名归类入“疑难词”中。通过仔细对比“张本”“冯本”“王本”三个本子的注，统计出争议地名和疑难地名共九个，下面分别对争议地名和疑难地名进行考证。
一、苏轼诗歌争议地名考
（一）四望亭
在黄州诗卷中，苏轼提到了“四望亭”，此诗为《雨晴后步至四望亭下鱼池上遂自乾明寺前东冈上归二首》，只在这首诗提及。冯本对“四望亭”的注解过于简单，而且说这个地名有争议，没有解释清楚。冯本这样注解“四望亭”的：“查注：《名胜志》记载四望亭在雪堂南高阜之上。按濠州亦有四望亭，唐太和中刺史刘嗣之所立，李绅作记。”王本对四望亭的注解很简单，与冯本的前半句一样：“查注：《名胜志》记载四望亭在雪堂南高阜之上。”张本对“四望亭”的注解如下：“《舆地纪胜》卷四九《黄州》记载四望亭在雪堂南高阜之上。唐太和中刺史刘嗣之所立，李绅作记。”通过以上三条文献记载，现在基本上可以确定“四望亭”在雪堂南高阜之上。仔细分析冯本和张本的注解，可以发现另一个问题，即刺史刘嗣之所立的是黄州四望亭还是濠州四望亭？
根据张本的注，笔者遍寻《舆地纪胜》卷四九《黄州》，发现并无张本的注解，不知此注从何而来，但这条注解与《方舆胜览》卷五十关于“四望亭”的注解相似度极高：“四望亭在雪堂南高阜之上。唐刘嗣之立，李绅记。”推测可能是张本记载失误了，此注本是出自《方舆胜览》，这也是由于苏诗注本太多的缘故。为了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可参考中唐的《元和郡县图志》和北宋的三部地理著作《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輿地广记》。关于“濠州”的文献记载材料不足，无法解决这个问题。梁敢雄先生在论文《黄州故城续考》曾讨论过此问题，他认为黄州四望亭由唐太和时刺史刘嗣之立，李绅未作记，此观点可信。证据有二：一是“由于明清《府志》介诏黄州四望亭时均沿袭了《纪胜》《胜览》之误，画蛇添足称‘李绅作记’，导致乾隆、光绪《黄冈县志》以苏轼在《濠州七绝·四望亭》序中确指唐太和中李绅过壕州为刺史刘嗣之所立四望亭作记为根据，质疑黄州四望亭唐代刘建、李记之说为张冠李戴！”二是“太和共有九年，修亭要不了一个月。不妨碍刘嗣之在太和中先后任职黄州与濠州刺史时分别建有四望亭。李绅因路过而给濠州之亭作记，此记尚存；李绅并未给黄州四望亭作记。”也就是说，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由“李绅记”三字误导，李绅给濠州四望亭作记而非黄州四望亭。濠州确有四望亭，唐宋时期全国至少有黄州、濠州、鄱阳、扬州等四州都建有四望亭。
对《中国地方志集成·光绪黄州府志》中的文献材料进行爬梳，可以知道四望亭在城南高阜即今培风亭，详见高寒楼。从以上材料都能得出四望亭的大致位置，而且到了清光绪年间，四望亭依然存在，只是名称已改为培风亭了。此书在解释“高寒楼”这个古迹时又涉及到了四望亭：“高寒楼在今南城高阜，楼下稍北即雪堂，俗呼南楼墩，旧为四望亭。宋张激摄令日更为楼。取杜诗：玉山高并两峰寒，曰高寒。陆游所记坡西竹林号南坡即其地也。”注后有小注：“县志嘉庆十八年，通判胡楷建石亭于其上，更名培风亭。”从《中国地方志集成》可以大致梳理出“四望亭”的演变过程：首先是四望亭，后经宋人张激改名为高寒楼，最后到了嘉庆年间改名为培风亭。
综上，“四望亭”的位置在雪堂南高阜之上，由唐刺史刘嗣之立，张本记载有误，李绅未作记。随着历史的演变，其名称也被更换。
（二）天庆观
在黄州诗卷中，苏轼提到了天庆观，此诗为《次韵乐著作天庆观醮》，只在这首诗提及。冯本引查注曰：“本集先生在黄州与秦少游尺牍云：谪居无事，借得本州天庆观道堂三间，冬至后入此室，四十九日乃出，安得就此。”通过苏轼写给秦少游的书信可以看出，“天庆观”确实在黄州，但是其具体位置注中无解释。王本中有王诰在诗题下下的按语，诰按：“宋时，凡州、军皆有天庆观，多以旧道观改名，有司祝圣处也。据诗意，时因国事，有斋筵也，非居民之醮事。”分析王诰的按语发现，“天庆观”很常见，州、军多有之，类似今天全国各地都分布着孔庙、文庙等景观。张本的注解引用了两条文献来说明“天庆观”。其一是《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二：大中祥符二年十月，诏诸路州府军监关县，择官地建道馆，并以“天庆”为额；其二是《朝野类要》卷一：“天庆观”，诸州皆置建置，以奉圣主天尊大帝。最后还引用了王文诰的按语。
以上的文献材料都说明了各州大多建有天庆观，还可以发现是建在官地上的。为了考辨出黄州天庆观的位置，又查阅了《中国古今地名大词典》。此书记载了两处天庆观：其一是在苏州市，今已改名“玄妙观”；其二是在今湖北省秭归县西。进一步检索《中国地方志集成·光绪黄州府志》，发现并没有记载天庆观，仔细阅读记载的寺观才发现，“天庆观”后来被改为了“元妙观”。材料记载曰：“清源门外，唐建，宋为天庆观，即苏轼作易传与论语说处。”因此，“天庆观”的大致位置就建在清源门外的官地上。
（三）惠州
《方舆胜览》记载了有关惠州的建置沿革：“古南粤之地，星纪之次。秦属南海郡。汉因之，今州即汉博罗县之地也。梁置梁化郡。隋置循州，炀帝改龙川郡。唐复置循州，今惠州本循州之旧理也。伪汉刘鋹移旧循州，立祯州。国朝避仁庙讳，改曰惠州。今领县四，治归善。”惠州曾经的郡名是惠阳、罗浮、龙川、浮陵和鹅城。惠州的名气在历史上不如黄州，因为苏轼的贬谪才给惠州苍白的历史带来浓墨重彩的一笔。惠州有四县，分别是归善县、博罗县、海丰县和河源县。在《方舆胜览》记载的文献中提到另外一个重要的地名——循州，仔细分析材料可以发现，惠州和循州是可以画等号的。按照《方舆胜览》的逻辑来看，隋朝时开始出现“循州”这个名称，五代十国的刘 把“循州”改为了“祯州”，到了宋朝因为要避讳，又把名称改为了“惠州”。由于以上的种种，还因为“今惠州本循州之旧理也”，都可以看出后来的惠州就是先前的循州。“循州”地名在苏轼的惠州诗也曾提及，兹探讨二者的关系。《方舆胜览》也记载了关于“循州”的一些信息，但是与惠州的文献记载有出入。其曰：“隋于归善县置循州，炀帝改循州为龙川郡。唐复为循州总管府，改海丰郡，复为循州。”两者记载的分歧就在于：惠州卷认为循州就是惠州，二者范围相同；循州卷认为循州就是惠州的归善县，范围明显就小于前者了。冯本为了注解“循州”，引用的文献非常多，比如说《元和郡县志》《九域志》《輿地广记》，这些材料都说明了循州的建置沿革，并没有说出循州的具体位置和与惠州的关系。
为了说清楚二者的关系，需要求助其他文献材料。《惠州府志》卷一沿革记载了惠州的变迁：“······隋平陈郡废，置循州总管府。小字注《元和志》：隋开皇十年置循州，取循江为名。大业初，府废，寻改为龙川郡，治归善县。唐武德五年，复曰循州，治总管府。贞观二年府废。天宝元年改海丰郡，乾元元年复曰循州，属岭南道。五代属南汉，乾亨元年改曰祯州。小字注又曰：《十国春秋》南汉置祯州于归善，徙循州治龙川。宋天禧四年改曰惠州。”《光绪惠州府志》对惠州历史演变描述很详细，书中已经有线索，即“《十国春秋》南汉置祯州于归善”。从资料看，惠州是将循州徙治龙川之后改名而来。最早的循州在归善县，后改为祯州。后因治所改变导致后来的分歧，对于归善县人来说，循州就是归善县，对于惠州人来说循州就是惠州，这样的认知是合理的。但从循州最早设置和苏轼生活宋代来看来看，惠州的疆域范围或许与今日相近，但是古循州范围很小，归善县就是古循州。《惠州文物志》所记载的惠州历史沿革只能反映大致情况，不甚清楚，故不引用。《光绪惠州府志》记载得非常详细，证据确凿。
综上所述，在苏轼生活的宋朝，惠州的疆域范围或许与今日相近，但是古循州范围很小，归善县就是古循州。
（四）松风亭
在惠州诗卷，苏轼提到松风亭，此诗为《十一月二十六日松风亭下梅花盛开》，只在这首诗提及。《苏轼年谱》记载：“先生以绍圣元年十月三日至惠州，寓居嘉祐寺松风亭。” 冯本引查注：“《名胜志》记载松风亭在惠州学舍之东，昔为嘉祐寺之故址。”王本引《一统志》：“松风亭，在归善县东，四面有松三十余株。”后又指出《一统志》认为“松风亭在归善县东”此说法有误。王氏证据是：《松风亭记》“亭在山上，与嘉祐寺相近。公时寓寺中，故屡至亭下也。山在县西沿江一面，今亭址已不可考”；张本所引的文献“苏轼《题嘉祐寺壁》：轼始至惠州，寓居嘉祐寺松风亭。又苏轼《记游松风亭》：余尝寓居惠州嘉祐寺，纵步松风亭下”；《舆地纪胜》的记载“松风亭，在弥陀寺后山之巅。始名峻峰。植松两千余株，清风徐来，因谓松风亭”。
上述材料是把“松风亭”和“嘉祐寺”并提的，所以欲考证松风亭的地理位置需要先探讨“松风亭和嘉祐寺”之关系。《苏轼年谱》的记载可以理解为松风亭在嘉祐寺，冯本引用《名胜志》的材料意思是松风亭拆除之后建了嘉祐寺，有时间前后关系，这样便有了争议。王文诰认为松风亭与嘉祐寺相近，苏轼贬谪惠州后寓居嘉祐寺，常常去松风亭。这样，加上《苏轼年谱》和冯本的说法，松风亭与嘉祐寺的关系就出现了三种观点。我是赞同王文诰的说法的，因为张本的说法与王文诰相同，而且张本所引用的材料都是出自苏轼之手，属于第一手证据，是比较有说服力的。
为了使结论更具说服力，还需要查找更多证据。《方舆胜览》惠州卷记载了松风亭，曰在嘉祐寺。其证据是：“苏子瞻有《松风亭下梅花诗》云：春风岭上淮南村，昔年梅花曾断魂。岂知流落复相见，蛮风蜑雨愁黄昏。长条半落荔支浦，卧树独秀桄榔园。岂惟幽光留夜色，直恐冷艳排冬温。松风亭下荆棘里，两株玉蕊明朝暾。海南仙云娇堕砌，月下缟衣来扣门。酒醒梦觉起绕树，妙意有在终无言。先生独饮勿叹息，幸有落月窥清樽。”笔者实在是看不出此诗能反映出“松风亭”和“嘉祐寺”之关系，不知《方舆胜览》如何得出。再查此书关于嘉祐寺的记载，发现“寺观类”并没有记载。如此有名的古迹竟然只字不提，笔者很怀疑它的可靠性，所以对松风亭的注解先搁置。再查《光绪惠州府志》，此书记载了松风亭：“松风亭，在县学东北，弥陀寺后，山之巅。始名峻峰。植松两千余株，清风徐来，因谓之松风亭。”这个记载与《舆地纪胜》的几乎一样了，只有数字之差。同时也记载了嘉祐寺“在河南岸”。在书中对这两个地名分别作了解释，由此可以推测此二地没有包含关系，时间上的前后关系可能性也不大。《惠州文物志》对这两个地名解释得很清楚：“嘉祐寺，在宋元两代是城郊一个小佛寺，寺侧有松风亭，幽静偏僻。松风亭故址在嘉祐寺的后山上。”
通过对以上材料的分析和筛选，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松风亭在山之巅，因山上遍植松树而得名。嘉祐寺和松风亭是同时存在的，而且二者距离很近。
（五）霍山
在惠州诗卷中，提到霍山，此诗为《江涨用过韵》，只在这首诗提及。霍山的地理位置有争议，文献记载有差异。冯本引用了很多文献注解“霍山”，《游名山记》云：“秦时有霍龙者，龙川人。避乱隐此，遇真人，授以金液还生丹，功成仙去。后人因以霍名山。曹松诗：七千七百七十丈，丈丈藤萝八九天。即指此也。”这里首先交代了霍山名称的由来，而且从诗中可以看出霍山很高，有挺拔之势。其次引用了《一统志》“霍山在龙川县，有三百六十峰”，又引查注曰：“《广东旧志》记载霍山在龙川县北一百里。《旧经》云：高七千余丈，周围三百六十里，峰有三百六十，可居者七十二。”王本对霍山的注解和冯本的一模一样，王文诰可能是借鉴了冯本的注解。张本对霍山的注解引用了两条新文献：其一是《太平寰宇记》卷一六的《浈州（惠州）·河源县》中的“霍山，山有灵龛寺、兴宁寺”；第二条是《方舆胜览》卷三七《广东路·循州》中的“霍山，在龙川东北八十里，山有佛迹、石迳、石楼，多海中草木”。
从以上文献来看，霍山的地理位置从《一统志》开始就有争议了，争议问题主要是：霍山是在龙川县还是河源县？《一统志》《广东旧志》《方舆胜览》记载霍山在龙川县，《太平寰宇记》把霍山归为河源县。检阅《大清一统志》，并没有发现“霍山在龙川县，有三百六十峰”这样的原文，可能是冯应榴对《大清一统志》这段材料的加工提炼，文献记载惠州清朝确实有“龙川县”和“河源县”。《广东旧志》这本书笔者没找到，可能是某本书的简称，暂且不讨论。《方舆胜览》卷三七记载：“今领县三，龙川、兴宁、长乐，治龙川。”而且也记载了“霍山”，与上文的文献一模一样。《太平寰宇记》卷一六记载的并不是《浈州（惠州）》，卷一百六十“岭南道四”记载的才是《浈州（惠州）》：“今领县四：归善、海丰、博罗、河源。”而且也记载了“霍山”，与上文的文献一模一样。综合来看，以上文献记载都可找到，而且并没有大错误。文献记载正确，为什么“霍山”会在两个地方呢？《太平寰宇记》其中一条记载给我们提供了线索：“河源县，汉龙川县也。隋置河源县。”此县最开始名称为“龙川县”，后来隋改“河源县”。《太平寰宇记》把霍山归为河源县是因为到了《太平寰宇记》的时代，即北宋初，霍山所在地已经被划分为惠州河源县。到了《方舆胜览》的时代，即南宋，霍山所在地已经被划分为循州龙川县。到了《大清一统志》的时代，霍山又属于惠州龙川县了。所以说，文献记载没有错误，“霍山”的实际所在地一直没有变，变的是区域划分以及区域名称的变化。
通过以上材料来看，有时候地名出现争议是由于注者的注解过于简单而困扰了读者。但这也是受篇幅所限，注释文字不能太多，在控制注释文字的前提下，注者也应该把关键的问题加以说明，这样就能使读者一目了然。
（六）儋耳山
在儋州诗卷中，提到儋耳山，此诗为《儋耳山》，只在这首诗中提及。冯本引《琼州府志》：“儋州城西高麻都有儋耳城遗址。唐平萧铣，置儋州，始迁治城东。天宝元年，改昌化郡。宋改昌化军，南渡后废为宜伦县。”《琼州府志》的意思是“儋耳山”在“儋耳城”，儋耳城最初是在儋州城西，儋耳山的位置大致也在这里。张本则引用《儋县志·建置志八·古迹》：“儋耳山，一名藤山，一名松林山，为儋州主山。”《名胜志》则记载：“松林山，在儋州北二十里。”查慎行对曹能始的《名胜志》提出过质疑，因不知曹氏何据，所以此观点本文不予采纳。从方志的记载来看，儋耳山的位置迷雾团团。为了检查以上注本的注解是否正确可靠，笔者查阅了以下资料发现：《太平寰宇记》卷一百六十九，根本没有“儋耳山”的记载。《方舆胜览》卷四十三记载的山川资料 ，可以发现并没有“儋耳山”的记载。《舆地纪胜》卷一百二十五记载了“藤山”“隋志云在武德县”，记载也不可靠，因为它引用的是《隋书·经籍志》，此条记载过于简单，《舆地纪胜》并没有对这条记载加以考证说明，而是直接引用。再查《中国地方志集成·民国儋县志》，此书记录了“儋耳山”，与上文张本引用的《儋县志·建置志八·古迹》一模一样。《中国地方志集成·民国儋县志》去苏轼年代久远，不是我们重点参考的资料，而且我怀疑这个记载的真实性，因为既然《中国地方志集成·民国儋县志》记载了“儋耳山为儋州主山”，为何不记载其地理位置？这个地方志可能是参考他人的说法，人云亦云。根据我们查阅的地方志以及诗中的注释，“儋耳山”的地理位置被分成了两种情况：一是没记载，二是记载了但经过分析不可靠。目前就《琼州府志》的记载笔者难以否定，像这样的“孤证”说服力不是很大，难以站住脚。
现在以“儋州的地理变迁”为切入点研究儋耳山的地理位置：“儋州，唐武德五年（622年）改儋耳郡置，治义伦县（今海南儋州市西北旧儋县）。辖境相当今海南省儋州、昌江、东方等市县地。天宝元年（742年）又改为昌化郡，乾元元年（758年）复为儋州。北宋熙宁六年（1073年）改为昌化军。南宋端平中改为南宁军。明洪武二年（1369年）又改南宁军为儋州。1912年废为儋县。”儋州在唐武德五年改名为儋耳郡，那么此地的山笼统地都可以称“儋耳山”。此地称为“儋耳”，缘于一个古老的风俗习惯：远古时期有一支“骆越人”，从北部湾渡海来此定居。在秦统一货币之前，这个部落的人习惯将贝壳当货币来交换流通，统一货币之后，贝壳便成了耳朵的装饰品。《山海经》第十海内南经记载：“伯虑国、离耳国、雕题国、北朐国，皆在郁水南。”郭璞对“离耳国”注：“馊离其耳，分令下垂以为饰，即儋耳也。”此“离耳国”便是儋州。“馊离其耳，分令下垂以为饰”意思是双耳戴的贝壳垂及双肩，在本地人看来是装饰品，是美和地位的体现。《山海经》书中所言的“儋，也作聸”，《说文解字》耳部专门有注解：“聸，垂耳也。从耳詹声”。南方有聸耳之国。”因此，“儋”用来修饰耳这个名词的，“儋耳”这个词组亦形容耳朵很长的意思。直到今天，我国南方和东南亚一带的一些少数民族的女性长者还保持着这样的风俗习惯，网上流传的图片可以印证以上古籍的材料。
我对戴均良的《中国古今地名大词典》作一点补充说明：“儋耳”一词作地名源于汉武帝。《汉书·地理志》记载：公元前110年汉军平南越“自合浦、徐闻南入海，得大洲，东西南北方千里。武帝元封元年略以为儋耳、珠崖郡”。依据这条史料可以肯定“儋耳”一词命名者应该是汉武帝，并成为汉朝疆土下一个古郡府所在地的名称。也就是说，“儋耳”是由汉武帝正式命名，从那时便流传开了，只不过后代几易其名而已。
以苏轼天马行空的想象和别出心裁的创新，即使当时此地已经更名为“昌化军”，他还是用了儋州的古郡名来命名眼前的这座大山。除此，仔细阅读苏轼的《儋耳山》这首五言绝句可以发现，这首诗并没有写出儋耳山的个性，全文都是为了抒发心中的愤懑，所以这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山。
二、苏轼诗歌疑难地名考
（一）栖霞楼
在黄州诗卷中，提到了栖霞楼，此诗为《次韵和王巩六首》，只在这首诗中提及。冯本指出：“宋朝闾丘太守孝终公显，尝守黄州，作栖霞楼，为郡中之绝胜。”闾丘孝终在黄州任太守时建造了“栖霞楼”，他为官清正，苏轼贬谪黄州后曾在他手下任职，其欣赏苏轼的才华没有排挤打压苏轼。冯本又引施注：“许端夫《齐安拾遗》记载‘栖霞楼’在郡城最高处，江淮绝境也。”查注云：“陆游《入蜀记》记载栖霞楼下临大江，烟树微茫，远山数点，亦佳处也。”《名胜志》记载：“栖霞楼在黄州仪门西南。”以上所引文献皆来自冯本《苏轼诗集合注》，仔细分析材料得出以下几点结论：首先，栖霞楼在宋时就已成为名胜，其周围亦是风景宜人，山水俱佳；其次，栖霞楼在郡城最高处，地势得天独厚，有利于登临赏景；最后，栖霞楼以黄州仪门为参照物，说明它应该离仪门不远。根据冯本的文献可以得出总结论：栖霞楼在黄州仪门西南的最高处，而且在仪门不远处。由于文献不足征也，具体位置尚不清楚。
宋朝王象之的《舆地纪胜》对“栖霞楼”的记载颇为简单：“栖霞楼，东坡所谓赋鼓笛慢者也。”宋朝祝穆《方舆胜览》卷五〇《黄州》：“栖霞楼在仪门外之西南，轩豁爽垲，为一郡奇景。苏子瞻所为赋《鼓笛慢》者也。”
孔凡礼《苏轼年谱（中）》（以下简称“孔《谱》”）关于“栖霞楼”的记载模糊不清，甚至有问题。孔《谱》记载曰：“《诗集》卷二十一《次韵和王巩》其三：宾州在何处，为子上栖霞。《南乡子》见《东坡乐府》卷上，序谓‘重九涵辉楼呈徐君猷’，知栖霞楼即涵辉楼。”此诗的创作背景孔《谱》已经交代：“九月九日，与太守徐大受（君猷）会于栖霞楼，赋《南乡子》，并怀王巩（定国）。”以上所有引用的文献皆出自《苏轼年谱》。“栖霞楼即涵辉楼”这个结论是孔凡礼分析材料所得，但是这个结论不对。通过查阅《东坡乐府·南乡子》，可以看到词下有“重九涵辉楼呈徐君猷”，这个序的完整意思是：“重阳节这一天，苏轼写了一首《南乡子》在涵辉楼呈献给太守徐大受。”而在呈之前，应该是先思考创作。因为孔《谱》也提到“九月九日，与太守徐大受（君猷）会于栖霞楼，赋《南乡子》”，“赋”的动作在前，“呈”的动作在后，前者发生在栖霞楼，后者发生在涵辉楼。这是我对这段材料的理解，不赞同孔凡礼的结论，所以“栖霞楼”“涵辉楼”是两个地方。而且《方舆胜览》卷五〇《黄州》下既举涵辉楼，又列栖霞楼，则两者不同。还有一个佐证材料，《黄州府志》卷之三古迹分别记载了栖霞楼和涵辉楼，而且对两地的描述一模一样：“栖霞楼在县西南”，“涵辉楼在县西南”，由此推测此二楼相距不远，在重九这天苏轼是有时间游玩这两个地方的。
（二）白水山
在惠州诗卷中，苏轼在四首诗中提到白水山，分别是《白水山佛迹岩》《和陶归园田居六首并引》《同正辅表兄游白水山》《次韵正辅同游白水山》。苏轼曾经对“白水山”有过自注：“罗浮之东麓也，在惠州东北二十里。”冯本在引用的文献中提到了两处白水山。其一是惠州白水山，见于《志林》：“绍圣元年十月十二日，与过游白水佛迹院，浴于汤池。甚热，其源殆可熟物。循山而东少北，有悬水百仞。山八九折，折处辄为潭。水涯有巨人迹数十，所谓佛迹也。”其二是广州白水山，见于顾微《广州记》：“南海增城县白水山有瀑布，悬注百许丈。西有佛迹岩；其东，汤泉出焉。”根据诗的内容和作者自注可以判断，苏诗中的“白水山”在惠州。《广东旧志》对白水山作了补充：“石鼓岭在博罗县北，又二十里为象山，其相连者为白水山。旁有巨人迹，谓之佛迹岩。其西佛迹院。”《方舆胜览》对白水山的记载为：“在罗浮东麓。有寺及悬水崖。有巨人迹，名佛迹岩。”
《光绪惠州府志》卷三山川记载了白水山：“白水山在博罗县东北三十里，一名白水岩，北连象山，山有瀑布。泉二十丈下有石坛，佛迹甚异。佛迹崖下有二泉，东曰汤泉，西曰雪如泉，相去步武而凉燠迥异。”《中国古今地名大词典》记载了两处白水山，其中第一个是苏诗中的：“白水山，又称泉山，在今广东省增城市东。北宋苏轼《游白水山佛迹岩》：白水山，罗浮之东麓也。有悬泉百仞，山八九折，折处辄为潭，旁有巨人迹数十，谓之佛迹岩。”
综合以上文献，可以看出白水山在惠州东北。但是苏轼自注说在东北二十里，《惠州府志》却说在东北三十里。后者较为可信，因为苏轼作为一个外地人，他对惠州也不是十分熟悉，提出“二十里”可能只是他的直观感觉，是他估计出来的。但是《惠州府志》所参考的资料很全面，编书者不会凭着感觉下结论，所以结论更科学。
因此得出的第一条结论是白水山在惠州东北三十里，属于博罗县。第二条结论以白水山为中心，其附近的名胜古迹有很多。白水山在罗浮山的东麓，与象山相连，其东北处有佛迹岩，佛迹岩西边有佛迹院。佛迹院中涌出二泉，东边是汤泉，西边是雪如泉。二泉相去数步而凉燠迥异，汤泉甚热，不堪触指，以西泉解之，才适沐浴。
（三）丰乐桥
在惠州诗卷中，苏轼在《残腊独出二首》中提到丰乐桥。 冯本引用查注：“丰乐桥，失考。当在丰湖上，而地志不载。”又引用翁方纲的注曰：“翁方纲云：西新桥旧名丰乐桥。见绍熙中通判许蹇《西新桥记》。”查慎行的注解推测丰乐桥在丰湖上，可信。因为“丰乐桥”与“丰湖”都共同有一个“丰”字，则二者可能关系紧密。此字来源于“丰收”的“丰”，因为对于惠州百姓来说，丰湖就是一处福祉，他们可以利用湖水灌溉农田，取五谷丰登、大丰收之意。所以，从“丰”字大致可以把握“丰乐桥”与“丰湖”的关系，即丰乐桥在丰湖上。再看其他文献记载：《方舆胜览》卷三十六惠州卷记载的有西新桥，没有丰乐桥，与查慎行所说相同，方志没有记载。《方舆胜览》记载：“西新桥，在郡丰湖上。”张本：“翁方纲云：西新桥旧名丰乐桥。见绍熙中通判许蹇《西新桥记》。《苏诗补注》卷六，按苏轼《两桥诗》引云：州西丰湖上，有长桥，屡作屡坏。栖禅院僧希固筑进两岸，为飞楼九间，尽用石监木，坚若铁石，榜曰西新桥。”
通过以上文献材料可以看到：丰乐桥无法考证，因为地方志没有记载。但一些注者指出，如今的“西新桥”是原来的丰乐桥。证据有二：其一是许蹇的《西新桥记》，认为西新桥就是原来丰乐桥，因为他是南宋人，去苏轼年代不远，故可信；其二是苏轼的《两桥诗》引文，丰湖上的长桥屡作屡坏，后在苏轼的资助下，被栖禅寺僧人重修加固，命名为西新桥。以上两条证据足以说明西新桥就是原来丰乐桥。所以初步得出以下结论：许多地方志没有记载“丰乐桥”，而是记载了“西新桥”，是因为现在的西新桥就是原先的丰乐桥，丰乐桥损坏，修理加固以后名曰“西新桥”。
为了使结论更可靠，又参考了其他的地方志。宋《舆地纪胜》记载：“西新桥，在郡之西丰湖之上，僧希固造，东坡名之。”《光绪惠州府志》卷五记载：“西新桥在郡城外西湖上，宋绍圣三年，僧希固筑堤为桥，苏轼助以金钱。”《惠州文物志》的记载和上述文献类似，不赘述。兹把其他介绍信息引用如下：“西新桥位于西湖苏堤中段，为花岗岩石五孔拱桥。桥长33米，宽9.8米，1982年重建。西新桥是西湖六桥中的第一桥，惠州西湖名胜之一。”所以得出：“西新桥”或者说“丰乐桥”在惠州西湖之上，苏轼赞助金钱，僧希固筑堤为桥。
三、结语
地名入诗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不仅仅是苏轼，很多一流大作家如李白、杜甫的作品中也俯拾即是。地名虽然只是“客观存在”，但当它们与作者的思想情感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意义就会变得丰富、厚重，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地名，所以应该对诗歌中的地名给予重视。在考证地名的变迁时应细心谨慎，诗歌注本之多与地方志数量之多让人眼花缭乱，科学严谨的学术著作也可能会出现一个微小却致命的错误，比如《苏轼年谱》认为“栖霞楼即涵辉楼”，因此需要按图索骥，仔细排查。
考证争议地名和疑难地名之来龙去脉，最终的目的不是考证，也不应止于此。正如宋开玉教授在《杜诗释地》一书中提出的“既明其地，又知其用”，所以我们在考证地名时，既要考证了解其变迁，又要明白作者的用意。
作者：吕 壮
2025年第1期
选稿：宋柄燃
编辑：宋宇航
校对：耿 曈
审订：杨 琪
责编：汪鸿琴
来源：中国地名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