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晚年，他终于恢复自由。谈及往事，他只说：此生无悔西安事变，唯独悔杀杨宇霆。

张学良一生，最重的一枪，不在西安。

他兵谏蒋介石，换来了抗战转机，也换来自己半世纪的囚禁。

晚年，他终于恢复自由。谈及往事，他只说：此生无悔西安事变，唯独悔杀杨宇霆。

这个名字，如今少有人提。

但在当年，震动的不止是奉天军政，连胡适都在日记中写下警语：“杨宇霆若不死，东北绝不会如此轻易失掉。”

他到底是谁？能让胡适感叹、让张学良事后追悔、让整个东北政坛风声鹤唳？

对于大多数五十岁以下的中国人来说，张学良这个名字，既熟悉，又陌生。

熟悉，是因为“东北易帜”“西安事变”，这些赫赫有名的历史节点，都有他的身影；陌生，是因为他的一生太长，太复杂。

但人们知道的张学良，大多止步于“兵谏捉蒋”。

至于他曾经亲手下令处决杨宇霆与常荫槐的往事，却鲜有人提。

对这桩事件的评价，至今仍分歧剧烈。

有的说是自保，有的说是除害，也有人认为，这是他权谋未熟、急于立威的冒进之举。

1928年。奉天皇姑屯，一声爆炸撕裂夜空。

张作霖死于日本人的炸弹，死前甚至未及留下遗嘱。

张学良年仅二十七岁，仓促接掌东北大局。

军中元老明面上称臣，私下却观望权衡；尤其杨宇霆与常荫槐两人，权重如山，根本不把这位“少帅”放在眼里。

杨宇霆，出将入相，精于兵政，是张作霖生前最倚重的幕僚。

常荫槐，资历同样深厚，与杨关系极密。

两人对张学良训斥不断。

张刚接班时，连发言的机会都没有。每当他开口，杨总是冷冷一句：“你不懂，别掺和。”

一次，有官员欲求见少帅无门，转而去找杨。

杨听后一怒，说：“汉卿若继续这般颓废，抽死才好。”

说这话时，张学良正染毒未戒。

随后，他竟带官员直接踹门而入，大喊：“我是杨麟阁，快起来，有公事！”

张披衣出迎，却迎面被骂：“老帅在时不是这样，你要这样，东北就完了！”

张学良终究忍无可忍，脱口而出：“我干不了你干！”

为安抚旧臣，张试图安排职务。

请杨任保安委员会委员，杨不干；改派黑龙江省督办，杨嫌太次；安排出国考察，他更是冷笑一声：“我的事，不劳你费心。”

每次见面，几乎都变成训话。而在小河沿的杨公馆，宾客络绎不绝，东北的政商大员，反而争相前往听他“指点江山”。

张学良成了“名义上的主帅”，而杨宇霆，活脱脱是个“摄政王”。

1928年7月，南京政府派特使何成俊赴奉，商谈东北易帜大计。

张学良尚未发话，杨宇霆却抢先一步发电南京，命令何成俊中途在滦州“下车接驾”，否则不得入奉。

这种“上纲上线”的行径，非一日之寒。

东北政坛出现了微妙的倒置现象：人心向他们倾斜，权力向他们集中，张学良本人，却反而被架空，成为形式上的“签字机”。

尤其常荫槐，骄横之态更为嚣张。

一次高层会议，张学良略作反驳，常当场大骂：“鳖犊子，懂个屁！”

甚至还常在背后放话：“小六子能耐个啥？我一人就能管他所有的车队！”

那时，整个交通运输系统几乎掌握在常手中，调兵遣将，全凭一句话。

凡政事军务，杨、常均自行决断。

先斩后奏，甚至干脆不奏。

常荫槐一意扩建“山林警备队”，未经汇报，就擅自下令组建部队。

杨宇霆则从自己控制的军工厂调拨军械，还越过国境，从捷克进口两万支步枪。

张学良得知后询问缘由，常荫槐却拍桌反问：“我早批完了，跟你请示啥？”一句话，把最高长官堵得无言以对。

对上他们无视权威，对下他们横行霸道。

凡是公开支持张学良的老臣宿将，轻则挨骂，重则动手。

眼看局势失控，不少将领私下对张进言，提醒他：帅权已不再在你手中。

张学良认为，东北不能再做“独立王国”，应顺应历史潮流，归顺南京，实现形式上的统一。

对外，则共御日寇；对内，则结束分裂。

但杨宇霆与常荫槐强烈反对。

最终张学良强压政治压力，排除重重阻力，最终于1928年12月29日，向全国通电：东北易帜，归顺中央。

1929年1月5日，这天，杨宇霆借为父祝寿之名，在他位于小河沿青云寺胡同的府邸——即东北参议府旧址——大摆筵席。

规格之高，宾客之盛，足以震撼整个奉天官场。

各地政要携重礼而至，元老宿将无一缺席。

主持事务的，不是别人，正是曾经叱咤风云、如今失势的皖系军阀孙传芳。

他甘心做一位“总招待”，站在杨府门口迎来送往。曾任国务总理的潘复更是亲自赶往大连，迎接当红京剧名角程砚秋，为寿星登台献艺。

南方方面，蒋介石、白崇禧、阎锡山等各大实力派，无一不派人送礼致意；就连素来警惕奉系的日本，也派出驻奉总领事林久治郎、町野武马等人，专程前来“祝寿”。

张学良当然不能缺席。

虽是“主帅”，却也只能带着金条三十根、崭新银元两万块，低调现身。

可真正的尴尬，才刚刚开始。

张一走进大厅，看到的不是恭敬迎宾，而是一群高官围坐赌桌，热火朝天地押注赌钱。

副官谭海大声通报：“副总司令到——！”

屋里多数人只略抬了抬眼，甚至连身子都没挪动一下。继续叫牌、掷骰、欢笑如常。

可就在几分钟后，杨宇霆踏入客厅。

场面陡变——全体肃立，无一人敢动。鞠躬问安、低眉顺眼，一时间鸦雀无声。直到杨挥手示意，众人方才重新落座。

张学良感受更深。为了保持场面，他照常送礼、寒暄，但杨宇霆对他的态度冷淡得近乎羞辱——既不迎接，也不握手，只丢下一句：“先找地方歇歇，吃完饭就走吧。”说完，便转身去招呼其他宾客。

张学良在场不过一刻钟，便面沉如水、拂袖而归。

回到帅府后，他彻夜未语，烦躁难眠。

直到天快亮，他终于忍不住，向夫人于凤至吐露心声：“杨、常这两人，不能留了。”

于凤至坚决反对。她一边列数杨、常二人对张作霖的忠诚与旧恩，一边提醒：他们虽跋扈，但并无实权，何必动杀机？

张学良听后沉默良久，终于点头，暂缓决断。

但这个念头，从未真正消失。

五天之后——1月10日下午，他的态度陡然生变。

1929年1月10日下午，奉天帅府。

约莫三时，杨宇霆与常荫槐如约而至。

二人此行递上早已拟好的文件，要求立即设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并由常荫槐出任督办。

事前既未请示，也未打招呼。

张学良一看内容，心中警铃大作。

东北刚刚完成易帜，全国局势尚未稳固，这种涉及中东铁路的大政方针，哪能私相授受？张提出：“此事须上报南京，三思而后行。”

如果杨、常当时能稍微收敛，退一步，或许还能周旋。

但杨宇霆率先发作，声音陡然拔高：“别跟我咬文嚼字，说那些没用的，赶紧签！”常荫槐也不甘示弱，脸色阴沉，大吼：“少废话！快点签了！”

张学良强压怒火，强作镇定，笑说天色已晚，不如先吃饭，晚些再议。

二人略一权衡，表示已答应回家用餐，夜里再来。

人一走，风暴才来。

张学良目送二人离去，转身便将茶几上的杯盏狠狠砸碎。

碎片四散，声音惊动全宅。

夫人于凤至闻声疾下楼梯，见他脸色铁青，满面怒容，喘息粗重，急问：“汉卿，何事发怒如此？”

张咬牙切齿地吐出一句：“大姐，二贼欺我太甚！”

夫人沉默片刻，见张已陷情绪失控，便缓声劝慰：“古人遇大事，常借卜象决疑。不如试试天意。”

张点头，从桌边摸起一块大洋：“我掷三次。如果全是正面或全是反面，就算天命要我动手。”

于凤至勉强应允，站在一旁默默观看。

银元抛向空中，翻转三次，皆为“袁头”朝上。

张仰头长叹：“天要我杀掉二贼！”

于凤至仍试图阻拦：“这块银元可能轻重不均，袁头那面略轻，所以老朝上。”

张摇头：“大姐，你这是妇人之仁。天意，不可违。”

于凤至叹了口气，说：“再掷最后一次吧。”

张沉默，默默跪向灵堂，朝父亲遗像重重磕了三个头。

随后再次起身掷币，前两次皆为“袁头”朝下。最后一次，他屏息凝神，手起币落——银元在地上旋转数圈，终于停下，还是袁头像下。

张缓缓直起身，语气坚定：“天命已定。你不必再劝。”

他当即传令召见卫士长高纪毅。

人到即言命：“杨宇霆、常荫槐谋逆图权，刚才又逼我设署，擅议铁路大政，严重破坏易帜后的稳定局势。此人不可再容，必须立刻清除。”

高纪毅面色一凛，问：“何处动手？”

张沉声答：“老虎厅。”——那是帅府东北角的第三会客室，因陈列汤玉麟赠送的两只虎标本而得名。

他又提醒一句：“二人都带枪，务必当机立断。”

高纪毅领命而去。

随后，联合侍卫谭海，从卫队中挑出六名身强体健的死士，组成行动小组。

同时，下令由卫队统带刘多荃全面接管帅府内外警戒，城防由王以哲全权负责。

帅府历来有规矩：入内者一律不得携枪带兵。

但这条规矩，对杨宇霆、常荫槐两人从未适用。

他们身边警卫荷枪实弹，而那支警卫连，也如往常一样，被安排在帅府卫队第三连驻地。

当夜，杨、常如约赴帅府“续谈铁路公署之事”。

刚踏进老虎厅，常荫槐便大声叫嚷：“小六子，小六子！”

张学良从楼上缓步而下。

与此同时，张的侍卫官谭海按照事先安排，悄然调离杨、常随行卫队，轻松缴械，将其全部送往大北监狱羁押。

整个过程干净利落，无一人抗拒。

紧接着，一张写有“前院已处理完毕”的纸条被传入老虎厅，递到了张学良手中。

张扫了一眼纸条，抬头望着面前喋喋不休的二人，忽然笑道：“二位话这么多，是不是有些渴了？”

杨宇霆不耐烦地回：“是有点，可我不爱喝水。”

常荫槐接上：“就想让你签字！”

张点头：“不爱喝水？那吃点西瓜吧。来人，剁两个西瓜！”

这几句话，实则早已是密议好的暗号，意味着行动进入第二阶段。

仆从随即上楼假意取瓜，回报说：“西瓜还在楼上冰着，夫人在沐浴，不便进房。”

张顺势起身：“那我自己去拿。”他缓缓离场。

片刻之后，老虎厅南门悄然开启，卫士长高纪毅与谭海率六名全副武装的卫士冲入厅中，三人一组，一齐出手，迅速将杨、常摁倒在地。

高纪毅冷声宣读命令：“奉长官令，杨宇霆、常荫槐阻碍国家统一，意图分裂东北军政，着即刻处死，就地执行！”

杨、常闻言，脸色惨白。

四名卫士按住他们的双肩，另外两人手执匣枪，抵住后脑，各连开数枪。

张学良返回厅外，神情漠然。

旋即坐下提笔，拟就两份通电：一送南京中央，一发东北军政各界。文中简明通报“杨、常伏法”始末。

他召见刘多荃，交予两封亲笔信：“立刻送给杨大嫂、常大嫂，各送抚恤金一万元。”

同时再三叮嘱：“不株连、不追责，罪不及家属。”

随后，他派人协助处理杨、常的后事。

给杨夫人的信情辞诚挚，满载歉意与哀悼。

事后，张亲笔书写两副挽联，亦悲亦愧：

挽杨宇霆：
讵同西蜀偏安，总为幼常挥痛泪；
凄绝东山零雨，终怜管叔误流言。

挽常荫槐：
天地鉴余心，同为流言悲蔡叔；
江山还汉室，敢因家事罪淮阴。

张作霖、郭松龄、杨宇霆——这三位奉系干将，曾多次与日本周旋、斡旋、对抗，虽各有算计，但皆未曾真正将主权拱手送人。

客观说，他们三人是日本蚕食东北的最后屏障。

而杨宇霆一死，东北的最后一道防线，也随之崩塌。

多年以后，张学良再被问及此事，只低声回应：“这是凄惨的遗憾的事的结束。”

来源：古道翰风